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汲喆：关帝之剑

关帝之剑

文 /  汲喆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

法国多学科佛教研究中心

在中国文化中，关帝是忠义的象征，是财富的保障，在儒家是武圣，在佛教为护法。最迟从五代开始，关羽的图像就已经在民间流行。宋代是关羽崇拜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关羽不仅在儒释道三教中都得到了认可，而且尤其受到宋代皇权的推崇。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在南宋，关羽又获得了“壮缪义勇王”和“英济王”的封号。政治上的推崇和宗教上的膜拜，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文学和戏剧的渲染，共同建构了关羽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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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金·平阳府徐家印 《义勇武安王》/ 右：今刻图

版刻，31 cm × 60 cm

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关羽正如《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五绺长髯，胯下赤兔胭脂马，手中青龙偃月刀，更有关平、周仓随侍两厢。这一表现程式大约就是在宋、辽、金时期形成的。明清以降，关羽进一步成为关圣帝君、关圣大帝，天下竞相供奉，祠庙无处不在，对关羽形象的描绘也更为丰富和细腻。不过，帝国晚期的相关作品仍然会保持某些宋辽时期的遗风，这尤其体现在对兵器的表现当中。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关羽画像，应该是1909 年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Piotr Kouzmitch Kozlov，1863-1935）在今内蒙古黑水城一座古庙中发现并携走的版画《义勇武安王(位？)》。此画一般推断是宋代作品，刻印十分精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后世所沿用的关羽圣象的蓝本。

画中关羽身后有一武士手持一支硕大的青龙偃月刀，吞口为高浮雕装饰，火焰纹直达刃面，令人印象深刻。偃月刀出现于宋，正是此画制作的年代。画中各武士所穿着的甲衣、縢履以及所携持的弓、箭、旗、盾等，也均能比较忠实地反映宋代军戎的风貌。其中，关羽左前侧负盾武士所持的应是宋时特有的长柄环首大刀，在同期的壁画、雕刻中亦常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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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北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中的偃月刀

右：山西稷山县马村宋金砖雕中手持环首大刀的军士

在黑水城的这幅版画中，安坐于交椅之上的关羽并不佩剑。事实上，目前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关帝像也都不佩剑，坐像尤其如此。当然，我们并不能确认历史上真实的关羽是否佩剑。不过，众所周知，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强的仪式功能，无论在政治、宗教领域，还是在文人士大夫的自我建构当中，剑常被作为权威、正统性和功名的象征。

在宗教圣像的领域内，与武圣关羽相对的文圣孔子一般身佩长剑，另一位和关羽具有类似品性的悲剧英雄岳飞早期常被以文人形象表现，但后来戎装佩剑的也不少见。相较而言，或许是因为画家和雕塑家们为了突出关羽马上战将的身份、尤其是其偃月刀的独特性，才刻意较少使用剑这一符号，以免喧宾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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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抚剑柄的岳飞像

杭州岳王庙

但是，剑并非在关羽像中无迹可寻。明以后，剑已经进入到了相关作品的整体构造当中。在宣德年间画家商喜那幅著名的《关羽擒将图》中，处在全画视觉中心的关羽本人没有佩剑，而他身旁的周仓、关平却各佩一剑。此图中周仓右手牢握偃月刀，左手轻扶剑首，岿然如山。关平拔剑出鞘数寸，似在警戒，又似要出剑进击，姿态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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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商喜《关羽擒将图》

绢本设色，198 cm × 236 cm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擒将图》是现存最早的宫廷绘制的关羽像，其中对关平宝剑的刻画极为细腻。此剑如意柄首，柄箍饰以云芝纹，剑格呈新月或元宝形，由金色双吞托出剑刃，剑条脊线清晰挺拔，剑鞘包边，分为三段，握柄与鞘口等处饰有红、绿、蓝各色宝石。此画虽作于明，但是对剑的表现继承了宋风。这类华美精致的宋剑实物如今已一所无存，所幸其形影还见诸古画，如南宋（传）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而其制式与《武经总要》中勾勒的图型也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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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商喜《关羽擒将图》细部

关平与周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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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南宋·刘松年（传）《中兴四将图》（局部）

绢本设色，26 cm × 90.6 cm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右：北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中的剑

当然，也有一些画像中的关羽是佩剑的。例如，在河北石家庄毗卢寺的明代壁画《三界诸神图》中，关羽挎剑而立，威武雄壮。在此，关羽是作为道教护法“崇宁护国真君”现身的。剑是道教中不可或缺的法器，作为道教神祗的关羽佩上宝剑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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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三界诸神图（崇宁护国真君）》

壁画，110 cm × 87 cm

河北省石家庄毗卢寺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的一些绘画精品中，关羽像如有佩剑，基本上均如《关羽擒将图》那样采用宋代形制。例如明末清初丁元公的《关羽像》 、清汪乔的《关壮缪公像》均是如此。这体现了同一主题的绘画素材和审美品味的历史延续性。换言之，宗教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与器物的形象往往具有很强的惯性，展现的是前代形成的固定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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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丁元公《关羽像图轴》

明末清初，188 cm × 92 cm

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右：汪乔《关壮缪公像》

清，99 cm × 54 cm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山西五台山塔院寺伽蓝殿壁画中的一幅关羽图。塔院寺位于五台县台怀镇显通寺南侧，寺中有元大德五年 （1301年） 所建白塔，故得此名。寺内伽蓝殿立关羽塑像， 殿内南北壁上共绘关帝图58幅。其中一处画中关羽持剑而坐，一军士在其身后肩扛大刀。此壁画很可能绘于晚清，但是，关羽手中的剑却并非晚清样式，而是圆镡、大柄首，带有明显的明代、甚至是宋辽时期战剑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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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图》

壁画，清

五台山塔院寺伽蓝殿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河北省韩师训墓出土的辽天庆元年（1111年）的门神图。不难看出，清代画师笔下的关帝之剑，有意无意间遵循的正是六、七百年前的宋辽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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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天庆元年韩师训墓《门神图》

132cm × 84cm

在旧传关羽图像中，不仅剑的形制保持了宋风，剑的显现与人物之间的配置同样受到宋代观念的影响。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汉学家莫欧礼（Oliver Moore）先生曾指出，《擒将图》中关羽无剑而关平持剑，是以父子关系表达文武两种德性的主从关系。此种意味自然与有宋一朝重文抑武、以文制武的总体方针相一致。同样，《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等四位主将皆不着戎装、不带兵刃，仅由随侍佩带弓矢、宝剑，似乎也暗示了文武之间的尊卑秩序。不过，就关羽圣像而言，剑的隐喻远不限于武功。毗卢寺的壁画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在道教的上下文中，宝剑所指不仅是当权者既依仗又防范的兵力，而更是护国佑民、降妖伏魔的法力，所以纵然关平在侧，其柄也断不能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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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平捧印胁侍关羽

塑像，清末

北京某寺庙内

在本文所例举的三幅清代持剑关羽图中，儿子关平这一角色都隐去了，于是剑又回到关羽手中或身侧。这时，剑的主要角色绝非昭示勇武，因为偃月刀才指向关羽所向披靡的神功。事实上，剑一到关羽手上，便又恢复了它作为权威之符号的基本功能。而且，佩剑之关羽与持刀之周仓也形成了对照，说明关羽的权威并非单纯来自大刀所象征的武力，而是某种高于武力的正当性。我们不应忘记，在明清对关羽的艺术和宗教表现形式中，关平最常见的形象是手捧印玺的侍者。但是，正如西安碑林所收藏的一尊精美石雕所展示的那样，关平有时也会手捧宝剑。剑与印的这种可互换关系表明，关羽的最高权威来自政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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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剑关平像》

石雕，清，连座高210cm

现藏于西安碑林

相关文献：

[1]候雪，《五台山塔院寺伽蓝殿关帝壁画艺术探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4卷第6期。

[2]梅红，《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五幅关帝年画考》，《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莫军华、陈越红、罗净怡，《清代木刻关公画像的图式表现》，《艺术设计研究》，2019年第4期。

[4]王菡薇，《元代关羽图像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5]尹恒，《明清绘画中的关羽形象鉴考——兼论明清时期关羽形象的发展衍变》，《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

[6]Oliver Moore, “Violence Un-scrolled: Cultic and Ritual Emphases in Painting Guan Yu,” Arts Asiatiques, 2003, Vol.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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