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上海之后,这个东部大省再次被委以重任
文|凯风
深圳、上海、浙江,均被委以重任。
深圳拿走了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拿走了现代化引领区,浙江则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定位。
01
日前,《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无论是深圳的先行示范区,还是上海浦东的现代化引领区,更多着眼于经济产业,解决的是改革再出发和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共同富裕的目标更深一层,指向的是改革开放的终极追求: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东部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现代化之际,探索“共同富裕”,已成大势所趋。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有关人士所说的: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可见,富裕是基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是前提,再分配则是辅助手段。所以文件在开头就强调“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当然,共同富裕至少要直面几个核心层面的问题: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高房价问题。
这在文件里均有体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再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推进租购同权,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
可以说,这些问题更为深层次,涉及的利益层面更多,更需要以改革魄力作为推进动力。
02
为什么是浙江?
这些年,浙江和杭州可谓高光不断。从G20峰会到亚运会再到这次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一再肩负重任,既是高度认可,也是挑战。
除了作为政策高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浙江本身具有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潜质。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相比,浙江有着一些独特优势。
浙江是中国经济第四大省,人均GDP位居省域第三名,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省域第一名,人口增长幅度仅次于广东。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为6.46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居省域(直辖市除外)第一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
过去10年,浙江增加1014万人,人口增量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所有地市人口都实现了正增长。
同时,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处于相对垫底位置。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2699元、31930元,分别连续20年、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
此外,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达,藏富于民。
浙江并无地理优势,七山一水二分田,平原并不广阔,但靠着民营经济,浙江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
在整个浙江,超过9成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42800亿元,占GDP比重66.3%,而这些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更是占比高达73.9%。
这些因素,决定了浙江作为探索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03
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先看房价。文件提出:
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确保住有所居。对房价比较高、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浙江是我国唯一全部地市房价都破万的城市,不少三四线县城乃至镇街房价都已迈上万亿大关,杭州、温州等地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全国遥遥领先。
正因为高房价的存在,浙江也是楼市调控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除了杭州、宁波被住建部多次约谈之外,连绍兴、湖州、衢州等普通地级市都先后出台了多轮楼市调控。
浙江该如何处理高房价问题?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租购同权,或是关键所在。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租购同权”。虽说早在2017年,广州就提出了租购同权,一众城市集体响应,但最终落地者寥寥,核心原因在于,要想打破附着于房子之上的各种福利,必然要触及更深层的利益。
浙江将会做出何种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04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
文件对此可谓浓墨重彩。一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基础。
文件里,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值得关注。
二是,再分配是重中之重。文件提出,支持浙江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如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文件里并无细则,但根据国际经验,累进税、遗产税、房地产税,恐怕是绕不开的。
三是,缩小城乡差距,放开落户限制,实现入学平等权无疑是关键。
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浙江有望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05
社会责任意识,将成为未来企业家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文件指出:
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这些年,富豪们不再热衷于富豪榜,而是以跻身慈善榜为荣。“先赚1个亿小目标”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都是国家给的”。
对于金字塔尖的富人来说,财富榜的位置太过醒目,从来都不是好事。
没有一个富豪,会将“中国首富”印在自己的名片上。相反,公益慈善的头衔,在所有地方都会十分醒目。
这反映出政经基本面的变化。
每一个企业家都不能忽视自身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鼓励创新和创造,同样尊重慈善和奉献,两者缺一不可。
如何向上向善,如何回报社会,这是所有富豪们都面临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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