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娟：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看《荀子》的百年英译
《中国文化研究》
2022年秋之卷
中国典籍翻译研究
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看《荀子》的百年英译
文 | 张秋娟
提要：
英语世界对《荀子》译介活动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以往的研究多是聚焦于某个时期或某部译本，尚未有研究从翻译史角度对其进行整体关照。本文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和其译本，试图连缀成线，勾勒出百年来《荀子》英译史的脉络。本文还以信函访谈的方式，钩沉史料，丰富关于译者的文化身份的信息，旨在探求在北美汉学发展的历程中社会历史因素、学术思潮和译者个人学术旨趣三个因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关键词：
荀子 英译 译者 文化身份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1YJ020002）的阶段性成果。
《荀子》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在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当下，荀子研究在国内已有规模，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是海外的荀子研究情况却鲜为国内学者所了解。早在十六世纪末，在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翻译的《明心宝鉴》中，西方人就读到了《荀子》中的几个片段。自十九世纪汉学在国外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理雅各(James Legge)、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德效骞（Homer H. Dubs）、刘殿爵（D. C. Lau）、梅贻宝（Yi-pao Mei）、华兹生（Burton Watson）、陈荣捷（Wing-tsit Chan）、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何艾克（Eric Hutton）等不同时期的汉学家都对《荀子》进行了译介或研究，其规模虽不可与《论语》《孟子》相比，但业已形成。而国内对《荀子》海外译介的研究却显匮乏，只有几位学者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某单一译本进行了剖析，尚未有学者对其英译脉路进行系统梳理。
问题得以确立，然而从何处入手呢？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的问题，他提出译本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把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另一个是对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进行比较，以“逐时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关于译者，他认为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媒介者的任务”等。梵·第根的论述，亦是二十世纪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理论依据，有鉴于此，我们拟从译者的文化身份与历史语境出发来探求天（时代）、人（译者）、文（译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梳理海外百年《荀子》英译史。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将选取为西方荀学界带来深远影响的4位译者——传教士汉学家德效骞、翻译家华兹生、比较哲学汉学家诺布洛克、当代汉学家何艾克和他们的译本进行研究，原因有二：其一，4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在历史视阈下颇具代表性，能够反映时代风气；其二，4部译本均以译本形式单独成册，且被广泛征引。
一、传教士汉学家德效骞
德效骞的《荀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Hsüntze）是《荀子》的第一个英译本，其研究专著《荀子：古代儒家之塑造者》（Hsüntze：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则可视为英语学界荀学研究的肇始，二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德效骞对荀子予与极高评价，称荀子为“中国的亚里士多德”，是在继承孔孟儒家思想基础上试图完善并发展儒家思想体系的第一人，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塑造者。虽此前已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翟理斯在作品《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 II）和《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对荀子的人性观进行介绍，但用墨不多，且不以荀子为研究主体，至多算作英语学界《荀子》译介的开端，而并非标志。因此，德氏的译本和专著在西方荀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德效骞出生于1892年，正值美国汉学逐渐成熟，研究模式从西方传教士汉学向学院式汉学的过渡时期，而德氏个体所具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双重面相是这一时期学术潮流的缩影。德氏的汉学启蒙来自于在中国传教的父母，因此对中国文化长久痴迷源自于早年在中国的生活和文化积淀。他出生不久便跟随父母在中国湖南传教，未接受西式教育之前就已被中华文化所浸染，10岁时才回到美国上中学，1914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出于传教热情，他在纽约联合神学院修习神学并拿到了神学学士学位。1918年，子承父志，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他所熟悉的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六年的传教生活。这期间，德氏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了深刻的研究，这为他之后向职业汉学家的转向做好了学术积累。
20世纪20年代美国汉学蓬勃发展，同时出于扩张的需要，美国的垄断资本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资助海外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德效骞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脉动，他回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以“荀子的哲学：对经典儒学的继承与发展”（The Philosophy of Hsüntze: Ancient Confusionism ［sic］ as Developed in the Philosophy of Hsüntze）为题作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获聘大学教职，其研究生涯完成了由传教士业余研究向职业汉学家专业研究的转向。1934年到1937年的四年中，他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委托进行《汉书》英译，顺利完成了汉书前十二卷的翻译工作。项目完成后，他先后在美国的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特福德神学院执教，之后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直到退休。
在汉学学术史分期的问题上，阎纯德将西方汉学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两个阶段，张西平将其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但均认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汉学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德氏的主要学术生涯正好处于这一时期，他个人的学术经历是那个时代学术转型的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个现代化转型不仅体现在汉学这一学科在学术机构的确立，还体现在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的变化。这一时期，世俗化的英译者开始增多，长期以来以传教士译者为主的局面开始悄然改变。普通学者经过专业学习，也参与到中国典籍翻译中来，他们的翻译理念和研究方法虽然未曾摆脱欧洲旧汉学的影响，但也有超越语文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倾向。就德效骞而言，一方面，多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如老派汉学家一样关注儒家典籍文本；另一方面，在荀子思想研究方面，德效骞的视野更为腾挪多变，从伦理、政治、科学等多角度对荀子思想进行观察，其视角不落窠臼，是德氏多年在大学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结果。
同样，德氏对《荀子》翻译的选篇与其说是其学术兴趣使然，毋宁说是其个人传教士经历和专业汉学学习双重作用的结果。德效骞作为神职人员对人与神（天）、人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思考，使得其对《荀子》中关于人性、伦理、历史的论述有着自然而然的敏感性。他认为荀子的思想体系构建在两个主题之上，一是人性观，二是对历史的不同诠释，《荀子》中的重要篇章都可以归类到这两个线索中去。因此，荀子对人性观和对历史的诠释是德氏选篇的两大主要线索，这包括涵盖人性观内涵的《性恶》《礼论》《劝学》《修身》《荣辱》《非相》《儒效》及反映荀子由弱至强的进化史观的《王制》《富国》《王霸》《议兵》《强国》。除以上两条线索外，凡与西方文化、哲学思想有所互通之处，也都引起了德氏关注，如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天论》，反映中国“逻辑理论”的《正名》均被德氏收录，且在收录之前德氏就其篇章真伪进行了考证。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对文本真实性严谨的态度应归因于其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学术训练。
二、汉学翻译家华兹生
德效骞厚积薄发，积数十年之功写就的《荀子》译本研究和专著可谓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加之受战争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后学只是学习和消化德氏的研究成果，并无新译本产生。直到二战后，随着美国的中国研究迅猛发展，才出现了另一位能与德氏比肩的翻译巨擘——华兹生，和他的流转甚广的《荀子》选译本——《荀子读本》（Hsün tze: Basic Writing）。
华兹生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日本学家、翻译家，主要翻译了中国古代历史作品、哲学作品、诗歌和日本古代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与写作，他在把中国历史和经典文学引入英语世界方面做出了无人能及的巨大贡献。他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青年时参军到过日本，从此对东亚文化产生兴趣。二战结束后在《退伍军人安置法案》资助下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学习，直至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师从汉学家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这位老师以研究中华历史见长，受此影响，华兹生在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都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1958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一书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出版。他早期在汉学领域的积淀为之后大量英译中国文学诗歌、典籍奠定了基础，使其译文风格在流畅可读之外又不失学术气象。
华兹生的学术生涯是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它的全球称霸战略，东西方冷战格局形成。战后美国更加关注远东局势的变化，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研究的规范中彻底分离出来，纳入到‘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轨道”。美国政府从经济上资助区域性研究，一些基金会、学术团体以及慈善机构开始为大学的图书馆提供资助，使以图书馆为新的研究基地的东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高校开设了东亚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及宗教的很多相关课程，为解决学生的教材问题，政府及高校出资请学者翻译东亚经典文学作品。1950年，由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大型翻译项目“东方经典著作译丛”（Translation from Oriental Classics）得到了美国教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哥大出版社等机构的支持。这部教材系列集卷帙繁浩，入选的亚洲典籍多达几百部，语种主要涉及中、日、韩等多国语言，专为非亚洲研究专家的普通读者和学生而译，旨在解决本科生教材的问题。由于华兹生具有《史记》相关的汉学研究背景，狄百瑞邀他为《中国传统之源》（The 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撰写其中的中国史学章节，并在书中收录了华兹生英译的《史记》的部分内容。之后在该项目的资助下，华氏先后完成了包括《墨子》（Mo Tzu: Basic Writings, 1963）、《荀子》（Hsün Tzu: Basic Writings, 1963）、《韩非子》（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1964）、《庄子》（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1964）四部中国古代思想典籍的翻译。
那么，华兹生的文化身份——汉学家与翻译家的双重面向，是如何在《荀子》选译本反映出来的呢？根据狄百瑞等赞助者的意见（更为深层的是那个时代需要），《荀子》选译本是一个严肃读物，但不完全是学术著作，所以作为职业翻译家的华兹生，必须考虑一个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的接受，这一点首先反映在对翻译篇章的选择。于此，华氏在探讨自己的选篇标准时直言不讳：“我对作品选择和篇章选译的标准，就是我个人对这部作品的兴趣以及我预期的读者们的兴趣。”这也就是说，翻译对象是否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是所有职业翻译家在动笔之前都要思忖再三的，而汉学家所做的纯粹的学术翻译则大可不必如此功利。华氏选取了《劝学》《修身》《王制》《议兵》《天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十篇进行翻译。和德效骞相比，华氏保留了可勾勒荀子思想框架的十个篇章，舍弃了论述《劝学》中“荣辱之来，比象其德”的《荣辱》、否定相面术的《非相》、论述君主立身处世原则的《仲尼》，论述圣人、君子、雅儒等几类人德行的《儒效》和批判其他各家的《非十二子》，翻译家和汉学家的选篇旨趣可见不同。
华兹生翻译家的文化身份还体现在他的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归化翻译策略上。华氏译本译笔流畅自然、娴雅精练，可读性很强，如同他对其它先秦历史和思想的译介一样，出版后受到西方一般读者和学者的广泛接受和积极评价。美国汉学家白牧之（E. Bruce Brooks）与白妙子（A. Taeko Brooks）称“华兹生的译文具有众所周知、备受公认的优点——即翻译用语平易口语化，内容通顺连贯，以至于几乎不需要注释”。例如《修身》篇中“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华氏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将“非我”而“当”两个条件合二为一，并在“谄谀我者”前面加了转折词“but”，译为“He who comes to you with censure is your teacher；he who comes with approbation is your friend; but who flatters you is your enenmy”，较之德效骞对原文直译生成的“He who criticizes me and does so correctly is my teacher；he who tells me that I am right and does so correctly is my friend; he who flatters me mistreats me”. 更显通俗易懂，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从文体层面上讲，华兹生平实易懂的译文特征和《荀子》的文风保持了一致。在这一点上，华兹生是有观察和思考的，他说：“荀子作品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因为他思想具有号召力和完整性，更是源于他语言的清晰、文笔的优雅。”同时，华兹生深谙注释等副文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在注释和注解中介绍源语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增强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相互了解，提高认知效果，这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过多的注释也会使得读者眼花缭乱，顾此失彼，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这正如英国翻译家、《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言：“阅读一部注释繁多的小说就好像是‘带着铁链打网球’。”为使文本语言流畅、易读，华氏极少加入评注、脚注，而尽量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通过跨文化比附来解释一些异质性文化问题，虽然这种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文化内涵的变形和缺省，但是却成就了文本信息的流畅传递，提升了可读性。
华兹生的研究旨趣和早期对中国历史的涉猎塑造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也为译本渲染出一层汉学底色。华兹生作为汉学家的功力主要体现在译序中，其间他高度评价了荀子及其思想，称荀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并从历史角度梳理了荀子思想在各个朝代的地位及发展，把荀子思想在朝代更迭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秦国拒绝了荀子的提议，转而接受法家思想，实施残暴手段进行统治，是它短祚的主要原因；而汉儒对荀子思想中很多精华的忽略、删除与篡改，更让人惋惜。
三、比较哲学汉学家诺布洛克
1988年，西方的荀学研究出现重要事件，约翰·诺布洛克的《〈荀子〉全译与研究》第一卷（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I）出版，这是国外学者首次尝试对《荀子》进行全文翻译；1994年，三卷全译本全部出版完毕，标志着《荀子》的译介从局部性翻译走向全面系统的译介，而这已经距离理雅各在其《中国经典》中提及荀子的《性恶》过去整整一百年了。百年来西方的荀子研究，从对思想学说的简单介绍发展到对学说的重点讨论，再从对学说的重点讨论演变到对《荀子》一书的整体介绍，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加之彼时正处于世纪末的时空环境下，也使得总结性研究成为此时荀子研究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荀子》全译本的出现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而关于诺布洛克的文化身份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诺布洛克虽在西方荀子研究领域大名鼎鼎，但是关于其个人生平的信息却如雪鸿泥爪一般难觅其踪，网上仅查询到其生前供职于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殁年61岁。笔者为探其究竟，写信给诺布洛克的学生，伯克利大学、悉尼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王安国求教。据王安国回信提供的资料可知，诺布洛克家族世代居住于佛罗里达，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产业颇丰。诺布洛克求学于佛州大学哲学系，23岁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迈阿密大学任教，以其卓越的学术造诣获聘迈阿密大学人文学科“杰出教授”（Outstanding Professor）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系“汤普金斯讲席讲师”（Thompkins Lecturer）。诺布洛克学术生涯的前半段是专攻于当代欧陆哲学的，去世之前一直在大学讲授分析哲学，只是后期偏重研究中国先秦思想。显而易见，从译者的文化身份上讲，诺布洛克和德效骞、华兹生是不同的。德、华二位学者的学术生涯均是起步于汉学研究，而诺布洛克则是有点“半路出家”的味道。然而，诺布洛克的学术转折不仅不是一个个案，甚至还颇具典型意义，反映了近些年北美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李晨阳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形成了一个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潮流，与传统汉学的研究方式和哲学建构的方式形成鼎足相立的局面。这个潮流里的人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他们是北美哲学界的华人、北美大学哲学系或者与哲学系关系密切的东亚系培养出来的西方学者，以及来自北美大学哲学系由研究传统西方分析哲学转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很明显，诺布洛克就属于第三类学者。这个群体出身于西方分析哲学专业，但是由于机缘巧合或者学术兴趣，逐渐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有的可谓自学成才。或者参加各类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哲学训练班，如美国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举办的暑期训练班。这些人早期的学术训练使他们很自然地用西方哲学的眼光和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中国哲学的问题，并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舞台上，积极促成二者的对话。正如王安国教授提供的诺布洛克追思会纪念册中描述的那样：“他素喜研读尼采和福柯的论著，并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相勾连”。
诺布洛克的三卷本《〈荀子〉全译与研究》和其译者身份及学术旨趣是能互相印证的。诺布洛克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完成一部《荀子》全译本，他还将此书定位于“一部能够全面反映荀子思想的译著”。该书分为前言、译文、注释、参考书目、术语表和索引等六部分，而作为主体的译文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由此诺氏学术性译者的翻译特征彰显无遗。诺氏希望完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荀子》译本，以期完整呈现荀子其人及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与地位、分析荀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介绍与荀子有关联的诸子思想及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社会起源和社会本质的理解，在伦理学、名学、政治学等诸方面进行有建设性的中西哲学比较。要达成如此宏大的翻译目的，“厚翻译”的翻译模式则不可避免。诺布洛克对原文中出现的历史、地域、天文、器物等领域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不厌其精的释义；在每篇译文的开篇导言里对于本篇的思想要旨进行了综述；在比较研究方面，诺氏提出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亚里士多德于西方哲学相似，并将荀子的礼学思想与西方的宗教观相关联，将中国的阴阳、天地与希腊的二元论进行对比。
较之之前两部选译本，诺氏全译本无疑为致力于荀子研究或者儒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系统了解荀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脉路的参考文本，因此全译本的出版在海内外汉学界收到了良好的接受。柯雄文（Antonio S. Cua）、鲍则岳（William G. Boltz）等汉学家发表书评肯定了该书对美国汉学界荀子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鲍则岳评价道：“这本书为那些想了解荀子思想、从事荀子思想研究的学生提供了极大帮助，也为我们这些对汉代之前的中国古代文本感兴趣的汉学家提供了参考。这本书在介绍、评论或翻译等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全译本在国内也引发了不小反响，被收录到《大中华文库》，题为《荀子（英汉对照）》。可惜的是，英汉对照版在内容上全文保留了诺布洛克对《荀子》原本的翻译，但删除了所有译者评注与背景介绍，使得其原有的学术价值在被改版后大打折扣。
该书的另外一个创新是汉语拼音在译文中的统一使用。之前的学者多用威妥玛拼音进行标注，这反而增加了懂汉语和拼音的读者的困惑，所以诺氏此次统一采用了汉语拼音标注，并提出这是西方汉学界的大势所趋。
四、当代汉学家何艾克
北美学界的《荀子》译介似乎在每隔三十年左右就会迎来一个节点。诺布洛克的全译本已经将这个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然而意图推陈出新者依然有之。2014年，美国学者何艾克的《荀子全本》（Xunzi: The Complete Text）出版，成为《荀子》的第二个全译本，因此备受瞩目。那么，这个译本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且先看陶欧力（Ori Tavor）对何艾克译作的书评，他这样评价道：“战国时期哲学家荀子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复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荀子在东亚迅速崛起为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英语世界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从事荀子思想研究的学者。”很明显，陶欧力意欲指明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了“荀子热”，而且是在两个空间维度发生的，一个东亚，一个是英语世界。何以如此？我们恐怕要将这个问题放在中外文学关系互动的维度考量，这样做在学术史研究层面是非常有必要的。
文革时期，荀子被绑上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战车，由于和韩非的师承关系，荀子被划到法家阵营。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荀子的思想和地位被重新重视，学者们开始对荀子思想的儒学合法性进行纠偏，彼时“荀学热”开始抬头，荀子的“道统”地位被重新重视，荀子的研究成果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根据汪博老师所做的量化分析，“近20年来，荀子研究的文献数量除个别年份有所波动外，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1998年到2018年，经筛选后统计到955条文献记录，平均每年50篇。”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西文学互动更为频繁，这个学术思潮很快地传播到西方，并影响到西方学界的问题意识，演变成为陶欧力所提及的“英语世界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从事荀子思想研究的学者”的现象。进而，我们可以大胆臆测，何艾克和《荀子》结缘，也是和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荀学热”相关的。从时间点上看，何艾克于1996年，以论文“《荀子》中‘义’的含义”（On the Meaning of Yi for Xunzi）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1年以论文“《荀子》中的德与理”（Virtue and Reason in Xunzi）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一直都围绕荀子做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是时代思潮影响了个体的研究选题，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并不罕见。
当然，不是说西方学界一定会接受中国的问题意识，中国的学术关注也许不会在西方引发共鸣，即便是汉学领域也是这样的。西方学者有其独立的视角和思考，否则“他者”的意见就没有我们镜鉴的价值了。最近二十年，中国“荀学热”和现代儒学复兴有关，而西方发生“荀学热”是因为荀学中的“性”“礼”“正名”等观念契合了80年代以来美国哲学研究的所关注的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心理等热点，因此，美国荀学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在这些领域，如：1999年金鹏程（Paul Rakita Goldin）出版的专著《道之礼：荀子的哲学》（Rituals of the Way: The Philosophy of Xunzi）、2000年由克莱寅和艾文贺（T.C. Kline and Philip J. Ivanhoe）合编的《〈荀子〉中的德性、人性和道德行为者》（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ngency in the Xunzi）、2004年克莱寅出版的《〈荀子〉中的礼与宗教》（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Xunzi）、2009年史大海（Aaron Stalnaker）出版的《克服我们的恶：荀子和奥古斯丁关于人性和修行》（Overcoming Our Evil: Human Nature and Spitual Exercise in Xunzi and Augustine），西方学者研究的切入点与国内学者的并不相同，因而中西荀学呈现出不同形态。
何艾克重译《荀子》，虽选题受到外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是是否存在其它方面的个人主观动机呢？就此问题，笔者致信何艾克。何艾克回信道，他自本科起就对《荀子》感兴趣，但发现前人的译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错误，加之他不喜欢诺布洛克译本的语言风格，所以在做博士论文时，他便着手自己翻译一个全译本，其目的在于“避免引用德效骞和华兹生没有翻译而诺布洛克翻译的那些部分”。译本还未搁笔，何艾克已经在犹他州立大学获得教职。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诺布洛克的译本定价很高，全套165美元，且已经停印，一书难求，这对学习中国哲学的美国学生来说是不小的负担。何艾克又补充说，大中华文库虽收录了诺氏全译本，但删节了所有评注和背景介绍，这样的缩略版对于那些初次接触中国古代思想的本科生来说更显晦涩难懂。所以现实需要也是何艾克完成全译本的内在动力。
作为后继者的何艾克，首要的是确立新译本存在的合理性，即，明晰此译本与前几个译本的不同之处。在序言部分，何氏就此问题进行了阐述：在翻译风格上，他的译本与华氏的颇为接近，语言更通俗易读，学术气息少，相对于诺布洛克那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百科全书译本，何氏译本定位于通识教育。该译本以本科生为目标读者，其目的在于帮助学习者阅读赏析、增强文学鉴赏水平、启发跨文化思考；在译文准确性上，针对学者们提出的之前译本中的误读、错译，何氏在其全译本中做了更正与补充。
此外，何氏译本尽量保留了源文本的文体特征。《荀子》行文常四字一组，重章叠句，富有节奏感，且语言顿挫有力，引人入胜，这种语体正体现了荀子行文成章、辩论演讲的特点。何氏认为韵律的使用是《荀子》文本的一大特色，需在译本中得以体现。Eric L. Hutton trans., Xunzi: The Complete 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Introduction.但因中英两种语言差别巨大，很难在字数和韵脚上一一对应，所以何氏常借用英文诗歌的体例将《荀子》的语体特色展现给读者。
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
译文：
Without accumulating tiny steps,
You have no way to go a thousand li.
Without accumulating little streams,
You have no way to form river or sea.
何氏译文同原文一样以叠句形式出现，每句都有十个英文音节，《劝学》易于记诵、朗朗上口的特点跃然纸上。
《荀子全本》出版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陶欧力在书评中提出何艾克全译本为从事荀学研究的学者提供简版全译本的同时，也给那些在汉语或比较哲学领域初入门的学生带去了福音。米欧敏（Olivia Milburn）在书评中总结道，“这部全译本以单本形式出版，简单的注解以脚注形式列出，语篇连贯，加强了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在核心思想负载词的翻译上，何氏也做出改变。如“恶”，何氏并未沿用“evil”,而是把《性恶》篇名译为“Human Nature is Bad”，他认为此译去除了原有译法（evil）中的宗教导向性，更符合原文思想；对于“情”字，前人多用“emotion”一词，何氏为避免读者将此词狭义地理解为“情绪化反应（emotional responses）”，而采用了含义和用法更广泛的“dispositions”。但也有学者对一些文化负载词的新译法提出不同意见，如，王安国对何氏译本中“诸侯”“仁”“义”的英译提出了质疑。虽然各种褒奖夹杂着批评，但瑕不掩瑜，何艾克全译本仍然得到了各方肯定，被美国多所高校的相关专业选定为本科生教材或参考读物。
五、结语
在荀子的英译史中，除了上述4位译者以外，还有几位海内外知名汉学家对《荀子》进行过篇章选译或节译。留美学者梅贻宝的《墨子》英译本在汉学界影响深远，梅先生在曾在1952年、1961年、1970年对《荀子》中的《正名》《劝学》《王制》进行翻译，其译文服务于论文，以辅助读者理解其文中的论点；美籍华人陈荣捷也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译介了《荀子》中的三篇，其中两篇均为节译，且翻译以意译为主，目的是简要介绍荀子思想。两位学者的作品均为散篇，在海外被引证不多，传播影响有限，故本文未加详述。
孟子说“知人论世”，亦可理解为“知人论史”，启发了我们通过研究几个有代表性的译者和其作品，连缀成线而勾勒出《荀子》百年英译史的大致脉络。通过以上研究，我们亦能窥见《荀子》英译的三种趋势走向：其一，就译者而言，前人始于个人志趣，后人终于现实关怀。早期的译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以及传福音的使命感而进行翻译活动，而后来的译者受北美区域研究的影响，意图借助翻译典籍了解中国文化或者通过儒家思想解决西方自身的问题；其二，就翻译对象而言，由节译发展到全译，由管窥一斑到终现全貌，力图将一部典籍的完整面相呈现给西方世界；其三，就翻译方法而言，由单纯的语际转换发展到“学术性翻译”（“scholarly translation”或“translation as research”），如采用“厚翻译”增加个人阐释、或在中西比较中探寻一些学术问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学术性翻译”代替了单纯的译本。单纯的译本，如何艾克的译本，可读性强，在传播中是有其优势的，目下两种翻译形态是并存的。以上三点在总结其他典籍的翻译史时也可作为参考，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那就是近些年在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加大了主动外译的翻译活动，这可以说是一个新趋势。
作者简介：
张秋娟（1980—），女，河北张家口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应用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典籍英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