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新发现戴表元《唐诗含弘》疑为伪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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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之卷
考证与商榷
新发现戴表元《唐诗含弘》疑为伪书说
文| 张红
提
要
新发现元人戴表元编唐诗选本《唐诗含弘》，被认为对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有重要影响，然而其真实性却很是可疑。（1）自序署名为“奉化戴表元”，而无论是戴表元自称，还是元、明初之人皆称其为“剡源戴表元”，称“奉化戴表元”当起于明中叶以后；（2）此书不见于元明清三代公私文献著录；（3）高棅编撰《唐诗品汇》，卷首遍列各书，其引用参考书目达140种之多，并不见关于《唐诗含弘》只字；（4）《唐诗含弘》的诗学观念与戴表元并不一致。由此可知，《唐诗含弘》当为明中叶或以后托名戴表元的伪作。
关键词：《唐诗含弘》 《唐诗品汇》 戴表元 高棅 唐诗
明代第一个唐诗选本《唐诗品汇》对于有明一代诗学风气的形成与展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胡应麟《诗薮》称：“至明高廷礼《品汇》而始备，《正声》而始精，习唐诗者必熟二书，始无他歧之惑。”《四库全书总目·唐诗品汇提要》云：“《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唐诗品汇》以选本的形式开启了明人“诗宗盛唐”的端绪，所建立的诗学体系与审美宗尚对于明人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影响。
历来论家对于《唐诗品汇》诗学观念、编排体例的形成多有关注。要言之，学界认为《唐诗品汇》受元人杨士弘《唐音》的影响颇深，而诗主盛唐的思想远宗严羽《沧浪诗话》，近师其同乡林鸿。唐诗分期起自严羽“五体”说，经杨士弘“三期”说，最终发展为高棅的“四期”说。王顺贵先生《〈唐诗品汇〉何以成为典范的唐诗选本——论元代三种唐诗选本与〈唐诗品汇〉的关系》一文以详实的材料、细致的辨析，提出了新说。他指出元代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戴表元《唐诗含弘》、杨士弘《唐音》三种唐诗选本对高棅《唐诗品汇》皆具深刻影响。其中“九品目”受到戴表元《唐诗含弘》的影响，“四期”说受到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影响，而这两种选本皆为其首次发现。文章勾稽幽隐，发前人之所未发，然而细读之下，对于戴表元《唐诗含弘》的真实性不免有所怀疑。今特撰此文，向王顺贵先生及同行专家献疑并请教。
一
王顺贵先生新发现苏州市图书馆藏清抄本《唐诗含弘》，卷首题为戴表元选录。书前有戴表元自序，据序称该书编撰于元大德三年（1299），此本为清代安徽巢湖程鸿谋抄本（残本），现存18册，“是—部选辑唐代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选本”，“共录唐代诗人204家，诗1635首”，无凡例、笺注、评点，“因为该选出自元代著名诗人戴表元之手，所以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号剡源先生，庆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荐信州教授，后再调婺州，以疾辞。《元史·儒学传二》称戴表元：“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可见文名之盛。
《唐诗含弘》书前自序云：“大德三年（1299）九月望后有二日奉化戴表元叙录。”署名为“奉化戴表元”，然正是“奉化戴表元”五字，颇启人疑窦。
戴表元为奉化州剡源乡人，称“剡源戴表元”或“奉化戴表元”似皆无不可。然据袁桷《（延佑）四明志》卷八“奉化州”条，“奉化州”下辖八乡：“奉化乡，州东北；连山乡，州西南；……剡源乡，州西。”可知元时“奉化”既是州名，亦为乡名，奉化乡、剡源乡同属奉化州，戴表元居剡源乡而非奉化乡，由此，表元及时人仅称“剡源戴表元”，并不称“奉化戴表元”。
戴表元《剡源集》三十卷，署名称“剡源戴表元”49处。如“前进士剡源戴表元记”，“前进士剡源戴表元序”，“婺州路儒学教授剡源戴表元记”，“剡源戴表元帅初序”等。这些署名集中在“记”“序”“书”“题”“跋铭箴赞述碑”“赋”“疏札子”各卷。此外，也偶有称“剡源”“剡源翁”“剡源戴子”“剡源戴某”者，如“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后垂，蔽之以为阁”。“客有疑之而言于剡源翁曰”，“请问于剡源”，“蓟丘李仲宾郎中，风流博雅……常以‘息’名斋，属剡源戴子赋之”等，同样以“剡源”为称。其著作中没有一例自称“奉化戴表元”或“奉化戴某”者。
元人著述中对戴表元称“剡源戴表元”“剡源戴先生”“剡源戴公”“剡源公”“剡源先生”“戴剡源”等。弟子袁桷《清容居士集》称其为“吾师剡源戴公”，或“余师剡源戴先生”“剡源师”等，如《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剡源师同游山寺主僧延入丈室出梅花画卷赋诗旁有胡用章先生坐主僧下时剡源对席仆居其次案上绿竹一枝青翠可爱剡源赋诗桷即援笔》，“余师剡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还”，“余师剡源戴公言”等。元人孟宗宝、黄溍、柳贯、王沂等著作中皆称“剡源戴表元”“剡源戴先生”“剡源戴帅初”，贡奎《和戴剡源同史宪使游三天洞》则称其“戴剡源”。元时地方志《（延佑）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中仅见“剡源戴表元”之称。元、明之际的宋濂、王袆、方孝孺等皆沿元人之习，称其为“剡源公”“剡源先生”“剡源戴先生”。上述诸人大多为浙江人，或与戴表元相友善，或有师承，或其师与戴氏有交涉，故皆能准确地沿用戴表元的称名。
元人著述无一例称戴表元为“奉化戴表元”“奉化戴公”“奉化戴先生”。“奉化戴表元”始见于明中叶人著述，明代仅李贤《明一统志》、凌迪知《万姓统谱》、王圻《续文献通考》、徐象梅《两浙名贤录》等书中出现过此称谓。较早出现“奉化戴表元”的为李贤《明一统志》，其云：“舒岳祥，天台人，以文学师表一代。奉化戴表元从而受业，大徳间，表元为东南大家者，其学得于岳祥为多。”《明一统志》中记人籍贯，多以县为名，“戴表元”条云：“戴表元，奉化县人。……以文章大家名重东南。”其它几部著作称“奉化戴表元”，应是受了《明一统志》影响，这当为“奉化戴表元”称名的由来。
戴表元从不称自己为“奉化戴表元”，与戴氏家族的谱系及戴表元的居里有关。《剡源戴先生文集》中《小方门戴氏居葬记》《戴氏剡源张村葬记》《伯妣袁氏夫人迁葬志铭》诸文详细叙及戴氏家族之谱系，尤以第一篇为考证戴表元身世的重要材料。《小方门戴氏居葬记》云：
小方门在奉化治南二里许，宝化山之阴，戴氏之祖居之。……十五府君（表元六代祖）始定居小方门，遂生三子，长讳杲，居忠义仇村，为仇村戴氏祖。次讳昇，居县东郭戴氏花园，为花园戴氏祖。又次讳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门，葬龙潭山高？亦面右，为小方门五代祖。妣曰刘氏夫人，事具崇宁阁石碣。生四子，长讳宇，……葬小方门西南樟树滩。……是于表元为高祖。次讳宏，曰八十府君，再传而绝。又次讳实，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门西宅，为西宅戴氏祖。又次讳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门益西洗马桥，为洗马桥戴氏祖。
结合其它篇章，可知表元六祖、五祖、高祖皆居奉化州小方门，为小方门戴氏一脉，而小方门戴氏从表元五祖起渐分支为小方门戴氏、仇村戴氏、花园戴氏、西宅戴氏、洗马桥戴氏五支。戴表元祖父离开小方门，移居坊郭，后葬剡源榆林张村，父亦葬此，遂定居剡源榆林，是为剡源戴氏。因而其云：
惟奉化戴氏甚繁，至于明经入学，决科登名，独小方门为然。祖德深长， 未易俄测，而后裔转徙方张，莫知本始。缺于纠合，失今弗图，后悔滋甚，辄尽所睹闻，登载简册，以示剡源子孙。并录副本，使小方门、坊郭、西宅、洗马桥、仇村、花园之益后于表元者通知。而总其名曰《小方门戴氏居葬记》。
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为剡源子孙及小方门戴氏各支知其谱系及墓地。明确将剡源戴氏与奉化小方门其它各支并举，目的在强调“剡源戴氏”已发展成为奉化戴氏家族中独立之一支。《剡源集》中屡屡称：“吾子孙之得居于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凡我剡源子孙，其谨勿忘”，处处以“剡源戴氏”自居。由是可知，“奉化戴氏”是一个大的范畴，仅小方门戴氏所分出的即有五支，而“剡源”方是戴表元之确切居里之所在。因而，戴表元每以“剡源戴氏”“剡源戴表元”自称，时人亦以“剡源”称之。至明中叶以后，时代渐远，人们不太熟知奉化戴氏的变迁，因此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奉化戴表元”。
《唐诗含弘》卷首自序署名为“奉化戴表元”，不符合戴表元自己的署名方式，也非元人对他的常见指称，此书恐为《明一统志》刊行以后的伪作，其题署当是受了《明一统志》《万姓统谱》《续文献通考》《两浙名贤录》等书的影响。
二
元、明、清文献中有关戴表元著述的记载较为丰富，然皆无其编撰唐诗选本的记录。元代文献记载有戴表元的几种著述。戴表元《剡源集》记其著有《急就篇注释补遗》一书；袁桷《清容居士集》著录戴表元著作二种：“先生诗文若干卷，疾革，犹手加缮定。以所居乡名，曰《剡源集》。”又：“戴表元，辛未进士。……有《榆林集》五十卷。”《剡源集》还见于元人顾瑛《读戴帅初〈剡源集〉》：“《剡源》诗卷落吾手，便似移家太白峰。”可知《剡源集》曾在江南诗人圈中流传。
考戴表元《剡源集》、袁桷《清容居士集》及与戴表元有交游的宋、元文人，如舒岳祥、王应麟、欧阳守道、刘辰翁、方逢辰、王子谦、方回、赵孟頫、白珽、邓善之、柳贯、仇远、屠约、张瑛、顾文琛等人的诗文集，皆无戴表元选编唐诗的记载。
戴表元为元代东南第一诗文大家，对于自己的著作十分重视，《剡源集》即为其亲订。弟子袁桷更是位高权重，曾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累官至集贤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是大德、延佑间文苑、诗坛的领袖之一。如果戴表元曾选编唐诗，以戴、袁二人的影响力，不至于相关文献没有任何记载，元代诗坛、文坛亦无任何反响。
明人对于戴表元著作的搜采用力甚勤。明初戴表元著作几近亡佚，宋濂受其师黄溍的影响，十分重视戴表元诗文，其以《元史》编撰官之身份，倾力搜采，“乃属使者入鄞遍求之，鄞，先生（戴表元）乡国，庶几有得之者。曾未几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来上”。《剡源集》由是得以重刻刊行。此刻本约成于洪武四年（1371），后亦淹没不存。明万历年间，戴表元同乡周仪积十余年之力，“博访”“遍搜”，即便“单篇断续”亦手抄之，辑成《剡源集》三十卷，“先生之文始全”，并由表元后裔戴洵刊刻，完成于万历辛巳年（1581），为今本《剡源集》所本。宋濂、周仪、戴洵三人离戴表元在世的时间相去不远，皆遍访表元著作至其乡里，尤其是宋濂刻成《剡源集》时，戴表元离世仅六十余年，若确实存有一部戴表元选编的唐诗选本，三人是较有可能看到的，即便未得一见，若听闻此事，亦会有所记录。
明代《宋学士文集》《（崇祯）吴兴备志》《（成化）宁波府简要志》《明一统志》《万姓统谱》《元史》《续文献通考》《两浙名贤录》《文渊阁书目》《杨文懿公文集》等公私著述皆载录有戴表元著作，然仅及《剡源集》一书。
清人同样重视戴表元诗文，黄宗羲对其尤为推崇，选戴表元文六十余篇，编成《剡源文钞》四卷，朱迈《剡源文钞序》称：“先生（黄宗羲）每论文，必称剡源不置。”郑乔迁《剡源文钞跋》云：“剡源之文得潜溪序之，晶光宝气不可遏抑……况复经梨州选定，有如昆山之玉琢为圭璋，无可摘其瑕疵者矣。”称戴表元著作，因得宋濂、黄宗羲推崇并编定，终能光照世间。清人致力于对表元著作进行整理、辑佚，《剡源文钞》《剡源集》多次刊刻。缪荃孙《澫香簃钞》辑得《剡源逸稿》七卷，皆为戴表元诗作。
考清代公私著述，有近三十种文献著录有戴表元《剡源集》，十余种著录有《剡源文钞》，亦有《剡源佚稿》《急就篇注释补遗》的相关记录，然皆无戴表元选编唐诗的任何记载。
《唐诗含弘》自序述及编撰此唐诗选本之缘由及用心，其云：
舒、王两先生经契学问，莫不备彻，而诗歌吟咏迹其韵度，讽之大雅，在开、历之间。……先生曰：“唐诸名家无不抒写其性情，运用其妙，然其间一日之短长，偶先之推敲，不无有取舍之慎，盖相订以成集，可乎？”余闻之不觉欣喜之至，乃汇其诗者若干，择其尤者若干，随选随录，录以成帙，群体毕集。惟五言律绝，又以他事所阻，未得并登。越二十余年，余且老矣，若不再为考订以付梓，岂不功亏一篑乎？由是焚膏继晷，得其最上乘，中而录之，以竟未竟之意，乃名之曰《唐诗含弘》。噫！唐贤作之于前，余与二先生辑之于后，未知有当于世之言诗者否？
“唐贤作之于前，余与二先生辑之于后”，二先生指舒岳祥、王应麟，戴表元曾师事二人，“方是时，礼部尚书王公应麟、天台舒公岳祥师表一代。先生（戴表元）独执子弟礼”。王应麟为一代大儒，学问淹博，著述甚丰，舒岳祥亦为著名学者，二人“师表一代”，颇为世所重。依序言，此书为三人所辑。以舒、王、戴之影响力，如此用心编撰的一部唐诗选本，而元、明、清各种文献均无记载，颇令人费解。
三
《唐诗品汇》编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第一次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且“专重于盛唐”。又列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品目，以此品鉴诗人诗作之高下，考察诗道之盛衰。其体例精严，准的高明。
《唐诗含弘》自序该书编成于元大德三年（1299），则早于《唐诗品汇》近百年。王文认为：“《唐诗含弘》对《唐诗品汇》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唐诗品汇》直接沿用了《唐诗含弘》（七律）中‘接武’‘正变’‘余响’‘傍流’四种品目的名称和顺序。”另据王文统计，《唐诗含弘》入选诗人及诗作与《唐诗品汇》的重合率颇高，举《唐诗含弘》卷一为例，七言古诗入选诗人21家，《唐诗品汇》全收，其中12位诗人的诗作选录全部相同，3位诗人诗作重合率达70%以上，21位诗人的选录顺序也大致相同。
二书相似点如此之多，可以确定必然是其中一种选本袭用了另一选本的体例与内容。如果《唐诗含弘》编成于1299年，则自然是近百年后的高棅“借鉴”了戴表元的《唐诗含弘》。但是，如果仔细推考《唐诗品汇总叙》及卷首《引用诸书》，就会对此结论产生怀疑。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中论及唐、宋、金、元历代诗歌选本之优劣，涉及到《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国秀集》《箧中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三体唐诗》《众妙集》《唐音》等十五种，但对《唐诗含弘》只字未提。王文认为这十五种选本皆有不足，故此列出，而《唐诗含弘》在高棅看来堪称“完美”，故不列。
《唐诗品汇总叙》确实对上述选本之优劣皆有评判，指出其不足，这正是高棅需要编撰新的唐诗选本的前提。如《唐音》是元末、明初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第一个倡导“盛唐诗”的诗歌范本，高棅称其“颇能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极为赞赏，却指出其不选李、杜等弊端。《唐诗含弘》仅选唐人七古、七律两种诗体，其完备性远不及《唐音》。又，王文认为《唐诗含弘》选诗倾向于“中晚唐”，而高棅最为重要的诗学主张则是“专以盛唐为宗”，单从这一点而言，高棅断不会认为《唐诗含弘》是完美的。所以，因其“完美”而不在《总叙》中提及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含弘》，此说是不太能成立的。
《唐诗品汇》卷首有《引用诸书》一节，分“正诗所集”和“夹注所引”两种引用书目。“正诗所集”首列“唐诸家诗集”，其后列有唐至明30种诗歌总集或唐诗选本。“夹注所引”列有110种书目，包括经、史、子、集，其中还有大量诗话、笔记，凡《唐诗品汇》征引或参考过的书籍皆予列出。体例严谨，编撰规范。这些书目许多与《唐诗品汇》的关联性并不强，但因被高棅参考或引用过而一一罗列出来，为何相似度较高，从编撰体例、名称、选录内容都被高棅“借鉴”的《唐诗含弘》却并未予以列出？这实在让人不解。
《唐诗含弘》的残本上，能看到使用了“接武”“正变”“余响”“傍流”四种品目，此与《唐诗品汇》的九品目重合了近一半，所选的诗人诗作亦有相当部分与《唐诗品汇》一致，王顺贵先生由此认为高棅看到过这个选本，并将其作为《唐诗品汇》的重要参考书而采用，但是却很难合理地解释为何《唐诗品汇》的《总叙》及参考书目对《唐诗含弘》只字不提。事实应该是，高棅并没有看到过《唐诗含弘》，更没有借鉴过这本书。二书的颇多重合，是编撰于《唐诗品汇》之后的《唐诗含弘》“借鉴”了《唐诗品汇》的体例及内容。署名“戴表元”，则是欲借重戴表元并其师舒岳祥、王应麟的大名以便通行于世。
四
戴表元的唐诗观念，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洪潜甫诗序》中，其云：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为。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迩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
其要义有三：1.唐诗风格不是单一的，“博赡”“豁达”“冲淡”“雄厚”“清圆”其至者皆可为唐风；2.“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宗唐”而“得古”，这是有元一代之诗学主潮。戴表元高度赞扬唐诗之成就，但对先唐之诗亦十分重视。“升阶而趋唐，入室而语古”，此既开明人“宗唐”之先声，然又有别于明“独尊唐音”之偏胜；3.宋之末流固不足观，然豫章、圣俞、“四灵”未必不可取。简言之，戴表元的诗学观念较为融通，自有一种大家风范。
而《唐诗含弘》书前“戴表元”自序所体现的唐诗观念，与戴表元的诗学宗尚颇有差异。其云：
中乎道者其惟唐贤乎！唐诸名家之诗，养之渊然，按之冲然，婉缛而不流于绮靡，直往而不流于血气，不浅不深，非显非晦，登峰造极也，然非人可得而及者。
论唐诗地位，《唐诗含弘》“独尊唐音”的意味很浓，“中乎道者其惟唐贤乎”，“登峰造极”。这与戴表元“宗唐得古”说显然有差别，表元“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唐”“古”皆尚。其《张仲实诗序》更称：“诗自盛古至于唐，不知几变，毎变愈下。而唐人者，变之稍差者也。”尊古之意更甚。又称赞江西诗派之殿军方回“平生于诗无所不学。盖于陶、谢学其纡徐，于韩、白学其条达，于黄、陈学其沉鸷”。可见决非独尊唐音。
论唐诗风格，则曰“养之渊然，按之冲然”，“婉缛而不流于绮丽”。《唐诗含弘》重在唐诗深静、冲淡、婉缛之美，此与戴表元论诗不主一格，以“博赡”“豁达”“冲淡”“雄厚”“清圆”等皆为唐诗之美，亦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细绎这些诗学用语，也不似元人口吻。
“渊然”“冲然”二词早期皆非诗学用语。“渊然”用作诗文评最早见于苏洵：“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冲然”用于论诗文则已见于柳宗元：“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以“渊然”“冲然”并举，元人书籍中未见，明代始偶见，如宋濂《萝山杂言》：“君子之道，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冲然若虚，渊然若潜。”黄洪宪《阳东先生吾好编序》：“阳东先生所为《吾好编》……思渊然而色冲然。”
“婉缛”本为欧阳修《新唐书》评虞世南语：“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宋人多袭用之，且极少以“婉缛”论别家诗文。元人文集未见以“婉缛”论诗文者。明代渐为常见，如高棅、王袆、王世贞、胡应麟、胡震亨、陆时雍、何良俊、胡维霖、何乔远、徐象梅、许学夷诸人文集皆有，可知至明代“婉缛”始作为诗论术语流行起来。
“婉缛”一词的感情色彩亦有变迁。明初多沿宋习，以“婉缛”论南朝或初唐诗风，如高棅云：“世南与兄世基学于顾野王，文章婉缛。”（明）高棅：《唐诗品汇》卷1《五言古诗一》“虞世南条”，第54页。王袆称：“徐孝穆、庾子山之专于婉缛，无复古雅音矣。”王袆将“婉缛”与“古雅”相对，其意有所贬斥。然至明中叶，对“婉缛”渐有肯定意味，如：
徐孝穆所编《玉台新咏》，虽则过于绮丽，然柔曼婉缛，深于闺情，殊有风人之致。校之《香奁集》与《彤管遗编》之类，奚啻天壤。
四杰固以巧丽为宗，然长歌婉缛，上继四诗，近体铿锵，下开百世。
第一条何良俊将“婉缛”与“绮丽”对举，第二条胡应麟将“婉缛”与“巧丽”对举，“绮丽”“巧丽”为贬义，而对“婉缛”则含有褒义，且加上“有风人之致”，“上继四诗”的评价，无疑充分肯定了“婉缛”的价值。《唐诗含弘》评唐诗“婉缛而不流于绮靡”，腔调正与此等相近。
再来看《唐诗含弘》的选诗情况。因卷三“七律”为残卷，以卷一、卷二进行考察。卷一为唐名家赋和唐人七古。名家赋选录唐诗人9家，赋35首，皆为初、盛唐诗人。卷一还选录唐人七古，诗人22家，诗204首，为初、盛唐诗人。卷二为唐人七古，选录诗人55家，诗257首，为中、晚唐诗人。
《唐诗含弘》的编撰体例及选诗标准较为混乱。其体例为“依体编选”，却将唐名家赋和唐人七古两种诗体列为一卷；卷三“七律”标有“接武”“正变”“余响”“傍流”四品目，而卷一、卷二却无；唐名家赋仅选初、盛唐人诗作，七古却涵盖初、盛、中、晚唐；每卷前标有选录诗人总数和选录诗作的数量，但是标示的数量与实际数量并不一致。这些体例上的随意性，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戴表元“焚膏继晷”“考订以付梓”的结果。
关于选诗标准，仅就“七古”而言，亦有一定疑问。七古共选录唐诗人77家，诗作461首，其中盛唐诗选录最多者为李白57首、岑参31首、高适25首，而杜甫竟未选录1首。中晚唐选录最多者为温庭筠21首、刘禹锡16首、刘长卿14首，而韩愈仅录1首。这些与戴表元的诗学宗尚也很不相符。戴表元对杜甫甚为赞誉，其云：“子美之于唐为大家。”又批驳时人为矫宋诗之弊而一味排斥用典：“余自学诗来，见作诗人讳寒语，兼不喜用书，云二者能累诗，是矣。然古诗人作寒语，无如渊明最多，用书无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诗传至今，不见其累之也。”对陶、李、杜推重之意甚为明显。戴表元对韩愈也颇为称赏，称其“清风百世希文老，一字流传今是宝”“韩子也复英雄姿，冰寒斗峻余文辞”。可见《唐诗含弘》的诗歌选录标准，与戴表元的诗学趣向出入较大。
作者简介
张红（1969—），女，湖南湘潭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诗学、域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