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法家平议
中国文化研究
2022年
春
之
卷
“法家研究往何处去”专题笔谈
法家平议
文 | 韩东育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就前边两位老师的发言，尤其是蒋老师的发言，发表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已经多年不摸中国的法家问题了，倒是在若干年前把视角投向了日本，并将相关文字取名为“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角度，是因为中国在搞改革开放，并且正在为是否“全盘西化”等问题而苦恼，而日本在接触西学前曾有过从中国传统法家资源中寻求发展论原理的社会阶段和思潮学派。虽说是异域经验，但对中国的改革实践，未必没有参照价值。
其实我很感动于刚才蒋老师说到的问题，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就是把很多事说开了，说透了。说开说透，意味着他讲出了一个理，有理很重要，因为只要是人，都得认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家呢？它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纯粹学术的东西，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关怀？
其实，我们恐怕不太好绝对说它就是什么。就源头而言，它无疑是历史的，人们也都知道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代的韩非。可是，如果考虑到法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仍在发挥作用等事实，那么，它显然又是超历史的。如果我们将超历史的事物用一个概念来表达，这个概念就应该叫“历史范畴”。
历史范畴是典型的思想史概念。某个思想流派可以过去多少年，可它依然穿梭并活在我们的头脑和人际关系中，包括政治主张、伦理观念、生活规范甚至铺规里法，这些，都需要今人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蒋老师关于范式转换和辩证创新的问题，我开始没太明白，但听到最后却豁然开朗，觉得他已经给说透了：范式转换就是大批判，辩证创新就是新研究。新研究需要有积累，不是可以随便乱讲的，同时也不是把古代的事情搬过来再说一遍，因为复述一万遍也没有现实意义。不过，过去的事看上去跟今天完全没有关系，可当你有了历史范畴的观察维度后，就会发现它们不但有关系，而且还相互缠绕，难以分割。当然，武树臣老师也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大法家的问题。就中国法律史而言，我们是可以把法家推衍成大法家的，哪怕这容易偏向于法令条文和律典本身，也尽管无数法律的相加之和并不等值于法家。我有个略为武断的看法，觉得法家乃成立于殷商文化甚至殷商故地上，因为早在商朝时，那里就已经有典有册了。而且，法术势这三派代表，好像也没有哪一位不是殷地之人：商鞅是卫庶公子，申不害是郑国的，慎到是赵国的，赵是嬴姓，嬴是商的大姓。在这些个地方出现这样的舆论、思想和人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正常的。韩非是“韩之诸公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他又是上述三派主张的综合者。洪兵跟我念书的时候，我们之间曾有个讨论，认为郭沫若的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即诸子百家是因人的性格划分出来的。就是说，他的性格像谁，他就有可能成为哪家人物。但有一点，即法家的核心话语中不仅有法律，它更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甚至新道德体系的重新挺立，也就是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如何才能做到有机结合等问题。这意味着，法家不只谈法律之法，更讲政治之法，是典型的政治学。政治学是什么呢？政治学是以研究政治原理、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如人性人情实态和因势利导手段为主的社会治理之学。社会安定时，政治是稳定的。可当社会发生震荡或者遭逢浇季之世时，政治学就会发挥某种救急功能，甚至是极端性功能。那些类似于强心剂的极端理念和措施，确实容易滑向司马谈较早指出过的情况，即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它因应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即政治在走投无路时必然会导致社会控制模式的无奈转移。但江户日本人却认为，这本是常态，而不应该把它看作一时的东西。
蒋老师说到，古代的君主讲不讲民主呢？对老百姓当然要讲民主；讲不讲专制？当然也讲。对他身边的人又是怎么个对待法呢？当担心民众造反时，他和那些上层自然是一个集团的，可当他发现这些身边人整日鱼肉百姓进而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时，君主又跟民众站在一块儿了——这大概才是一个真实的君主。我觉得，中国历代老百姓“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种复杂的上下关系。
经过150多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急行军，中国已进入国际资本和世界贸易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也就不止于国内了，我们还需要正视与欧美文明特别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刚才，蒋老师也强调了今天的中国与美国、中国和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是不是一定要全像西方那样，或者完全固守国粹呢？这两点可能都做不到。我倒比较赞成他提出的“合体”的建议和范式，这是对的。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到了谁也推不掉谁、谁也离不开谁的时代。现在我们很难说我们就是纯粹的中国，我们也很难说我们就是纯粹的西方，两个都不是，又两个都是。看看我们这房间内的设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哪有东方发明的，又哪有中国发明的？但我们的脸依然是中国的，心也仍是中国心，文明与文明，其彼此优长不但不相排斥，而且相得益彰，所以只有某个优势互补，或曰中西合璧的文明，可能才真正代表着未来。
在这样一种新的格局下，法家研究该往何处去，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何在呢？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首先，有问题，说明我们是遇到了困惑，可困惑在哪儿呢？我以为在于对诸子百家的静止化解读和极端性诠释。其实法家也好，儒家也罢，我们首先不要把它们孤立化和绝对化。说起来，《天下》《显学》《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还有《汉书·艺文志》，这些都是后起的东西。诸子思想开始都混在一块，哪有什么此疆彼界，后来的分家，那是后人需要的切割产物，并不代表原本如此。但既然已经分了，后人在讨论问题时又无法脱离这个新框架，于是研究者便逐渐养成了单一学派捕捉的习惯，尽管这类行为总会遇到实际的困难。退一万步讲，即便分家后的各派之间彼此的内核是分明的，但边缘也仍然是模糊的。从法家蝉蜕于道、蝉蜕于儒、蝉蜕于墨家等说法看，特别在更大的时间轴上发现它还跟殷商文明有那么深的关联，那么就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讲的偏执或极端性的东西。儒、墨、道、名、法、阴阳这一整套思想仿佛是我们的五腑六脏，器脏的组合结构具有这样的不可切离性，以至于其任何一个部分被割掉，都会造成内脏大流血的结局，直至整个生命跟着死去。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是个配合的关系，而不是绝对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这是我的感受。
其次，则是所谓法家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它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很多话语不一定是政治家要求我们说的，也不一定是学术自身产生的要求，而是社会天天给你提供相关的信息，反复刺激你，让你不得不回答。研究者应该解读的，也正是社会上提出来的、平素不念书的人所回答不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觉解，或者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把几千年前的陈棉旧衣再拿出来晒一晒，那还要现代学术和自诩为当代学者的你我干嘛，对吧？
我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但经世致用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和牢固的学理基础上，而学理本身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因势利导、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学科基础和前提，惟此我们不能把它看死，看死了的话法家就只能是“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和“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短见和异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后人对法家的某些评价其实是不公的，因为实际上，几千年来，法家被骂的时间和被用的时间一样长。骂和用的时间一样长，就意味着这东西是不能随便被否定的，当然也不能过度地对它进行肯定，因为被骂肯定是有道理的，而被用似乎就更有道理。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法家是一个很需要做客观梳理的思想对象，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商鞅变法，是毁了大家族建立小家庭，是小家庭对大家族的制度性革命。儒家一定要坚持大家族伦理，不但是对新制度的反对，也意味着旧伦理对新制度构成了滞后性制约，而且也很难说这种制约会持续到哪一天。钱穆曾说过，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近代”，他所说的近代当然是个比方，是疑似近代，但近代家庭的标准结构却首先是一家一户。商鞅变法时强调，你家里边有两个成年男子，另一个就得出去单独立户，要不然就“倍其赋”，就是加倍征收赋税。他所破的显然是大家族，而代之确立的，则是一个个小的家庭单位——这几乎是把社会变成一君万民形态的基本前提——所谓早期近代的社会关系结构。可是如上所述，承自三代的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似乎并不支持这个新制度，至多能给予消极的配合而不是积极的推动。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从分封到郡县的制度蝉蜕过程中，由于伦理价值这一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因外物的改变而同步完成其内在转移，而国君在作为新制度代表的同时，也大多是旧伦理的载体，因此，伦理中某些不讲原则的仁爱标榜和侧近乱纪言行，很自然地要干扰“一断于法”的郡县制初衷。这意味着，为了建设好代表进步的新制度，就必须向旧伦理告别。可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君的权力首先需要被管束至少是被限制起来。其理论前提是荀子的所谓“性恶论”：一曰人性恶乃“天之就也”，二曰无论王公贵族和贩夫走卒，“其性一也”；其制度设计则是前丞后相、左辅右弼的监督察检体系，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国君就范，并通过礼法制度把人人都塑造成遵纪守法的良民。然而嗣后的事实证明，这无法阻止旧伦理侵蚀下的新制度瓦解，以及旧有伦理在腐坏制度周期性崩塌时的每每获胜。
这挑战了我以前一直坚信的一个说法，即先秦时期有无数种可能性，而秦始皇之后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秦王朝十五年二世而亡的事实，至少证明新的郡县制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保证自身运营模式的长盛不衰，而这点，当取决于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与之配套、偕动且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新伦理。
于是我们看到，秦汉以后其实是把先秦时期的无数种可能性在需要的时候都拿出来用过，所以你很难说他是一个法家的君主、道家的君主，还是儒家的君主：汉初与民休息，就能说文景是道家君主吗？尊重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就能说汉武帝是儒家君主吗？张汤和酷吏集团的腹诽治罪，就能证明汉武帝一定也是法家君主吗？他们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一切均以利害为前提，为依据。由于汉元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才是中国政治原则的真形态，所以，我不认为《吕氏春秋》是一统思想，也不认为《春秋繁露》是统一思想，它们都不过是因时因事因人因地而制宜的杂家思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面对制度与伦理这两张皮时我们不再烦恼。尽管在东周时期已经有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趋势，但直到秦始皇时，一个御前会议开完后才正式宣布全国范围内的改制政令。可没想到的是，秦王朝十五年就翻车了。汉承秦制，说起来轻松，其实是经过了汉初从异姓王到同姓王、从削藩令到推恩令等一系列对分封制惯性的缓冲手段才逐渐落实下来的。这就意味着，新制度的稳定框架无法不成为“施仁义”的旧伦理与“重律法”的新制度之间的人为混一。于是，对这样的现象就应该见怪不怪，即历代农民造反时所使用的口号，不是秦始皇以后郡县制下的价值，而是周朝的伦理，也就是《论语》中儒家所总结出来伦理、纲常，并且当制度和伦理发生冲突之后，制度往往要让位给伦理，它需要解体后的重新组建，然后再积累矛盾，最后再让位给伦理颠覆的新过程。说秦汉以降改了制度没改伦理，应该是一个真问题。
若把上述悖论聚焦于法家，会发现，法家政治所遇到的最大难关也正是新制度和旧伦理纠扯混一下的内在紧张。这个矛盾结构，使法家无法不呈现出两个相反的特征，即“法度第一”和“君主第一”同时并存的“两个第一”。君主不可无法度，无法度则朝纲乱，朝纲乱则君臣易；君主亦不可无伦理，无伦理则失民心，失民心则水覆舟。但是，当“两个第一”遭遇时，死的总是斗不过活的，法度的第一也无法胜过集立法、执法和易法权于一身的“余一人”。道理很简单：宫禁之条文安能战胜天下之民意？于是人们发现，当韩非说到法度第一的时候，尽管慷慨陈词并大呼“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可到了具体执行时，却总要发生圆滑的转变，并开始琢磨君心，揣摩圣意，于是便有了《说难》篇，也有了《难言》篇。韩非的苦楚是令人同情的：当“一断于法”的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只能通过察言观色的委曲把君主给国民和国家所能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这意味着，只要两个第一同时并存，法度第一即法家理论上的真实，就永远不可能代替社会政治的真实——君主第一。说韩非死于自己的学问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内在价值撕裂，并不为过。
改制度不改伦理，这大概是传统中华留给近代中国的最后一个盘子。但西学东渐以来，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直到共产革命，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社会变化，居然是小家庭对大家族的制度性革命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以为，它至为密切地连接着新中国的腾跃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巨变。
最近我认真读了“七一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读后的最大感受是实事求是：历史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对过往人物的评价，也是一是一，二是二。在我看来，其中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落实到法家的研究层面，也确实是法家可以探讨的话题。历史范畴，决定了法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今天蒋老师的发言给了我挺大的启示，把事说透了说明白了，也说出个理，既然是理，大家也就自然会认这个理。在今天，法家研究的最大出路，或许就在于如何去关心中国的社会，去关心真问题。
那么，中国今天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说法家的研究非常重要？我觉得，说我们现在面临着生死竞争，并非过言。150年前，我们头一次遇到另一个文明。那个时候，我们说也说不过它，打也打不过它，这就是西方文明，这是实话，毋庸讳言。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奋斗，要抗争，并且会走到今天。我心里有个顽固的概念，即这个国家是每个人的国家，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一段时间中国社科院开了个大会，叫“学术中国”。学术中国最大的信息量，我以为是学界应如何用学术特别是学理和法理来承载起这份兴国的责任。政治家、企业家等那么多大事都做完了，可我们的话都没说明白，解释都没解释清楚，何谈引领？“517讲话”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界沸腾了，说我们的春天来了。来什么了？中央没事不开会，一定是因为国民注意到，中国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了，怎么没有能够说明和解释这些发展成就的话语体系呢？有谁说清楚了呢？最近讨论的热词，即新时代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请问你提炼出来了吗？中国已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时候，未来也从来没有人探讨过，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以体系的形态提炼出一个说法来，这个说法应该既是西方的，亦不违东方，既是近代的，也不必是反传统的。我觉得，这样的站位才应该是法家研究者的应有立场。当我们了解到法家的出发点和社会治理原则乃建立于不别古今东西的“人情论”前提时，上面的一孔之见，或许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
作者简介
韩东育（1962—），男，吉林通榆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8），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思想史与东亚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