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一位乡村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一位乡村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马勇／文

我父马维云，字从龙，以字行。《周易·乾卦》：“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旧以龙为君象，从龙之意大有要做开国元勋的意思。当然，我父亲一生似乎并没有这个野心，只是为他命名的人怀有这个良好愿望而已。父亲生于1930年麦收时节，卒于1983年初春，年仅53岁。
　　

父亲生于皖北濉溪县马桥。这是安徽有名的“北马桥”，位于宿州以北、徐州以南。当地人发音，徐、宿不分，所以宿州称“南宿州”，徐州称“北徐州”
　　

我没有在马桥生活过。父亲在时，逢年过节，我自己，或与弟、妹，或随父亲一起回老家上坟，拜望几位大爷大娘。
　　

马桥是皖北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小村庄，西邻一条小河，东靠一座小山。这座山为龙脊山余脉，名回龙山，山上有九峰状若莲花，又称九顶莲花山。山腰间有一天然水井，水清澈甘甜，常年不涸。水井上，有一个不知天然还是后天开凿的山洞，名“老毛洞”，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毛遂自荐”的毛遂修炼处，因而一直充斥着神秘色彩，这座山洞究竟有多深，通往何处，当地人始终说不清。我小时候曾试图进去探查，但被乡人劝阻，说过去曾有人尝试过，但没有一个人回来。大意是里面有鬼，很奇怪。其实，长大后，我渐渐明白这或许是山洞里不通风，因而进去的人中毒而死。
　　

老毛洞附近有一座庙，名“回龙寺”，历史悠久，环境幽雅，有人间仙境、佛国圣地之美誉。庙里有大住持，有小和尚，更有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往来寺中。在我小的时候，总见到一些年轻妇女到这儿拜观音求子，也见到一些夫妇带着孩子来还愿。
　　

可惜的是，如同大陆几乎所有寺庙一样，回龙寺没有毁于历代战火，甚至没有毁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毁于“破四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GM”。
　　

20世纪80年代早期，回龙寺原址复建，但气势、香火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盛景。WG前，老毛洞每年都有规模宏大的庙会，热热闹闹好多天，其影响覆盖方圆数十里、上百里。WG后，庙会是否恢复，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此后我就在外地当兵、上学、工作，回去的机会越来越少。
　　

据当地风水师面告，回龙寺、老毛洞一带风水极佳，背山面水，后背坚实，视野开阔，一马平川。可惜的是，早些年因修筑徐州至合肥的公路，一个秀美的青山，被挖得遍体鳞伤。
　　

老毛洞往南500米，为马桥街面。我的祖宅就在街面中心地带。这里的集市，与北方许多地方一样，隔天一集。交易大约从上午9时开始，下午2时许结束。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最热闹时有几千人同时交易，人声鼎沸，是北方农村人际交往、物品交易的平台。
　　

和平年代，马桥的百姓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重复的日子，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一代代繁衍生息，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20世纪，皖北再也不是宁静的乡村，而被卷入政治大潮。

徐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1948年年底的淮海战役，不仅深刻影响了皖北，而且直接影响了我们家。我的祖母，就因为被日军的流弹击中了大腿，从此半身瘫痪卧床，失去照顾我父亲的能力。我父亲自幼主要由长嫂抚养，“长嫂如母”。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对长嫂即我的“大大娘”一直非常尊重，逢年过节，或自己亲往，或让我们这些小孩代为前往，看望我的“大大娘”。
　　

“大大娘”不仅照顾我父亲的童年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父亲的人生道路，进而影响了我们全家的未来。所谓历史的“蝴蝶效应”，我有最真切的感受。
　　

马桥就是马氏聚族而居形成的村落，宗谱说这支马氏族群在这里生存繁衍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如果这个记录可信，那么马氏先人应在宋元时期从外地整体迁徙至此。
　　

从宗谱上看，马氏传到我这一代为17世，我在族谱上的辈分为“家”字辈，我的族名写着“马家勇”。不管我什么时候回老家，族人均以“家勇”称呼我。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单名，我的名字不知何时去掉了“家”字，于是也就变得俗不可耐了。
　　

我祖父之前宗族情形已不可考，乡人的传说也不外乎世代业农，为最典型的贫雇农。至我的祖父，在业农的同时，似乎因为能说会道，占有街面优势，懂经营，成为当地有名的“牛行人”。我小时候回老家，还曾在街市上看到祖父居间介绍生意的情形：口角挂着吐沫，说服甲方再说乙方，劝说两边各让一步，达成交易。“牛行人”独特的数字手势，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祖父母生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儿，即我的姑姑，她远嫁西安。在我小时候曾回老家探过亲，我的“大大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因为某种原因与生产队闹翻，逃往西安避难若干年。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西安，知道那里有我的亲人。记得80年代读书时，曾去西北地区考察实习，专门在西安寻找姑姑全家见面，后来又不知什么原因失去了联系。
　　

父亲在兄弟五人中年龄最小，因而也最受宠爱。我爷爷一辈大约也像其他农民一样，靠着劳力积累着一点土地，但兄弟五个都留在家里种地实在不是办法，尤其是没有一个读书人，没有一个在外有出息的体面人，家里永远不可能翻身、出人头地。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母，就决定让这个“老小”好好读书，期望我父亲寒窗十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父亲没有辜负家族的期待。在父亲去世后，我“大大娘”不只一次说我父亲小时候实在太笨了，先生教的书，父亲总是背不会。但父亲比较勤奋，天不亮就起来用功，因而即便背不会，也没有受到老师的责难、体罚。
　　

其实，我父亲并不是笨，而是年龄小，须要背下来的课本太深奥，超出那个年龄的理解力。记得在我大学二三年级时，我在家读孟子，父亲听到后随即张口背诵了一大段，并告诉我哪个字应该读什么音，而不是现代汉语的通常读法。这表明童子功的重要，也表明中国传统诵读教学法，还有今天值得重视的地方。
　　

父亲的老师为皖北名儒马晓东。据宗谱，马老先生毕生以教书育人为业，“以渊博知识循循善诱的教法培养一批有用人才”，1949年后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但至目前，我仍未查找到马老先生更详尽的资料。
　　

父亲跟随马老先生读书多久已不可考。照情理推测，八岁入学，为全面抗战爆发第二年，在动荡战争环境中，断断续续读到抗战结束15周岁，也就差不多了。
　　

按照家里人的期待，父亲读书，能看到的榜样就是马老先生，也就是说掌握了读书方法后，应该边读书边种地，所谓“耕读之家”是也。如果20世纪中国历史如往昔平凡无奇，我父亲应在这条路上继续，第一代成为乡村社会“识文断字”的先生，第二代、第三代或许有人真的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乡村中第一代读书人不可能想得很远，因为他们的经历、经验，制约了他们的眼界。
　　

20世纪历史发展的政治化没有让我父亲沿着农村读书人的路径继续前行，像他的先生马晓东老先生那样继续在乡村传承文明，成为乡绅、教书先生。火热的抗日战争让年青一代自觉不自觉地介入。皖北在全面抗战初期迅速沦陷，国民政府、国民党军大规模后撤，皖北一度被日本人占领。
　　

皖北属于大平原，日军不可能以少数兵力统治这样的大平原。没过多久，参加徐州会战南线作战的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奉命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率部坚守苏北，皖北地区受到韩德勤部积极影响，抗战势头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后撤而减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让CP获得了合法地位，这当然也是蒋介石敢于“攘外”，敢于推动全面抗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国共两党共识，红军北上时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0年春，新四军在刘少奇领导下，开始向皖北进攻，迅速建立华中敌后第一批抗日民 主 政 权。
　　

火热生活搅动了乡村宁静，我父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参加了革 命工作。据他后来告诉我，十五六岁时，就当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组织抗日救亡宣传等。
　　

随着中国革 命发展，父亲渐渐长大。宗谱上说他1950年参加工作，“任乡财粮”。1950年，父亲刚好20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一个全新的中国，对于20岁乡村读书人，具有怎样的意义，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父亲没有沿着家庭预设方案满足于乡村教师这样的传统职业，他参加革 命工作，走上全新人生的道路。那时的中G，对于年轻知识人具有强大吸引力，也敢于大胆起用。两三年时间，父亲就从一个年轻的乡财粮专员提升为乡长。又过一段时间，调任临涣。
　　

临涣是皖北古镇，位于浍河北岸，历史悠久。其古城墙相传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南邻浍河，西有壕沟，北面、东面有护城河，城墙为土墙，底座在百米左右，高数十米，为皖北平原人工堆砌夯土而成。城四角有角楼，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墙土不断被当地百姓挖走盖房子，从我记事，就只剩下面向浍河的南阁，青石堆砌，三层楼高，为当地一盛景，我上小学，那儿一度为必经之路。
　　

秦始皇统一六国，设临涣为铚城，南朝梁时置临涣郡，隋唐时置临涣县，元朝时废县。抗日战争结束时设区，下辖若干乡，我父亲就是临涣区一乡长，并为名赫一时的“模范乡乡长”，威风凛凛。“模范乡乡长”是我父亲一生的最高职务，也是他后半生磨难的开始。临涣镇距我老家马桥不到百里，那时因祖父母健在，我父亲不时回去省亲，腰上挂着盒子炮，据说有时还带着警卫员，乡邻乡里刮目相看，家族老老少少为之自豪。这都是人之常情。我父亲也在不违背组织纪律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帮助乡党，更不要说那些族人、近亲。
　　

问题就出在族人、近亲上。1955年，我父亲25岁，风华正茂，新婚燕尔，趾高气扬回到老家，大有光宗耀祖的味道。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慎丢掉了一切。

一个并不算太远的族亲，年龄与我父亲相仿，因不久前的偷窃行为被政 府惩处，见到我父亲后，恳请看在族亲份上帮忙在政 府那里说情，减少处罚。我父亲答应为其说情，同时也以政 府口气训斥了一番。这个族亲后来并没有获得赦免，他或许认为我父亲没有为之出力，因而在被关押期间受不了折磨后竟然污指我父亲参加过三 青 团，而且是他居间介绍。
　　

那时的中国，新政 权刚建立，人心不宁，草木皆兵，CP自来担心内部出问题。我父亲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迅即被收监，被开除党籍、公职。
　　

近亲的检举揭发，是为了立功，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由于这位近亲讲的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涉，从而使我父亲没有办法自证清白。不过，父亲稍后就被释放出来，党籍没有了，乡长也当不成了，但公职并没有丢掉，而是转到他乡粮站当会计，这个职业一直做到生命结束。由此可推测那位近亲的指控并没有对我父亲构成致命危害，否则就不会被无罪释放；同时也证明近亲的指控并非毫无踪影，否则不会丢掉党籍、乡长。
　　

从“马乡长”到“马会计”，我父亲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而且更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转岗到了粮站，不再介入政 治，少了许多烦恼。更重要的是，在随后而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中，我家毕竟因为近水楼台，不仅小家没有发生饿死人的悲剧，即便我的大家族，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各家，也没有在这个时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因祸得福，此之谓也。当时的皖北，饿死人事件所在多有，我们家侥幸躲过了这一劫。据我粗浅观察，那几年饿死人其实是一场不平等的死亡事故。但凡家里有一个人拥有一点公 权 力，比如民兵队长，或者是民兵，甚至是食堂里的炊事员，家里都不会饿死人。如果家里毫无公 权 力资源，那就只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我们家并没有人在这场大灾难中死亡，但我确实对这场灾难记忆犹新，两个镜头不时总在我的脑海中再现。一是我们家的房东，他们家夫妇上有二老，下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家实在没有什么资源，在死亡问题上只能排在前面。但在他们家内部，也有先后，两位老人最先去世，他们完全是因为食物不足，只好将有限的食物留给后人。在几个子女中，死亡也有先后，最小的先死，其他几个后来都勉强活了下来。这个死掉的孩子与我同岁，是玩伴，因而我印象极深，最难忘。
　　

另一个镜头，是我总记得那几年秋冬时期皖北的萧条、凄凉，村头田野里新冢引来无数的乌鸦。乌鸦凄厉的吼叫总是让人心惊胆战，为凄凉添加了恐惧。其实，那时的恐惧已不是恐惧，死亡见多了，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非正常死亡留给活人的后遗症就是担心饿着，就是特别能吃，用皖北话说，就像“饿死鬼托生”。我父亲尽管在粮站近水楼台，但他那几年确实很用心经营着这个人口渐多的家庭，几乎每年都会组织我们兄妹几个吃“忆苦思甜”饭。每到那时，那些连猪狗都不吃的野菜、树皮，就由父亲亲自动手煮给我们吃，而且饭后还逼着我们能写的要写点吃后感。
　　

我始终不太明白我父亲那代人那时所说的忆苦思甜，究竟是指1959至1961这三年，还是1949年之前。但是父亲的意思也很明白，就是丰收不忘歉年，不能浪费，不忘本。
　　

父亲尽管不是党员了，但我始终感觉他总是那样不可思议地紧跟党，除了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还经常用政 治运动中那些思想启发我们。印象中，父亲为我们抄写很多名人警句，诸如雷锋日记中“工作要向高标准的人看齐，生活要向低水平看齐”等，都为我们写在日记本上，并要求经常对照检查，是那时非常典型的政 治思想工作方法。
　　

政 治挫折、经济困难没有使父亲消沉，但紧接着的文G及其后续，却让他受到了巨大磨难。文G爆发，《人民曰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迅即区分出好与坏，我父亲就在这个时候被当作“牛鬼蛇神”关了起来。
　　

父亲这一次并不是被专 政机关关起来的，而是由县粮食局系统将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关在学习班。为了给父亲送衣服，我曾去看过父亲，我看到他和几位“历史反G命”叔叔集中住的房子整洁、宁静，洁白的床单，干净的地面，远比家里好多了。唯一让我不解的是，父亲和那几位叔叔，个个都小心翼翼，不敢高声说话，更不敢爽朗大笑，他们低声细语，生怕说话被别人听到了。这个被迫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好多年后，父亲“牛鬼蛇神”学习班一位“班友”来我家做客，说话依然是那样神秘、低声，而且总是要躲着人才敢说话，我一直怀疑这是病，是学习班后留下的后遗症。
　　

学习班后来还有一次。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打击反G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这些事情，原本与我父亲这样的小职员并没有多大关联，但作为运动，我父亲那点“历史问题”又成为被送进学习班的理由。
　　

这一次学习班放在县里。我也因此第一次去了趟县城，父亲的情绪还不错，问问家里的情况，叮嘱在家听话。没过多久，父亲平安出来，重回粮站上班。
　　

当然也有人经不住一次次被关，就在这次学习班上，一位与我父亲被关在一起的叔叔在夜深人静时逃出去，上吊自杀。他们家从此一蹶不振，衰落下去，再也无法恢复生机。一个家庭的兴衰，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在与不在。
　　

父亲人缘不错，如果没有来自上头的政 治运动，父亲在单位并不被歧视，与那些叔叔阿姨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有的甚至当作亲戚走动，家庭成员之间也有很好的互动。
　　

我父亲工作的粮站在临涣镇上，我们家住在乡下。像父亲这样“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在镇上并不多。父亲为人忠厚，不惹是生非，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比如那时最流行的“猪非子”，我印象中父亲均尽量帮助一切能帮助的人。所谓“猪非子”，就是农民、居民将猪养大了，卖给国家，国家给开了一张条子，这张条子就叫“猪非子”，可以在粮站换需要的东西，如粮票、猪饲料等。
　　

小镇上、村里的人事圈子并不大，在外面工作，“吃皇粮”的人是有面子的人，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绅极为相似，一方面可以协助解决乡邻乡里一些不伤大雅的问题，另一方面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容易办成。所以等到文G晚期，恢复大学招生，但不是严格的考试，而是恢复了科举制以前的“察举”：群众推荐与领导考察相结合。就在这个特殊机会，我大妹有幸进大学深造，从而改变了命运。那时能被推荐的，一定在当地有某种关系，纯粹的底层，纯粹的个人表现，肯定有，但不会多。
　　

大妹读大学之后，对我们家震动不小。这时已到文G晚期，各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如何安置这些孩子就成了我父亲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印象中，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买了，或是别人送的一支英雄牌金笔，并明白告诉我将来上大学时给我。后来我不记得有没有收到这支金笔，但父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识，却一直深刻影响着我和我的弟弟妹妹。
　　

我那时应该属于“问题少年”，总想做大事，但又不知从哪儿下手，大约从高中时候起，我就成为父亲的一块心病，至少我自己后来这样认为，因此说起道路曲折，在我兄妹几人中，我最让人操心，父亲为我的工作、学习费的心血最多。
　　

1976年，中国政 治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渐渐进入正轨。翌年，部队不再从士兵中提拔军官，而高考已经恢复，我大弟弟从小就是优等生，此时被送往县一中读书，考上大学是百分之百。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也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原本准备复习考试，但家人特别是父亲估计我把握不大，还是利用人脉让我在1977年的招工中去了煤矿。我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批所谓“农民工”。父亲此时对我已大致满意，日子或许就该这样过下去。
　　

煤矿工作一年，有机会考到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属于中专，毕业后仍回煤矿，但不必再当工人，可以变身为技术员。那一年，我大弟弟一举考上大学，对我，对我父亲，引起震撼。于是我在中专下功夫复习，随后也考上正规大学，搭上“新三届”末班车。再下一年，我小弟弟也有幸考取大学本科。此时，我们家已经毕业了一个大学生，同时在读的大学生还有三个。那些日子，父亲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农村家庭同时有三个大学本科生，即便在全国范围内也不算多，更不要说我们村、我们县、我们淮北市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父亲的一些好朋友总拿父亲开心，说老马睡觉时都在笑。那时，父亲舒畅的心情在外观上也可以表现出来，下班之后，父亲会匆匆回家，挎着粪箕子去放猪；有时手里还会拿着一个收音机，静静地听着刘兰芳的评书。
　　

父亲那时心情确实好，人也变得特别和蔼。印象中，我自小在外面调皮捣蛋，但见到我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父亲在我当兵之前若干年好像从来没有与我心平气和地说过话，直至我当兵，开始与我谈点事。但真正将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还是我去读大学之后。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 治生活开始步入了正轨，但是政治依然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入 党、工作，在在需要政 治标准，因此父亲此时一方面为子女争气高兴自豪，另一方面开始觉得自己丢掉党籍是个污点，很可能会影响子女的前途。所以，在那几年，父亲一次又一次去县委申诉，希望恢复他的党籍。我后来体会他那时的焦虑，确实感到父亲在50年代被开除是冤枉的，父亲的眼睛告诉我了这一点。
　　

或许是这个压力太大了，或许是我父亲实在放不开，遇事总在自身找原因。1983年春节，我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复习考研究生。父亲就在这个春节几度中风，虽然送到了淮北市医院，但依然回天乏术，过早离开了人世。
　　

当我从学校赶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失语几天了，但见到我，还是急切地问了考试情况。突然恢复了说话功能，使我们产生了错觉，没有安排向合肥或更好的医院转。那时脑溢血的死亡率并不算高，我父亲不幸成为不算高的一部分。至今想来，依然揪心。
　　

我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奋斗，他的示范，是我们兄妹几个一直难忘的。父亲的委屈，就是50年代的政 治打击，如果不是我们兄妹后来的发展，父亲估计也就听从命运的安排，随遇而安，尽管憋屈，他也不会去抗争，不会去翻案。在父亲去世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很多“忍”字帖，当他一遍又一遍地书写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受到难以想象的煎熬。在某种程度上说，父亲的死，既是一个政 治受难者的抗争，又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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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家族往事》，老鬼等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