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田野调查大有可为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居于核心位置。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在挖掘中国社会结构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些重要特征。新时代要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需要通过总结田野调查的发展经验，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发展。
田野调查使得社会学在深挖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中国特色”方面步步深入
在费孝通等前辈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一直围绕着田野调查的主线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后，以大规模抽样调查和追踪调查为手段的数据库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尽管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讨论的热潮时有起伏，但是田野调查始终是中国社会学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方式，大量真正具有中国特色、触摸社会脉搏、挖掘社会底蕴的社会学成果正是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得以积累起来。
在费孝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南和山东开展了深入的乡镇企业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一手的案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学对“苏南模式”的研究推进至该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现象，其重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的集体产权及其经济表现形成了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挑战。大部分西方学者将乡镇企业的崛起归因于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外部因素。这些解释都没有触及乡镇企业的产权及其经营过程。
与此相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乡镇企业研究可以称得上“深入虎穴而得虎子”，从正面入手解释了乡镇企业成功的“内部秘密”。在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刘世定等人的研究指出了乡镇企业的经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村集体、企业承包方以及产业链条的上下游的关系网络展开，其中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关系”纽带和信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乡镇企业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在田野中“潜入”到一定深度，是看不到“关系”的这种复杂作用机制的；如果不秉承“从实求知”的基本态度，也难以在成熟发达的产权理论之外看到“关系”开辟的另一番天地。回顾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正是田野调查的繁荣使得社会学在深挖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中国特色”方面步步深入。
社会学大量的田野调查及其研究发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化解矛盾之道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的繁荣，征地拆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社会学大量的田野调查及其相关研究发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化解矛盾之道。
在实践中，解决矛盾除了依靠法律、规则、谈判、劝说甚至极端手段之外，最见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到焦点人物的“社会关系”，包括此人的亲属、朋友、同事、领导等。这些社会关系进行的劝导经常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叫做“关系控制”，即“地方政府会动员与抗争者相关的体制内成员或其他较依赖国家的个体，要求他们参与事件的处理。这些参与者可能是抗争积极分子或潜在抗争者的亲属、朋友或老乡等，他们被要求通过开展思想工作以转化抗争者，使其停止行动或不加入抗争”。除了“关系控制”外，社会学者还有许多从田野调查中概括出来的概念，如“关系动员”、劳动过程中的“关系霸权”。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社会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大多将其理解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技术，即政府或其他的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为了达到其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虽然运用“关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现象是田野调查的发现，但是社会学对这类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却是将其纳入西方社会理论中权力支配或博弈互动的分析范式，将中国现象理解为西方理论的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这其实很难从深层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治理之道。
田野调查的深度“挖掘”
除了将“关系”理解为“策略”或“技术”的分析思路之外，社会学在对乡村发展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另一条分析思路。这条思路也是从田野调查中而来，在乡村治理和乡村产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乡村“社会基础”的研究。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产业资本在进入乡村时，面对的并非“原子化”的农民，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之间有着相对固定的关联或关系模式的乡村“社会”。村民之间的关系模式源于有历史传统的“内生秩序”，具体而言，是由各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面对这样的社会，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产业资本，下乡时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手段或策略，不如说是为“适应”这样的社会基础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我们以一个研究资本下乡的田野调查为例来展示“社会基础”的力量。在徐宗阳对山东某地的研究中，产业资本下乡流转了大规模的土地，进行大田粮食作物的种植，这也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常见典型案例。为了保证劳动生产效率，企业家主要依靠自己“老家”（离他流转的土地有20多公里）村庄的劳动力，用划分大片网格承包的方法，使用自己老家的村庄劳动力进行劳动。
各种“关系”和“人情”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劳动的组织和监督费用，使得企业的生产环节避免了其他下乡资本所面对的“偷懒”“磨洋工”问题。但是这个企业在每年的玉米成熟季节却面临严重的玉米“盗采”问题，大多是土地所在村的村民所为。有意思的是，农民只偷盗这个企业的玉米，其他地里的玉米则完全不会去动，而且在私下里还有“谁拿得多谁能干”的相互比试的意思。
按照作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民把企业的玉米当作“公家的”“外面的”，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去拿，这叫做“内外有别”。“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是“社会基础”的核心内容，显示出“社会基础”的复杂性。在当前，我们会看到比较普遍的“公司+农户”的产业组织形式，把生产环节留给农户进行家庭经营，而资本、技术和市场等环节则由企业负责，充分地利用村庄中的家庭网络和社会关系来发展产业是企业成功的前提，这可以被称为“产业扎根”。产业扎根可以看作对乡村家庭和熟人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基础”的尊重或利用。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快速变迁阶段，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与其他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始终坚持和贯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迈进。这样的道路始终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制度改革、政策设计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层面的变化紧密结合，要求有上下感通、贯通、畅通的渠道和机制，这正是田野调查大有可为之处。田野调查只有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发挥力量，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完善，才能为迈向人民的社会学贡献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更多详情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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