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A4美术馆副馆长，首席策展人。李杰关注和推动实验艺术与创新教育的发展，通过策划一系列当代艺术展览、在地艺术计划、iSTART儿童艺术节等项目践行更多元的策展方式，不断拓展美术馆的公共关系与社会共创模式。 A4美术馆“教育者对谈”第三期现场 儿童史在记录什么？ 李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孩子们的境遇不单单反映着他们自身的处境，也反映着整个社会对待儿童的视角和态度。当社会对儿童的生存和受教育权利更加漠视时，它也很可能进入一种机械运作的模式，最早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工业化发展有关。 在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学前教育、儿童福利制度受到的冲击，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巨大变化，儿童也历经着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这不断推动了儿童与儿童史的研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抛给辛旭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历史上有没有一个重要的时期，从把孩子作为对象，逐渐转移到把孩子作为主体来对待？如果有，这个时期又是什么时候？ 辛旭：从结论上讲是有这个历史时期的，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节点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明确，但我们清楚的是，这是相当晚近的事。 在198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明确提出，要把儿童作为有能动性的主体来对待。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当代一个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的历史节点，但它其实更像是几百年来儿童工作的一个集大成者。它给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本世纪的儿童工作提供了可遵循的基本原则，也让儿童史研究者能更加具有自觉意识，在研究中看到儿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现在我们做儿童和儿童史的研究时，会讨论各种环境中的儿童，但在儿童史研究初期还不是这样。 第一代儿童历史学家的贡献以发现儿童和“寻找”儿童为主，他们记录下了早期的儿童历史。但在当时，史学家们更多是去记载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儿童，有底层的儿童、犯罪的儿童、被丢弃的儿童等等。在调查和记录中，他们发现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当时的儿童经历了溺死、饿死、被丢弃，甚至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死。德莫斯就推断：历史越往前看，我们越会发现，儿童史就是一段黑暗的历史。这句话在当时非常脍炙人口。 讲述中世纪儿童遭遇的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除了这些死亡记录里的儿童可见，还要加上一个年龄维度，才能真正发见儿童。阿贝拉尔被誉为中世纪第一位知识分子，他的课堂在当时非常轰动。听课者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四、五岁的儿童混杂在一起，没有一个年龄上的区分。由于没有教室，没有讲台，阿贝拉尔有时就不得不爬到树上，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讲授。 这个故事印证了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提出的：社会制度性的童年是不存在的（The idea of childhood did not exist）。他本意指，16世纪之后，人们对学习的意识逐渐明确，开始按年龄对人进行分层，也有了学校的教育。但是后来人们曲解了他的意思，说他认为中世纪没有儿童。 《儿童的世纪》中译本 阿利埃斯本人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右翼，但因为他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兰西运动”（一个右翼组织），所以他还是被放在了史学主流范式之外（当时主流研究方式以年鉴学派和左翼的历史学家为主），连带着他所著的《儿童的世纪》也引起了大量的批判。 后来，第二代的儿童史家开始对之前的儿童史料产生质疑。以琳达·波洛克为例，她就不断追问：历史中的儿童真的像史学家们记录的这样吗？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真的如此黑暗吗？人在亲子关系里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e Ariès）讲过一个关于中世纪贵族孩子的教育方式：易子而教。这和中国类似，我们的文化中也有“易子而教”，简单说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教导。这种方式主要是怕人在工作或其他的事情中代入太多个人情感，而影响客观判断，比如从事医务工作的人。而那些和家人分开生活的孩子，通常就需要使用书信和家庭交流。琳达·波洛克从中受到启发，开始通过那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家庭日记、信件来研究家庭中的儿童。 我们对过去社会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儿童死亡率很高，所以家庭会比较淡漠孩子的夭折。但琳达·波洛克从家庭的笔记和信件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哪怕是有多个孩子的家庭，当某个孩子夭折，或者是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父母一样会经历悲痛、哀悼、惋惜，这些情感和今天的人们没有很大不同。 因此可以发现，第二代儿童史家的工作更多是去探索亲子关系，看到家庭里的儿童。但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此前的儿童史学家天然认为儿童生活在家庭里，但对于没有家庭环境的儿童呢？比如，孤儿、被领养的孩子、私生子等等。史学家如果不去正视这些，儿童史的研究就未免过于狭隘了。 到了第三代的儿童史家，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儿童史家们，正在发掘和讨论家庭之外的更广大范围的儿童，去看到儿童身后更广泛的群体。 然而，就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儿童史学家们讨论了好多年之后，儿童还是处在整个研究和社会的边缘。过去到现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能量和能力上，儿童几乎都没有。因为很多成人会天然地认为，儿童的智力和决策的能力天然低下，不足以做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判断。 学术领域也存在一种偏见，大家会认为儿童相关的研究都是低幼化的，因而儿童相关的研究者也总会被边缘化。你研究“儿童文学”，大家就会下意识认为儿童文学就是把文学低幼化；你研究“儿童哲学”，就是把哲学低幼化；研究儿童史，就是去研究比较低幼的历史。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众对儿童的理解和认识。 李杰：刚才辛旭老师对儿童史深入浅出的梳理，其实是给我也解了一个惑。 我之前走访过一些国外的公墓，看到有很多逝去的孩子没有自己的姓名。他们以一个代号、符号或字母的形式出现在一小块砖头上。很多父母用这样的方式来疗以安慰，压抑自己的痛苦。在中国农村或者一些传统环境里也有类似情况，大家对于儿童夭折会比较避讳，甚至只字不提。 在今年的iSTART儿童艺术节，有位叫李田的老师就开展了一个生命教育项目，叫“五桠果计划”。 iSTART生命教育项目“五桠果计划” 当时李老师班上有个小男孩的姐姐去世了，男孩和他的家人其实都很难过，但迫于传统的说法，他们不能表达出自己对于家人死亡悲痛，小男孩就用离家出走来反抗这种情感的压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结局可能也会和姐姐一样，早早地离开，而且没有人会在意他。他甚至开始怀疑学习对他的意义？以及要怎样面对他的家庭？ 李老师发现这个孩子的情况后，就以一颗从树上掉下来的五桠果为契机，不断回应他的疑惑，引导他理解生命的过程和意义。在这种正面回应的互动中，孩子的心结慢慢被解开了。 其实失去孩子的痛苦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孩子的母亲。但社会或者一些大家族却告诉你，孩子的死亡是不能言说的，并认为这样会引起不祥的事情。这里面有一种所谓集体的意识在压抑个体的意识，这也是一种更深刻的压抑。 我发现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写微观的历史时，会从一个很小的点去看，最后渐渐展开成一个更大的视角。但是，对于儿童历史来说，我们似乎只是处在一个启蒙的阶段。大家对一个人的童年、一个社会的童年、一个民族的童年的认识都是没有补齐的。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提到的“救救孩子”，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无法扭转自己固化的意识的时候，不妨回到儿童的视角中去，这种视角可能是一个集体无意识觉醒的开端。 iSTART生命教育项目“五桠果计划” 辛旭：李杰老师提到我们还处在儿童史的启蒙阶段，其实不光是历史学本身，对于儿童历史启蒙的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够了解。英国也是经过几十甚至上百年跟儿童共同成长的经历，才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儿童福利国家。 之前我在爱丁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一学期差不多有四个月。我也想邀请大家猜猜看，一个学期内，学校大概可以开设多少门儿童相关的课程？ 其实开十几门我们可能都觉得算多了，但实际结果让我蛮震惊的。因为四个月内，仅是儿童相关的课程就开了75门！ 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重点展示了英国儿童福利相关的主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有三大板块：第一是工业革命，第二是田园风光，第三个重要的板块就是儿童福利。在整个英国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儿童是很关键的一环，他们可以成为国家形象的一个象征。 今天我们所说的儿童福利、儿童福祉和儿童被发现的历史，其实都跟工业革命相关。对上层阶级或者社会运动者来讲，工业革命确实对儿童有所解救。但是对于底层人民，这其实带来了很多痛苦。因为大人们不得不去工厂赚钱，造成大量儿童无人照料，只能游荡在街头，这甚至引起了社会治安的恐慌。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逐渐诞生了各种各样与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童工法、工厂法、儿童福利法和后来的《儿童权利公约》。今天全球普遍接受将18岁视为成年的年龄，也都是从历史中逐渐演变而来的。 今天，儿童启蒙和儿童史的启蒙对国内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英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走得很前，有很多关注和研究儿童议题的学者、研究者、社会人士也都会参与和讨论儿童议题。 在国内，从事儿童工作似乎并没有多么严苛的标准，只要我有一腔热忱，有一些专业知识，好像就可以做儿童工作了。尽管有学者提出，国内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需要有报备的制度，但我们目前的报备制度还存在很多需要改善的部分。但在英国，哪怕你只是想当一名儿童工作的志愿者，都要先填表、考核，然后经历一年以上各种各样的学习、报备，最后才能被允许到一线做儿童工作。 工业化给儿童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李杰：英国是一个老牌国家，但它今天拥有的创意文化的生命力其实依旧很强，在以色列、芬兰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在儿童工作上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社会应该把童年还给儿童，为儿童提供更大成长空间，让他们自主发展。当孩子们拥有了一个更好的童年，他们所处的小生态产生了积极的变化后，我们更能从其中看到把童年还给儿童的价值。 工业化确实给孩子们带来了一种生机与危机并存的环境。当女性开始参与工作，没人管孩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无法承担保姆费用的家庭。西方的保姆制度跟中国不同，他们通常是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照料，孩子会和自己的父母分开。而当普通家庭的儿童没有保姆照料，没有办法成为学徒，或没有办法进入私塾的时候，让他们参与工作、贴补家用也是这些家庭最好的选择。所以那个时候有大量的孩子成为童工，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同时，这对儿童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威胁。比如有些孩子在特别需要营养、特别需要保护的时候，可能还要在极端环境下长时间劳动，甚至终日不见阳光。在非洲，每年有几十万孩子在洞穴里面劳动，因为钻石矿里的孔洞非常小，只能孩子进去，很多孩子就不幸身亡在矿洞里面。
过去很多孩子没有被设定为儿童，社会和儿童之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区隔。谁能够更早明白大人的道理，能够跻身在大人的社会里并且做出相对的贡献，这个人在社会中就能拥有一定的身份。这种观念其实也在影响今天的我们。比如一个三岁的孩子咬了别人，家长可能就直接批评他，怎么能咬人呢？知不知道咬人是野兽的行为？大人们会用一种社会视角，把孩子想象成一个成人，然后很着急地让他们明白一系列的道理。 因此，孩子在社会中的境遇变化，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历史的车轮在往哪个方向走，其中有怎样的力量在推动。比如19世纪中叶，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开始幼儿园运动，他建立的教育机构成为了早期幼儿园的雏形。后来也有历史学家在做早期幼儿园研究中发现，很多受益于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幼儿园运动的孩子，当他们成长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当中就有很多人加入到后印象派或现代主义的风潮，甚至推动了现代建筑、现代服饰、现代绘画的发展。他们早期接受的这种相对友好的教育模式，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