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
文 / 田天
山川祭祀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门类，统一王朝之山川祭祀由秦代发端。秦始皇整合故秦国与东方六国的诸多山川，构建出一套全新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王朝的山川祭祀体系，秦王朝选择天下名山大川，分为“崤以东”与“华以西”两部分，并有小山川若干，祭祀规格各有等差。秦王朝设定了一套整齐的山川祭祀序列，拣选排列战国时代各国所祀山川，纳入帝国的管辖之中。这是统一王朝对国土所有权的一种宣示，同时也是对山川祭祀地理一次史无前例地重构。西汉初年大致延续了秦代开创的山川祭祀格局，并屡有调整。直到汉宣帝时，作为常规祭祀的“五岳四渎”才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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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封禅书》书影
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现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秦及西汉的山川祭祀格局对后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自秦汉开始，在诸多山川确立了固定祠畤作为祭祀场所，改变了先秦时代不固定的坛场祭祀方式。在祠庙祭祀山川的方式被后世沿用。其次，秦统一天下后，尝试将全国山川整合起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祭祀，这是国家祭祀格局建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自秦始皇至宣帝年间“五岳四渎”体系正式建立，国家山川祭祀体系一直处于变动与调整之中。这种变动既是统一王朝国家祭祀体系建立必要的尝试，也是对国家政治格局的一种反映。
本文所研究的，就是秦代开始至汉宣帝之前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我们希望逐一梳理秦代拣选的名山大川的具体地望、祠庙设立时间和具体位置，考察秦至西汉中期的国家山川祭祀格局，并深入分析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1]，《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代国家祭祀中名山大川的序列与地望。秦代山川首先将名山大川按方位分为“崤以东”和“华以西”两部分，除“名山大川”外还有若干“小山川”。我们将按照这些分类，尝试将这些山川的具体位置及祠畤设立过程做一梳理。为避免重复，同一地点的秦汉祠畤我们于此一并叙述。
1. “崤以东”山川
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冸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各异。[2]
太室山：太室即嵩山，自西周早期就是重要的祭祀场所[3]。《左传》昭公四年有“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4]。《左传》昭公四年又有“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5]云云，足见太室山自古为地位极高的大山川，有较长的祭祀传统。但先秦文献中少有对太室祭祀与太室山祠庙的记载。太室山庙首见于《汉书·地理志》，在颍川郡崈高[6]，即太室山所在地，崈高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加封太室时所立之县。《汉书·郊祀志》：
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7]
汉武帝特为太室山设县，并免除该县赋税，令其专奉太室山祭祀。所谓“加增太室祠”，可见武帝元封元年时已有太室山祠，原祠很可能立于秦代。今太室庙有东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年）所立之嵩岳太室石阙[8]，在“太室山南麓中岳庙门前513米的中轴线上”[9]，西汉太室庙位置应与其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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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太室石阙铭》拓本
汉元初五年刻，乾隆甲寅三月精拓本
30 x 11.8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讳，恒山又称常山，即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大茂山。《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有恒山祠，曰：“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10]观其文意，恒山祠似在山下，《水经注》卷11《滱水》有“渚水东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沟，东入长星水，乱流东径恒山下庙北，汉末丧乱，山道不通，此旧有下阶神殿”[11]。既有河流流经庙北，则此时恒山庙应在山下不远的平地，汉代恒山祠的位置尚难确定[12]。《汉书·郊祀志》记宣帝祭“北岳常山于上曲阳”，王先谦据此认为《地理志》之恒山祠为宣帝置[13]。
然《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14]。又载汉武帝天汉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15]。《汉书·武帝纪》对这次祭祀也有记载：“还幸北地，祠常山，瘗玄玉。”[16]根据这些描述，我们认为，至迟在武帝时代，恒山已有了固定的祭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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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定州北岳恒山灵庙之碑》拓片
唐开元九年刻，239 x 123 cm
泰山：泰山自古与封禅联系在一起，自秦始皇封禅以来，历代遗迹颇多。《史记·封禅书》开篇即言：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17]
后文又载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后欲封禅，管仲谏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云云，《管子》本亦有《封禅》篇[18]。泰山祭祀有古老的传统，西周时泰山便为天子要亲致祭祀的重要山川，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不烦赘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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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倬《对松山图》轴
纸本设色，清，118.1 x 54.9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会稽：会稽即今浙江省绍兴市区东南的会稽山，《汉书·郊祀志》会稽郡山阴县有会稽山祠，《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山阴县，“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20]。传说禹曾大祭群神于会稽山，禹东巡狩，崩于会稽，先秦诸子多有言及者，如《国语·鲁语下》有：
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21]
《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22]《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23]因此会稽山颇有后人所托之大禹遗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24]。秦二世即位后模仿始皇东巡，“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 [25]。皆可见秦对会稽山祭祀的重视。但到了西汉，史书中不见对会稽山祭祀的记载，皇帝巡狩也未见经会稽山者。也许会稽山祭祀在西汉已逐渐衰微，又或会稽山位于当时吴国境内，其祭祀由吴国祠官代理，不入国家祭祀。史无明文，难得确证。但既然会稽山的祭祀兴盛于秦，那么说山阴县的会稽山祠成立于秦代，应大致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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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会稽山图》卷
绢本设色，明，49.2 × 712.2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湘山：《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益阳县北有湘山[26]，但《汉书》中并无湘山祠庙之相关记载。相传舜崩于湘山，因此此地多有舜及二妃遗迹。《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黄陵庙在岳州湘阴县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阴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正义》又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27]以《史记正义》的说法，湘山即青草山。《水经注》卷38《湘水》云：“湘水自汨罗口西北迳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为青草山也。”[28]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方位大致相合。《读史方舆纪要》卷80《湖广六》湘阴县下有黄陵山，“《括地志》谓之青草山，孔颖达以为湘山也”[29]。下文又有“青草湖”，谓之在“县北百里”[30]。可证湘山即青草山、一名黄陵山，在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北。
《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31]，则至迟在此时，湘山已有固定的祠畤。至于西汉，湘山祭祀渐已衰落，未见皇帝亲祭湘山之记载，《汉书·地理志》没有湘山祠的记载，或正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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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图
载于《湘阴县志》
清嘉庆四十四年
泲水：即济水，《汉书·地理志》东郡临邑县有泲庙[32]，在古济水之旁[33]，即今东阿县治。宣帝时立五岳四渎之常祠，祠济于“临邑界中”[34]，济祠即始于宣帝时。
淮水：淮水祠《汉书·地理志》无记载，《汉书·郊祀志》载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为五岳四渎设立常祀，祭淮水于平氏。《史记·封禅书》《索隐》引《风俗通义》亦曰：“济庙在临邑，淮庙在平氏。” [35]平氏在南阳郡，即今河南桐柏平氏镇附近，与淮水水道相去不远。《元和郡县图志》卷9申州义阳县曰：“本汉平氏县义阳乡之地也……（淮水）东北经县，去县三十七里。”[36]今存东汉延熹六年（163年）《桐柏淮源庙碑》[37]，可证自西汉以下，淮水祠地望一直较为稳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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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吴炳《桐柏淮源庙碑》拓片（局部）
宋刻
2. “华以西”山川
与东方名山大川相比，不止一处“华以西”名山大川的地望尚存争论，祠祭的具体地点也值得进一步探究。《史记·封禅书》分叙“华以西”山川曰：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山，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冸涸祷塞如东方山川。而牲亦牛犊牢具圭币各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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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华山图》轴
纸本浅设色，明，116.4 x 41.4 cm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华山：又称太华，《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华阴县有太华山祠，道光《华岳志》[40]引《华阴县志》云：
西岳庙在华山夏十里，……华阴县东五里，自虞舜西巡狩，三代以降，莫不有祀，然皆不庙。庙自汉武帝始。
如是，则华山祠立于武帝年间，然《史》《汉》并未直接提及武帝在华山修建祠庙，唯《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年）载武帝“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41]《汉书·地理志》又载汉武帝在华山修建集灵宫[42]，东汉延熹八年（165年）《西岳华山庙碑》[43]称：
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
从此可知至少东汉人以为集灵宫是为祭祀华山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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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华山庙碑》拓本（节选）
宋拓华阴本，22.3 x 12.8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1995年华山山脚的黄甫峪遗址曾出土了数件玉璧与玉圭[44]，有学者认为很可能与集灵宫祭祀有关，李零则认为秦祠在此[44]。黄甫峪遗址发掘后马上回填，目前也尚无进一步证据精确定位遗址为集灵宫或华山祠，但毫无疑问，此地为秦汉以来一处华山祭祀建筑所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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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格涡纹玉璧
1995年华阴县黄甫峪集灵宫遗址出土
现藏于西岳庙文物管理处
薄山：《汉书·郊祀志》称“薄山者，襄山也”[47]，颜注曰：“则今閺乡之南山连延西出，并得华山之名。”[48]《史记·封禅书》《索隐》引应劭云“在潼关北十余里”。《正义》云：“薄山亦名衰山，一名寸棘山，一名渠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独头山，一名首阳山，一名吴山，一名条山，在陕州芮县城北十里。”[49]《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水经注》卷4《河水》亦认为薄山与襄山为一山之异名，“蒲山统目总称，亦与襄山不殊”[50]。
除《汉书》颜注外，诸家所言之蒲山或雷首山，即河东郡蒲反之雷首山，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南。《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蒲州“中条山”下曰：“州东南十五里，其山中狭而延袤甚远……亦曰薄山，亦曰雷首山。”[51]如此，雷首的位置己在河东，与“华以西”的描述不合，王先谦《汉书补注》亦曾提出质疑[52]。颜注所谓“閺乡之南山”在湖县，《汉书·五行志上》载戾太子“至湖自杀”，颜注曰：“湖，县名也，即今閺乡、湖城二县界。”[53]汉代湖县在潼关正南，亦处于华山以东。总体看来，旧注中以薄山在河东蒲坂的说法稍占优势，但异说仍存，薄山的具体地望有待于进一步考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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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编《水经注图》（影印本）南五西三
左上为薄山
中华书局，2009年
岳山：旧注中岳山的位置有两说，其一认为在武功县，《史记·封禅书》《集解》引徐广说：“武功县有大壶山，又有岳山。”[55]其二则认为岳山地望不详。颜师古指出《汉书·地理志》武功县有垂山而无岳山，因此《汉书·郊祀志》所云岳山的具体位置不能确定：“说者咸云岳即吴岳也。今志有岳，又有吴山，则吴岳非一山之名，但未详岳之所在耳。”[56]
早期岳山并非专名，《史记·周本纪》《正义》曰：“《括地志》曰：‘太行、恒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西北接岳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边鄙都邑也。又‘晋州霍山一名太岳，在洛西北，恒山在洛东北’。二说皆通。”[57]则“崤之东”也有“岳山”之名，即今山西省之霍太山。“华以西”的“岳山”多见于文献，《周礼·夏官·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58]；《尔雅·释山》有“河西，岳”[59]；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之“五岳”亦言：“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华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60]依旧注，诸经所谓“岳山”，皆为陇州之吴岳山，也就是下文将讨论的吴山。《续汉书·郡国志》汧有吴岳山，郭璞曰，“别名吴山，《周礼》所谓岳山者”[61]，也可作为旁证。从经书及旧注中看，至晚自西汉以下，皆以今宝鸡市之吴岳山又别名为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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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旭《五岳图》卷
绢本设色，明，24.9 x 75.9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胡渭认为岳山与吴山实为一山：“《史记·封禅书》又析吴山与岳山为二……窃谓吴山《汉志》虽云在县西，而冈峦绵亘，延及其南，与岳山只是一山。……其实此二山者，《周礼》总谓之岳山，《禹贡》谓之岍山，当以《汉志》为正。”[62]孙诒让《周礼正义》亦从胡渭说[63]，以吴山、岳山为属于同一山脉的两座山峰，可视为一山。胡渭、孙诒让两家皆以注经为本，故力图弥合异说，合吴山、岳山为一。而《史记·封禅书》力别吴山与岳山为二，《封禅书》下文又有：“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64]可见在《史记》中，吴、岳确为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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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铭文拓片
西周
现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史记》岳山之地望聚讼已久，前引徐广所谓“武功县有大壶山，又有岳山”，《汉书补注》引钱坫等人说，以为“垂、岳形近致误”[65]，此说值得重视。《汉书·地理志》武功县东有垂山[66]。但垂山之名后代失落不闻，《元和郡县图志》卷2陇州武功县“旧县境有武功山”，又引杜彦远曰：“太白山南连武功山。”[67]毕沅作《关中胜迹图志》，以武功山为垂山，其说可从[68]。据《读史方舆纪要》，武功山在清武功县东南200里处[69]，清武功县在今武功县西北，依此方位，今陕西省周至县翠峰乡南约7公里、主峰海拔1773米之翠峰山很可能即武功山，也就是垂山之所在，秦人之岳山或即周至翠峰山。
岐山：岐山的地点没有疑义，即西汉美阳县的岐山，今仍称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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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
西周晚期
清道光二十三年出土于陕西岐山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吴山：《史记·封禅书》作“吴岳”，《汉书·郊祀志》作“吴山”。《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在汧也。”[70]《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县下曰：“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颜注认为吴山在陇州吴山县[71]，二注所说皆为现在宝鸡市陈仓区新街镇的吴山。《元和郡县图志》卷2陇州吴山县有吴山：“在县西南五十里。秦都咸阳，以为西岳，今为国之西镇山，《国语》谓之西吴。”[72]吴山后代为西镇，祀于陇州吴山县[73]，唐时又一度为西岳[74]，有吴岳之名。
吴山在汉以后地位稍逊岳渎，但在先秦及秦代，却是极为重要的名山。所谓“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75]，汧即汧山，即吴山，前文已引胡渭说。吴山为故秦国极为重要的地理标识，如前所述，《周礼》《尔雅》等文献中所称之岳山，皆为此山。《尔雅》及《周礼》郑注中尚保存着有岳山而无嵩高的五岳说，足见其在先秦地位之高。考虑到雍地为秦都的悠久历史以及雍地在秦国祭祀中的重要性，说吴山是故秦国及后来的秦代最为重要的山川祭祀之一，应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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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用的青铜车軎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吴山祭祀坑内出土
鸿冢：《封禅书》《索隐》曰：“黄帝臣大鸿葬雍，鸿冢盖因大鸿葬为名也。”[76]《汉书》注引苏林曰：“今雍有鸿冢。”[77]则鸿冢在雍地，即今陕西省凤翔县。以上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诸名山，除华山外，皆不见有相关的祠畤记载。
渎山：《史记·封禅书》曰：“渎山，蜀之汶山也。”[78]《汉书·郊祀志》曰：“渎山，蜀之岷山也。”[79]二者所云为一事，《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曰“《禹贡》崏山在西徼外”[80]，即今四川北部之岷山。《汉书》之《地理志》与《郊祀志》皆未载有渎山祠或具体祭祀渎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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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山晴雪图》
绢本设色，南宋，115.1 × 100.7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河水：河水祠在左冯翊临晋，《汉书·地理志》临晋有河水祠[81]。
沔水：沔水祠，《史记·封禅书》云：“沔，祠汉中。”[82]《汉书·郊祀志》颜注云汉代之汉中在唐代之梁州[83]，即今陕西汉中市北。《汉书·地理志》无沔水祠记载。
湫渊：《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朝那有湫渊祠[84]，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北。《史记·封禅书》《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不减，不生草木。”[85]《汉书》颜注曰：“此水今在泾州界，清澈可爱，不容秽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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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楚文》拓片
北宋时出土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朝那湫
江水：《史记·封禅书》言祭祀江水在蜀地，但未载具体地望。宣帝时规范五岳四渎祭祀，祠江水于江都，《地理志》广陵江都有江水祠[88]。《风俗通义》亦曰江水庙“在广陵江都县”[89]，皆谓今江苏江都县西南的汉江都县。《史记·封禅书》《索隐》曰：“《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盖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也。”[90]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对全国祭祀作了统一安排：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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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示意图
宣帝诏书中没有一一申述五岳四渎祭祀地点，仅提出了江海“阙焉无祠”，令祠官岁时致祠。江水在秦代已有祭祀，祭祀地点在蜀地，具体位置难以确定。武帝朝江水未设常祠，昭帝时山川祭祀衰落，江水便“阙焉无祠”了。直到宣帝时才恢复江水祭祀，移祠于江都。《史记·封禅书》《正义》引《括地志》云：“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92]是唐时江水作为四渎之一，祭祀地点又移回至蜀地益州成都县[93]。
东周列国并立，每个国家都有独属于本国的山川祭祀，标准各异。秦统一后所设定的这一套山川祭祀格局，是中国统一帝国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山川祭祀体系，有发凡起例之功。秦始皇对天下山川做了筛选与整合，从中选出十二名山、六大川，作为最高等级的国家祭祀。与秦的其它政策一样，其山川祭祀格局也有着混一区宇、整合东西之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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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诏文权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但政治上的统一相对容易，宗教文化上的统一则难以一蹴而就。秦人僻处西北，长期以来“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94]，秦虽统一天下，但在文化上仍处于弱势。因此在安排全国名山大川时，秦始皇必须对东西方山川做不同的处理。从《史记》的记叙中也可看出，秦代山川祭祀的大格局最明显的特征，是将天下名山大川划为“崤以东”与“华以西”两部分。《史记·封禅书》曾对秦人的祭祀系统有所解说：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95]
《封禅书》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三代已有五岳祭祀[96]。正如《封禅书》所言，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中心都在东部，因此早期山川祭祀的重心也在东部。秦统一后改变了这一延续甚久的政治地理格局，首都咸阳与东方国土相去辽远。秦王朝的文化弱势决定了其必须提高西方山川，使之与东方平衡；而秦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又要求其必须以一种有效的手段控制东方，形成一个无差别的大一统帝国，对祭祀的调整与控制即是其手段之一。下面我们便根据《史记》的叙述顺序，对秦代山川祭祀格局作一分析。
1. 神圣的西方
从上文对祠畤位置及祭祀历史的梳理，不难看出东方山川在古代山川体系中所占的地位相对更为突出。泰山、太室、恒山皆为后世“五岳”，其祭祀活动甚至可以上溯至西周初年。而“华以西”大山川则相对少见于先秦典籍，甚至有几处的具体地望难以确定，为注家所争论。“华以西”诸名山中，除蜀地的岷山外，其余数山都在今陕西省中南部秦岭一线，自今陕西省陇县至华阴县皆有分布。这些名山基本上都在秦国故地，与秦人一路东进的路线大致吻合。蜀地是秦人旧有势力范围，大川中的湫渊祠地处宁夏固原，也在早期秦人活动范围之内[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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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鸟形金饰片
早期秦人所用祭祀礼器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我们推测，“华以西”名山大川中的绝大部分，应即是原秦国国内之重要山川，或曰即秦国之“望”[98]。秦统一后，原属秦一国的山川祭祀自然要升格进入更高级的祭祀体系。秦帝国虽承认东方名山大川的地位，但西方名山和大川的数量都超过了东方。换言之，秦帝国将本国名山川悉数纳入国家祭祀，使之与原东方六国之山川抗衡。秦国地处西陲，不在华夏文化圈中心。在秦帝国建立后，刻意强调本国发源之西方。东西分别的祭祀法既能强调西部山川的重要性，同时能够迫使东方承认故秦国之山川祭祀。总而言之，秦始皇所建立的这套山川祭祀地理，有在国家祭祀中抬高西方山川地位的用意，事实上，是中央权力在试图对自然地理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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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郡县天下图
载于沈定之、吴国辅等撰《今古舆地图》
明崇祯十六年山阴吴氏刊本
除了前文所述之名山大川外，在京畿一带的大山川享受特别规格的祭祀，京畿周围的小山川之祭祀规格也升至与大山川相等：
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 ，故加车一乘，駵驹四。霸、产、丰、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壻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祷塞冸涸祠，礼不必同。[99]
四大冢即前“华以西”名山中的鸿冢、岐山、吴山与岳山，皆受“尝禾”之礼，即每年用新谷祭祀。河水加有醪祭。这些山川本已属于“华以西”名山川，因“近天子都”，祭祀规格又比其它名山川高一等级。除名山大川以外，还有一些本来地位较低，“不在大山川数”的小山川，如“霸、产、丰、涝、泾、渭、长水”，泾、渭二水是关中地区重要的河流，自不待言。其余数水也密集地分布在首都咸阳附近，颜师古注曰“霸、产出蓝田，丰、涝出鄠。”[100]《水经注》卷19《渭水》曰：
“霸者，……水出蓝田县蓝田谷，所谓多玉者也。……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霸水又北，长水注之。水出杜县白鹿原，其水西北流，渭之荆溪。”[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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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编《水经注图》南五西四
左上为泾水
左下为丰水、渭水、涝水
右下为霸水、长水、产水
中华书局，2009年
这七条水量相对较小的河流虽然地位不如大山川，但“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祭祀规格得与名山大川比肩，仅无尝禾、醪祭之加礼。在霸、产等七条河流之下，尚有级别更低的小山川，如汧水、洛水被称之为“渊”，《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郁夷有汧水祠[102]。鸣泽、蒲山、岳壻山地望不详，仅可知是关中地区的小山川[103]。这些小山川因地近首都咸阳，也有“祷塞冸涸”之礼。
由此可见，在秦帝国的西部，特别是以首都咸阳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形成了一片密集的等级分明的大小山川，颇有自然山川层层拱卫政治中心之势，这种安排显示了秦对位于西陲的首都的着意强调。至战国末年，山川祭祀的涵义已逐渐丰满，一国之重大山川肩负自然地理标识与政治地理符号双重职责。秦王朝延续了山川的这一职能，以提高首都附近山川祭祀规格的方式，达成强化政治权威的目的。换言之，秦王朝以对祭祀格局的安排，为帝都咸阳营造了一个特别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中无论大小山川，祭祀规格都高于其它地区的同级别山川。由这种等级的划分，强调首都及秦王朝无可争议的权威，并为之添加了神圣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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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部分）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后代王朝中最为神圣的区域，往往局限于首都南郊之小郊祀圈，或某一特殊建筑。与之相比，秦所设立的这一系列高级别的山川祭祀，在空间范围上尤为广大。这一范围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关中地区，并以“华以西”的名山七、大川四为边界，囊括了几乎整个故秦国的疆域和势力范围。由此，秦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以及秦王朝发源之西方，既具有政治上的权威性，也具有宗教上的神圣性。
2. 被重构的东方
在秦代山川祭祀格局中，东方诸名山大川与西方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东方名山大川多为原东方六国国家祭祀，太室、泰山更历来为重要的王朝祭祀。就这一点而言，秦继承了原东方六国重要的山川祭祀。秦对东方的祭祀传统和宗教传统，并未全部抹煞，而采取了一种继承并与西方平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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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刻石》明拓本（节选）
传为李斯撰并书，36 × 42 cm
原石现存于山东泰安泰山岱庙
拓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事实上，不仅山川祭祀，秦王朝祠畤分布整体呈现出一种东西对峙的格局，曾有学者指出，“秦汉两代的神祇体系，正是战国时期秦齐两国旧有神祇的混合”[104]。但毫无疑问，原东方六国重要的山川祭祀一定远不止此，每个国家都应有自己的“望”与其它重要山川祭祀。秦始皇所设定的“崤以东”诸山川只是这些重要祭祀中很小的一部分，其总数甚至少于故秦国今“华以西”的名山大川。因此，“崤以东”之名山大川，是秦始皇对原东方六国的重要山川进行拣选之后，重新设置的一套“东方的”祭祀表单。
在秦对东方传统的继承中，有极大的改造和重构。秦在统一东方的同时，也同时统一了东方的山川祭祀，迫使东方诸国放弃原来的山川祭祀传统，接受由秦王朝设定的“崤以东”的山川祭祀序列。原东方诸国的山川祭祀已经过重新整合，被纳入统一王朝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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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斯《琅琊刻石》拓片
另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祭祀东方山川对中央王朝的意义与西方山川全然不同。如果说对“华以西”山川的祭祀是在向故土的大山川神致礼，那么对东方山川的祭祀则往往与“东巡狩”相结合，既是向山川神祭祀求福，更是不断强化自身权威、宣示主权。秦始皇热衷于东行巡狩，统一后的数年间便有四次东行[105]。《史记·封禅书》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106]。这里提到的名山大川应即前文所引“崤以东”诸山川，然其礼祀对象不止《封禅书》和《郊祀志》中所列出的五山二川，《史记·封禅书》载：
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功业……从阴道下，禅梁父。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又载：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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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巡狩路线图
秦始皇东行的直接目的有二，其一为海上求仙，始皇四次东行皆至于海上，希望得遇“海中三神山”之仙人；其二则为镇抚东方六国，炫耀秦帝国之武力与皇帝权威。秦始皇历次东行路线也可证明这一点：
由上图可知，秦始皇的东行线路极长，一一经过原东方六国，对东方山川的祭祀也在这种长距离的巡狩中完成。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东游登芝罘山并刻石，其刻辞曰：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107]
同年东观刻辞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108]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行至会稽，刻辞颂秦德曰：
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义威诛之……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109]
这几则始皇刻石主旨基本相同，首先谴责原东方六国无道，继而赞颂秦始皇统一天下，订立准则，为天下范式。这些刻辞极好地诠释了秦始皇东行巡狩的意义。秦虽统一天下，但在东方的统治基础尚不牢固，不断地巡狩即是在镇抚原六国疆土的同时，宣示秦王朝对这片土地的控制力。秦始皇往往在大规模的山川祭祀后“刻辞颂秦德”，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祭祀东方山川时，秦始皇强调自己“征服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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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斯《会稽刻石》碑帖
早在先秦，得到祭祀他国山川的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取得了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尔雅》曰：“梁山，晋望也。”[110]梁山本属古梁国，是鲁文公十年（前617年）晋伐秦所得[111]。在晋国的边界扩展到梁地时，梁山也成了晋国之“望”。又，《左传》僖公五年：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112]
晋灭虞国且“修虞祀”，杜预注曰“虞所命祀”，孔颖达疏曰：“谓天子命虞，使祀其竟内山川之神也。”[113]虞虽被灭，但其山川之祀被晋国继承。从以上两例不难推出，通过战争或其它手段将别国原祀的山川纳入本国的国家祭祀中，即宣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对于秦始皇来说，祭祀东方山川的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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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年诏椭量
铭文镌刻秦始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过，从原六国国君手中夺取了掌控东方重要山川祭祀的权力，对秦始皇来说只是一种展现权威的手段，并不代表他承袭了原六国对山川神的崇拜。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过湘山：
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114]
对于秦始皇来说，无论是湘山还是舜的妻子都没有任何神圣可言。只要冒犯了皇帝权威，就应当受到惩罚。于是，秦始皇采取了尽伐湘山树的极端方式维护了皇权的崇高与不可侵犯。但湘山祠并未因此被废黜，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巡时又过湘山：
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115]
以“名山大川过则祠、去则已”的原则，秦始皇对湘山应有祭祀，这与前一例并不矛盾。无论是湘山祠的废立，还是东方其余名山川祠的兴废，尽在秦始皇一人的掌握之中。东方诸山川虽贵为名山，但同样要接受秦始皇的管辖，绝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始皇对东方山川的祭祀，是另一种“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116]。
秦二世虽在位时间极短，但也有东行一次，《史记·封禅书》云：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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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两诏铜斤权铭文拓本
清晚期拓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前209年）之礼”[118]。不断出土的秦代铜量上也常发现始皇刻辞后附有秦二世的刻辞[119]。与其说秦二世的行为只是对始皇单纯的模仿，不如说他试图借助秦始皇的权威维护自己的统治。“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是秦二世通过重复父亲作为的方式，昭示自己拥有与父亲同样的权威，从而强调自己地位的正统性。此时，山川祭祀对秦二世来说，又成为维护自身地位的媒介。
汉代的山川祭祀格局变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王朝建立至武帝前期，第二阶段自武帝中后期至西汉末期。在第一阶段中，汉王朝自己的山川祭祀格局尚未建立，以沿袭秦代为主，并屡有微调。第二阶段自武帝中后期开始，“五岳四渎”从礼书中走出，逐步进入国家祭祀。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五岳四渎皆设常祠，标志着汉代的山川祭祀体系正式成立。自宣帝以下，这一体系不再有大的变动。本部分所论述的，是西汉五岳四渎格局成立之前的西汉山川祭祀格局。
1. 汉高祖至汉景帝的山川祭祀
高祖二年（前205年）入关，立北畤，祠黑帝，补雍四畤为五畤，同时“悉召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并下诏“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20]。彼时高祖尚未统一天下，无暇制礼作乐，各种制度基本承秦，甚至主管祭祀的官员都是故秦祀官。《史记·高祖本纪》载此事曰：
“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121]
高祖统一后，对祭祀体系微有调整，主要是在长安重置祠官，以各地巫觋主持祭祀，其中与山川相关的有：
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时日。[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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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公麟《西岳降灵图卷》
绢本白描，北宋，26.5 x 513.7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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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原祠河于临晋，汉高祖又置河巫。所谓“河巫”，或为汉高祖指派的专门负责祭祀黄河的祝官，也许与故秦祀官功能不完全相同[123]。南山巫主祀长安附近的南山，秦中祠秦二世皇帝，是厉鬼祠的一种，这两种都不是重要的国家祭祀。《史记·封禅书》曰：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124]
《正义》曰：
“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125]
《封禅书》叙此事在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史记·文帝本纪》则载文帝七年（前173年），曾除淮南国，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分故齐王刘肥之齐国，分置七国[126]。与《封禅书》所叙时间稍有出入。由此我们可推知，汉高祖时分封诸侯王国，将王国所在地的山川祭祀权也一并下放，并未严格继承秦代祭祀体系。至文帝时，将诸名山大川祭祀的权力又收归中央，由太祝总领。至此，在历经战乱后，西汉政府开始重整祭祀，其祭祀体系是否复与秦代完全一致，我们不得而知。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时因连年丰收，下令增广祭祀：
以岁比登，诏有司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河、湫、汉水，玉加各二；及诸祀皆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127]
各重要祭祀的规格皆有提高，以雍五畤所增最多。山川祠所增只有“华以西”大川中的河水、湫渊以及秦大川外的汉水，《封禅书》《正义》注：“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128]所加虽颇为有限，但如果汉初的名山大川祭祀规格一致的话，则此时已有等差。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129]。由此可知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曾有大规模复兴山川祭祀的活动。
史无详载，难以确知新增山川祭祀的具体对象，按常理推断，复兴的应以原东方六国名山川为主。如此，则文帝十五年后国家祀典中的山川数量应远过高帝朝，与秦也许略有不同，但已难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同时，文帝所复兴的“名山大川祀而绝者”未必都是国家级的山川祭祀，也许部分属于郡国地方的山川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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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碑》拓片
纸本，汉，165 x 76.8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秦至西汉初年的山川祭祀由国家负责祭祀的太祝主持，《封禅书》：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130]
前引《封禅书》也有“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之语。秦朝未有分封，在皇帝不亲临祭祀时，诸山川祠分属各郡县祝官，总领于天子祝官。汉时中央所领郡县沿用这种制度，诸侯国中的山川则属自治权极大的诸侯国自行管理，远方神祠归地方自行管理，不领于天子祝官，层次分明。汉代名山大川有常祠，其余名山川“上过则祠，去则已”，所谓“去则已”并非没有祭祀，而是指这些等级较低的名山大川的祭祀平时由郡国祝官领祠，只有在皇帝亲巡时才会格外提高祭祀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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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勅手稿
32 x 45 cm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图片）
相比较而言，山川祭祀在秦汉国家诸祭祀中地位较高，仅次于雍五畤祭祀上帝。《郊祀志》谈及雍四畤祭祀的规格：
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祠祷，因冸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寓龙栾车一驷 ，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131]
则雍地诸畤的祭祀中，唯四畤（汉高祖后增为五畤）需皇帝亲自前往主持祭祀，雍地其余诸畤虽祭祀规格略低，皇帝也并不亲往。将前文所引秦汉名山大川祠的祭祀规格与雍四畤相比，可知山川祭祀的规格仅略低于雍地诸畤与陈宝祠，每年常规祭祀共三次，用牲规格与数量也低于上帝祭祀，但其仍高于雍地其余祠畤。可以说，山川祭祀是西汉前期除雍四畤外最为重要的国家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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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
载于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册
绢本设色，明，32.5 x 32.6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帝与景帝都不热衷于巡狩致祭，各地的山川祭祀皆由郡国祠官代理，也就没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我们认为，从整体祭祀格局来看，文景两朝，山川祭祀大格局仍与秦代大致相若。与秦相比，汉代祭祀格局在细节上或有出入，但总体来说，汉代自己的山川祭祀格局尚未成立。
2. 汉初山川祭祀承秦原因分析
西汉初年直至武帝前期，山川祭祀格局大致承秦、而未全盘改革的原因值得分析。汉初继承了秦代以关中为天下之中的做法，高祖统一天下后最初打算定都洛阳，娄敬劝说他：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32]
高祖不但继承了作为秦王朝政治中心的关中故地，也继承了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做法。事实上，与秦代一样，汉初对东方的控制也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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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汉高祖刘邦》
元，145.5 x 83.1 cm
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史记·吴王刘濞传》载高祖在分封时“患吴、会稽轻悍”[132]，这正反映了中央政权对东方的认识与忧惧。汉初关中与关东之间的对立，是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国的对立，也是原秦国与六国之间对立的延续。关东原六国故地不但有六国旧贵族的政治势力，也有与关中异质的文化氛围[133]。秦统一的时间太短，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一直遗留到汉初。西汉初年徙民于帝陵的政策正与此相关[134]，学者常称汉初的这种政策为“关中本位”制，“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135]。从汉高祖到武帝前期，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变化。
同时，汉代所封同姓诸侯王多在东方，西汉初年所施行的郡国异制的政策[136]，从空间而言，事实上就是东西异制政策。直到景帝年间，进出关中地区仍有严格的管制，用政府特别颁发的“传”来控制出入。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3月曾宣布“除关，无用传”[137]，景帝即位后下诏深美文帝“亲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138]。所谓远方，即指东方诸国，可见直至文帝朝，东方与西方对立的情绪依然未曾消弭。对文帝政策的赞美与强调，也正反映了东西隔阂之深刻。吴楚七国之乱，东方诸国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巨大威胁，因此景帝于四年（前153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139]。西汉早期原属六国的东方地区，始终有威胁中央政府的能力，中央也始终对东方有戒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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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仇英《上林图卷》 卷（局部）
绢本大青绿，明，45 x 1265 cm
从文帝至武帝，对诸侯王国的政策不断调整，东西对立的局面随着东方诸侯王国力量的削弱与中央王朝的实力增强而在逐渐淡化。至于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县，以故关为弘农县”[140]，把原为东西分界点的函谷关大大东移，置于今河南省渑池一带。函谷关原为东西分界的隘口，是军事、地理、政治等多重意义上的临界点。武帝时的函谷关东移，其意义并非简单地将这一分界点移置新安，而是试图从事实上改变以故函谷关为界，东西对峙的格局。据应劭注，这一举动的直接动因是：
“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141]
杨仆地位颇高，正得意于当时，却仍“耻为关外民”，足见东西分立的政治格局给当时人心理的影响。后人对应劭的说法有赞同也有质疑[142]，无论应劭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汉武帝前期，关外广阔的东方之土与关内王畿仍有高下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政治地理格局和人们的心理认同发生变化时，山川祭祀格局才会随之变动。而此时由政治上的统一达到真正的心理认同尚需时间，山川祭祀的地理格局仍维持原貌并非异事。故此，汉高祖至汉武帝初期，山川祭祀的大格局上仍基本延续秦代。这首先是由汉初的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汉初统治者对于祭祀并不十分热衷有相当关联。
综上，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王朝在国家山川祭祀格局的建立中有开创性的意义。秦始皇彻底重构了先秦以来的山川祭祀，使之进入中央政府管理下的统一祭祀体系，总领于天子祝官。此外，秦代的山川祭祀也是当时国家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反映，山川既作为国家疆土的自然地理标识，也承担着宣告王朝正统性以及皇帝控制力的政治符号意义。西汉初年，山川祭祀总体上继承了秦代格局，同时不断进行微调。以这些微调的基础之上，当汉代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东西差异逐渐弥合时，山川祭祀格局也终于在武帝中后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02期。
注释：
[1]《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1页。
[2]《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1页。
[3]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第24—29页。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同意“王祀于天室”之“天室”即太室山，但林文认为的“天亡簋铭是时代最早的封禅记载之一”，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4]《春秋左传注疏》卷42，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3页中栏。
[5]《春秋左传注疏》卷42，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35页中栏。
[6]《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60页。
[7]《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34页。
[8]吕品编著：《中岳汉三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22页。《嵩岳太室石阙铭》多见于著录，较详细的考证可参考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43页。
[9]《中岳汉三阙》，第4页。
[10]《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76页。
[11]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9页。
[12]今河北曲阳仍有北岳庙，但距大茂山较远，已非《水经注》时代甚至汉代旧貌。又，有学者认为唐时曲阳恒山下庙本在大茂山上，五代时在边境战争的压力之下才移至曲阳县城。参见牛敬飞：《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67页。
[13]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6页下栏。
[1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0页。
[1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403页。
[16]《汉书》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4页。
[17]《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55页。
[18]《史记·封禅书》“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索隐》曰：“今《管子》书其《封禅》篇亡。”《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1页。
[19]较为详尽全面的研究如汤贵仁：《泰山封禅与祭祀》，（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
[20]《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91页。
[21]《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3页。
[2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0《安死》，（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7页。
[2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6《节葬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84页。
[2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2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0页。
[26]《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39页。
[2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28]《水经注校证》，第897页。“磊石山”，他本多作“垒石山”。
[2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52页。
[30]《读史方舆纪要》，第3753页。
[31]《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3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57页。
[33] “济水自由巨野泽流出之后，其故道在今济南市及其以上地区大部分为今黄河所占用，济南市以下则流于今黄河以南。它和小清河一样入海，但并不是现在的小清河，只是中间几度为小清河所穿过而已”。见史念海：《论济水与鸿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3期。
[34]《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35]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3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页。
[37][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0，《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38]唐时淮水仍祠桐柏县，参见《新唐书》卷15《礼乐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页。
[39]《史记》卷28《封禅书》，1372页。
[40][清］李榕荫撰：《华岳志》，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第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
[41]《汉书》卷6《武帝纪》，第190页。
[4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第1544页。
[43][宋］洪适：《隶释》卷2《西岳华山庙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页。
[4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编：《西岳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551、593页，报告写作者称因修进山公路，在“黄甫峪口西侧，东距河道约80米，南距山根约100米”处出土战国时期祭祀华山的秦骃祷病玉版和玉璧、玉圭等物，以及汉代的“与华无极”瓦当等物，黄甫峪遗址是汉代到明代的古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玉璧、玉圭之介绍及图版也可参见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84、94页。
[45]上引《西岳庙》及刘云辉都认为黄甫峪遗址即汉集灵宫。李零的意见参见李零：《西岳庙和西岳庙石人——读〈西岳庙〉》，待刊，蒙作者赠阅，谨致谢忱。
[46]笔者曾于2010年10月至黄甫峪遗址考察，黄甫峪遗址在今华山东入口下数百米，今为一小型停车场。
[47]《史记》卷28《封禅书》作“薄山者，衰山也”。徐广注已云：“蒲阪县有襄山，或字误也。”《索隐》则云：“薄山者，襄山也。”则衰山当为“襄山”之误，故径引《汉书》文。
[48]《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7页。
[49]《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50]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110页。
[5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892页。
[52]王先谦还认为应尊重颜注阙疑的作风，参见《汉书补注》，第536页下栏。朱继平认为雷首山与薄山或是一条山脉在不同县界的不同名称，参见朱继平：《〈周易〉“西山”考》，《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80页。
[53]《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第1334页。
[54]李零认为《史记》所云“自华以西”其实是崤山以西，即今河南灵宝市以西，因此薄山即雷首山，可备一说。参见李零：《西岳庙和西岳庙石人——读〈西岳庙〉》。
[5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页。
[56]《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7页。
[57]《史记》卷4《周本纪》，第130—131页。
[58]《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62页下栏。
[59]《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7页下栏。
[60]《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1页上栏。
[61]《续汉书》志19《郡国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07页。
[62]［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0—341页。
[63]［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69—2670页。
[6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65]《汉书补注》，第536页下栏。
[66]《汉书》卷28上，第1547页。
[6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京兆下武功县，第32页。
[68] “武功山在太白山南，《汉书·地理志》武功县东有垂山。《九域志》武功县有武功山。《雍大记》太白、武功二山在郿县，盖旧武功县地。《一统志》即古垂山，俗讹为嶅山。”［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16，（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69]《读史方舆纪要》，第2621页。
[7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页。
[71]《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7页。
[7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45页。
[73]《新唐书》卷15《礼乐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页。也可参见雷闻：《郊庙之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35页。
[74]［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24《礼仪四》，“肃宗至德二载春，在凤翔，改汧阳郡吴山为西岳，增秩以祈灵助。及上元二年，圣躬不康，术士请改吴山为华山，华山为泰山，华州为泰州，华阳县为太阴县。宝应元年，复旧”，（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34—935页。
[75]［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164《州郡部下》关西道“雍州”引皇甫谧《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97页。
[76]《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页。
[77]《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29页。
[78]《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79]《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6页。
[80]《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98页。
[81]《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5页。
[82]《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83]《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8页。
[8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第1615页。
[8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页。
[86]《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8页。
[87]《元和郡县图志》，第58—59页。
[88]《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38页。
[89]［东汉］应劭著，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卷10《山泽》“四渎”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3页。
[9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页。
[91]《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92]《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3—1374页。
[93]《新唐书》卷15《礼乐志五》，第380页。
[94]《史记》卷5《秦本纪》，第202页。
[9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2页。
[96]《史记·封禅书》引《尚书·尧典》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第1355—1356页。《史记》接受了儒家的传统说法，认为三代以来皆有五岳之祭。但我们认为，五岳在先秦以至于汉初，都只存在于礼书中，是一种理想化的山川祭祀体系。直到汉武帝中后期，五岳祭祀才逐步进入国家祭祀中。至汉宣帝神爵元年诏书后，五岳四渎皆有常祠，这一格局作为国家祭祀的地位才真正得到确立。参见田天《西汉山川祭祀格局考》，《文史》，2011年第1期。
[97]秦人早期活动区域，可参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赵化成、王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98]先秦与山川相关的“望”有两个含义，一为望祭，二为望祭所祭祀的对象，即国内的名山大川，如《左传》昭公七年“并走群望”，昭公十三年“乃有大事于群望”。作为大山川的“望”地位极为特殊，为一国具有标识意义的大山川，平时既有常规祭祀，也有因水旱灾异而进行的特殊祭祀。详参见田天《东周山川祭祀考》，《九州》第5辑，待刊。
[99]《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6页。
[100]《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8页。
[101]《水经注校证》，第456页。颜师古注以为长水不是水名，而是总述前几条河源远流长，王先谦已指正其误，可参《汉书补注》，第537页上栏。
[102]《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47页。
[103]《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武纪》‘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彼鸣泽固在涿郡遒县，此云‘以近咸阳’则非涿郡之鸣泽也。”参《汉书补注》，第537页上栏。雷首山一名蒲山，但此“近咸阳”之蒲山也不会是雷首山。
[104]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页。又，李零在《秦汉礼仪中的宗教》中谈到：“秦代的封禅郊祀主要是齐、秦宗教传统的拼合。……祭祀多由地方自主，政府的干预比较少，这样的格局被后来的汉代继承下来。”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105]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曾于28年、29年、32年、37年四次东行。
[106]《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7页。
[10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9页。
[10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0页。
[10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1页。
[110]《尔雅》第7《释山》，《十三经注疏》，第2618页。
[111]《春秋左传注疏》卷19上，文公十年“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48页上栏。
[112]《春秋左传注疏》卷12，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96页上栏。
[113]《春秋左传注疏》卷12，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96页上栏。
[11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11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0页。
[1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0页。
[117]《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0页。
[11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6页。
[119]如《旬邑权》《两诏大权》等器物，皆有二世刻辞与始皇刻辞。可参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
[12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8页。
[121]《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72页。
[122]《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9页。
[123]《汉书补注》又引宋祁曰“旧本河作祠”，即“祠巫祠河于临晋”，可备一说。《汉书补注》，第538页下栏。
[124]《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0页。
[125]《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0—1381页。
[126]详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章《齐国沿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2页。
[127]《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12页。
[128]《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1页。
[129]《汉书》卷4《文帝纪》，第127页。
[130]《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77页。
[131]《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第1209页。
[132]《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
[132]《史记》卷106《吴王刘濞传》，第2821页。
[133]陈苏镇认为，关中是法家文化的故地，而关东则儒风盛行。参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407—408页。
[134]如文帝徙民于阳陵，武帝徙民于茂陵等等。
[135]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第79页。
[136]相关讨论可参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1章第4节第二部分《文景二帝对诸侯王权力的收夺和东方政策的变化》，第103—116页。
[137]《汉书》卷4《文帝纪》，第123页。
[138]《汉书》卷5《景帝纪》，第137页。
[139]《汉书》卷5《景帝纪》，第143页。
[140]《汉书》卷6《武帝纪》，第183页。
[141]《汉书》卷6《武帝纪》，第183页。
[142]质疑者多以为杨仆地位并不足以使武帝徙关，前引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对此有详细归纳与论述，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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