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制图、左缘与准据位置：Luigi Rizzi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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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0年第40期，总第104期）“人物专栏”分享Sandra Quarezemin（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近期对Luigi Rizzi教授的访谈，访谈以“制图、左缘与准据位置”为主题，由本站成员王竹叶，訾姝瑶，马晓彤翻译。Luigi Rizzi，锡耶纳大学的全职语言学教授，法兰西学院的名誉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荣誉系主任。
本篇访谈中，Luigi Rizzi教授讨论了制图和功能性词库的“启发能力”，从而强化了句法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实证性问题。Rizzi所讨论的问题包括不变性和变异性之间的张力、制图表征式与语段理论之间的关系、参数化、结构主干与递归性、准据方法与冻结以及制图的“未来”。
Luigi Rizzi教授2018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成立仪式上讲话
Luigi Rizzi，锡耶纳大学的全职语言学教授，法兰西学院的名誉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荣誉系主任。此前他任教于日内瓦大学语言学系。Rizzi教授的研究主要包括句法理论以及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的比较句法，尤其是在句法比较的参数方案、局域性理论、句法表征式、句法结构的制图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同时，他还致力于研究语言习得，特别是儿童形态句法的发展研究，以及局域性理论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Rizzi教授还是语言认知研究跨部门中心（意大利语为CISCL）的创始人之一。CISCL位于锡耶纳大学，它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协调了理论、描写和实验语言的研究；通过语言学技术和概念、语言哲学和思想以及语言与认知科学其他方面的整合，该中心极大地促进了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多信息见网站http://www.ciscl.unisi.it/）。
成人语法及语言习得的句法制图和局域性研究项（SynCart）受ERC资助，由Luigi Rizzi担任主要研究者。该项目结合了以下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i）句法结构的制图研究，试图绘制详细的句法结构图； （ii）句法局域性理论，尤其关注干涉和划界原则（intervention and delimitation principles）；（iii）对句法计算基本成分的最简方案研究；旨在句法理论、比较句法和习得方面开辟新的领域（更多信息参见网https://www.unige.ch/lettres/linguistique/syncart/home/）。Luigi Rizzi是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成员、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荣誉会员。2011年，他被授予国际研究主席布莱斯·帕斯卡（巴黎）。Rizzi教授为自然语言的形式句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Luigi Rizzi 教授代表书籍：Issues in Italian Syntax（1982）
Relativized Minimality（1990）
Comparative Syntax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0）
“The fine structures of left periphery”（1997）这篇文章是研究CP层现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izzi（2004）主编的The Structure of C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中，汇集了一批专门研究从句结构的句法学家，他们尤其关注小句的屈折域和句子的左缘结构。这本书对所有关注比较句法和当代生成语法研究的语言学家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
访谈录
一、制图与功能性词库
01.
Sandra Quarezemin（SQ）： 制图这项事业涉及到很大的描述性和比较性维度：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句法树的不同区域对应的正确的结构图是什么样的，在跨语言研究中，关于制图我们能找到哪些不变的属性和变化的属性。Rizzi（2018:149）认为，“这个维度显示了强大的启发能力（heuristic capacity），告诉我们众多语言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我们需要识别跨语言的普遍原理。”根据Cinque & Rizzi（2010）、Rizzi & Cinque（2016）、Rizzi（2017）的观点，制图研究如何推动解决句法理论中的实证问题呢？
Luigi Rizzi（LR）：
在我看来，评估一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它的启发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启发我们开展新研究并从事更多理论性和描述性的工作，可以引导我们取得新发现、提出新问题，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进步。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我的早期研究恰逢理论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即20世纪70年代末原则与参数框架的出现，这一理论框架是乔姆斯基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1981）一书以及同一时期许多其他著作的结晶。PP模型具有惊人的启发能力，该模型引入了一个概念上和形式上都很简单的思想，它揭示了自然语言的一个显著特性，即不变性和变异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不同语言在语言描写的各个层次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变化性；另一方面，如果从足够抽象的层次来看，它们似乎是由同一模型打造的，不仅具有统一性而且对可能的变化都有明确的限制。以前的方法，包括生成语法的早期形式，不是过于强调不变性，就是过于强调变化性，这对其相反面颇为不利：但事实是这两方面在人类语言中都是必不可少的。PP模型将表达不变性和变异性的两种手段整合在一个系统中，这样，对比较句法进行大规模研究就变得可能了。这些创新很快激发了对各种语言的大量研究，甚至包括那些几乎从未有过形式研究的语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语言学理论的实证基础就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当我提到制图的启发能力时，我想到的就是制图也可以有PP模型这样的影响力。当句法构式的细节研究进入核心阶段时，它会推动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大量研究，使现有研究系统的描述更精确，并引领我们发现新的普遍原则。这种新型而详细的知识体系，通过阐明过去的问题，提出新疑惑，可以孕育出新的理论研究。在这儿我要引用一个广泛的问题来说明，即制图表征式与语段理论的关系。如果正如Rizzi（1997）、Cinque（1999）以及后续许多著作的观点所述，从句结构和左缘结构涉及丰富的制图表征式，那么哪些节点决定语段就成了问题。Chomsky（2001）认为C是一个决定语段的节点，但是通过研究，扩展后的左缘结构的哪些节点可以决定语段这一问题，乔姆斯基的观点就需要重新阐述了。如果带有不同性质的v得到了扩展（Ramchand，2008）或者IP层的功能结构中心语得到了扩展（Belletti，2004），那vP语段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此外，这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DP、PP、AP的制图表征式上。语段理论与制图表征式的协调问题仍然有待探索。显而易见的是，与传统的、有限的表征式相比，制图研究中的功能序列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只是我脑海中的众多示例之一。我在最近的工作中，对所观察到的功能序列本身进行了部分探讨：为什么观察到的序列属性可以保持不变，而不是其它可想象的序列？为什么序列中有些属性保持不变，而其他属性却是可变的？这些实证性发现要求我们对观察到的特性进行更深入的解释，这一解释可能会用到局域性原则、语音和意义接口原则、标签原则等。通过解决这些新的实证性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些原则需要改进，也许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全新的方法。我认为，丰富理论工作的经验基础对于形式句法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缺乏实证方面的交流和经验，理论工作就会犹如一潭死水，也无法引起科学界的研究兴趣。
02.
SQ：2018年6月在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Florianópolis）举办的EISSI会议上，您和Kratzer（2020）曾讨论过制图与最简方案的关系问题，在您看来，最简方案和制图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关系，最简方案真正关注的是基本的计算成分，即句法计算的成分，而制图关注的是由这些机制所生成的结构的特征。事实上，制图研究想试图说明，功能性词库是非常丰富的。基于这一点，下面我想问的一个实证性问题是：功能性词库究竟有多丰富?
LR： 在我看来，最简方案的基本概念和形式原则并没有与任何制图理论相违背。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制图研究都将合并作为基本的派生引擎，采用探索（协约）操作，遵循经济性原则和局域性原则，尤其是干预局域性的运用。语段理论的相关机制与制图研究也完全一致：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所提到的那些重要理论问题，是对语段理论的丰富，并不造成对立。无论特征的可解释性如何，它都应该被纳入句法制图的研究当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也有一些特定的分析选择特别适合于制图研究，但它们都在最简方案研究的考虑范围内，经常提到的假说，如：补足语和指示语的唯一性，对短语附加的限制，它们和Kayne（1994）的反对称性理论非常相似。我们通常认为探索（协约）是内部合并的先决条件，正如乔姆斯基（2000）所述；如果有证据证明内部合并是自由的、与协约相分离，它只是合并的一个子类且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和乔姆斯基、Gallego & Ott（2018）中所说的观点一致，那说明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都是高水平的理论和经验问题，在这种重大理论分歧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故事都会在正确的轨道上，把它们纳入制图研究中，一如将其作为最简方案的研究主体一样。
话虽如此，但是很明显，制图理论下典型的树形图要比最简方案主流著作中的树形图丰富得多。事实上，制图研究的一个核心发现就是句法树的主要区域存在着丰富的功能序列。这是否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分歧呢？我认为不是。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深层（或浅层）的最简方案原则将句子结构限制为C-T-v-V系统，也没有原则把名词性结构限制为D-N系统等。功能性词库的大小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就和功能性成分组织形成复杂序列的能力一样。制图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句法结构的细节，我们就容易认为一个功能词库带有成百上千的词项，这一结论和类型学研究中的“语法化目标（targets of grammaticalization）”的预估情况相一致（见Rizzi & Cinque 2016的相关讨论）。这些词项可以在不同语言中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稳定的“分子”结构，即功能序列。在我看来，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些结构，而且这些证据存在于各种语言当中。
最简方案运用着有限的C-T-v-V，D-N表征式，功能序列的发现也可能与此相一致。如果我们把这些有限的表征式看作是对更丰富的功能序列的缩写的话，就没有不一致之处。这是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展的特定论点的问题。类似地，物理世界的某些方面在分子层面才能得到最佳解释，而其他问题则需要转移到原子层。对于某些句法问题，停留在较低放大率的C-T-v-V系统上看待问题就已足够，而其他问题则可能需要更高的放大率。
二、参数化
01.
SQ：在EISSI会议的开幕式上，您提到过不同语言在特定的句法方面是变化的。比如wh移位，在有些语言中，所有成分都必须移位至左缘；有些语言中，其中一个成分需要移位至左缘，剩余几个成分保留在原位；还有些语言，所有成分都要保留在原位。此外，还有的语言不允许在一个结构中出现多个WH成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区分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类型的语言呢?
LR：关于如何分析wh保留原位的问题有很多争议。但是不管wh是否发生移位，我们都希望它们在LF层的表征式可以一致或相近，即带有算子-变量的结构。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隐性”移位、完全模仿的显性移位，就像Jim Huang（黄正德）最初分析汉语的方法一样，还可以通过特征移位（乔姆斯基1995）、中心语Q的非选择性约束（如蔡维天的方法）、空算子的句法移位（Akira Watanabe），或这些操作的组合（David Pesetsky）等方法实现。我认为所有这些方法的一个最小共同点在于，必须有一个从子句外围的中心语Q开始的探索操作，这个中心语会探查子句内部的wh-算子。除此之外，可能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操作，但至少这个初始步骤是必须的。
一些语言（如英语）中wh的显性移位是唯一的。如果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语Q是在左缘结构的位置上，同时指示语也是唯一的，那么wh显性移位的唯一性就与我们的预期相符了。有些语言允许并要求所有wh成分都要进行移位，如匈牙利语或罗马尼亚语（例如，在一些语言中，who said what?是从who what said?之类的句子中衍生出来的），它们在移位时还需要其他条件：比如，中心语Q需要具备递归性，或者每个wh成分可以作为探针去探查另一个wh成分，等等。这些假设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可以在具有正确属性的语言中进行测试（例如，带有显性中心语Q并允许多重移位的语言：我们会在多个问题中找到一个Q还是多个Q ?）还有一些语言不允许多重疑问词出现，这就涉及到参数化的问题，不管它是什么，它都可能是一个浅显易调整的参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的母语意大利语里似乎不允许出现多重疑问句，而且我也理解不了英语中的多重疑词句。但在现行的意大利语文本中，有时会遇到多重疑问句，虽然不常见，但是由于受到英语中相对（更）普遍用法的影响，说话人（包括我自己）会认为这类句子也可以接受。分析大型语料库，可以反映语言是否确实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
02.
SQ：根据一致性假设（Chomsky 2001），我们是否可以说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准据中心语体系，发生变化的正是这些中心语的形态表现?
LR：在准据方法框架（the criterial approach）下，左缘由功能中心语所组成的系统构成，如Top，Foc，Q等，这些中心语吸引成分到其指示语位置上，从而形成准据构式，这些构式在接口处被解读为话题-评述、焦点-预设等，等等。我们观察到一些语言中话题、焦点和Q都有明显的标记词，例如，Enoch Aboh所做的关于Gungbe （Aboh 2004）的开创性研究，还有许多情况都证明了（例如，Rizzi 2013的思路）标记词是句子主体的一部分。我们通常会假定这些语言只是简单地使准据指示语-中心语构式（the criterial Spec-head configuration）变得显性。其他语言虽然不会使准则中心语变得显性，但其句法结构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准据中心语的显性程度，这是一个低级参数属性。所有这些都与乔姆斯基一致性原则的精神相符，该原则指出，比较语言的最初设想是一致性：差异固然存在，但它们应当与非常明显的特性相联系，也就是说，假设的参数应该被语言学习者很容易地学习到。乔姆斯基在2001年讨论语段问题的文章中阐述了一致性原则，但基本一致性假设一直是现代比较句法的主导思想：如果最初假设你所比较的语言系统是统一的，然后基于实证证据你会逐步削弱这个假设，最终你会对不变性和变异性有一个清楚的画面。如果你从相反的假设出发，即认为语言可以无限变化，并且在描述一种语言时，无需考虑其他语言，那么你会得到一个有关各种语法描述的集合，如此一来，了解语言不变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目标将无从实现。
三、结构主干与递归性
01.
SQ：从句子的左缘来看（Rizzi 1997），似乎很少有功能范畴可以递归（如Topic），其他的则不能递归（如Focus）。结构主干可以很丰富但基本上也是有限的功能短语结构。话题性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很显然我们递归话题。为什么话题如此特别？我们是否可以说焦点的唯一性与PF层接口的特性有关?
LR：话题的递归性或许不是那么独一无二。许多语言允许多个状语成分前置，这些现象并不是真正的话题。正如我们所见，有的语言允许多个wh疑问词移位。少数语言可以有多重主语结构（如日语）。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在功能序列中，一个功能中心语往往只能出现一次。这一趋势虽然看似不够牢固，要成为更严格的原则或方法还需要很大的上升空间，但它绝对不是多余的。在具体情况下，我们需要原则性的方法，虽然目前我也还不清楚这一原则。举个例子来说，在比较左缘结构的话题和焦点时：许多语言允许多个左缘话题，但我不知道有哪种语言是允许多个左缘焦点的。即使是允许多重wh移位的语言，如匈牙利语，其焦点移位也只能出现一次。
在我（1997）的文章中，我曾基于LF层接口，解释了左缘焦点的唯一性。左缘中心语Foc激发了对指示语和补足语的解读，并分别将其解读为焦点和预设：如果Foc有递归性，那较低层的焦点就会成为较高层焦点的预设部分，这会导致解读冲突，所以我们排除了这一结构。在话题递归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冲突：“评述”是一个相当弱的概念，任何句子中的新信息都可以构成评述，在解读要求非常宽泛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可以妨碍评述，而评述反过来又具有话题-评述的解读。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问题，但我仍然认为它比其它方法更有优势。
问题中提到的一个替代方案，可能涉及到了PF接口层面：焦点和预设可能有互不兼容的语调特征。但我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得出同一个句子中不能有两个左缘焦点的结论：与准结构相关的语调系统在不同语言中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语调不足以为上述结论提供坚实的基础（与准构式相关的语调特征，可参考Bocci 2013）。在我看来，LF层的方法可能更适合提出普遍的限制条件，因为有关的LF特征是大体不变的。PF层的特征可能与较低层级的普遍化有关，尤其在涉及到语调相似的语言时。我也曾试图在Rizzi（2018）中阐述这个观点，目前，我的一本书还在准备中，我会在该书中更广泛地研究这些问题。
四、准据方法与“冻结”
01.
SQ：用准据方法处理表达辖域-语篇特性的结构，这种方法在句子左缘结构的制图研究中具有关键的作用（Rizzi 1997以及后续的许多著作）。话题-评述、焦点-预设以及算子-辖域都是A’系统中的表达式的体现，这些表达通常与特殊的话语范围特征相联系。Rizzi（2005）、Rizzi & Shlonsky （2007）提到，与管约论句法中EPP位置相对应的主语位置具有解释性，这一特性与话语范围的解读相关。那么，和主语准据位置相关的特性是什么？这一位置对于解读有什么作用？
LR：我认为对IP高层级上主语位置的特殊解读在于“相关性”（aboutness）：由谓语表达的事件是对主语相关性的陈述。主动-被动组合可以将这种解释性元素清楚地显示出来。同一事件（比如“kissing event”）可以在主动结构中表现为关于施事的陈述（Mary kissed John），也可以在相应的被动结构中表现为对受事的陈述（John was kissed by Mary）。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关性（aboutness）对语篇组织也有影响，特定情况下还会影响到回指，正如Andrea Calabrese所发现的，在有些复杂句子的构式和跨语篇中，pro在意大利语这种完全空主语的语言里，会挑出前句中的主语来陈述其相关性（Calabrese 1986）。
众所周知，主语和话题具有共同之处。相关性（aboutness）为捕捉其共同点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主语和话题虽然不一样，但是和主语谓语一样，话题和评述之间也是通过相关性的关系而连接。在句法上，移位至主语位置受到的限制要比移位到话题位置的限制更为严格：基本上，只有最高层的谓词内部名词才能移到主语位置，例如，被动句中必须经过“偷运（“smuggling”）”这一步才能实现受事移位（Collins 2005, Belletti & Collins，即将出版）。到话题位置的移位受到的限制要少很多，因为我们可以使宾语话题跨越主语。对比之下，在解释层面上，话题所受的限制就比主语要多了：话题需要语篇上的某种突出（类似于语篇链接或部分性），在回答类似“What happened”这种问题的全新语境时，这种突出使话题变得不恰当。因此，在意大利语中，你可以用一个涉及动词前主语的SVO句子来回答“What happened”的问题，如（2）所示，但不能用（3）中的话题-评述结构（表现为附着语素左向移位，这种语言特有的结构在罗曼语中用来呈现话题-评述表达）回答：
(1) Che cosa è successo?
‘What happened?”
(2) Un camion ha tamponato un autobus
‘A truck hit a bus’
(3) # Un autobus, un camion lo ha tamponato __
‘A bus, a truck hit __’
因此，话题涉及语篇的相关性和突出性，而主语只涉及相关性。（2）-（3）的对比（当然还有许多其他证据）说明在意大利语（以及其他完全零主语的语言）中动词前主语和话题必须分开：关于动词前主语的讨论是有争议的，我们不能总认为它们是由pro回溯的话题。
02.
SQ：根据Rizzi（2015a, b）的观点，一个位置上的停顿或转移状态可以从原则性的方法中得到，即标签算法和最大化原则。如果停顿位置是典型的准据位置，主语位置是典型的移位停顿点，是否可以认为一个位置可以具备混合的特性（论元的和非论元的）？论元移位和非论元移位之间的显著差别对于“冻结”（freezing）是否有影响？
LR：有的学者认为在最简方案中，论元与非论元的区别会消失，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需要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来解释一些语言事实，比如左缘位置不会增加制约可能性，像宾语的wh-移位不能制约主语DP内部的照应语。因此，尽管which boys成分统制each other，例（5）中宾语的wh-移位不会提升（4）的可接受度：
(4) * Each other’s parents saw the boys
(5) * Which boys did each other’s parents see __?
也就是说，只有成分统制的的论元位置可以解释照应语制约。相反，到主语位置的移位（如提升）确实拓展了约束的可能性：
(6) * It seems to each other’s parents that the boys are tired
(7) The boys seem to each other’s parents [ __ to be tired ]
所以，我们想表达的是，主语位置既是论元位置（功能表现为制约照应语）又是准据位置（激发相关性解读，是移位停顿的位置，可以决定“冻结”效应等）。类似的考虑可以基于寄生缺口的允准条件，但论元位置通常不允许这种缺口出现。
五、制图的未来
01.
SQ：Aquiles Tsecari Neto和我曾问过Guglielmo Cinque有关制图未来发展的问题，此次访谈结束前，我想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从制图研究的最新技术来看——在生成语法和语言类型学中，制图的“未来”会走向哪里，在句法学这一领域最具前途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LR：首先，制图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描述维度。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可靠而全面的经验，关于制图的实证报道也很有前景（例如由Giuliano Bocci, Karen Martini和Giuseppe Samo在日内瓦大学建立的SynCart网站），但必须清楚的是，这一方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有些语言和语族已经有了详细的探索和研究：比如罗曼语和日耳曼语，包括对方言的许多研究，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利用制图理论研究斯拉夫语已经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只停留在了特定的结构研究上（比如多重疑问词的问题）。在印欧语之外，还有许多有关乌戈尔芬尼语和闪米特语的重要工作。一些论文和书籍等著作对非洲的某些语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常常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但是非洲语言及其方言中还有大量的现象未被描述。近来，学者们做的很多汉语和日语相关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基础建设和专门项目的支持，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司富珍教授组织的两年一度的句法制图国际研讨会（见司富珍，2017）、句法制图国际研究协会（澳门）的成立等，因此，我很期待这一趋势能在未来几年里继续增长。学者们已经对世界上其它地区的语言的制图分析作了很多个人贡献，所以制图研究的增长空间主要集中于美洲土著语言、澳大利亚语言、南岛语等。
在我看来，建立用户友好型的数据库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会使我们更容易获得已有的分析性工作。事实上，由Hilda Koopman（UCLA）率领的SSWL（Syntactic Structure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世界语言的句法结构）已经提供了一些跨语言的制图分析元素。简而言之，制图的描写维度是一个开放式的项目，我期待并希望这一工作能够继续下去并不断加强。
至于更具理论性的层面，未来的一系列研究很难预测：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想法，那些新的想法可能会突然改变我们的视角。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努力发现一些具有前景并有待发展的线索。
我曾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制图工作中的经验发现可以为句法理论催生出定义明确的、结构化的问题。这可以丰富理论工作的实证基础，同时能为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什么跨语言的功能序列可以有如此之多的稳定的特性呢？显然，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有原则性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解释需要关注句法和解释接口的特性。举个例子来说，相对于其它wh成分（包括其它附加语，如where, when, how：Rizzi 2001），与why相对应的wh成分在不同语言中会表现出特殊的位置属性。Why-类成分在不同语言中选择特殊的句法位置，同时它又作为一个原始的、任意的句法特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如说更像是why的特殊句法属性和这类成分的解释特性之间有所联系，关于这点，语义学家和分析哲学家都已作过讨论（可参见Bromberger, 1992和Bocci等人正在从事的研究，可用于应对可能的问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加强接口研究才能深入解释所观察到的句法特性。
在其他情况下，句法计算的形式成分可能与解释功能序列的特性有关：局域性（如Haegeman 2012中有关状语从句的制图特性研究）、准据方法（the criterial approach）（如Samo 2019对V2现象的制图分析）或标签算法（如Rizzi 2016把冻结效应和准据位置相联系）。一般来说，诉诸这种形式成分来解释制图特性，并不仅仅涉及应用原则性的标准公式，还需要进行调整，有时甚至是重大修改，从而改进理论机制。我希望这一趋势能在将来得到进一步发展。
制图研究近期有一项重要的发展，不同的群体已经开始研究制图和其它领域之间的联系，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制图开放至应用领域。例如，第三届句法制图国际研讨会上（北京语言大学，2019年10月），有一节专门介绍了教学应用。此外，基于Cinque（1999）对状语的相关研究（包括句子层级中状语语序的研究以及状语和动词形式间的语序问题），Aquiles Tescari Neto教授（UNICAMP）的报告为二语习得者的学习提供了新方法。
提及制图研究和计算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Cristiano Chesi的研究，他的方法把制图研究的结果和自上而下的计算模型相结合，这在其博士论文（Chesi 2005）和后续的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近，Giuseppe Samo（BLCU，Beijing）和Paola Merlo两人合作使用了定量计算的方法解决制图和局域性的问题（见Samo & Merlo 2019）。
在母语习得的研究中，Friedmann, Belletti和Rizzi（2020）提出了“生长树（Growing Trees）”这一方法，利用左缘制图的结果解释希伯来语左缘结构的母语习得顺序。双语习得、与语言相关的发展病理学以及后天病理学中的语言丢失等相关研究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的方法。
促进跨学科研究工作不仅涉及基础研究的问题也涉及实际应用，提升这一能力是我所说的“启发能力”研究路线的又一标志，我在采访开始时也提到了这一概念。我真诚地希望我提及的部分以及与制图研究相关的其它诸多方面都能在将来不断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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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竹叶 訾姝瑶 马晓彤
排版：马晓彤 安镜儒
审校：陈旭 王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