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好的经济学研究要遵循两个“有用”标准
“为发表而发表”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取向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为人知的知识越来越少。经济学家为了发表论文，或者纯粹是为了吸引眼球，会造出一些“新颖”的理论来。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脱离常识。在美国的经济学界，对于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发表文章的目的就是发表本身。在研讨会上，没有多少人去挑战研究题目本身的意义，而是纠缠于论证的过程是否完美。等论文发表之后，也没有人在意文章说了什么，大家关注的反而是文章发在哪本杂志上。
这股风气也传到国内，“为发表而发表”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取向。现在大学都强调要在国际上发表文章，这就要求国内学者关注“国际学者”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关注对中国而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研究基础设施的作用、政商关系、贸易开放的影响、信贷约束与宏观政策等类似问题的文章比比皆是，而今天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如地方政府的行为、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人口老龄化的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要素分配等却很少有人研究。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已经成为共识，但以目前经济学界的状况而论，实现这个目标遥遥无期。
《经济的常识》，姚洋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我一向主张，好的经济学研究要遵循两个“有用”标准：一是对理解或改造中国有用，二是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用。中国经济学家生活在中国，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样的研究对人生的成长和完善是有好处的。人是社会动物，想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人之常情。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才可能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所影响，因而也是学者获得社会承认的第一步。放大一点儿，经济学家既然标榜自己的学科是“经世济民”的学科，那就应该为社会做点儿有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作为社会的旁观者或批评者。作为学者，经济学家不能只满足于为社会做事情，还要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特殊性的过程中抽象出一些普遍性的原理，以补充现有文献的不足，甚或创造新的理论。
总体而言，理想的经济学家应该像韦伯对从事政治研究的年轻人的要求那样，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志业”，就是把自己看作研究对象，即社会中的一员，并立志让它变得更好。“志业”与“职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自己的事业，后者是自己谋生的工具，高下自明。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无数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关注当下，才不枉一个学者的一生。历史上留下来能够影响后人的理论，都是对作者所处时代的最佳回应。深入到中国经济大潮之中，发现它的底层逻辑，是创造属于中国的新理论的不二法则。
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可以还原到常识
自1997年博士毕业回国工作以来，我就坚持参与国内公众和政策讨论，发表了大量面向普通大众和知识界的文章。在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进行沟通。教MBA（工商管理硕士）的中国经济课程之后，我进一步琢磨如何把艰深的经济学道理讲得能让非专业人士听懂。我还在各类论坛上发表演讲，这就更需要深入浅出，让普罗大众能够把握经济大势和政府政策背后的逻辑。
从这些经历中，我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可以还原到常识。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就是从常识出发。启蒙运动打破了教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人性得到彰显。但在这个成就之后，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性完全自由之后，人性中的侵略成分是否会导致道德的沦丧？斯密从常识出发，提出自由交换可以成为疏导人性的机制——在市场里，因为人们的交换是自由的，所以他们的境况不可能变得更差。因为斯密的贡献，经济学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好的经济学家在从理论模型中得到结论之后，一定要给出结论背后的直觉来，如果结论不符合直觉，就有理由怀疑结论的可靠性。这里的直觉就是常识。
中国经济还在增长过程中，经济学因而还是显学，经济学家在社会上有很强的话语权。于是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喜欢就时事和政府政策发表宏论，看似逻辑很严密，能够唬住很多人，但是常常不符合常识，因此肯定是错的。
一位经济学界的朋友曾经这样评价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做一些无害的游戏。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但许多人把这种态度搬到现实中，习惯于说正确的废话，这就有害了。一是脱离现实，说废话的人多了之后，就会遮盖真问题；二是造就一种虚情假意的社会风气，助推“假事认真做，真事没人做”的局面。我的态度则是：如果不能说真话，我情愿闭嘴。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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