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一家国有大行的坚韧与温柔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很多中国人都会感动于艾青的这句诗，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血液里，总是流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
2020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彻底告别了“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赞扬。
坦白来说，中国脱贫工作的主阵地在农村，而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缓解“相对贫困”，甚至实现乡村振兴，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
总书记强调说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但如果你把当下发生在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乡村振兴”，理解为是一项任务，那或许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中国企业——他们不分国企、民企，都不由分说地把“下乡”作为了公司战略。
在金融行业——一个在国民经济领域中有重要地位的行业，几大支柱型的国有银行，也是纷纷把乡村振兴的相关业务，作为长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像建设银行，这家排名全球第二的国有大行，董事长田国立就强调，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新金融行动的“新主场”。
在8月24日下午，建行举行的今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田国立透露，目前建行通过“裕农通”累计服务农户超过5800万户。
到农村去，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所谓“大变局”，不仅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事实上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也在深刻调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再用传统的解决办法——无效率的经济既解决不了人民生活富裕，也解决不了国际竞争能力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泾源曾这样公开表示，这位之前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部门工作的经济学者，对当下中国的发展问题有独到的体会。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如何体现公平，以及更好地实现协调发展？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如今面临的新考题，而且是一道“必答题”。
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契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促进区域、城乡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很多行业——特别是那些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行业，都需要重构发展的底层逻辑。
这是一场校准，目的是为了和时代同频。
在中国的银行界，建行的思考走在了前列。早在2017年，建行就提出了新金融行动，背景正是出于对金融业发展逻辑的重新思考。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均衡，让市场经济的‘手’与‘心’逐渐脱离。”董事长田国立点到了本质。
可以想见，如此下去，银行机构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无疑是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和中国大多数的行业一样，银行业在乡村的发展是最不均衡的，也极具典型性。客观来说，这既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因”，也是“果”。
这也是为什么建行提出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新金融行动新主场”的原因。
而对于新金融理念的重要性，在建设系统内也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建行人的心中，新金融是新时代的金融，是建设银行贯彻新发展理念、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具体实践，聚焦的都是世界难题、社会痛点和行业堵点。
一个时代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旋律，从城市金融转向乡村金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旋律之一。
银行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物种”，在中国的这片土壤中，正在发生一种进化，以此来适应内部和外部的要求。
这道“必答题”的背后，寓意着服务乡村振兴，是中国当下时代的要求，是银行金融业进化的要求，也是建行需要承担的责任。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
翻译过来就是“物竞天择”。
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乡村振兴”背后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那就很难把这项工作当作是“大事”“要事”和“急事”来对待。
对于银行业来说，“物竞天择”的意思是，银行需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中，进化出新的能力——服务乡村振兴不是一项慈善工作，而是经营的一种模式，它是适应新时期要求的入场券。
建行高管层认识到，要下定决心重新对乡村金融进行顶层设计，改变以往的思路，不是简单的布点，而是要打造乡村金融完整生态。
也就是说，传统金融的做法在这个新主场“不灵”了。
鲜活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会理，四川最南的一个县级市，当地盛产软籽石榴——这是一种原产自突尼斯的石榴品种，全国最大的石榴产业园区就在这个小县城。
和全中国大多数的农产品原产地面临的困境一样，如何把这些果子从贫穷而交通不便的大山里卖出去，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这就是低水平的农业发展真实状况。
40多岁的会理本地人李吉友，打算改变当地老乡们的现状——最大的痛点是没有产业化，石榴销售完全是“靠天吃饭”。
于是他筹资建成了当地第一家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为周边果农提供了一个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果品交易场所，利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订单收购模式，与线下商超、水果连锁、线上平台、批发市场等合作，不断扩大产品销路。
到这一步，我们会发现，身处大凉山农村的李吉友和一个在北上广大城市的创业者的故事，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也会面临生意上的难题，比如资金周转不够。
此时，农村和城市的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一个不需要过分论述的事实就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农村的用户显然比城市里的居民更难获得金融机构资金的支持。
传统的金融评估模式对“李吉友”们是不友好的，一个抵押物的问题就可能让他失望而归了。
“我们走访后，据李吉友的采购支出，以及销售额测算出了一个额度，纯信用贷款，也不需要担保。”经办的建行会理支行客户经理詹永杰，运用相关政策，创新性地推出了“石榴贷”，快速完成了对李吉友的190余万元信用贷款发放。
而获得了金融“活水”的李吉友，在当地带去的“涟漪效应”，也是城市金融业务所少有的——有了资金保障的这个农村创业者，不但带头致富，还提供就业岗位，留住了很多年轻人，村子里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
类似的故事这几年在建行体系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各地结合当地特色农产品诞生了各种涉农信贷产品——山东有“苹果贷”、黑龙江有“木耳贷”、福建有“白菜贷”……在内蒙古，奶牛养殖户不仅能用饲养的奶牛去做信用贷款，现在连奶牛养殖设施，都可以在建行去做抵押获取贷款。
最新一期的半年报显示，到今年6月底，建行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3138.31亿元，较去年末增加1101.77亿元，增幅54.10%。贷款客户数89.96万户，较去年末增长36.26%。
而在过去，像建行这样的国有大行，未必不想去服务小微和农村客户，但是存在风险大、成本高的问题，现在，新金融依靠科技手段让银行机构跨越了门槛。
一个说出来会让很多人惊讶的真实情况是，在宁夏，全区114.1万户、382.9万名农民，理论上都可以在几秒钟内从建行的“裕农通”贷到款。
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以“傻瓜式”地使用金融产品了——就像拿起一把锄头一样方便，当地建行工作人员形容是帮助农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为新资产”。
靠的什么？仅有炽热的心肯定不行。
变化的逻辑是因为这款名为“裕农快贷-建业贷”的产品，采用数据直连增信模式，从而打造了“数据化”“线上化”“差异化”“智能化”等特点。
这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银行产品模式的改变。
这种在金融上的创新做法，也势必将激活中国一大片的乡村沉睡资产，包括农村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等。
要知道农村占据了中国94%的国土面积，有20亿亩耕地、38亿亩林地、33亿亩牧草地、5.1亿亩集体建设用地，农产品年产量19亿吨，村集体经济账面资产高达6.5万亿元。
当乡村土地也成为财富之母，随之而来的财富效应，也将显著提升乡村综合消费能力——这种正向的蝴蝶效应，正是一场不可思议的金融创新所带去的。
“金融承担着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是诸多社会难点与痛点问题的直接面对者，做得不好，便显冷酷，做得到位，便显温柔。”这句话出自《大众金融——商业银行的进化之路》的专著中，这本书饱含了作者这些年来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融机构应能主动成为一把‘温柔的手术刀’去破解经济社会的痛点，尤其是长期被‘冷落’的‘三农’、小微等金融服务问题。这些社会的痛点问题应该是金融关注的焦点。这些实际上也是新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在讨论“贫困”的元问题时，知名扶贫专家李小云教授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来自于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之中所导致的剥削与排斥，那么在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在发展转型过程之中，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贫困，很大程度是不平等的问题。显然，靠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不可能解决这样基于不平等的贫困问题。
李小云教授所说的“不平等”，在金融领域中的城乡差异中也存在。
在城市，大多数的市民能便捷地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而在农村，办个基本的业务可能也要坐个半天的车。在城市，有各种维度的数据来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做信用评估，而在农村，农民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类似这样的问题很难有办法去解决，要么不可行，要么就是成本太高。
“我们看到数字时代可以带来资源的公平，金融服务的资源配置不公平这个被诟病的老大难问题，也将随着金融科技赋予的服务大众能力，而得到解决。”建行人看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破解之道。
“数字化时代是‘普惠’的时代，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当网络公平地覆盖所有人的时候，生产和生活都带来令人称奇的可喜变化。”
于是在湖南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建行接受省信用办委托承建乡村信用信息系统，项目一期积分系统就帮助梅花村里的合作社获得了500万元的信用贷款。
在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八五七农场，当地农民只花了3分钟，就从建行“裕农通”获得了“随用随取，随取随还”的金融产品支持，利率还比之前农民通过别的途径借到的还要低很多。
看到这里，你的印象可能还只是停留在解决“资金需求”的难题上。但实际上，建行这几年服务乡村振兴，推出的是一个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体系的建设，打造的是一个涵盖平台、信贷、场景、风控的乡村金融生态圈。
据介绍，光今年上半年在黑龙江，建行在当地发放的涉农贷款中，99%都是纯信用贷款。
这当然一部分是得益于技术的进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让金融获得了科技的赋能，能够构筑一个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作为一家金融机构，对风险的预判既是考验，也是实力。
我们认为，这是乡村振兴金融中，“融”的第一层意思：融合科技。
第二个“融”，讲的是生态体系的“融”。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所以服务乡村振兴，需要聚焦的是整个三农生态。
这个时候，制度创新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呼伦贝尔阿荣旗，建行联合地方党委组织部，联合聘任驻村大学生、村两委年轻干部为“金融副村长”，通过发挥他们的桥梁纽带作用，实现了大行金融在乡村的普惠化和大众化，同时为党和政府培养了乡村人才，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题。
“我们归纳为‘三传三者’”。建行总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吴敏介绍说。
所谓“三传”，第一个“传”，让这些人及时传递党对农民关爱的声音；第二，及时传达国家惠民便民政策，包括金融各项政策在内的惠民便民政策及时传达；第三，及时传播农民需要，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知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