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
《中国文化研究》
2022年冬之卷
儒家语录研究专题
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
文 | 陈民镇
提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提供了一种新的先秦孔子语录辑本，可为认识孔子思想的内涵、孔子言论的流传以及《论语》《礼记》《孔丛子》诸书的形成提供重要线索。《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并经过摘编者的改编。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仲尼曰》的摘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偏好，如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慎独”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
关键词：
安大简 《仲尼曰》 《论语》 儒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20&ZD265）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8月19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正式发布，该辑包含两种文献，分别是《仲尼曰》与《曹沫之陈》。《仲尼曰》是一种体例与《论语》近似的孔子语录，由13支完简组成，共收录孔子言论25则，其中有的条目与《论语》《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文献所记相合，还有的则不见于现存传世古书。原无篇题，因各条目多以“仲尼曰”引入，故整理者拟题为《仲尼曰》。在整理报告正式发布之前，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所撰《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对《仲尼曰》已有介绍，在该文中，《仲尼曰》被称作《仲尼》。本文以正式整理报告为准，称之为《仲尼曰》。
《仲尼曰》至少有以下几点重要价值：其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论语》等传世古书的训释，如对“造次”“颠沛”的理解；其二，有助于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观念，如对“慎独”及“劳”“役”关系、“心”“色”关系的理解；其三，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论语》的分章情况，如《论语·季氏》中的“见善如不及”节与“齐景公有马千驷”节，过去学者或分为二章，或合为一章，今据《仲尼曰》，当是一章；其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论语》《礼记》《孔丛子》等古书的形成与流传。本文试就《仲尼曰》的性质及编纂提出初步认识，以就正于方家。
一、《仲尼曰》的摘编性质与材料来源
《仲尼曰》共收录孔子言论25则，相当于《论语》中的25章。《仲尼曰》的内容或见于《论语》，或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诸书，或不见于现存古书。以下在整理报告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示列《仲尼曰》的宽式释文及传世文献中的相应内容：
《仲尼曰》所记孔子言论体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与《论语》存在交集，与《论语》相近者8则（占33%），其中见于《里仁》者2则，其他分别见于《卫灵公》《公冶长》《宪问》《雍也》《颜渊》《季氏》，但更多的则不见于今本《论语》；其二，孔子言论的具体表述与传世文献不尽相同，不少较传世文献的相应记述简省；其三，发言主体不尽相同，《仲尼曰》中某些被视作孔子言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却被冠以曾子等发言主体。
关于第一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根据《仲尼曰》与《论语》的交集指出，《仲尼曰》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仲尼曰》源出的《论语》文本与今本《论语》有异，说明今本《论语》的篇章经后人增补删定。黄德宽先生则指出，从收录条目分布和内容看，《仲尼曰》辑录的孔子言论三分之二以上不见于今本《论语》，见于《论语》的8条在文字上也有所不同，可见《仲尼曰》与今本《论语》虽有联系，但不大可能是《论语》的战国摘抄本。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先秦《论语》写本，西汉写本则主要有定州汉简、海昏侯墓汉简以及朝鲜平壤贞柏洞汉墓竹简。这三种西汉写本虽在分篇、分章及用字上有一定差异，但基本内容与今本《论语》出入不大。可见，至迟在西汉，《论语》已有相对稳定的文本。《论语》文本的稳定性，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大规模增删的可能性并不大。无论是《仲尼曰》还是《孔子曰》，其内容都溢出了今本《论语》，应是与《论语》不同的孔子言论辑本。
关于第二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根据《仲尼曰》与《论语》的差异指出，《论语》有的内容明显经过后人润色修饰，亦即《仲尼曰》的一些表述之所以更为简省，是因为更原始的缘故。有学者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仲尼曰》与今本《论语》在文字上的出入，大概是由于不同的学生在记载时详略不同造成的，属于同一来源（皆源自孔子之语）的两种文本，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仲尼曰》应当属于《论语》成书的前期材料。《仲尼曰》与《论语》等古书的表述有出入，而往往更为简省，除了《仲尼曰》更原始、早于《论语》等古书的可能，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便是《仲尼曰》是从其他古书摘录、改写而来。本文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关于第三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指出《仲尼曰》中有一些最早应是孔子的言论，被误认为是他人的言论。可见，当《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发言主体存在矛盾时，整理者显然倾向于《仲尼曰》的说法，认为这些言论最初源自孔子，后来才被他人所借用。然而，《仲尼曰》中所谓仲尼之语，是否果真出自孔子之口，实际上并非无可置疑。
一般认为，《论语》一书来自“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反映了最可靠的孔子思想。除了《论语》，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还记录了其他据称出自孔子的言论。这些孔子言论有的可能出自后人杜撰，有的则是孔门弟子“闻诸夫子”（《论语·子张》）的转述。《仲尼曰》中所记孔子语在传世文献中却出自曾子等人之口，自然也可能是孔门弟子“闻诸夫子”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所谓孔子言论与《论语》所见孔子思想并不相合，甚至不可能产生于孔子的时代，此类言论的可靠性便值得怀疑。
《仲尼曰》所记孔子言论极为简质，这便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它更接近《论语》等古书的材料来源的原始形态，《论语》诸书应采用了类似于《仲尼曰》的材料；其二，《仲尼曰》的内容自其他文献摘抄、转录而来，同时对某些孔子言论加以简省。如果与《论语》所见孔子思想相比照，不难窥见《仲尼曰》摘编晚出儒家后学著述的蛛丝马迹。
首先是第2则。该条表述近于《礼记·缁衣》：
仲尼曰：“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仲尼曰》）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礼记·缁衣》）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教此以失，民此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由圣。’”（郭店简及上博简《缁衣》，本文采用宽式释文）
郭店简本与上博简本基本无别，唯用字有所差异。与《礼记·缁衣》相比，“教此以失，民此以烦”一句，“教”“民”的前后次序不同。总的来看，该章从战国竹书本到《礼记》本均无大的变动。《仲尼曰》与之相比，则存在较大差异。“大人”在《仲尼曰》中作“今人”，“亲其所贤”在《仲尼曰》中作“信其所贤”，《仲尼曰》无“教此以失，民此以烦”一语，且未引用《君陈》。可见，战国竹书本及《礼记》本《缁衣》的表述均较《仲尼曰》繁复，那么究竟《仲尼曰》是《缁衣》的材料来源，抑或《仲尼曰》由《缁衣》省改而来呢？
《仲尼曰》及《缁衣》所引《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是重要的突破口。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论看，孔子虽强调《诗》的作用，但在对话中直接引《诗》的场合并不多。且在《论语》中，孔子引《诗》均为直接引用，未称“《诗》云”“《诗》曰”或具体篇名。而在孔子言论之后以“《诗》云”引入《诗》的句子作结的体例，正以《礼记》中《缁衣》《表记》《坊记》诸篇最为典型。这几篇的体例高度一致，南朝沈约认为均出自孔子之孙——子思的手笔。《仲尼曰》第2则以“《诗》曰”作结，且在引文之后无进一步发挥，正是《缁衣》诸篇的体例。过去王夫之、陈澧、程元敏等人均认为《缁衣》诸篇所引《诗》《书》均非孔子原语，而是孔子后学所增饰。虞万里先生与王夫之等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如此整齐地以《诗》《书》证理，是战国中晚期才有的风气，同时也指出《缁衣》所引《诗》《书》大部分是纂辑和传授者所增饰，但不排除少量或个别为孔子本人所引。廖群女士的看法与此相近，她认为《缁衣》中“《诗》云”基本不是孔子原语，但不能完全否认有的可能是孔子所引，并强调引《诗》证说现象的强化始于《缁衣》。虞万里先生与廖群女士的观点相对谨慎，末永高康先生则强调，《缁衣》各章语末引文为《缁衣》作者所加是毫无疑问的。从《缁衣》全篇的体例和战国中晚期的风气看，《缁衣》中所引《诗》《书》后出的可能性无疑更大。果其如此，应是《仲尼曰》袭用了《缁衣》的语句，而非相反。若这一推断不误，那么《仲尼曰》的成篇应晚于《缁衣》。《缁衣》被不少学者视作子思的作品，子思的卒年有公元前400、前402、前406、前413、前413—403、前412—405年诸说，假定《缁衣》在子思身后得到广泛传播，《仲尼曰》的成篇亦可得大致的时代定位。
其次是第8则。整理者称此句在传世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实际上《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所记孔子之言与该句极为接近，类似的表述见于其他战国时代的文献。现将相关文献罗列如下：
仲尼曰：“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仲尼曰》）
孔子曰：“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墨子·尚贤上》）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心一意，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管子·君臣上》）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慎子》）
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君道知人，臣术知事。（《鹖冠子·道端》）
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王霸》）
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韩非子·难二》）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士节》）
此类表述除了见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这样的儒家著作，亦见于《墨子》这样的墨家著作，更多的则见于《管子》《慎子》《鹖冠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这样与黄老学说或稷下之学关系密切的著作，应是战国时代的普遍流行的观念。尽管《论语》中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之说，但并未涉及“劳”“逸”对立的观念。在君臣关系上，孔子强调的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的观念，是战国时代官僚体制建立、君臣分职理论完善之后的产物。尤其在黄老文献中，君逸臣劳的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长篇大论的孔子语，已有学者指出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形成于战国中期或者之后，并可能受到《缁衣》的影响。此外，该篇虽被视作儒家文献，但文中的“察一”一词显然是有黄老色彩的，“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絖塞耳，所以弇聪也”等语所反映的观念也近于黄老之学，因此《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可能吸收了黄老思想的一些因素。《仲尼曰》或借鉴了类似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文献，蕴含着黄老特色的君逸臣劳观念。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期，具体而言是齐威王（前356—前321在位）兴办稷下学宫的时期。准此，《仲尼曰》的成篇应不早于齐威王时期。
再看第23则。该则谓若有人在水渎之岸跌倒，如若自己不出手救援，那么便是“唯心弗知而色为知之”，其言下之意是心为主导，如若心能感知到这一切，势必不会坐视不理。《论语》中“心”字共出现6次，都是一般心理活动意义上的用法，尚无心性论意义上的含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孔子的阶段，人格的问题虽已觉醒，但身心关系却尚未成为重要的哲学问题。所以孔子不仅少谈‘心’，更没有触及‘身’与‘心’的关联”。《仲尼曰》此则将“心”与“色”对举，凸显“心”对道德及行为的控制，已有一定的心性论意义，当晚于孔子的时代。且“心”“色”对举见于儒家后学著述，如《礼记·礼运》“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礼记·祭义》“结诸心，形诸色”，说明该则可能反映了儒家后学的观念。《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谓仁义礼智的德性根植于心，又反映于“色”，可与《仲尼曰》相参看。
从以上三则看，《仲尼曰》应掺入了一些战国时代儒家后学的言论，所谓“仲尼曰”不必完全视作孔子语，也未必反映春秋时代的儒家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仲尼曰》第1则在《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中被视作曾子之言，第10则在《礼记·大学》中亦被视作曾子之言，第7则见于《礼记·中庸》，《中庸》通常被视作子思的作品。这些言论可能本出自孔子，后被儒家后学进一步发挥，也有可能只是儒家后学的言论，被冠以孔子的名号。事实上，战国秦汉时期依托孔子的文献大量存在。《仲尼曰》第7、10则均围绕“慎独”展开，过去通常认为“慎独”观念源自子思，因此这两句是否果真出自孔子之口也值得怀疑。
可见，《仲尼曰》应是一种借鉴了其他儒家典籍的孔子言论摘编。《仲尼曰》所借鉴的材料，当包括据称出自子思的《缁衣》，也可能包括同样据称出自子思的《中庸》，以及据称出自曾子或子思的《大学》；鉴于《论语》在安大简的时代当已编纂成书，《仲尼曰》与《论语》体例相近，部分内容相关，《论语》很可能也是《仲尼曰》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仲尼曰》的摘编者还参考了其他战国时代流传的孔子言论，《仲尼曰》之所以与《论语》《缁衣》《中庸》《大学》存在交集，未必是因为摘编者直接阅读了这些文献，也有可能是摘编者参考了当时收录同类语录的其他文献。战国时代的孔子言论通过不同的文献流传，并不断经过后人增饰与改编。上博简中有十余篇孔子语录，或与《论语》《礼记》诸书存在交集，或是前所未知的佚篇，此类在楚地流传的孔子语录应该也是《仲尼曰》摘编者的借鉴对象。
二、《仲尼曰》的摘编取向
《仲尼曰》中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可说明《仲尼曰》的摘编取向：
其一为主题的相对集中。《仲尼曰》25则看似内容驳杂，但仍有一定的主题偏好。《仲尼曰》中摘编者相对偏重且较为重要的主题有：（1）“言”与“行”，见于第1、3、6、19、24则，共5则，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20%；（2）“善”与“不善”，见于第10、15、17、21、22则，共5则，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20%；（3）“慎独”，见于7、10则。前两个主题虽同样见于《论语》，但在《仲尼曰》中所占比例显然高于《论语》的相类论述，“慎独”的主题则不见于《论语》。而《论语》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仁”和“礼”，前者在《仲尼曰》中仅出现在三句之中（第4、6、11则），后者则未见。可见，《仲尼曰》有自身的主题选择，其侧重点与《论语》并不相同。
其二为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仲尼曰》所摘编的句子，往往蕴含前后对比的意味，如“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回，汝幸，汝有过，人不隐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汝有过，人弗疾也”“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伐功，虽劳不闻”“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及”“以同异难，以异易”，等等，此类有前后对比、反差意味的句子，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一半以上。对比的关系，涉及“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古”与“今”的对比、“善”与“不善”的对比、“仁”与“不仁”的对比等。《仲尼曰》的摘编者似乎偏好句式齐整的语句，有的句子已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偶。
既然《仲尼曰》当自《论语》《缁衣》等早期儒家经典摘编而来，那么它与传世文献的差异便值得注意。《仲尼曰》较为简省，并不能说明《论语》诸书在此基础上加以润色修饰。更大的可能是，摘编者在摘录早期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偏好，如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对文本进行了改编。
如第2则。《礼记·缁衣》的“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在《仲尼曰》中作“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缁衣》的“亲”与“信”（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同），在《仲尼曰》中均作“信”。“贵”“贱”相对，谓语统一为“信”，当是刻意改编的结果。“大人”在《仲尼曰》中作“今人”，当与《仲尼曰》偏好“古”“今”对比有关。《仲尼曰》无《缁衣》的“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一句，亦或是摘编者更注重“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这样前后对比、句式齐整的文句，从而将其他内容省略。
再如第12则。今本《论语》的“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在《仲尼曰》中作“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久狎”与“长敬”并举，对仗谨严，或出自摘编者的改编。
再如第20则。今本《论语》多出前后两句“贤哉回也”，“回也不改其乐”一句亦多出语气词“也”，较《仲尼曰》的表述更显口语化，而更接近真正的“语录”。《论语》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的“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在《仲尼曰》中作“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论语》《孟子》的“不堪”“不改”，在《仲尼曰》中均作“不胜”，然“己不胜其乐”难以理解。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指出，今本“回也不改其乐”之“乐”，应为颜回之所乐，而简本“己不胜其乐”是针对上文“人不胜其忧”而言的，意谓自己不能承受其“乐”，此“乐”应是指人之“乐”；《仲尼曰》的表述更为原始，《论语》的表述是经过润色的结果。笔者则倾向于认为，今本《论语》的表达更为顺畅，“己不胜其乐”则不辞。“己不胜其乐”的“己”明显与“人”相对，很难将“己”等同于“人”。整理报告便将“己”理解为颜回，但未作进一步解释。“不胜”即“不堪”，意为不能承受。“己不胜其乐”的字面意思指颜回自己不能承受快乐，但这在全句中难以说通。《仲尼曰》的摘编者可能为了句式、用词的齐整，将“不堪”“不改”一概统一为“不胜”（正如第2则将“不亲”统一为“不信”），从而导致了文义的混乱。这也是《仲尼曰》改编自其他古书的重要证明。
再如第21条，今本《论语》多出“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诸语，《仲尼曰》的其他表述亦较今本《论语》简省。在今本《论语》中，所举齐景公与伯夷、叔齐的例子与前文皆有呼应，在行文逻辑上较《仲尼曰》更为严密。《论语》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仲尼曰》中“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二句均为五字句，“及”“
文句的整齐化，在《缁衣》等儒家后学著述中已有体现。如《论语·为政》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缁衣》中作“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缁衣》的句式更为整齐，有对偶的意味。已有学者指出，《缁衣》中的孔子之言，许多是“上位者应该保持的状态”以及“下位者应该保持的状态”并举的定型化句式。因此，《仲尼曰》中的一些前后对比、句式齐整的内容，有的并不能肯定出自摘编者的改编，而可能是所摘编对象的固有表述。如“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与《论语》相同，“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的对偶关系也与《缁衣》相同。摘编者有意选择甚至有意改编此类语句，则可能受到《缁衣》等儒家后学著述文风的影响。
《仲尼曰》的材料来源虽然多元，却体现出追求文辞简省、用词一致、句式齐整以及前后对比的总体倾向，甚至因此出现文义不足的情况，恐怕并非偶然。《仲尼曰》虽是战国时代的写本，但该篇所记录的孔子言论，未必能反映更原始的面貌。与《仲尼曰》同出的《诗经·国风》，与今本《毛诗》相比，也表现出人为整齐、改编的迹象。《仲尼曰》的摘编者主观改编的证据，还体现在第16则“喜怒不时，恒侮”与第25则“敚不敚，恒=侮人”的联系上。第25则的“敚”，整理者读作“夺”，训强取、夺取，然文义难通。战国竹书中的“敚”多读作“说（悦）”，简文的“敚不敚”或可读作“悦，不悦”，“悦”与“不悦”很可能是分别对“喜”与“怒”的解释。下半句的“恒侮”和“恒=侮人”又有对应关系。故第25则有可能是对第16则的解释或改编，这也是“敚不敚，恒=侮人”一句文义难通的原因。因此，《仲尼曰》所见“异文”，有的可能是摘编者诠释行为的产物。
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经传授者或抄写者主观改编的现象，并不罕见。如通过竹书本《缁衣》与传世本《缁衣》的比对，可知《缁衣》中一些语句因不同的语法理解而发生改易。《周易》《尚书》等经典在抄写的过程中，也会经历再诠释所带来的改动。儒家后学在传述孔子言论时，本就存在改易措辞并加以发挥的倾向。《仲尼曰》具有摘编性质，摘编者完全可能在摘编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主观因素。
《仲尼曰》作为一个摘编本，反映了摘编者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偏好。基于此，目前有关《仲尼曰》释文的一些争议也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如《仲尼曰》“己不胜其乐”等句的解释，如果承认《仲尼曰》存在改编的现象，可为理解文义的内在矛盾或缺漏提供新的视角。再如有学者对《仲尼曰》“华繁而实厚”中“厚”字的释读持怀疑态度，试图向传世文献靠拢而改读为“省”。结合清华简《厚父》等文献所见字形，该字释作“厚”自然更优。如若明乎《仲尼曰》摘编者注重前后对比的旨趣（《仲尼曰》中只存在对比，不见明确的类比），那么“华繁而实厚”的天与“言多而行不足”的人形成对比无疑更符合《仲尼曰》摘编者的偏好。再如“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一句，学者的释读尚有分歧，如果了解《仲尼曰》摘编者对前后对比内容的偏好，该句的内在逻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三、余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安大简《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如《缁衣》）的摘编本，并经过了摘编者的改编。摘编者可能借鉴了《论语》的内容，没有证据表明《仲尼曰》是《论语》的早期版本或《论语》的材料来源。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同时，《仲尼曰》的摘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偏好，如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慎独”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仲尼曰》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出入，亦当结合摘编者的摘编取向加以理解。
关于安大简的时代，整理者公布过“距今（1950年）约2280年”和“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两种说法。根据完整的碳十四测年报告，“距今（1950年）约2280年”只是碳十四年代，未经树轮校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距1950年2280年；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则是经过树轮校正的、属于68.2%置信度的其中一组数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要采信95.4%置信度的数据，并且要兼取多组95.4%置信度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根据竹简的95.4%置信度数据，其年代从战国早期、中期到晚期皆有可能。而根据竹笥所附漆皮的95.4%置信度数据，安大简的埋藏不早于公元前360年。安大简各篇的抄写年代自然可能存在差异，但结合战国中晚期的书籍随葬现象以及各批战国竹书的互见情况，安大简各篇的抄写年代早到战国早期的可能性不大，而更有可能是战国中期后段至战国晚期前段之间（大致在公元前340—前278年）的产物。前文对《仲尼曰》文本的分析可与此相验证——《仲尼曰》的成篇应不早于子思和齐威王，即在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在位之后。
无独有偶，2021年6月，湖北荆州王家咀M798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涉及《诗经·国风》《孔子曰》以及疑似乐谱这三种文献，其中前两种与安大简所见文献存在交集。王家咀楚简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布，目前仅有零星材料披露。从初步披露的内容看，《孔子曰》与《仲尼曰》在体例、内容及用字习惯上都极为相近。简文的部分章节见于今本《论语》，但内容不尽相同，发掘者认为不宜将《孔子曰》与《论语》视作同一书。少量章节不见于今本《论语》，而见于《礼记》《孟子》等其他典籍，此外也有未见于传世古书的内容。王家咀M798楚墓的时代属战国晚期前段。具体而言，由于荆州为楚王都之地，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被秦将白起攻陷，王家咀楚简的时代自然在此之前；而据发掘者判断，该楚墓已进入战国晚期，故大致在公元前300—278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安大简有《国风》，有《仲尼曰》，王家咀楚简同样有《国风》，有《孔子曰》，可见这是战国时代楚地儒家经典的一种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共见于两批竹简，暗示安大简的埋藏年代应与王家咀楚简相去不远。由于王家咀楚简有较明确的考古学年代，其内容又与安大简存在交集，安大简的时代有望随着王家咀楚简的公布而进一步明晰。《仲尼曰》的部分内容共见于王家咀楚简，则这些孔子言论的定型当不晚于战国晚期前段。至于《仲尼曰》与《孔子曰》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仲尼曰》与《孔子曰》的发现表明，在战国时代，孔子言论的流传之多、之广都超出过去的认识。这两种文献皆书于楚简，它们是儒学在楚地流播的重要物证。它们保存了不少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孔子言论，反映了战国时人对孔子的推崇，同时也说明当时流行的孔子言论极为丰富。楚地的知识分子在研习儒家典籍的过程中，对孔子言论加以摘录和整理，同时也可能注入自己的理解。郭店简除了出有《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忠信之道》等儒家典籍，还出有摘录前贤格言的《语丛》，其中便有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语相近的句子，当自《论语》或其他儒家典籍摘录而来。这也可以侧面验证当时楚地知识分子研习、摘录儒家典籍的风气。屈原赋以及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皆可见儒学影响的痕迹，可反映战国中晚期楚地知识分子受儒家熏染之深。白起拔郢之前的二三十年间，楚文化的核心区文风鼎盛，郭店简、王家咀楚简等皆为明证，可惜随着秦军兵戈东指，江汉平原不复昔日楚韵风流。
附记
本文的写作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支持。
本文初稿曾提交2022年8月1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儒家语录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得到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代生先生的未刊稿《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初探》指出《仲尼曰》的内容来自对其他文献的摘录，并存在君子与小人、善与不善、仁与不仁、言与行、古与今等主题，观点多与本文不谋而合。
贾连翔先生《明体与释读：安大简〈仲尼曰〉附记类文字综论》（提交“战国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论坛”，2022年11月19—20日）一文指出，《仲尼曰》在抄写过程中进行了两次用简的增补，它极可能是本篇书手（亦即摘编者）所作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摘抄本，现存25条语录或有不同的抄录来源，在摘编的过程不断累增而成。该文的观点可与本文相参看。
另“子居”在《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上）》（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9月7日）中指出《仲尼曰》是战国后期、末期儒家或倾向于儒家的人从各处抄录来的片言只语，多数非孔子之言。该文与本文观点有相近之处，但具体认识以及对《仲尼曰》成篇时代的判断与本文有所不同。该文指出《仲尼曰》涉及同异之辨，是《仲尼曰》晚出的一个证据，可以参看。
作者简介：
陈民镇（1988— ），男，浙江苍南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