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哲学”有其特质与优长

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追问，涉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内外都有人对“中国哲学”这一提法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只有“思想”而无“哲学”。究极地讲，这涉及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

中国有无哲学，首先涉及到对“哲学”的定义问题。我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所谓大问题，即何谓“天”、何谓“人”的问题。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德曾经区分两种哲学的概念，一种是宇宙性的，一种是学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学概念，即把哲学当作关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的之关系的学问。这种定义把哲学视为人类为理性立法的学问，或视为人类探求终极价值的学问。这与儒家的“至善”观念是契合的、相应的，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来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不仅认为有“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质与优长，故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当性、自主性。可以说，时至今日，那种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属过去。

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者抽绎为“道”，具体展开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

我们早就分析并概括过，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问题或向度是：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司马迁曾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相联系的诸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正如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所说：“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我们观察中国的宇宙论，尤其突出表现为生成论，这种观念格外地表现为存有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中国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宇宙的发展也不必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

中国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论传统，特别是关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传统哲学的不同学派那里基本上都是存在的。这与西方哲学有极大不同。西方哲学有更为鲜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取向，强调以知识为中心，表现为一种近乎概念游戏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可以看出，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在这样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哲学问题下，中国哲学有许多独特的范畴、观念和论域，比如说天人关系论、群己关系论、修身治国论、天道性命论、心性论、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论、古今关系论、道德直觉、智性直观等论说。

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在前贤探讨的基础上，我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以下七点：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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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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