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别的」女性生命经验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在《第二性》中提到:“男子认为女子在性欲上得不到满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将女人的苦难,很乐观地推说是命运使然。”无论是官家小姐还是青楼歌女,妖怪女鬼或是禅宗尼姑,父权社会按照一系列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将女性身份连同命运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无独有偶以女性的主体世界是否得到摧毁或规训为标准,否定了女性生命体验的主观能动性,将幸福或是苦难统统归结于一种命中注定。
在这样的境况下,女性从肉身中解脱出来,以“非人”的形态摆脱世俗束缚、与男性凝视和标准割席,成为一条可选之路。这里的“非人”拥有丰富的可能性,在文学艺术中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妖、巫、侠、疯、尼、鬼,不一而足。她们告别传统温良恭俭让的生活,更敢于直面禁忌、追求自我,即便是以牺牲为结局。
本期「食粮计划」将聚焦于中西方作品中这一类特别的女性形象,从例外中看到反抗交织偏见,痛苦孕育力量。当然,值得警醒的是这些分类中潜藏的另一种约束,它们不应作为反向的标准成为影响女性选择的新圈套。
现在普遍的说法认为「白蛇传」的故事起源于唐传奇《李黄》,雏形见于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初步定型于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虽然在代际更替中,各版本的故事略有不同,但以白蛇为主角;发生在杭州西湖旁;遇上男子;被受妖的高人镇于塔下这些要素基本延续了下来。
而李碧华在1986年出版的《青蛇》对故事做出了创造性的改编。首先,主角由白蛇变为青蛇,被白蛇相救而结为姐妹。两人被吕洞宾所幻化的汤圆小贩所引诱,吞下七情六欲丸来到人间,设法与许仙结为夫妻。故事到了这里便开始与传统蓝本分道扬镳,青蛇对情欲更深刻的探索让她做出了一系列“出格”的举动——是她令白蛇现出原形;救活许仙后与之发生关系;最后为白蛇复仇将许仙刺死,将白蛇之子托付给人家收养后返回西湖修炼。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结局吧。来到文革期间,红卫兵以除四旧为口号砸倒雷峰塔,将白蛇释放。真是令人会心一笑的设计。
在李碧华的笔下,「白蛇传」故事本身的人妖爱情关系被弱化,而白蛇与青蛇互为对照的女性情谊成为主线。青蛇通过探索自身的欲望不断确立身份,直到在最后的复仇行为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深化,在男女情欲和姐妹情谊之间做出了选择。这一处改编使得「青蛇」成为一个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而她的“妖气”正是促成反叛的核心。
在徐克的改编中(1993),鬼魅氤氲的电影语言更加强调了青蛇原始文本中有关“欲望”的拷问。借小青、白蛇、法海、许仙之间两两成组的关系,影片交织起性别、情欲、佛法、生死等命题,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李碧华所形容的,这是一个试图在词义上拓宽“勾引”的故事,它指向一种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到了 16 世纪,伴随着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迅速传播,以惩罚“性”为核心目的的“猎巫行动”才在欧洲大陆席卷而来。女性被看作是更软弱、更淫荡的角色,因此更不能管控自己的性欲。而一旦堕入这种审判之中,则被认定为与魔鬼展开交易,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残酷的刑罚。经典的女巫骑飞行扫帚的形象便是对女性性欲污名的体现,她们被描绘为可怕、肮脏、无耻的人。
从这一演变可以看出,“女巫”一词从代表着原生的、自然的、女性的力量被贬斥为魔鬼与地狱的象征。正是借女性以猎巫之名被妖魔化的契机,作为审判者的卫道士们便可以“纠缠于最堕落的性行为,而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光环”。“猎巫行动”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在资本主义进程中以摧毁妇女对其生育权的控制为目的,透过不同的形式、话术、战争一次次地重来。
《凯列班与女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猎巫行动”的根源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关系,以及从猎巫与魔鬼学的历史中重新审视福柯式的“身体-政治”关系。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死亡如何为劳动力生产服务,从而(必将)瓦解资本主义任何形式的制度正确,使人们看到被剥削的不平等网络中的一角。
复仇是驱动女性角色自我觉醒,踏上另一种人生之路的常见契机,施剑翘敏锐地捕捉到“侠”给女性在传统生活以外提供的可能性。但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暂时的道德宽恕并非是为女性腾挪出新的个人空间,而常常是父权英雄气概的错位使用。比如被施剑翘引用的《聊斋志异》中商三官的例子。同样是为了替父报仇,16岁的商三官拒绝进入婚姻,精心谋划并亲手刺杀仇人。她果敢、勇毅、高尚,“像个男人一样”追求正义。但故事却以商三官悬梁自尽作为结尾,这无疑是将女性复仇的侠义精神次级化为一个献身故事。以此自喻也同样映射了施剑翘在女性意识觉醒层面的局限。
正如林郁沁在文中所提到的,“在建立于性别区隔上的儒家宇宙秩序中,越界的侠女不仅脱离了正常的社会进入了江湖,而且脱离了闺阁迈向社会,因而她们一直以来都在引发着深层次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是出于对女性的权利以及它可能对更高层次的宇宙秩序造成破坏的担忧。”
施剑翘以感情为预谋的复仇设计巧妙地运用了标准范畴内的“女性权利”,她用一种极其感性的方式描述刺杀孙传芳的正义性,这正好符合了人们对女性犯罪者“非理性和软弱”的印象。但施剑翘并不仅是通过展示“女子气概”获取公众同情,而是将孝心这一超越性别观念的伦理概念置于聚光灯下。这恰到好处地强调了她的美德和智谋,又避免引发有关性别行为的讨伐,将她与带有烈女性质的传统侠女区别开来,做出了现代性的示范。
导演事无巨细地记录着她枯燥的日常,且重复了三天,但女主角的生活却在这个循环中一天比一天更失控。煮饭糊锅、找不到合适的纽扣、刷皮鞋的刷子掉落、咖啡厅常坐的位置被占。最后的致命失控来自于她竟然在一次卖淫中得到了快感,因此她拿出剪刀将嫖客捅死在床上,重新回到自己设定的秩序中。
让娜·迪尔曼在主妇、母亲、妓女三个角色之间来回,固定的生活流程与大量白描长镜头让时间如同静止一般。这带来观看上的“无聊”,因为女主角在室内空间的生活似乎并无剧情可言。但由导演制造的无聊在观看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元无聊”(meta-boredom)——一种可以从许多角度切入的无聊,它们让电影产生了一种密闭的空间感,而促使观众不得不思考。在长时间地观看让娜·迪尔曼洗碗和静坐在客厅的姿态后,观众进入了一种近乎冥想的状态,因此影片最后的刺杀就如同在静默中掉在地上的那根针,格外的有力、响动。
不同于被塑造成患有歇斯底里症的“疯女人”,《让娜·迪尔曼》通过与之相反的、高度秩序化的情节反驳了这一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真正有可能“发疯”的,恰好是在这三个小时中“看不到做家务的女性的男性”。
《漫长的余生》讲述了生于南朝官宦人家的王钟儿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北魏内战为分界线,她前是相夫教子的家庭女性,而后经历战争被掠入宫中做宫女。而她在侍奉的原主——宣武帝元恪的生母高照容因“子贵母死”制度而殉后,被卷入一场后宫阴谋,从而不得不出家为尼。正是因为她比丘尼的身份,在日后宣武帝皇子频频夭折、后宫信任如履薄冰之时,慈庆(王钟儿)的宫外名号和佛教背景才为她介入照顾宣武帝新生皇子一事提供了更合理的理由。在书中,罗新老师对这类北魏宫廷中命运发生剧变后皈依佛门的女性作出了社会性的分析: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无论是否自愿,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
除了王钟儿以外,书中写道的元纯陀也是另一个代表。元纯陀是孝文帝叔祖父任城王拓跋云的长子元澄的妹妹。元纯陀先后两次出嫁,第一次嫁与穆氏,育有一女;而第二次则嫁给同样丧妻的车骑大将军邢峦。这段婚姻远比第一段婚姻长久,持续了差不多二十二年,直至邢峦暴病而死。之后元纯陀便出家为尼,法号智首。同样,这一举动“可能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参透了「乐从苦生,果由因起」,而是另有考虑”,让她能够在晚年与女儿团聚,而不用依规矩与没有血缘关系的邢峦之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
在出家为尼后,女性一定程度上与此前尘世中的社会关系解绑,解除了对于家庭“在道德、法律与社会生活层面的义务,同时获得了在不同家庭、不同社会团体、不同空间限隔之间行走来去的自由”。
《说文解字》中称“人所归为鬼”,意思是说人死后为鬼,鬼是人的最终归宿。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太多关于“女鬼”的故事,带有冤屈的、精神错乱的、惩恶扬善的,在一众志怪传奇里自成一体。在写作者的笔下,即便在抵达人生最终归宿的情节里,她们也大都为爱情牺牲,被困于异性恋的浪漫情节与厌女症带来的固定人设中。但另一方面,鬼的叙事又为女性生命经验的继续提供了可能。死亡是一种活法的结束,又是另一种可能的开始,在艺术化的处理中“鬼”成为一个获取新身份的虫洞。
在属于“鬼”的最终篇章里,要讲述的不是聂小倩或是李昂小说中的故事,而是来自“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影像作品《七死一生》(Seven Deaths)。让我们去看看,成为“鬼”之前的七次可能。
这一融合了音乐、装置、视觉、戏剧的影像作品致敬了著名歌剧女演员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阿布拉莫维奇14岁时在南斯拉夫第一次遇见卡拉斯,她极具天赋的演唱和个人感情故事一样为人津津乐道,并且对阿布拉莫维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影像作品并非是对卡拉斯个人传记的复述,而是看向了艺术家演绎生涯中的数个女性形象:她们不断地心碎、死亡,直到这一切从戏剧中走出,最终体现在卡拉斯的个人生活中。
《七死一生》以卡拉斯在银幕上经历的七次不幸“死亡”为基础,改编了她演绎过的《茶花女》、《托斯卡》、《奥赛罗》、《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卡门》、《蝴蝶夫人》以及《诺玛》七部经典戏剧。这些戏剧中的女主角或是为了保全忠贞而以死明志,或是因展露欲望倍受惩罚。影像把重点放在女主角的每一次死亡上——呼吸衰竭(The Breath)、纵身一跃(The Leap)、被蛇绞杀(The Snake)、疯癫而亡(The Mirror)、被刺身亡(The Knife)、辐射中毒(The Poison)、引火自焚(The Fire),配以卡拉斯的原创独奏或咏叹调。
阿布拉莫维奇并不是要做一次人鬼情未了般的戏剧综述,她将个人创作的经验与原剧相结合。在有的片段中她与卡拉斯的面孔互相替换、难分真假。她也对每一位女性死亡的情节作出更符合当下的改编,比如《蝴蝶夫人》原作中艺妓的切腹自尽被放射性中毒代替。而在最终的一幕中,诺玛为了爱而背叛了她的人民和国家,却又被波霖内所背叛。在影像的最后,男女主角互换性别共同走进了火中,这也是唯一一个男性角色也死亡的故事。
在七个层层递进的故事中,威廉·达福(Williem Dafoe)扮演了所有的男性角色,在以女性人物的死亡为核心的银幕上,他们都破天荒地成为配角。这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提问——为什么总是女人?作为观众,我们不得不直视那些残忍的濒死时刻以及“她们”脸上痛苦的表情。一个个女性幻化为鬼魂从舞台上走出来,就像是卡拉斯朝着阿布拉莫维奇走去那样——她们所穿过的距离远比七次死亡更长、更深刻。《七死一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死亡作为招魂符,将女性牺牲从特定的叙事规范中开解出来。
[1] 刘文淑. 从女人到女鬼——试析李昂《看得见的鬼》之<不见天的鬼>【J】. 国立政治大学,朝阳人文社会学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6.[2] 胡帼明. 小说《青蛇》中小青的性格分析【J】. 岭南大学,1998.[3] 廖海玲. 李碧华鬼怪小说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2023.[4] 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二性【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5] 什么是《女巫之槌》:当撒旦游荡在人间,微信公众号平台,2022,https://mp.weixin.qq.com/s/-gGvNFzuX7SMInuRhyMrEg[6] The Revelatory Tedium of the New “Greatest Film of All Time”, Jessica Winter, The New Yorker, 2022.[7] History of Witches, history.com Editors,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folklore/history-of-witches [8] Marina Abramović: Seven Deaths, Lisson Galle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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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楚涵(she / her)
编辑:蔡贝(she / her)
排版设计:赖秋凤(she / her)
审校:戴玉莹(she /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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