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与中国汉学
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莱布尼茨开阔的学术视野，博大的文化胸怀，使他成为18世纪“以最大的顽强精神持之以恒地关心中国的人”。他所编辑的《中国近事》是德国一部研究中国的汉学著作，表达了欧洲思想和文化界的一种新的倾向和新的文化态度。法国著名学者艾田浦认为“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对中西文化交流所抱有的热情及宽阔的文化视野，无论在17世纪还是在今天都卓尔不群，他的这一部分思想不仅是欧洲17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和欧洲共同的重要文化遗产，乃至是世界文明间相互理解的文化经典。
莱布尼茨对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抱有极大的希望，把这种交流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
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他在1697年给白晋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说：“您如果能告诉我一些有关从中国带来或是已经或将要运往中国的东西的具体情况，那就太好了。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因为我非常希望这样的交流能顺利进行，我认为这在当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我们欧洲，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如果有机会，我会很高兴地为之作贡献。因为我们能够几乎像注射一样，把我们的知识技能一瞬间传授给他们，我们也一样能从他们那里一下子认识一个崭新的世界。若不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纪才能掌握这些知识。”这里，莱布尼茨说得很形象，由于有了这种文化的交流，双方学习对方的知识几乎像“注射一样”，在“一瞬间”就把自己所不知的知识学习到手。莱布尼茨所设想的毕竟有些浪漫，但却揭示了文化交流的一个真理。在1500-1800年间，欧洲与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使双方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莱布尼茨看来，欧洲与中国的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仅在于学习对方的历史性的知识与文明的成果，而且可以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火花，从而推动两大文明的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相遇和交流意义重大，它会孕育千万美好成果，千万发明创造”。历史虽然没有像莱布尼茨设想的那样美好，但历史的实际进程证明了他的这一想法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莱布尼茨对当时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把这种交流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我觉得它是如今最伟大的事业，不仅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福音的传播，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有利于我们欧洲与中国各自科学与技艺的成长，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换，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掌握他们奋斗几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让他们学会我们的技艺，丰富双方的文化宝库。这都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光辉伟业”。
莱布尼茨与《易经》（油画 唐灼作）
莱布尼茨认为，中西文化存在差别，因此需要交流和异中求同
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光辉伟业”所以需要，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差别的基础上，有了不同才会有交流的愿望，有了不同，才会产生在异中求同的想法。对于这一点，他有很多精彩的分析。他认为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点，即他认为欧洲的长处是思辨与数学，这方面中国无法和欧洲相媲美；反之，中国的长处是实践性和经验性，而这点正是欧洲所缺乏的。数学计算要推理，这样欧洲在逻辑方面要强于中国。但是中国历史悠久，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区域，这种文明从未中断过。欧洲则不同，由于民族的迁移等多种原因，其古代的许多文明成果并未保留下来。所以，这两大文明应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这就是他在《中国近事》中所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一文明古国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了欧洲，在很多方面，他们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二者各有所长。但是，我首先应该在二者之间比较什么呢？在各方面进行比较虽是有益的，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在这里无法完成的工作。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技术及以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我们不相上下；假如要互补对比的话，各自都能通过相互交流而获得有益的知识。但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我们则明显更胜一筹。因为除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对精神事物的认识这些完全可以说属于我们的学科之外，我们在对由理智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的理解方面，即在数学上，也远远超过他们。……他们到现在似乎对人类理智的伟大之光和论证艺术所知甚少，仅仅只是满足于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熟悉的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几何知识。”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在社会伦理方面欧洲与中国也有不同。他说：“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应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交流
对于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莱布尼茨始终是一种平等的态度，他没有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文化至高无上的观点，他在《中国近事》中说：“我这样说，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我们更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暂且不论他们的其他成就。……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
1692年3月21日他在给闵明我的信中说：“我们请求您以您的智慧来考虑，是天意赋予您此次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使命。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应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其他民族无权强迫中国人接受什么，恰恰相反，是友善和君主委托赋予您的威信。”
1705年8月17日，他在给巴黎负责整个东方传教的维利乌斯神父的信中说：“因为虽然我发现大部分我们的传教士倾向于用鄙视的口气谈论中国人的知识，但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手工制造技术，甚至是游戏，与我们的几乎全部大不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哪怕是一份对他们日常事务毫无文采但准确无误的描述，也一定会让我们备受启发，这在我看来比了解不少学者热衷的古希腊罗马人宗教仪式和用具有用得多。”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对中国的一切简直着了迷，这里既表示出了他那宽阔的文化视野、平等的文化态度，也反映了一个科学家的好奇、认真。《中国近事》出版以后，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都产生了影响，给莱布尼茨带来不少声誉。同时，也使他深深地卷入了有关的中国事务当中，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应在他的门前挂一个“中国事务办公室”的牌子。
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不仅仅拉开了德国汉学研究的序幕，而且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关于中国和欧洲文化关系的论述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任何想与全球化发展“脱钩”的想法都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当中国今天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前进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狂想显得十分可笑与荒唐，而莱布尼茨的思想则成为中国和欧洲思想连接的纽带。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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