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群众路线走向成功的政治文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路线上的创造在于，一方面在规制上大大提升了群众路线的地位，明确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同时，在实践中予以最大可能的落实。既建立了直接下探到基层的垂直的权力运作体系，又开发了一套扁平型的政治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垂直和扁平相互补充的政治运作体系，使群众路线不至于像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那样流于口头上的谈论，而沉淀为工作方法和政治文化。群众路线成为中共与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相区别的一个要素，不仅让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以扁平化概念观察中国共产党政治的特征，很具启发意义

扁平化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起初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对于企业扁平化组织的核心原则，有研究者概括为：“围绕交叉职能核心流程而不是围绕任务或者职能进行组织”；“使团队而不是个体成为组织设计和实施的基石”；“建立一种开放、合作、协调的企业文化，一种既聚焦持续性发展又重视对员工的授权、责任感和生活的企业文化”。团队、沟通、教育、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控制成为扁平化结构的核心概念。

有趣的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构造中，可以看到和这个后来出现的概念相似的理念，只是抗战时期中共对扁平化结构的运用，更多体现于和组织相辅助的政治文化当中。关于中共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建立，既有研究阐述较少，学者祝灵君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共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党组织中的官僚制，希望军队和政党组织扁平化，这样可以使政党对社会事务快速反应，另一方面也与中共所追求的平等精神保持一致。”引进扁平化概念观察中国共产党政治的特征，很具启发意义。

扁平化和抗战时期臻于成熟的中共群众路线相契合。1943年，毛泽东对群众路线做了最早的集中阐述：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提法，很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定位，群众路线体现着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概括而言，即刘少奇阐明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后来扁平化理念倡导的团队、合作、教育、情感沟通，都可在群众路线中找到脉络。群众路线强调打破干部和群众间的界限，减少沟通的层级，让干部和群众间形成同心圆而不是等级分明的阶梯式关系，这都和扁平化理念接近。扁平化理念倡导的团队、集体既是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的选项，也是以集体、平等为取向的群众路线的基石。

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是党和群众相互创造的过程

群众路线、水平融合，落实的关键在干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的干部考核和评价体系，促进民众和干部的结合。模范干部的标准是：“能完成任务，不行政命令；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事事领头干；不贪污，不浪费，不流氓习气与浪漫习气。”

这一标准不是摆设，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数据当中：“村干部有100个群众真正拥护，县干部有1000个群众真正拥护。”这个标准既体现中国共产党数字化管理的要求，也符合干部要得到群众授权的思路。刘少奇有个想法：“派干部作县长，先不派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工作做好了，有了信仰，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起码就理论上而言，群众关系成为认定模范干部最重要的标准，“吃窝头小米，背行李跑路，穿老百姓的衣服到敌区工作”，几乎成为战时中共干部的常态。

老百姓感到“现在的政府，不像个政府，像个群众团体”。对于一个以群众路线为取向的政治力量而言，这样的评判应说是极大的褒奖。相对于垂直的制度化的权力下探，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扁平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是党和群众相互创造的过程，是变化、形成着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实践。

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载体

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载体。对群众运动的强调几乎和中国共产党降生同步，中共二大起就确立组建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组织原则。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下达指示信，首次提到“群众路线”，要求红军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张闻天1933年在谈到党的新的领导方式时强调：“细心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识，负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的领导方式的主要内容。”

抗战期间，由于获得相对稳固的独立发展空间，尤其是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群众运动呈不断落实和推广之势。当时的劳模运动很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运动拉近与群众距离的路径。1940年代，根据地广泛开展劳模运动，劳模不是干部，从群众中产生，是群众的代表，但他们作为群众中的脱颖而出者，又和一般群众拉开距离，可望成为“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如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共对自己干部的要求，代表党向群众不断靠拢的努力；那么劳模则从另一面努力，作为连接中共和群众的纽带，带领群众向党靠拢。通过这样群众性的劳模运动，中共和群众间形成良性的相互靠拢的互动关系。

来自国统区的记者赵超构观察到：“劳动英雄制度的最初动机，本只是提高劳动效率，但是现在的成果却已大大的超过了这最初的目的，一如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不仅成为群众学习的模范，他们并成了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得边区民众和共产党执政之下而仍能发生平等的感觉。……相当的提高了农工的自尊心，而使他们乐于追随着共产党的政策。”

对此，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明确说明：“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

群众路线不仅要求党的干部向群众靠拢，还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要求，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都强调要面向群众，中共群众路线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仅要求到群众中去，还反复强调从群众中来，而这里的群众又是动态的，有群众的自觉自动，还有群众的教育提高，仅仅强调前者，有可能流于民粹，只强调后者，又有精英主义的风险。

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当然负有领导和教育群众的责任，邓子恢抗战结束后曾说道：“应认识群众路线是我党完成历史任务最基本的革命方法，这是我党与一切党派不同之点，是布尔什维克观点与民粹派观点的主要分界线。”但是一旦站到领导和教育者的地位而不加自省，党和群众的水平关系很可能岌岌可危，先锋队和群众似乎存在天然冲突。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教育和领导群众不在群众之外，而在群众之中。教育和领导群众之前，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刘少奇在《论党》中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

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革命实践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认识论的基础。背后隐含的，有中国共产党希望形成的干部与群众间情感上的共鸣、关系上的水平互动、地位上的可互换性等一系列富有张力的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个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互动过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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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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