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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丨纸做的墓碑:纪念陈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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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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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书屋随笔》为“涵芬学人随笔”系列丛书之一种,作者为著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该书收录的作品,有些是较为专业的学术文章,有些则是妙趣横生的散文作品,但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散文作品,都自然流丽,简洁生动,可读性很强,体现出诗人型学者的独特魅力。

今日分享其中一篇《纸做的墓碑:纪念陈年希》,与作者一同追思友人。



纸做的墓碑:纪念陈年希

文丨曹旭

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去,我不想和他多交一言;有的人逝去,但还活着,我想和他倾心交谈。


一、等他留校的时候,一只写字桌的抽屉也分不到了

我和年希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我77级,他78级,我比他早半年进校,早半年毕业,早半年留在古典文学组,等他推门也进了古典组,我们成了同事。

人生其实是一场看风景的旅行,在此后三十多年行旅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坐在大巴后排的位子上。

我们中文系,是原华东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住过的小红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古典组是朝南的一间,放着几张破旧的写字桌。

人多“桌”少,我留校的时候,分不到写字桌,只分到两只抽屉;而且,这两只抽屉还不在同一张写字桌上:是东面写字桌一只抽屉,西面写字桌一只抽屉。

年希晚了半年,等他毕业留校的时候,连一只抽屉也分不到了。这极具象征意义,对年希来说,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晚了一步,抽屉轮不到,位子轮不到,教授轮不到。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可笑、愚蠢、不合理到极点。


二、我很羡慕学生对他的感情

在古典组,我们有不同的专攻。

我喜欢唐诗宋词,但中文系成立近代组,分配我研究近代诗文;他则研究元明清小说戏曲。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像两家农舍隔着篱笆,鸡鸣狗吠的声音还是天天听到。

譬如,我们的信由办公室收发信的人,统一插在古典组的门背后,门后一张旧牛皮纸上,分信封口袋,粗略地写着人名,经常插错。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信,有时要“兜底翻”——把所有的信全部拿出来拣。这样一来,我们都知道,一次,刘诚老师突然说:“古典组的信,陈年希最多”——差不多都是学生写给他的。我暗想——他的班主任工作一定做得很好。

尤其当我看到熟悉的笔迹,也认识那个学生,拿着那封信,以为是写给我的,一看,不是的,是写给陈年希老师的。那时,我真有一点妒忌——事物总是平衡的:我写的文章比他多,他拥有学生的感情比我多。也许,年希对学生的关怀是母亲式的,无微不至;我对学生的关怀是父亲式的,有时粗暴专断——男学生就会抵触我吧!


三、职工乒乓比赛的两件小事

年希是一个正直、坦率、重感情的人;他的情谊令人难忘。

有一年,中文系举行职工乒乓比赛。我和祝振玉先生比赛,裁判是——陈年希。

比赛前,我有点轻视祝先生,因为他很斯文,是我们系里最像知识分子、最适合穿长衫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打乒乓吧!但一上场,真正不会打的,其实是乡下小学没有一张乒乓桌的我;而祝是上海乒乓重点小学出来的,小学时就打得好,我和祝的水平相差很远。

虽然水平相差远,但我们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差一点我就赢了——因为陈年希是裁判。

明明祝的一个“擦边”好球,但裁判判“出界”;明明我抽出界了,但裁判判“擦边”球。祝是深度近视眼,有时看不清,就混过去了。但一进一出,分数平了,就觉得不对:曹旭怎么有那么多的“擦边球”?我怎么有这么多“出界”?

祝险些输掉比赛,越想越生气,和裁判大吵。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古典组的人,平时大家都很好。现在帮得太厉害了,连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事后年希仍一脸歉意地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实在回天乏术。”“嘿嘿”,他也笑了,说:“真是回天乏术。”

还有一次,教师和研究生乒乓比赛。研究生里有一个朱振武,是李时人的学生,以前打过专业队,此人了得。研究对策的时候,陈年希提出用“我”去对付朱振武,我知道那是孙子兵法,田忌赛马,用我方的“下驷”,去对付对方的“上驷”。

但比赛竟然又打得很胶着,虽然我输了,但也不是一边倒,比分甚至还有领先的时候;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朱对我说:“我看您比赛的时候穿着皮鞋,就不敢发力,不敢抽球,也不敢吊球,生怕您摔跤。宁可输了比赛,也不能让您摔一跤呀。”作为研究生,朱很尊重我;还有一个因素,我是学校研究生部部长——这也许是年希研究《三国演义》用在比赛中的策略吧!

年希评职称的时候,我替他做过“说客”,得罪了同时申报的竞争对手。年希的竞争对手,也是我喜欢的正直而年轻有为的人,我曾多次赞誉他。但他想不通,为什么我在关键的时候不站在他一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释然地说:“你和年希是一个教研室的,所以帮他。”

年希的明清小说研究非常优秀。优秀的标志,是他有超前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思考问题,创新意识强,时有“怪招”,文章就有新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发表了许多论文,那是他学术的黄金时期。


四、我们都是生活在歌声和感情里的人

我们七七级、七八级在经历了十年上山下乡的艰辛以后,从插队落户的农场和工厂来到大学,都是安徒生童话里井底的癞蛤蟆。在近于绝望的时候,被一只金色的水桶带出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太阳和月亮。高兴得发疯,高兴得整天乱蹦乱跳。那是一个标准清楚、是非分明、生活目的明确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想象的时代;那是一个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就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发表一篇论文,全教研室的人都知道,都分享喜悦;有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出预告,谈构思。除了商韬先生和欧阳健先生以外,我应该是听年希谈论文构思最多的人。他说出版社约他写《三国演义》与商海战略的书,我听了很高兴;他与欧阳健先生合编《红楼梦》,我同样着迷,恨不得也去研究《红楼梦》。

年希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近于专业水平。我们一起到吴淞参加一个班的结业典礼,席间,他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高遏行云;歌里许多细微的地方都唱得惟妙惟肖。这也启发了我好好练唱歌的想法——我和年希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生活在歌声和感情里的人。

年希请我为他的班级作演讲,由此我认识了刘强、新方、吕歌、李岚等一些学生,他的好学生成了我的好学生,我们一起到无锡去寻找春天,感受桃花人面和远山晴鸠的呼唤;刘强还考了我的研究生,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交织成一片云锦。

这些——都是九十年代初的事。

此后,国家对学校不再“包办”,办学经费要自己想办法,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急功近利。学校为了生存,鼓励大家破墙开店;中文系不再讨论教学和学术,而是讨论可以破哪一块墙,开一家什么店。为了多挣钱,学校扩招各类学生。年希告诉我,系里要他去外系上非专业的“公共关系学”。那时我就觉得不好,但不知是歧路亡羊的开始。紧接着,是大学挤排名;许多教师对人云亦云、造假的学术失去意义和信心,年希的学术也就渐渐稀疏。社会转型过快,人文精神失落,年希很不满,但无能为力,不免有点消极。


五、人生总是分多聚少

后来联系有点少。大家都忙,但不知道对方忙什么。我去了日本,他去了中国澳门、韩国。

自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死了以后,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主义,侈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八十年代最后的童话过去了,礼也崩了,乐也坏了,钢铁也炼成了,物欲也横流了——但年希的思想,仍然纯洁地停留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至情的人,过于执着;像石头,江流石不转。

十四年以后,等我离开研究生部和图书馆重回中文系,他也回来了;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譬如,去卡拉OK,人家请他唱,他总是说:“我只会唱红歌喔”——这是自豪,也是自卑。

一次,借专家来讲学的机会,我打电话请他到桃李居聚聚。他坐在我身边说:“要不是你请,我是不会来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和谁说话,都喜欢头挨着对方的头。他说:“我已经退休在家了。”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

那次离席,是我们见面的句号,他一去不返。


六、我们是乘同一辆大巴车看风景的人

我和年希关系好,因为——我们都是重感情的人;因为——人生是一场邂逅,今生没有遇到的人,不管男女,以后不会再遇到;有幸相聚在一起乘大巴看风景的——旅行结束,旅行团最终要解散。别说朋友,父母兄弟也一样,总要先走后走;让以往喧闹的日子荒芜,长满青草。

冰心诗云:“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正缓缓地向后退,像没有色彩的黑白电影,以前的很多事,年希的事,我的事,别人的事,学生的事,感情纠结的事,都朝后退,越退越淡,淡出画框——三十年前的好事和坏事,现在都变得不好不坏。

我很悲伤——好像年希的走,我是有责任似的。假如当年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我再做点什么,劝他点什么,也许他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作为朋友,我有一份自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切都按原样记录下来、保存起来。不管怎么说,不管一个人的成就是大是小,也不管多少年以后桑田沧海,价值观如何变化;甚至上海师范大学会不会改名、合并,或停办,当时我们是这座学校里的老师和同事,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是面有菜色的一代人——贫穷过、奋斗过、追求过,教着书、唱着歌——就这样走过来了。


七、死亡是——阳光照不透的比夜还深的睡眠

于是想为年希树一块纸质的纪念碑——出版一本陈年希纪念文集。

我把我的想法对年希的妻子徐伟群、儿子陈鸣和好学生刘强说了,他们都很赞成。又得到了欧阳健、曲沐等生前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刘强报效师门,辛勤努力,论文集终于编成。

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是年希曾经立足、容身的地方;文集编成以后——年希便与这个世界脱离了一切关系,并永远在自己和学生、朋友用文字搭起的帐篷里休息。

虽然青松肃穆,时间也失去意义,阳光照不透你——比夜还深的睡眠。但学生、朋友的哀思和我说的话,从灵前飘动的旗幡上可知,你在冥冥中感知。


八、文集:纸做的墓碑

最后的心愿——这本文集的出版,来得及在明年的清明节,放一本在你大理石般的额前——

用纸做的墓碑——纪念你,也纪念我们在一起——同学少年的日子。


本文为《明清小说戏曲论丛·陈年希文存》序,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


图书信息 

《石榴书屋随笔》

曹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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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约二十万字,分为“汉魏漫笔”“六朝诗说”“文史文心”“序跋流年”“记事志人”“每日诗品”六辑。在“汉魏漫笔”“六朝诗说”两辑中,作者选取其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如《古诗十九首》、嵇康、陆机、潘岳、王羲之等,用如诗的笔触加以品评,可视为一部汉末到六朝的诗歌简史。“序跋流年”为作者三十余年来重要论著的自撰序跋,鲜明地记录了其个人的学术历程。“记事志人”追忆了作者与施蛰存、王运熙、傅璇琮等师长学者的交往经历,感情真挚,亲切感人。“每日诗品”则是作者文本细读的成果,其以诗人的细腻体贴古人的精妙之处,可作为鉴赏文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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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旭,字升之,号梦雨轩主人,江苏常州金坛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批评博士,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文史馆诗词研究社社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华诗教学会副会长,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师大特聘教授、博导。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以《诗品》系列研究享誉国际汉学界。擅长新旧体诗与散文创作,散文集有《岁月如箫》《我是稻草人》《客寮听蝉》等。



“涵芬学人随笔”

丛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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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芬”,涵宇内芬芳之义也,既具商务特色,且能体现出本丛书之特点。丛书所收,既非谨严的学术论著,也不完全等同于纯文学的创作,而是追求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跨界——学术随笔。其特点在于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文笔则追求活泼有趣,能让一般读者在较为轻松的阅读氛围中有所获益。丛书作者均为活跃于当今文史哲等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家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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