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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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将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徐秀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在理论创新上，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学者思考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动力源泉。总之，新时代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起点，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机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国家与市场;“一带一路”;研究议程

一、引言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以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关系学系为标志，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正式诞生，并将战争与和平作为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经济体系开始进入新的深刻调整期。进入70年代，随着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博弈日益加剧，一系列新的问题与现象不断涌现。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上，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实力对比发生深刻改变。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欧共体因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实力大增。而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相对实力大幅下降，经济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美元危机频发，并由此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东西方关系上，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幅下降。在南北关系上，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使人们对一些拥有战略资源的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两次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工业生产造成巨大冲击，成为引发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些新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局限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讨论，而是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思考国际关系，出版了许多奠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分支，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起步较晚。新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确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相继成立的第一批国际关系教学培训和研究机构。但相比国际关系学科，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起步与发展却几乎与西方处于同一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以及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同样经历了深刻调整。1971年10月，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并在访问结束之日中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TanakaKakuei）应邀访华，并在访问结束前夕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关系的根本性改善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机遇。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由此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并且随着一大批外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被译介到国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总体仍处于萌芽阶段。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市场逐步融合为一个整体，国际社会由此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上快速增长的中国，开启了深度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学界也随之开启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探索。但截至20世纪末，与西方学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上颇有建树不同，中国学界更注重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如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现实问题的思索。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与世界市场开始进入制度化的深度接轨阶段。得益于半个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探索和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21世纪初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步入专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速提升。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专注于中国议题的研究项目和规划。但是，现有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更不能为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带来何种影响提供令人信服的判断和预测。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国际社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许多核心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在探讨和分析这些问题时再次陷入困境，迫切希望聆听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声音。如今，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也步入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随之而来的中国发展新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投身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对于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在较早呼吁国际问题研究者探求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看来，作为一门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影响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从这一意义上讲，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的中庸之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属性的增强，这种关联性逐步拓展为政治与经济、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些多样性的关联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并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多元上。为了尽可能避免仅从研究对象来界定国际政治经济学给人们理解这一术语造成的困扰，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Ｒobert O．Keohane）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曾尝试对其不同含义进行区分。他们用“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来指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用“IPE”指1971年以来由《国际组织》杂志主导发展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群体的发展壮大，一大批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论著相继面世，再次让人们对这一术语产生了困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可的学科，但其兼蓄并容的交叉学科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饱受学界诟病。因此，厘清学界经常使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变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门发展迅速的国际问题研究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早已突破了学科本源上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也不再是一些涉猎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自留地”。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和思想的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不断丰富和拓展，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论著已难以归类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综合学科本源及发展演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既考虑政治因素，也考虑经济因素，是一种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研究视角。二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通常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在因果分析中将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放在一起探讨。这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三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一种将国际层次上国家与市场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加以思考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属性的根本体现，也是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判断标准。这三个角度为理解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思路和线索。在吸收一些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进步的资深学者和热衷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才俊们的有益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本文将对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展开讨论。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新的历史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所立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贸易、投资、金融、货币和能源等议题领域的联动关系持续加强，单元与体系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变化。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基础。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和变革，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和变化;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此过程中，一些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展演进的各种变量此消彼长，并给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新时代

在百年大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力量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冷战后，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在危机后，主要国家经济表现出现分化，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低迷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善，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呈现新的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巨大冲击，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总体来看，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趋势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冷战后世界经济中的赶超进程仍在继续。从不同国家群体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仍在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换算，200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经济体，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59.7%，较1992年增加了17.4个百分点（见图1）。按市场汇率换算，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40.2%，较1992年增加了23.8个百分点。根据IMF预测，未来五年，全球经济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呈现“双速增长”态势。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世界经济格局因此仍处于深刻调整变化进程。从不同区域来看，亚洲地区经济对欧美地区的赶超仍在继续。IMF数据显示，2019年亚洲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49.5%，较1992年增加了18.9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为37．8%。亚洲经济长期的良好表现正在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亚洲世纪”也因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从主要国家来看，中国经济对美国的赶超仍在继续。IMF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并在2019年达到美国的1.27倍（见图1）;2010年中国按市场汇率的经济总量达到6.066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达到美国的66.0%。尽管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但仍拉大了与美国经济增速之间的差距。根据IMF估计数据，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比美国约高9.0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较2019年扩大了5.2个百分点。中美力量对比仍朝着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不同国家群体内部的经济实力分化加大。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发达经济体同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的分化趋势仍在持续。IMF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为37.4%，较1992年上升3.3个百分点;但同期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七国集团（G7）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为36．2%，较1992年下降9.0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内部，中国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同其他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分化趋势同样在持续。IMF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为32.2%，较1992年上升21.7个百分点;但同期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BＲICS）成员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例为23.3%，较1992年下降6.4个百分点（见图2）。同时，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步加大。IMF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分别为日本的3.75倍和4.78倍，分别较1992年增加了1.22倍和4.71倍。在可预见的未来，各种力量分化趋势还将延续，中美俄欧日印等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调整、分化和组合将因此呈现出新的动向。

（二）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进程。它既受客观上的技术因素影响，也受主观上的政策因素影响。从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有赖于科技进步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加重要，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在这种流动的背后，科技创新能力及其拥有者才是真正的主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不停步，经济全球化就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技术驱动和技术进步给世界各国加强相互联系提供的便利。

从政策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很多约束条件。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中，世界各国既有利益的交汇点，也存在广泛的利益分歧和冲突。这使得各国的对外政策千差万别，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形成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合力，还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相互隔离和对立。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和敌视，世界被割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平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事实上的“半球化（semi-globalization）”状态。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个平行市场相互孤立的局面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全球化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社会也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国际投资活动萎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涌现，很多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对外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动，在全球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政策转向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引导经济全球化顺利向前推进的多边经贸合作和治理机制也因此经受巨大考验。这使当前人类所处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呈现新的历史特征。

一方面，由于政策约束加大，贸易和投资等衡量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传统领域的发展动力难以为继，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新的维度拓展发展空间。冷战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总体呈现波动向下趋势（见图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1995年全球贸易额的增长率达到19．5%，2003—2008年年均增长率达16．5%，2009年以来1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1993—200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8．2%，2004—2007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6．4%，2008—2018年年均增长率为－1．5%。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的低迷态势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根本改变。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种直线发展的进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具有可逆性。在一些国家的政策干扰下，经济全球化正步入崎岖路段，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甚至面临“脱钩”风险。但是，除了商品、服务以及人员、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和经济发展理念的联动性也是衡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变量。在时间上，全球化从长时段来看的向前发展与短期内一些经济交往活动的减少并行不悖;在空间上，全球化涵盖的内容不断拓宽，理解全球化的维度也逐步从经济要素拓展至经济规则和经济理念。在此背景下，当今时代国家之间围绕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更加激烈。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全球分工格局形成后，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等在全球范围内向使用效率更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动。从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从国家内部扩大到全球范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为基础，把经济活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机会传导到世界各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也引发了许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但困扰世界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负面效应和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且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治理困境和赤字日益加大，究其原因是由于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加以解决和应对。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这些新的现实和要求为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提升代表性和发言权创造了机遇。

（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在1978—2018年的40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航者，为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开拓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道路，并逐渐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加入WTO后，中国更加积极顺应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积极促进双向投资，开放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新高度上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约为210.86亿美元;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时，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约为5096.51亿美元，仅为同期美国货物贸易额的27%;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1.2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近4.1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达1239.1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益加强。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成就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坚实基础。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但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基于中国和世界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赋予中国全新的历史使命，并进一步引导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化。在新的历史时代，这些调整和变化集中反映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进一步重塑上。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在更深层次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托。2014年5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共享”。这表明，在共创共享各国发展机遇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范围内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加，各参与方政策的联动性和协同性不断提升，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展和完善。截至2020年1月，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

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的重要决议也纳入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在机制建设上，“一带一路”倡议既巩固和盘活了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又推动了机制创新。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新的机制和平台相继创立，有效弥补了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不足。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一带一路”从概念到具体实践行动，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产业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合作逐步深化，一批具有标志性的合作项目相继启动并顺利推进，走出了一条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之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推动全方位互联互通，帮助有关国家打破发展瓶颈、破除互联互通的障碍，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改变并将继续塑造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

21世纪以来，如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逐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创建中国学派也成为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唤和诉求。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变革、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等新因素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创造了机遇。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壮大，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思考日益多元，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国际关系学的分支也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步成长为独立学科。这使得构建形成一致共识的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已几无可能。但在那些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中，学者们日益强烈的学科发展本土化意识对思考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之“新”，最大的变量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中国视角：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关系的身份定位

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视角是指立足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审视世界政治经济大势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国视角的研究既可以是有意识的探索，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中国印迹，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处于本土化、专业化和国际化阶段的21世纪更是如此。2007年，中国学界首次推出了一套系统反映中国人如何看待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丛书，其中收录了约200名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文章，全面展示了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思想观点和中国学界的代表性视角和流派。那么中国人看世界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呢?有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认为中国的身份定位总体上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国家”和“大国”来加以概括。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具有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些身份定位为当代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看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结合现有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新时代中国的身份定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并且是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什么主义。这说明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将长期存在，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首先“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处于强起来进程中的中国必定会带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持续变化。

二是国民经济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冲击，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因为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发生逆转，相反还得到了强化。根据IMF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较世界经济增速高5.9个百分点，相比2019年扩大了2.7个百分点。但是，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9成，仅为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5左右。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很突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经济总量很大、人均经济总量却处于中等水平的国情势必给中国对自身、世界各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和世界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多个不同侧面的认知。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国家。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动力之源，也是新时代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并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着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中国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任务，并致力于“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同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浪潮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思考。

（二）中国理念：新时代中国同世界交融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其中，“和合”理念对当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和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影响重大。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对“和合”理念都有深刻的阐述，将其作为个人、家庭、国家行事的基本原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古圣先贤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智慧和胸怀，也塑造了一个爱好和平、强调合作共赢的国家。“和”不否认世间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而是保持各自个性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从现实来看，世界“和而不同”，因而要坚持“求同存异”、追求“求同化异”。在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上，和合理念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强调多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强调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强调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强调安全互保的镶嵌性外交以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享性外交”。从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中国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以及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具体来说，新时代中国处理同世界关系的主要理念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正确义利观。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期间阐述了正确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的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等身份定位，辩证地处理了道义和利益的关系，并实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共同富裕与自身发展、人类共同利益与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

二是亲诚惠容理念和真实亲诚理念。为适应对外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提出并践行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亲，就是友善、亲近、认同;诚，就是诚心诚意;惠，就是互惠互利;容，就是倡导包容。所谓“真实亲诚”，就是对待非洲朋友，中国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中国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中国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中国讲一个“诚”字。在亲诚惠容理念和真实亲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同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谈到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时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2017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共商共建共享倡导集思广益，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国际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今世界，一些国家抱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对外大肆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与信任赤字日益加大，成为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而产生的安危与共、荣损相依、合作共赢、权责共担的总体意识。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三）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同世界互动的重大实践

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很多理论都是基于西方世界处理内部和对外关系的理念和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缺乏对非西方世界应有的关注，也较少从非西方世界视角来认识世界，因而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它们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在此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选择性忽视给人们全面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带来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同时，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走过引进和借鉴阶段之后，必须从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案例中汲取养料以实现新跨越。基于中国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既要在实证研究中关注中国问题，又要在理论突破中考虑中国特质。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说明中国经验对理论创新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中国经验中，当前已经发生并仍在持续的很多现象难以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很多问题还有待回答和探讨。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有三个问题最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下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联合国体系为支撑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由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中国是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融入者和国际制度的接受者来实现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由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国际制度的制定者往往会分享更大的“制度红利”。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对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现有国际体系不能约束中国的“搭便车”行为，中国正是利用这些漏洞实现了“经济扩张”;现有国际体系原本能够限制中国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恰恰证明了中国是规则的“破坏者”。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国内因素缺乏应有的关注。显然，现有国际体系下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国家发展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联系，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也需要重新评估。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高水平开放。中国的成功经验并非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孤例。它既是践行现有开放理论的结果，又进一步夯实了开放理论的实践基础。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并致力于打造中国开放的“2.0版”。与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大肆推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同，中国采取切实措施主动降低关税水平、扩大进口贸易，对最不发达和低收入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为各国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同世界分享中国开放的红利。即便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中国仍展现出强大的决心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并从多个方面推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转型。中国为何要“逆势”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经验与现有理论的支撑，但当前中美两个大国在开放问题上存在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足以引起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思索。

三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理念、愿景变成现实，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和内涵，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内外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尽管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远远落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时期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关系、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关系以及一体化实践与一体化理论创新等核心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必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丰富的素材。

四、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涌现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和回应这些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大变局，由于议题领域的联动性加强，很多具体议题领域的研究都需要重新在体系层次寻找合理的解释。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百年以来不断变化的重大问题进行回应。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今中国已成为时代变局的最主要塑造者之一，并能够以“局内者”的身份描述、审视和阐释这场大变局。这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也预示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中国视角来看，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从理论上给出答案。

（一）国际力量格局演进中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再讨论

在讨论国际力量格局的演进中，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单向的，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世界可以改变中国，中国也可以改变世界。同历史上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相比，考察当前中美关系不可脱离两个基本的时代特征：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使得主要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很难想象两个核大国爆发全面战争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二是经济作为大国竞争的重点领域同各种政治因素高度联动，很难剥离政治因素来讨论经济问题。这使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讨论日益成为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内外学界已对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给予了足够关注。在这一时期，学界主要讨论了中国如何深度融入世界以及如何通过各种国际制度实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深度接轨。在中国学界，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发展的方式成为讨论的重心，和平发展成为学术研究和国家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美国等西方学界，如何看待中国实力提升逐步成为热议的问题。总体来看，借助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制度来“体系化”中国成为主流的应对药方。但也有学者已开始对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表示担忧，并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时将会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西方体系、制度和价值将不再是未来世界的唯一选择，这将带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的终结。而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则坚信中国不可能成功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并且中国实力的增长必定会导致中美两国相互怀有敌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其后两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美国的赶超也呈现出加速态势。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逐步成为学界、政界甚至商界广泛讨论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前不同的是，倾向于中美走向对抗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甚至一些脱离实际的猜想不仅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还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际舆论话语走向。2015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拥有一个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秘密战略”。这一论调迅速提升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防范和警惕。同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并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描述中进行推论：当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时最可能发生战争，因此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战。

在中国学界，很多研究从当今时代特性和中国政治文化等角度对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很多破解之道。美国学界也对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不乏质疑之声。美国国防大学学者安德鲁·诺沃（AndrewＲ．Novo）和杰伊·帕克（Jay M．Parker）指出，尽管很多研究试图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吸取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国际政治，但少有研究检验过这些教训的有效性或挖掘修昔底德著作及其所处时代的深层次背景。一些热衷于使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缺乏对修昔底德著作的深入理解，无助于人们理解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冲突的特定原因、行为和结果，他们只不过是洞察到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挑战。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学者陈思德（Steve Chan）也对“修昔底德陷阱”和权力转移理论提出了批评，并在研究过去国家和平相处事例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可以减轻当前中美关系中摩擦的经验教训。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并且存在很多缓解双边紧张局势的新途径，但也注意到如下现象：由于历史上的敌意、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深深隔阂，更是由于地缘政治竞争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安全困境”引发的担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相比学界，美中两国政府之间对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定位则更是凸显了彼此之间的差异。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称，为了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方面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方针（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保护美国利益、推进美国的影响力。在一些人看来，特朗普对华政策和行动是形式和领域已经发生改变的战争，“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货币战”等被描述为战争的国家间关系状况层出不穷。为了避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日益升级的大国竞争和对抗，中国则多次宣称，“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不管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也不管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当前中美关系已站在国际关系舞台中心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中美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国际权力转移的重新检视和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重建认知。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当今世界，甚至对权力概念本身也需要重新认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变得更为迫切。一些最新的研究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推向衰落，疫情后的国际格局演进不仅不会发生逆转，还会加速已有趋势，世界将朝着更具竞争性和全球化程度更低的方向发展，国家之间的冲突将比合作更加常见。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中美高度相互依赖的现实面前，两国关系更可能是一种合作式的竞争，成功的“巧竞争（smart competition）”战略需将竞争和合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总之，如何重塑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如何破除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等现实问题以及权力格局如何塑造世界经济、经济关系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等理论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如何融入中国经验建构理论知识大厦，正在考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智慧。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开放与保护政策根源的再探索

国家加强对外经济交往、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机不言而喻。古今中外的理论家都对国际交换以及以开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发展和增进人类福祉进行了充分论证。很多研究表明，对外开放“能够通过促进分工的专业化、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人力资源积累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时期，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并逐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条研究路径：一是重点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基础;二是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从国际政治因素来分析贸易政策最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为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支撑。美国德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利普·蒙多（Philip A．Mundo）分析美国贸易政策时指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贸易政策处于外交和内政的交汇点，其重要性日益提高;贸易政策所经历的议程设置、方案选定和付诸实施三个阶段都扎根于国内政策进程并对内政产生巨大影响。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仍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为人们探讨开放条件下国内因素对国际经济交往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土壤，并带来了注重经济开放程度与国内政治、国际经济与国内行为体利益或政策偏好之间关联性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迅速发展。沿袭这一路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Hiscox）提出，理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内在根源，既要全面把握国内经济中不同群体的政策偏好，又要确定特定政治制度将这些偏好汇聚到实际的政府决策中的方式。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政治学、国际金融与货币的政治学、国际投资的政治学等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到大幅拓展。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影响，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开放政策的推崇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外经济行为的结果。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保护倾向日益关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带来冲击。在面临各种突如其来的金融和经济冲击时，国家的应对政策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保护主义手段限制进口，减少对国内市场和特定行业的冲击;另一类是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增加出口来改善国际收支。正因如此，这场危机加大了各国对外经济政策取向的分歧，且其影响延续至今。近年来，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变乱交织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反全球化力量更加突出。在贸易投资领域，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国际经贸投资合作的障碍增加，摩擦和冲突频现;在货币金融领域，影响市场稳定的不可控风险增加;在资源能源环境领域，气候变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在发展领域，全球减贫、教育发展与健康保障任务依然艰巨，发展不均衡、不平等将持续恶化，并导致部分国家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曾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与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大相径庭越来越令世界瞩目。近年来，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搁置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并干扰WTO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一直以来，很多美国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美国追求战术和战略上的各种商业和外交利益，包括支持地方民主制度和推动经济改革进程、加强美国安全关系、加速区域范围内的商业自由化、建立新的范例作为未来贸易谈判的基准以及推进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议程。美国贸易政策的迅速转向使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充满变数。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的单边与多边、保护与开放、对抗与合作等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和较量还将继续，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激化和加剧。面对新的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难以对很多新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一情势在21世纪初就有所显现，在近年来不断加强。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思考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在新的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走向以及国家开放与保护政策的根源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在权力衰退的情况下守成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否从自由转向保护的问题，但一直未成为研究的主流。由于美国单极霸权的逐渐衰落，学界开始反思开放经济政治学在新时代的局限性，并“试图重新找回体系结构、国家权力和理念冲突等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塑造作用”。在此过程中，问题导向型研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支撑，各种现象和问题背后的根源与动因更值得从更多元的层次加以分析和挖掘。

在国家开放与保护政策的本源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方式，都服从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内，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可以促进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由贸易在全球逐利和剥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对其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谈到自由贸易时，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最终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及其管理和解决的途径。如何应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凸显的国家之间/国内不同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化问题，如何化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国家与市场角色的再定位

在国际经济发展与合作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阐释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问题。在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挖掘国家与市场的关联性。斯特兰奇用“结构性权力”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她认为，相比违背他人意志迫使他人做某事的联系性权力，塑造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结构性权力更为重要。结构性权力打破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的界限，并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互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组成。罗伯特·吉尔平（Ｒobert Gilpin）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和国家的核心作用出发，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理论的发展。他认为，国家与市场在逻辑上的对立和冲突产生了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根源及作用、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世界市场经济对国内经济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构建国家与市场互动关系的理论，例如现实主义流派的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流派的相互依存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形成都基于两个事实：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居主导地位;二是尽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很多问题，但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仍占据相对优势。如今，这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前提已发生改变。

以冷战为界，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对国际层次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组合的两次“选择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种理论在新的历史时代的适用性：一是冷战期间的“选择性忽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美国中心”或“西方中心”色彩浓郁，对作为两极体系之一的苏联阵营内部加盟共和国/同盟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苏联同世界关系的关注很少，更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即使是国际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主要关注世界体系中的美国或西方国家与其他处于美苏中间地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冷战结束后的“选择性忽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竞争中，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最后败给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导致冷战终结。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锋被一些人视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比较。面对美苏竞争的结果，西方国家曾普遍盛行社会主义悲观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形态。在此后的10余年中，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开放经济政治学也承认，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有关国际市场力量和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所以面临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影响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国家层次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变化关注不够。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全球主要国家发生了深刻调整和变化，并且这一变化还在继续。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中，中国突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固有缺陷的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政府为市场规则从而为市场的繁荣保驾护航，实现了从“强政府—弱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强政府—强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二是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从“弱政府—强市场”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向市场力量遭到削弱的管制资本主义（regulatory capitalism）转变。在此过程中，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变化随之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向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约束日益加大的管制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转变也引发了国际层次上国家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深刻变化。

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弱政府—强市场”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由于频频发生的“市场失灵”而改变，自由市场受到的管制和约束不断增多，市场力量逐步弱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政府极力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端，但同时也让西方国家饱受“市场失灵”的恶果。正因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小政府、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制度越来越难以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作为市场对立面的各种管制不断增加并在全球扩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以及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的“结构性危机”。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的管制资本主义不同，当前西方资本国家的经济管制已出现了畸形化的发展趋势。除了应对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管制权力的滥用既使正常的市场运行受到严重干扰，也使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

在中国，自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以来，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政府一直在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约束条件的变化确定新的定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说明，新时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两者辩证统一。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对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定为“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实践平台，开启了政府开拓市场的探索。与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推动的市场行为，既坚持市场导向，又重视发挥政府引导带动全球市场转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来说，作为中国国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延伸，“一带一路”倡议中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新型关系构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五、结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大变局中，作为一支新兴力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社会的其他主要力量此消彼长，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与变化;以各种力量对比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也随之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与变革。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当今时代，中国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演进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中国的实力提升从器物、货币、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对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是当今世界的新时代。对于新的历史时代不断演进并发生重大转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从学理上进行回应。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回应将改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由来已久的对中国问题的选择性忽视，从而更加聚焦中国发展与合作的实践经验。这为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机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国实力快速提升和世界秩序转型的关键时刻，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是深化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关系研究、提出“中国议题”“中国命题”的最佳时机。

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关系相应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型。作为多次经历转型的国家，中国的实践经验本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出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是否具有知识普适性的担心，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中国经验的关注较为欠缺，远不及对欧洲和美国以及其他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经验的关注，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中国学者都不得不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学界的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很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也因此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界，关于构建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在此背景下，一大批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或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重大国际合作倡议以及在这一倡议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践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更为突出。

从现有的涉及中国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来看，它们都在深层次上涉及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推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与这些基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很多现实问题都有待解答。其中三个涉及中国的问题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实行非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崛起国;其二，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继续实行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其三，“强起来”的中国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转向侧重于体系层面的思考与分析、日益外溢到与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安全议题，也更加需要进一步构建中国理论加以阐释。长期以来讨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归根结底，反映着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知识失灵”问题。来自中国实践的理论启示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知识失灵”。正因如此，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系统梳理中国经验和挖掘中国经验可能推动的理论创新。

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也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点。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既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并体现出中国特色，也融入和继承了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并体现出普遍价值和意义。作为亲历百年大变局的中国学者，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形成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和优势。在学科体系上，要致力于探索中国本土化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支撑性的子学科发展。作为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已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但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很多子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存在较大空间。在学术体系上，要致力于解读中国实践，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当前，中国经验正处于国际学术前沿，能够为创造普遍性知识提供充分素材，立足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无疑能成为普适性知识的生产者。在话语体系上，要致力于打造易于国际传播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讲好中国案例的深刻道理。

总之，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亟待探索的时代命题。这是新时代中国学者生产原创性知识的逻辑起点，也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认识基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了解和认同，主要取决于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解答当今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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