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丨帕慕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耳语——小说、恶魔与人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耳语
小说、恶魔与人的灵魂
文 /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译 / 宗笑飞、林边水
在我看来，无论何时，《群魔》（Demons）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政治小说。二十岁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时，我感到震惊、敬畏、恐惧，并且心悦诚服，这就是当时它给我的冲击。没有哪一部小说能这样深深打动我，没有哪一个故事能给予我如此令人痛苦的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人的权力意志，人的宽恕能力，人骗己骗人的本事，人对信仰的爱、恨和需要，人的各种嗜好（包括神圣的和渎神的）等等，所有这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都可以在一个政治、欺骗和死亡相互纠缠的普通故事中扎根并且共存。这一点也最让我震惊。
我钦羡这部小说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出无所不包的智慧。这也许是文学最主要的长处：在伟大的小说里，主人公们非常迅猛地进入激烈紧张的时刻，我们则马上会被带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我们对小说中的世界深信不疑，正如我们对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深信不疑。我热切地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性的声音，正如我相信他书中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对忏悔的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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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黎
摄于1863年
为什么这本书能在我心里激起如此的恐惧，恐怕很难解释。书中的自杀场景令人极度痛苦（蜡烛熄灭了，有人从隔壁幽黑的房子窥探着发生的一切），还有出于恐怖而制造的恶意谋杀所带来的剧烈冲荡，这些都令我无比震撼。
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能如此神速地在伟大的想法与褊狭的生活之间来回转换，也让我十分惊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种转换里看到一种勇敢无畏，它不仅属于书中的人物，也属于他自己。我们读这本小说时，似乎能看到甚至连最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也与书中人物的伟大思想紧密相连。看到这些联系，我们才能进入妄想狂的可怕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思想和伟大理想都彼此相连。
于是，整本书中都充斥着秘密团体、错综复杂的各种组织、革命分子和告密者。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紧密相连，这样的世界担负着两种功能：面具和渠道（它通向隐藏在一切思想之后的伟大真理）。在这个世界之后还有彼岸世界，只有在彼岸世界里才有可能探寻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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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科尔祖欣《忏悔之前》
Alexei Korzukhin，Before Confession
布面油画，约1877年
在《群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主人公，让他以自杀的方式来印证这两种伟大的想法——人的自由和上帝的存在。作者这种处理方式让所有读者都难以忘怀。很少有作家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出色，能以人格化或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信仰、抽象思想和哲学矛盾。
186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八岁时开始创作《群魔》。此前他写过《永恒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一书，小说《白痴》也刚刚收笔，并得以出版。两年前，他为了躲避债主、谋求一个相对安宁的工作环境来到欧洲（佛罗伦萨和德累斯顿），并在此落脚生存。此时，他计划写一本关于信仰以及信仰缺乏的小说，并取名为《大罪人传》(Atheism, 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他对虚无主义者充满怨恨。他所指的虚无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其实是半无政府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在那时正写的一本政治小说中，他嘲讽了这些人对俄国传统的憎恨、对西方的狂热，还讽刺了他们缺乏信仰。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对《大罪人传》渐渐丧失兴趣。事有凑巧，这时他在俄文报纸上读到一桩政治谋杀案，并从妻子的朋友那里也听说了此事，他变得异常激动（只有流亡国外的人才会如此激动）。同年，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大学生被他的四个朋友杀死，他们认定他是警察的密探。在这个革命组织内部，年轻人彼此杀戮，而该组织的领袖就是聪明、狡诈、魔鬼般的涅恰耶夫[1]。在《群魔》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代表的就是涅恰耶夫式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一样，他和朋友们（托尔卡琴科、维尔金斯基、希加廖夫和利亚姆申）在公园里将嫌疑告密者沙托夫杀死，并把尸体抛入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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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伊凡雷帝杀子》
Ilya Repin，Ivan the terrible and his son Ivan
布面油画，1885年，199.5 × 254 cm
现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这起谋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透了俄国虚无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梦想。他发现，在这些梦想背后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望——这种欲望妄图控制我们的配偶、朋友、环境和整个世界。因此，作为一个年轻的左翼分子，我读《群魔》时，仿佛觉得这本书不是关于一百年前的俄国，而是与土耳其有关。因为这个国家也已经完全被深深扎根于暴力的激进政治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对我低声耳语，教给我有关灵魂的秘密言语，把我拖入激进分子的团体——这些人尽管热情无限，梦想改变世界，却各自囿于种种秘密组织，喜欢以革命的名义欺骗他人，诅咒和侮辱那些与他们腔调不一或是看法不同的人。记得我曾自问，为什么人们从不谈论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它对于我们的时代有这么多东西要说，但是左翼圈子对此却视而不见。因此，我读这本书时，总觉得它仿佛在轻声地向我诉说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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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普鲁斯海峡及罗伯特高等学院
我的恐惧还有自己个人的原因。因为在那时——换言之，大约在涅恰耶夫谋杀案以及《群魔》出版一百年之后——土耳其的罗伯特高等学院[2]也发生了类似的罪案。有一个革命组织（当时我的许多同学属于该组织）相信他们中有个成员是叛徒（这是由于一个聪明、魔鬼般的“英雄”的鼓动所致，而此人自己却立即消失在迷雾中）；某天夜晚，他们用粗棒猛击“叛徒”的头部，致其死亡，随后把他的尸体塞入行李箱。这些人在带着箱子乘划艇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被抓获。
驱使他们这么做，让他们心甘情愿走到谋杀这一步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即“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就是最先离开的那个人”，这也是我最先在《群魔》里读到过的内容，因此内心深处对此有着真实的感受。多年以后，我问一位朋友是否读过《群魔》，他曾经是该组织的成员，且他们不知不觉地模仿了小说的情节。事实却是，他对这小说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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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The Devils）书影
企鹅出版社经典版
尽管《群魔》充满了恐惧和暴力，它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引人入胜、最滑稽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超的讽刺家，尤其擅长表现枝节频生的场景。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绘了一幅尖锐的漫画去讽刺屠格涅夫。
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屠格涅夫也是爱恨交加。因为屠格涅夫让他非常恼火：这位富裕的地主，赞成虚无主义和西化主义，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还轻视俄国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用创作《群魔》这部小说的方式，来与《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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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詹陶、里奈与莱纳》
Edgar Degas，Jeantaud, Linet and Laine
也是企鹅经典本《父与子》的封面插图
布面油画，1871年，38 x 46 cm
现藏于法国奥赛博物馆
不过，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左翼自由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感到气恼，但内心深处却能理解他们，还不时满怀深情地谈论他们。他描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下场，描写此人见到了长久以来梦想中的那种俄国农民，其笔调如此真挚，带有抒情色彩，甚至连看书过程中一直嘲笑此人虚伪的读者，都情不自禁地羡慕起他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告别了那个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否定的西化革命知识分子，并从此得以在安宁中专意享受他自己的激情、错误和虚荣。我一直认为，《群魔》这本书揭露了激进知识分子想对我们掩盖的可耻秘密。这些人远离中心，生活在欧洲边缘，与自己的西化梦想格格不入，并因自己对上帝的怀疑而饱受折磨。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给我带来了生动的回忆。那时我十八岁，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我们的房子则眺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我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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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帕慕克在阅读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有这本书的土耳其译本，它与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3]许多著名的英文译著放在一块。这个土耳其译本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它的标题就会让人强烈地联想到俄国的奇异——它的不同和力量——有一段时间，这个标题一直在呼唤我进入它的世界。
像所有的伟大小说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迅速在我身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它让我感觉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但同时也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和其他一切都脱离了关系。当我沉浸在眼前的小说世界时，我不觉得自己孤单；因为伟大的小说总是如此，仿佛觉得最令人震惊的启示都是我自己原有的想法，而最打动我的场景和变幻莫测的幻觉仿佛也源自我个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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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尼尔森•格雷《伊恩与罗斯玛丽》
Norah Neilson Gray，Ian & Rosemary
水彩画，约1923年
但这本书同时向我揭示了生活阴暗面（人们不愿谈论的事情）的支配规则，这让我感到孤独。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轻声诉说着生活和人性的神秘信息，诉说无人知道的事情，并且只对我一人倾诉——这样一来，当我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饭时，或者当我在我学习建筑的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拥挤的走道里，努力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谈论政治时，我都会感到这本书仿佛在我体内震颤着。
我明白了，从此以后，生活将永异于从前：与书中令人震惊的世界相比，我自己的生活和烦扰太过渺小，太不重要，只能退居次席。我想说，我读的这本书让我深受震撼，它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这恰如博尔赫斯在某些地方说过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第一次发现爱情或大海——它标志着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就标志着我从此丧失了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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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尼尔森•格雷《母亲与孩子》
Norah Neilson Gray，Mother and Son
水彩画，约1920年，77 × 57 cm
现藏于苏格兰国家美术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他其他的伟大作品中，他轻声向我诉说了怎样的秘密呢？他是否在说，我将一直渴望追求上帝或信仰，虽然我们对任何东西从来都无法永远坚信不疑？他是否在说，我们的内心都有恶魔存在，在诅咒我们感受最深的信仰？抑或是如我在那些日子里所想的，他是否在说，是五彩斑斓的深沉激情、爱恋和伟大思想让生活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而幸福不仅来自于此，而且来自于谦卑，它与上述那些浮夸的特点正好针锋相对？
又或者，他是否在说，人类这种动物在希望和绝望、爱和恨、真实和想象等两极对立中来回摇摆，其速度和不确定性都超出我先前所想？还是他想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父所表现出的那样，人们在哭泣时都可能不尽真诚，甚至到了这种时候都还想耍点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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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佐西马长老”
1982年版《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激起我的无比恐惧，那正是因为他拒绝用抽象的方式表达他的智慧，而是把这些道理置于人物中来展现，以此给人一种真实感。这样，当我们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值紧要关头的俄国社会中，人们能否真的如此迅速地在对立极端中来回摇摆？我们反而会去质疑，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情绪是否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对主人公们的精神忧患感同身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读，总会接二连三地有令人敬畏的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像他所有的小说一样，其情节设计非常注重细节。一旦进入了他精心编织的故事网，我们会发现，会有点惊讶地发现，故事所发生的世界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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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手稿
对有些读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完全成熟、形态完美之处。像福楼拜和纳博科夫这样的小说家，他们对于表现世界的色彩、对称、阴影、含蓄笑话等方面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挖掘支配世界的基本规则和结构的兴趣；对于表面和神韵的关注，也要大于对生活和世界规则的关注。读福楼拜和纳博科夫的快乐，不在于挖掘作者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在于观赏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和出色的叙述。
但我还是想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能算是这类作家中表达最清楚易懂、最有趣的一位，他只是其中一员而已。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来说，书中世界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尚不完满，总有欠缺。这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类似，后者同样也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入挖掘，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支配规律，并在它的内部找到一处角落，然后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是非标准来此生活。
但是，我们这么做时却发现，自己已开始变成小说试图探索的那个不完满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小说抗争着。对这个仍处于变化过程中的世界所有的恐怖和不确定性，我们也开始有所察觉，并觉得要对此承担责任，仿佛我们与书本的抗争已成为为了解码自身存在意义而进行的个人抗争的一部分。因此，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非常恐惧，他使我们看到了自身的状况，即那些规则从来就不是十分清晰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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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佩罗夫
《尼基塔·普斯塔斯维亚特，信仰告解的争议》
Vasily Perov
Nikita Pustosviat，Dispute on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布面油画，1881年，337 × 512cm
现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对那些激烈问题都很着迷，比如。信仰的意义何在？相信上帝或宗教能把人引向哪里？自始至终信奉一种信仰有何意义？如何将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与社会和日常生活进行调和？所有这些问题终其一生都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要读最好趁着年轻。书中深入地反思了年少时让我们饱受折磨的痛苦、恐惧和被掩饰的欲望。而如今，令我深思的是书中的弑父行为和它带来的罪恶感，这对年轻的读者来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体验。
弗洛伊德在一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里，强调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及其重要性。他注意到该小说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相似之处，并指出，这三个故事之所以都如此令人震撼，就是因为弑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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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弗塞利
《俄狄浦斯王诅咒他的儿子波利尼西斯》
Henry Fuseli，
Oedipus Cursing His Son Polynices
布面油画，1786年，149.8 × 165.4 cm
现藏于美国国家美术馆
而后来，在理解力成熟之后，我们仍然喜欢这部小说。我第二次读这本书时，最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以自己的方式，用本地文化和卑微的传统来抗衡神圣的现代价值观——事业、权威、战争、质问的权力和反叛的权力等。
在这里，《白痴》中的各种观点都有了更充足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伊凡·卡拉马佐夫告诉我们，聪明人注定会有卑贱、负罪的下场，而愚蠢的人则会变得纯洁和坚定。第二次读这本书时，我发现，自己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去痛恨老卡拉马佐夫，尽管他举止粗俗、打自己孩子的歪主意、沉溺于享乐、习惯于撒谎，这一切都让我忍俊不禁。他似乎就来自我所熟悉的生活，并与这种生活非常贴近。
多数伟大作家都通过写作来反对自己的信仰，或者至少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信仰进行深刻的诘难，以至于他们有时候看起来是在用写作反对信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主人公们的冲突和精神痛苦中，使其接受最大程度的考验。人们不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能力感到惊叹：他能创造那么多性格分明、各不相同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在读者的头脑里栩栩如生。他在细节、情调以及令人信服的深度等方面安排得非常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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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艺术剧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员们
其他作家，如狄更斯，创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我们能记住这些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奇异、可人的特别之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主人公们饱受折磨的灵魂会在我们读者身上作祟。
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讲，三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各具灵魂，读者如果要从他们中进行选择，认同他们，加以谈论和争论，那么不久后就会发现，与每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发生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争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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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格拉祖诺夫“阿辽沙”
我年轻时总是能够认同阿辽沙：他心地纯洁，乐于在一切人身上发现善意，并通过奋斗来了解周围一切，这些都迎合了我身上作为道德家的那一面。但是同时，就像《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一样，我内心深处却也知道，要获得这种纯洁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因此我开始明白，那个嗜好理论、嗜好书本的绝对主义者伊凡，在本质上与我更为接近。所有那些生活在贫穷的非西方国家、将说教的自我埋首于书中和思想中的愤怒青年，都与伊凡的无情冷酷有几分相似。我们在伊凡身上可以看到政治阴谋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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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伊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研究过这些人，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继续统治俄国的还是这些人。（所谓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指为了追求伟大的理想，人们愿意走任何极端，不惜诉诸任何手段。）但是这位兄弟伊凡，仍然是一个卡拉马佐夫。他有诸多愤怒、狂热和过激行为，他对爱的渴求让自己饱受伤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还是谨慎地传达出一种美好的同情心，让他变得温柔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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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德米特里”
最伟大的要数德米特里，我把他看作一个遥远的英雄，至今仍是如此。他世俗，这方面他像他的父亲；他和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这使他比兄弟们看起来更为真实。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最容易被我们忘掉。我们注意到他与他父亲何其相似，但最终我们却觉得，德米特里的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大。我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感觉不到那些问题的存在。
还有一位兄弟（私生子，同父异母的兄弟）让我感到害怕，他就是那个小男仆斯麦尔佳科夫。他总会让我们感到恐怖，猜想我们的父亲们可能也有另外的生活，他还会令中产阶级对穷人心生恐惧，他们担心被穷人窥探、审判、定罪。斯麦尔佳科夫在谋杀事发后，采用了简单、无情、精确的逻辑，证明一个边缘人物有时凭借机智和直觉也可以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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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格拉祖诺夫“斯麦尔佳科夫与伊凡的谈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一外省的家庭故事时，正与政治、文化的恶劣状况作斗争，这是他整个一生都饱受困扰的问题。他写这本书时，曾与托尔斯泰一道被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到他去世前，公众至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他正创办一家杂志《作家日记》（The Diary of a Writer），其中收集了自己关于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想法、担忧以及随笔。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之前的几本小说以及自办的杂志。因为杂志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文学、知识性刊物，借此他甚至挣了不少钱，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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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日记》书影
1878年印行
转引自叶利钦总统博物馆
他年轻时曾是一个左翼的西化自由分子，后来为泛斯拉夫主义辩护，甚至过分到了为沙皇唱赞歌的地步。沙皇在1861年解放了农奴，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候的梦想得以实现。（沙皇于1849年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因犯政治罪差点被执行死刑。）与沙皇家族建立的那点小小的私人关系曾令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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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丹尼洛维奇·基夫申科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读农奴制改革宣言》
水彩画，1880年，33 × 44 cm
现藏于莫斯科中央海军博物馆
1877至1878年，俄国-奥斯曼战争爆发，当他听说这是一场在泛斯拉夫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战争后，还亲自赶往教堂，满脸泪水地为俄国人祈祷。（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各种土耳其译本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场战争针对土耳其人所说的过激言辞常常会被删节或改动。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
到七十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拥有众多读者和崇拜者的来信，甚至还得到了以前对手的尊重，此时他已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一年之后，他即告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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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
很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还记得，她的丈夫常常要连续爬四段楼梯去参加文学例会，费这么多力气，让他总是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可是只要他一到会场，全体立刻寂静无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极度自豪。他的肝病多次引起黄疸发作，但是仍拒绝放弃写作的快乐，这写作会持续到天亮，同时还一边抽烟一边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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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
布面油画，1872年，80.5 × 99 cm
现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涯印证了一连串的文学奇迹，他在健康每况愈下的关头写出一部最伟大的小说，真可谓辞世前的最后一击。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像这部作品一样，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家庭纠纷，钱的问题）和他的伟大想法之间来回转换。也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像这本小说一样抓住人的心灵。小说和管弦乐一样，是西方文明的伟大艺术。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像狭隘的伊斯兰主义者那样痛恨西方和欧洲，但又写出了至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
注释：
[1]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恐怖主义者。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沙皇政府追捕而逃亡国外，假冒根本不存在的“俄国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与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会面，和巴枯宁一起以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革命联盟”名义出版了《革命问题方法》和《革命原则》等文件。1869年8月返回俄国，在莫斯科组织了有莫斯科大学和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业经济学院大学生参加的密谋组织“人民惩治会”。“五人小组”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不愿意接受涅恰耶夫的领导和欺骗，被涅恰耶夫伙同其他人骗到一个花园，开枪将其射杀。事情败露后，涅恰耶夫立即逃往国外，其余参与暗杀的人均被捕。小说《群魔》的故事背景就取材于此。
[2]1863年建校，现更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位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著名大学。
[3]康斯坦斯·加尼特（1862—1946），英国女翻译家，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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