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地球唯一有万年信史的国家，西方只有伪造的想象历史！
摘要：重树中华经典和中华信史的权威，不能再用各种西方的见解和西方形形色色的学说来任意的裁剪和横扫我们的经史。我们的经典和史学书籍里边记载是基本可信的，而不再试图用其他的途径、西人所承认的途径来证明这个经典的、这个史书的可信性。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上万年信史的国家。信史，可信的历史。西方和印度都没有信史的传统，西方和印度都没有真正的信史可言。在《隋书经籍志》里面说到了史官传统，应该说是中国学术的母体。在《经籍志》里说到一切的经籍都发源于史观的这种传统，包括经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古籍在最早的时候是经史不分的，后来又分化出了经和史，好多的经都是由史提升地位而来的，比如说《春秋》和《书》这两个，正好是史学传统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类别。在史学传统当中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书》是圣王的言语，《春秋》就是圣王的事情。《书》和《春秋》就是由史提升为经的一种结果。张学诚是近代晚清的一个学术大师，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在马一浮先生讨论六艺的时候被马先生大力批判了，在这之前我对这个观点不大赞同，很不赞同嘛，因为马先生对它做了严厉的批判，我也遵照马先生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个六经皆史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史观的传统。
在这在前是经史不分的，有一部分变成了经，有一部分分裂成了史，所以六经皆史是有它的道理的。也就是说史学在中学中的地位跟在西学中完全不一样，它是中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具有独尊的地位，而不是像在西学当中这样，西学没有史观的传统，所以西方的史都是由文人写的，它只是附属于文学之下的，是一小科，是文学科之下的。所以至今在我们晚清的学术规范里面史学也按照西方的样派隶属于文学，所以学史学的学位都是授予文学博士，文学硕士，文学学士，这样根本不符合中学的传统了。中学的史学是一个大科，跟经并列的一科，那文学都应该放到器学里面去的，文学是器学的一个小科，所以近代的这种以史来附属于文的这种就是颠倒了。
经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那种最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可以叫做基因吧。是我们中华传统、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厚的基因。这个确实是不变的。史学，史学是这个接续性的。经是常道，是一个文明的常道。史学是一个文明的接续，有了经史，经史不灭这个文明就不会灭。要想灭一个民族，就先灭他的经史，消灭它的经典，消灭他的史学，特别历史，把他的历史取消他。
蒋老师提出的有关经的这种灭绝次序：要亡一个文化，先要亡他的学术，要亡他的学术，先要亡他的经典，要亡他的经典，先亡他的解释系统，这样一个次序。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经典文本还在，但是解释系统已乱，本来我们是按照以中举中，中国的学术规范去认识这些经典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却采取了西方的解释系统，以西方的规范来认识我们的经典。这样就是先亡了我们的解释系统，这样经典如果再不复兴的话，再不努力的话，再任这种灭绝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进一步的我们的经典也就忘掉了，也就是说人类经典的文本也就没有了。
史学也是，我们要亡一个民族，先亡它的历史，你看是把这些书少烧掉是不太现实的啊，你看秦朝做的很不错，可是要先亡这些史书不现实的情况下，就得先亡他的解释系统，变乱对这些历史的解释，还是一样的。所以，要亡一个文明先亡他的经史，要亡他的经史，先亡他的解释系统。五四以后就出现了各种史学的派别对中国历史加以重新的解释，取消正统的史学，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派别，比如说，国史辨派，布尔什维克派，等等。这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的解释。
中国的史书和经典不再作为信史，被任意地加以怀疑。用各种西学的眼镜吧，西学的这种大棒来横扫我们的经学和史学。在这种国史辩派里边，我们的经典，尚书的记载，不再可信，被加以这种文化人类学的解释，我们的史记，这样的正史，也不再可信，也被加以这种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在这里边尧舜禹这仨人都成了传说的图腾了，不再是真实的，我们作为文化道统传承者的真实存在的圣贤人物，而是作为三种图腾。尧舜，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成了一条虫。
大家可以去看鲁迅的故事新编，那本书还是极其有趣的，鲁迅不愧为天才，文学天才，写的这个书还是蛮有趣儿，他也有比较精深的中国文化素养，才能写出这么有趣的糟蹋中国文化的书来。故事新编，也是对中国古史进行篡改，进行调侃，糟改的一个著作吧。
那么在布尔什维克派史学里面夏商周三代，布尔什维克的史观要用这个斯大林发明的五种生产方式来裁剪一切民族的历史。要用这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说这个框架本身，在西学、在西方的仅就他的原始地，欧洲也不成立。因为这中间缺乏，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以贯之的，前为因后为果，这样演变而来的，但是其实在西欧的历史当中，这些段，段落都连不上，因为西欧的历史，根本就没有一以贯之的历史，它是断线，是几段断续的线，我们上节课已经说了，分四段，希腊一段，罗马一段，中世纪一段，现代一段，是不是。
他都断了，既然断了，他们之间就没有这种长远的因果关系，所以认为人类社会是这样依次演变的，这个完全是西欧唯识下的伪中之伪，用这种伪中之伪来裁判一切民族的历史，那肯定是极其粗暴。特别荒谬的就是这个奴隶社会，假如说我们认为这个一个民族按照他的这个自身演变而言，确有一个这种先后的次序，有因果关系的一个先后的次序，比如说原始公有制发展成什么呢，其实就是封建制，然后再发展成，这种近代化就有两种路子了，一种是中国的路子，一种是西方的路子。
中国的路子就是从秦到晚清是中国的路子，郡县制了，这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中国这个路子从封建，这个封建指的是三代，分封建国包括五帝，都是封建制。原始公有制就是从伏羲到神农，这是原始公有制。五帝从黄帝以后，到这个晚周，这都是封建制，也就是分封建国的，半公有半私有的这种状态。井田制，从封建制转成郡县制这是一条近代化的路。西欧的封建制转成资本主义，这是一条畸形的近代化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奴隶制是没有的，奴隶制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能作为一个公式中的阶段。
希腊罗马那种劳动奴隶制，那种惨无人道的奴隶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为了放入这个五种生产方式的框架，就必须在中国历史当中找出奴隶制的阶段。那就有好几种这个说法，有的说是三代是奴隶制，有的说奴隶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总之是硬套的。因为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三代，在我们那个是美好的小康时代，假如说这是大同的话，这封建时代是小康啊，这是非常好的时代啊，那却被污蔑为惨无人道的奴隶制，这所以说是有天壤之别，黑白颠倒。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就面临着要走出马克思的这样一个任务。
我的学问大概就是先走出马克思，在走出去，因为马克思是我们最早接触到的东西，所以先走出马克思，然后再走出西学，然后复归正统的中学，走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所以马克思是我思考的起点，最早走出的一个东西。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研究了这个五种生产方式的问题，就发现中国历史也包括世界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奴隶制的阶段，这完全都是极其荒谬的编造。至今我们的课本上还写着，夏商周是奴隶制，所以这种颠倒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大家走出西化，要走一个漫长的历程，任重而道远。
要亡一个民族的史学，就先亡它的经典解释系统，亡了他的解释系统，这些经典就乱了，进一步就是连文字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国的经典的文本、经史的文本都还在，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还延续下来的一个证据，虽然它的解释系统乱了，但是毕竟经典的文本还在，这些文字我们还认识，所以就还有复兴的把握。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认识到危机性。
另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中华文明一定是能复兴的，只要我们齐心协力，这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中华的复兴。就像经然所说的那样，虽然几千年以后中华势必还要衰落，但是今天中华要复兴。这个是大势所趋，不是以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们要参加到这个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行动当中来，为中华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人生选择。我们把自己联系到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复兴的潮流当中去，难道不是最有幸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六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大有可为。
我们面临着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大的转折，从衰落到复兴的一个极大的转折，要发生这个转折，我们可以为这个转折做出自己的贡献。那这就是历史，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个绵延的、不断地、长久的、永恒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当中去，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就成为永恒的。问题就在于，破除这个自私的小我，融入这个与万物一体、这种文明的大我当中，这就是我们中学和中华文明的人生观。
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树中华经典和中华信史的权威，不能再用各种西方的见解和西方形形色色的学说来任意的裁剪和横扫我们的经史。首先我们就要一步到位，认为我们的经典和史学书籍里边记载是基本可信的，而不再试图用其他的途径、西人所承认的途径来证明这个经典的、这个史书的可信性。
不需要这个二三手的这种曲折性，委屈劳力。我们要一步到位，直下承当，我们的经典是可信的，我们的史书正史是可信的，这才行。否则你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边你费劲不小，所以事倍功半。因为西方人没有信史，所以他们就发明了所谓的科学的考证的这种史学，以地下发掘的文献为写历史的主要的证据。这个是西方人的阴谋，至少是他们那些没有信史的民族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他们没有信史所以只好靠地下的挖掘，但是地下挖掘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地下的材料不应该给他那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华有着如此深厚的史学传统、信史的传统这样一个如此丰富的信史史书的这样一个学术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以史书为主，以文献为主，直接承认文献的这种可信性。而不需要用地下挖掘来横扫这个史书，至多证明这个史书的可信性。
至今中国的学术，中国的主流史学，还在西学的笼罩当中。前一阵，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费力不小，成果浅先啊。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这种阴谋性的考证性的史学当中，一开始他不承认中国的商朝，只承认中国的周朝，认为中国的历史从周朝开始。以前一概不承认，后来商朝，地下发掘出了很多商朝的文物，特别是甲骨文，诶，他这个地下考证的路子里边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商朝了，西方的史学、世界史，从此，从商朝开始写，那我们的主流史学希望把中国的历史推到夏朝，那就搞出一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地下发掘，地下的这种发掘出来的证据把中国的历史推前到夏朝。费了很大的劲，只推到了夏朝，自己说只到夏朝，那么西方人还是不承认，还没得到西方人的承认，所以说，费劲不小，成果浅显啊。
我们的信史，我们的经典，明明是从伏羲，从一万年前的伏羲开始的，结果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我们费劲很大却只推到了夏朝，那么夏朝就是四千年前，那六千年还是没有着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走出西方的话语体系，走出西方的话语霸权，复兴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我们的话语规则。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一言以蔽之，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正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会说中国话，不再说西方的话语，走出西方的洋化，重新的学会说中国话，走出西方的世界观，重新中国的世界观，重新学会以中国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一切的一切。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加上这个空间的维度，我们就可以说，中华是世界历史的主干。在空间上说，中华是世界的中心，是天下的中心，加上时间的维度，中华是世界历史的主干。
——摘自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