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培说」二次城市化之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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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30年来，通过城市化运动带动了GDP，那什么是“二次城市化”？

二次城市化的第一个维度是特大城市的外围式发展，由过去收敛式发展进入到外围式发展是大势所趋。以雄安为例，这“千年大计”一出就遭到了多方质疑，比如网上调侃“雄安能和深圳比吗？能和浦东比吗？”，在我看来，雄安“千年大计”的出现符合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趋势。

具体而言，收敛式的城市发展规律有五个阶段。

一、最初的商品交易是基于地点的便利性，在便利的地点从事交易活动。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河，最初就像农村市集一样，将货运到河两岸进行买卖。

二、后来发现与其异地运输不如就地生产，于是苏州河两岸就形成了工厂，成为生产中心。

三、再后来，上海成为全国商贩的集中交易中心，于是此阶段，上海就变成了全国商品中心。

四、在此基础上，上海又开始集中处理票券头寸交换和储蓄等业务，外滩金融机构逐步形成，于是上海成为了金融中心。

1932年的上海苏州河码头

这种城市发展进程到1949年戛然而止。上海还没进入内敛式城市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就步入计划经济时代。

世界经典的收敛式城市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就是CBD的形成。换句话说，当CBD高级商务区、办公楼集中形成以后，城市内敛式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此结束。

计划经济将上海定位为制造中心，而经过改革开放，这一定位已被放弃，上海又回归金融中心。就目前来看，陆家嘴可以作为上海的CBD；一旦在市中心确立了CBD地区，内敛式的城市发展进程便已完成。

到了第五阶段，城市高度集中，出现“城市病”——污染、交通堵塞等一系列的难题。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在市区工作、在近郊定居，因此市中心到晚上就出现空心化，这种情况在纽约、东京等特大型城市都十分典型。因此，城市就开始向外围发展；而外围的范围在50公里～100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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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在很多方面与雄安新区类似。当年日本政府的定位选择非常准确——建设科研和教育的新城，建设一个小型的高科技国际城市。

日本1963年确定要做这件事，1968年开始动工，1973年以东京教育大学的几个院系为基础创建筑波大学，到1980年31家国立科研机构全部搬完。从决定建新城到完成搬迁花了近20年时间，所以要认识到城市建设需要长期的努力，谋好了以后得慢慢地干，而且首先是一定是要谋好。

另外，不要过分期待一下子就可以分流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到新城去——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了50多年还只有22.7万人，离计划人口的35万人还有10多万人的差距。反过来，在这期间东京的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增加的数量远远大于筑波新城人口规模。1950年东京大都市圈的人口也就是1000多万，到现在已经接近4000万人了。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筑波的新城建设对疏解东京人口的作用并不大。相反，一两千万人的时候大家都在叫要疏解东京的人口，但后来东京的人口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却听不到人嚷嚷要疏解东京人口了。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所谓的城市病也大幅度减轻。

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雄安新区如果干得好的确可以成为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一个亮点，但是，京津冀发展的引擎还是北京，疏解之外，北京还必须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特别是提高对高密度人口城市的治理能力。

雄安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北京现在城市压力过重，暂且不论其他，就说交通，汽车速度还赶不上自行车；环境方面，雾霾之严重导致不少北京人调侃，“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狗叫人才走”。

北京、天津、雄安三城中，北京和天津是永定河沿岸的城市，地下水脉相通；由于根本无水补给永定河，加上人口剧增、工业用水、严重超采地下水等导致永定河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雄安处在大清河流域的腹地，而大清河和永定河地下水脉不相通；且现在计划迁徙的企业、高校、研究所等都为无污染的机构，白洋淀也上升到国家环保工作重点。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雄安新区的规划符合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的趋势。此外，我参与制定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里也涉及到特大城市外围式发展。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外围拓展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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