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偏远山区会不会有的人连皇帝换了都不知道的情况？
755 年冬，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半年内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名将哥舒翰、高仙芝等相继殒命，国内形势岌岌可危。太子李亨兵变马嵬坡，诛杀宰相杨国忠、杨贵妃等。随后，李亨在灵武继位，史称唐肃宗。遥尊遁入四川的李隆基为太上皇，并调回西域守军参与平叛。
接到命令后，最先有三支军队驰援唐肃宗: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 7000 精兵;骠骑大将军李嗣业的 5000 精兵;左右金吾卫将军马磷的 3000 精兵，共计 15000 名的西域将士参与平叛。
此举，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拆了西墙补东墙，唐朝的西域乃至整个河西走廊陷入了兵力的“真空期”。而此时的吐蕃非常精明，并没有进攻地广人稀的西域，而是进攻相对更富裕、人口更多、兵力更空虚的河西走廊。
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同一年(763 年)，甘肃几乎全境失陷，西域成了“飞地”，彻底断绝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那些“回国”的将士是幸运的，他们活着将改写历史，死了也能获得丰厚的抚恤。留守的将士，则彻底失去中原的所有支持，还要同时面对吐蕃、回鹘、大食的威胁。
763 年 7 月--764 年 12 月的年号为“广德”，共 2 年。而上世纪吐鲁番出土的考古发现，此时的西域守军甚至连年号变更都不知道，甚至还沿用了广德年号“广德四年”!
为了与中原王朝取得联系，西域守军派出了无数的“远征小分队”，都被吐蕃截杀，或困死于沙漠，音讯全无。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小队人马，躲过了吐蕃的追杀，抗过了沙漠的风暴，绕道回鹘(今蒙古)，风餐露宿，衣衫褴褛，终抵长安。
天可怜见，这已经是 5 年后的 768 年了。当他们踏进在大明宫的那一刻，迎接他们的皇帝已经不是唐玄宗，也不是唐肃宗，而是唐代宗李豫。当所有人都以为西域早已丢失之时，他们却告之，西域的将士依旧在苦苦坚守，为国尽忠!满朝文武闻之无不动容。
唐代宗更赞扬道:"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急衰，再也无力经营西域。而西域的将士们依旧在坚守，曾经浩瀚的西域，如今只剩龟兹一城。将士们依旧在东望王师，这一等竟是 45 年。等来的却不是援军，而是吐蕃数万大军。哀兵必胜，却又是何等的绝望!
808 年冬，节度使郭昕领着最后千余老兵，大雪满弓刀，全部壮烈殉国。
清亡 38 年后而不知清亡，大清留在蒙古国的上千汉民。
先贴出本文主人公的照片：
此人名叫吉雅泰，蒙古族，新中国第一任驻蒙古国大使，1950 年 4 月赴任。在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之后，他前去蒙古各地考察。
在蒙古国游历过程中，他经历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大量在蒙汉民前来求见，他们身穿长袍马褂，须长辫，服装、发饰全部是清朝时期装扮，使用清朝时期称呼和词语。见到吉雅泰就下跪磕头，长跪不起，大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朝廷派大老爷来了。他们奔走呼告，历经 38 年，终于见到朝廷派的父母官了。
吉雅泰大为诧异，经过调查，他发现这些清朝遗民都是当年在蒙古经商的汉人，后来因为蒙古国的独立，及与内地交通的阻隔，全都留在了蒙古，他们大都成为了蒙古人的仆人，做着仆役该做的活计。他们只是以为蒙古叛变了大清，大清终究会派人来收拾这帮宵小，他们的心里装着的还是他们的皇上。
当吉雅泰告诉他们，大清亡了 38 年之后，他们先是惊讶再是痛哭：大清怎么会亡，大清怎么会亡？悲痛之情难以抑制，然而终究不改长袍马褂，依旧留辫子。
直到 1971 年，许文益担任驻蒙古国大使时，在蒙古国西部偏远地区，依旧会遇到 80 多岁的清朝遗民，他们依旧认为许文益是大清派来的官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换皇帝这么重要的信息竟无法充分传达到基层。从历史制度与当日状况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怪现象竟是必然出现的。
为简化内容，先分析大一统的和平年代，仍要涉及几方面的问题。
1-换皇帝的程序
2-邮驿的状况
3-历书的刊布
4-地方的行政效率
皇帝轮流做，但具体是怎么换的？先熟悉一下。
无论是按部就班的太子即位，还是弑君篡位，第一步都是一样的：劝进。
群臣联名上书，劝新君即位——新君必须推辞不接受；
再劝进——再推辞；
三劝进——三推辞。
推让三次之后礼仪才完成，感觉不是人人觊觎的皇位，而是孔融在推让大梨。
“三以天下让”，这个步骤永远是必不可少的。第四次劝进，新君就毫不客气一口把大梨吞了。
此后是一个冗长复杂的即位程序，就不赘述了，其中最主要的步骤是南郊祭天，一般的说法：“郊天”之后就算是天子了。完成换皇帝的仪式后，新皇帝要发个即位诏书，这是要昭告全国的。
怎么发呢，通过全国的邮驿系统。（邮是文件的传递；驿是人员的传递）秦汉统一以来，凡和平年代，都有遍布全国的驿传（驿是驿馆，传是马车）。以清代为例，即使是福建云南那么偏远，加急十天之内也到了。但发下去也没用，只是各级地方政府知道换皇帝的事，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这个即位诏书，还是不知道换皇帝。
明清以来，实行次年改元，就是换皇帝当年在年号上不体现，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当年未必能知道新皇帝即位。对老百姓而言，换皇帝不是什么大事，本来一辈子都没必要知道。但年号却是避不开的，最晚到转年，年号是要更改的。
老百姓至少有两个途径要接触到年号：
一是缴税时，所有完税证明上有年号，看到税单上换了年号，那自然就知道换皇帝的事，但土地所有者才有纳税的资格；
二是历书，俗称黄历，黄历上也有年号，这才是对广大群众而言的换皇帝通知。皇帝在这一点上没有犯官僚主义错误，他很清楚黄历的巨大意义，所以所有朝代历书的刊刻颁布都是国家大事。
从秦汉到宋元，历书的编订都由太史负责，明清则转为钦天监负责。最早唐代开始有官刻的历书。
以清代为例，封面格式是这样的：“大清乾隆某年钦颁时宪书”
今年二月钦天监进呈明年的历书，由礼部审批通过后，在四月发向各省的布政使。各省的布政使分别刊刻历书，并且加盖“钦天监历日印”，每个布政使都有一颗。必须盖了这个印，才是合法的官刻历书。没有印的一律算私刻历书，刻印传播者，砍头。布政使刻好书、盖好印，存着。等到十月初一，皇上正式颁布历书，然后各省的历书才能卖。
常有“奉正朔”这个说法，正是正月，朔是初一，特指十月初一，说的就是这个十月初一的颁布历法。像周边奉中华正朔的属国，这天也是要赐予历书的，比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国，十月初一颁布历书时也是要赐给他们若干复本的，北京颁布的历书差不多相当于古代亚洲的格林尼治黄历。
这个黄历，明代叫大统历，清代叫时宪历，乾隆以后为避弘历的讳，改叫“时宪书”，沿用到宣统。
但也有弊端：假如皇帝当年年底前死了，印好的明年历书就都浪费了。皇帝死得越晚，布政使改印历书就越是手忙脚乱。有时候物力不足，或是远远地区没收到通知，索性就不改，直接发下去了。
导致这些历史上不存在的年号年份出现，比如下面这个光绪三十五年。
遇到这样的情况，老百姓要到两年后的黄历上才能看到换皇帝的变化。
历书发到州县衙门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公里。
古代的邮驿制度很是完善，官方的信息传播速度是很快的。
但类似今天快递公司面临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古代也是一样，在发达地区，最后一公里的成本很低，在蛮荒地区最后一公里的成本很高。能否完成这最后一公里的传递，这取决于地方的行政效率。
和平年代，在内地州县邮驿畅通，但在边远地区，未经改土归流的土司辖区，官历的颁发肯定会有较长的延时，更何况少数民族还有自己民族的历法。
题主所说的边远山区大多是土司州县，与内地州县语言风俗完全不同，换皇帝真心是没关系，换土司才是大事。
以上所述，只是大一统的和平年代。战争，灾荒，割据，造反，都会很容易导致基层群众甚至地方政府不知道换了皇帝的情况。因为战争地方割据的缘故，历法不统一是很常见的事情。皇帝死后，在边远地区年号被沿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例子都有。
题主所说的桃花源当然是虚构的，但现实中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国北方已经沦陷，人民聚成许多坞壁自保，类似今天福建的土楼民居，但大得多，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自成一体。对住在坞壁的人来说，坞主的更替才是大事，皇帝的更换是无所谓的。
最后总结一下“偏远山区有人连皇帝换了都不知道”的原因：
1-即使正常的情况下，不很偏远的地区，黄历的滞后会导致老百姓要在一到两年后才能知道换皇帝。
2-偏远山区实行土司制度，官历和公文都发到土司为止，不会往下传达。
3-如果是内地州县所属山区，发生战乱导致邮驿不畅通，官历不能及时传达到州县，或者到了州县后无力向下传达。
4-中央过于混乱，本年没有公文或历书传达给地方，那肯定是短命朝廷，不知道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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