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可视”促进了数字正义框架下的共建与分享

正义和秩序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发明了以多样化协商调解为基础、以法律规则和司法装置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力图用来实现众所期待的正义秩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除了制度因素外，自然还会受到财力物力、技术装备、交通工具、知识能力等的限制，很多时候都是依赖于司法\调解决策者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智慧，其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包含着性格、情感和价值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的贪腐情况，当事人也只能猜测而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

对此，古代社会主要靠社会舆情来进行监督制约，而到了近代，人们则力图通过司法公开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阳光司法”制度设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其公开的“可见”范围和方式依然受制于物理时空和技术手段，难以满足人们的更多期待。

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纠纷解决机制从单一物理空间的“平面公开”，迈向了跨越物理\数字双重空间的“立体可视”，从而改变了纠纷解决机制的逻辑和路径，促进了数字正义框架下的共建与分享。

其一，打破物理时空限制，实现了空前的可视化。新兴技术变革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网络变得越来越可视化。”先前工商业社会那些物理时空的阻隔、不可预测的行为和心理、不可预知的事件和状态等，如今都可以凭借数据分析技术做到清晰可见；原来只能通过墙板告示、纸介媒体、广播电视等进行平面化信息公开，如今则通过官网链接、网络直播、网络庭审、在线非讼调解（ODR）等双重空间、即时互动的全新样态，来实现数字化、立体化的全景呈现。

于是，从ADR到ODR，从常规司法裁判到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决策过程都揭去了神秘的面纱，变成多元参与、可视化的权利博弈过程。人们能够更多地看到规则程序、事实证据、各自诉求和裁决由来。

因此，“与早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倡导者所提出的物理上的多门法院相比，当今新技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去创设一个虚拟的‘多门法院’，让当事人更容易地去实现正义。”而这个“数字正义可以让‘接近正义’不再依赖于物理的、面对面环境，甚至不再受制于人类的决定，就可以实现。”从而，打破了“正义之门”的威严壁垒，成为一种多元互动、可视分享的过程。

其二，规避人性局限，创造更多的“阳光下”。19世纪法国工程师米歇尔·舍瓦利耶认为，统计数据在本质上不带任何偏见，因此可以利用统计数据来构建完美的社会。而“在当今社会，算法处理问题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认为算法客观可靠，不会受人类主观性的影响。”

这无疑是一种技术客观性的理想追求。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线非讼纠纷解决等都是大量借助信息数字和智能技术，来程式化、代码化地处理案件，意在创造技术规制条件下更具客观性、更多“阳光下”的纠纷解决情境，从而规避人性局限和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努力做到标准一致、客观公正和“同案同判”，推进智慧司法和法律服务的普惠效能。

其三，改写知识逻辑，加持数理逻辑。从古到今，人类都是凭借理性、知识和经验来治理社会处理纠纷。虽然其间也会运用数理逻辑，但它们都是辅助性、佐证性的，并不能进入决策系统。如今人们开始追逐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生活，政务、商务、交通、医疗、司法等领域中的日常化决策，便日益转交到算法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社会转型。

具体而言，人类决策是基于理性、知识和经验，它主要借助物理时空的机械思维来抽象出无需证明的基本公理，由此再推导出各种基本定理，最终达致“科学”的认知。然而，“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变，是从机械思维到数据思维的转变”，进而开始塑造这个世界。此时的算法决策则基于建模计算和数理逻辑，这样，就在决策系统中改写了知识逻辑，逐渐实现数理逻辑加持。

基于此，人们“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而开始注重相关关系。并通过全样本数据分析，来“常规性地利用实时的、有力的、交互式的数据可视工具，提出更好的问题并最终据此制定更好的决策。”可视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其中之一，也即“在‘数字正义’理念之下，私人和社会都加强了对数字技术的采用，在法院内外共同促进‘接近正义’的实现。”这样，凭借数字技术和数字逻辑，人们能够在个案中更多以可视化方式来体验公平公正，从而努力实现新时代共建共享的数字正义。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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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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