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悖论：“我死了，你们才能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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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沥泉
1758年5月6日，罗伯斯庇尔出生，他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领袖，一般认为，他的“恐怖专政”杀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用腥风血雨的残酷定义了大革命，摧毁了启蒙运动先贤心目中的理想国。
然而，后世不少革命者崇拜他，认为他信仰坚定、精神纯洁，对敌人铁血无情，将他作为榜样，将他的故事在历史上一遍遍的重现。
▍杀人魔王的末日
1794年，罗伯斯庇尔被他的革命政府送上了断头台。按照之前在他支持下颁布的法律，作为反革命，他无权为自己辩护，尽管他是一位优秀的律师。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正常审判，法官仅用三十分钟就宣判了他和其他21名被告的命运：死刑，当天执行，每位犯人只用了一分钟。
他尝试自杀，可子弹只打碎了他的下巴，押送他的士兵用剑柄支起他的下巴羞辱他。两边是群众潮水般的怒吼和诅咒，尤其是那些恐怖政治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不顾被碾死的危险，死死抓住囚车栏杆不肯松手，声嘶力竭地叫喊：“下地狱吧，恶棍！所有不幸的母亲和妻子将会永远诅咒你们！”
罗伯斯庇尔充耳不闻，保持了一位革命者的冷峻和威严，行刑者是刽子手桑松，一年半前，是他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四个月前，又是他处死了革命领袖丹东。
走上断头台，俯身在刀刃之下，不知罗伯斯庇尔是否会想起丹东在刑场上最后的诅咒和预言：“下一个就是你”。
似乎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复仇的渴望，桑松狠狠撕下绷带，剧痛和愤怒击溃了这个意志坚强如钢铁的男人，他像一头绝望的野兽般歇斯底里地咆哮。刀刃落下，革命广场陷入盛大的狂欢，人们久久不愿散去，仿佛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而这个时代并未结束，当夜，罗伯斯庇尔的房东太太被狂欢的暴徒绞死。
几天前，他曾希望留下遗言，但没有人肯给他纸笔，从未有一个死刑犯遭到他这样屈辱的待遇。他沉默的死去，想法成了一个谜。有人给他写了墓志铭：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他曾是反对死刑的人道主义者
这位声称“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坚定革命者，早年却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深信断头台是专制国家的产物，而专制政体的工具就是恐怖，必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正义时代的到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罗伯斯庇尔早年担任律师和法官时，据同事回忆，在一次死刑判决中：“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他的妹妹夏洛特写到：“哥哥那天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一连两天什么也不吃。”
1791年制宪议会上，他强烈要求废除死刑，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死刑是以社会对个人的谋杀。死刑完全是专制暴君滥用威力来威吓人民，“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为君主报仇。”他热爱古代民主国家，认为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代，人民不会受到国家的威胁，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才会泛滥着死刑。
一个人道主义者，是怎么一步步的成为杀人魔王的呢？
01「 悖论一：程序正义可以忽略不计」
首先，革命对敌人是不宽容的。
1789年，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监狱长洛奈被愤怒的群众处死。一周后，财政部长富隆因为宣称“穷人饿了可以去吃草”而被群众吊死在路灯上。此时，曾对暴力和死刑十分警惕和反感的罗伯斯庇尔，已陷于革命的狂喜中，他在书信中评价道：“基于人民的审判，富隆先生昨天被吊死了。”他又评价巴士底狱起义：“流了少量的血，获得了公众的自由。无疑，曾砍了几颗脑袋，但都是罪犯的脑袋。正是通过这次暴动，国民才获得了自由。”
和众多革命者一样，罗伯茨庇尔迈出了第一步：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可以牺牲部分无辜者。
但流血仅仅是刚开始。在巴黎乃至法国，群众开始发起一场场的“革命行动”，不经审判就随意处决心目中的敌人。最终，在九月大屠杀中，群众和民兵冲进监狱，杀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其中大多为普通刑事犯。
▴ 法国国旗三原色“蓝白红”，代表“自由平等博爱”
罗伯斯庇尔对此保持沉默，也许，人道思想的悲悯和人民正义的信仰正在天人交战，他领导的巴黎公社对此默认和纵容。因此，他遭到吉伦特派指控：挑起九月事件，以屠杀和恐怖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
随后，罗伯斯庇尔上台申辩，他宣称“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向同事和政敌尖锐的指出了冷酷事实：如果人民的举动是非法的，你们之前所做的算什么？摧毁巴士底狱、废黜国王、处死贵族，哪些不是非法的？从革命开始到现在的所有革命事件，有几个不是非法的？难道自由本身也是非法的么？
于是，杀戮似乎是错误的，但已是革命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是共犯，自然也无法指控。在对人民正义的绝对崇拜中，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没人可以后退，曾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就用尽全身力气的罗伯斯庇尔，已和众多革命者一样，被时代洪流吞没，变得面目全非。
这时，革命者们迈出了第二步，既然革命牺牲了无辜，那么杀害无辜者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02「 悖论二：人人都难独善其身」
对外战争的失利，让民众和革命者在恐惧和愤怒中寻找内部敌人，国王路易十六被认为是叛国者。按1791宪法，国王不能审判，于是事件的性质超出国王本身，演变成要宪法还是要革命的问题。最终，国民公会认定宪法已经失效，革命战胜了宪法，摆脱了束缚它的笼子。
较为温和的吉伦特派认为，国王是公民，要按照公民方式来依法审判。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代表的雅各宾派坚决反对，认为国王并非公民，而是革命的敌人和反动派，他需要的不是审判，甚至是否有罪也并不重要，他是君主制的象征，必须接受革命的惩罚。局势紧迫，国王必须立即处死。
最终，1793年1月21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也正式向法国宣告：法律不再能保护它的公民。
▴ 因外公出庭为国王辩护，
托克维尔的9位亲人只有4人活着走出监狱。
接下来，该死的是“不革命”的人——温和派和中间派。
从此，雅各宾派的权力不再受法律限制，可以决定谁是公民，谁是国家的敌人。公民的身份和人权不再是天赋的，而是必须融入不可质疑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得到认可。国王之死将法国人分成两类，一边是共和国公民，另一边是共和国敌人，敌人一旦被确认，需要的不是证明他们有罪和按法律如何判决，而是直接用暴力消灭。
而不愿证明自己的共和国公民的人，就是共和国的敌人。不愿对共和国的敌人下毒手的人，当然也是共和国的敌人，主持审判和国王死刑的吉伦特派，被认为温和、软弱，被革命推翻了。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中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临死前她说：“自由啊，多少罪行借着你的名义四处横行！”
对敌人的筛选，一旦开始就不会停下， 大规模的恐怖专制开始了。在罗伯斯庇尔“将恐怖进行到底”的宣言下，巴黎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人被处决。
如果说从巴士底狱到九月事件的一系列滥杀，还是由群众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完成的，革命者掌握的共和国只是迫于“政治正确”而默许了民间暴力，那么现在，国家则抛弃法律，从群众手中接过屠刀开始大杀特杀，现在杀人的是国家。
然后轮到了“不够革命”的人，不够激进，就得死。
丹东，作为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本来以激进著称，他著名的口号是“大胆，大胆，再大胆，法国就得救了。然而，他终于在血腥的现实面前退缩和悔悟了，开始主张宽容，要求“爱惜人类的血”。
于是，他所代表的温和革命派，都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当别人都疯狂时，冷静就是一种罪行。
阿克顿勋爵说，“历史上的丹东总是输给历史上的罗伯斯庇尔。”在革命洪流中，大家都在比谁更激进、更疯狂，哪个激进者只要还有底线，就会输给更激进、更没有底线的人。
谁阻挡杀害无辜者，谁就是这项事业的敌人，这是革命的终点。
然而，罗伯斯庇尔也仅仅比丹东多活了四个月。疯狂开始了就不会停下，只有顺序的先后，没有人可以例外，即使是你比别人更极端。
▍“理想国”的幻灭
罗伯斯庇尔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正如菲佛尔在《法国革命史》所说：“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对所经历的恐怖永远难以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 卢梭的“人民意志”学说，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却被革命者奉为宝典
在启蒙运动中，学者和哲人们崇拜理性，向往着一个理想国。然而在大革命的恐怖政治中，理想国幻灭了，宪法、法律、人道主义、程序正义，都在“人民意志”面前轰然倒塌，革命的结局是产生了一个不受法律制约，在激进主义和狂热主义中为了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而陷入疯狂的国家意志。罗伯斯庇尔的死亡并未改变一过程，拿破仑重新带来了君主专制，并且发起侵略战争，将欧洲战场变成了“五百万人的坟墓”。
这位大革命产生的暴君，只是革命的一个缩影，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法国社会必须让一个人为所有的恐怖政策负责。而在那场群体性的疯狂中，罗伯斯庇尔的辩护言犹在耳，有多少人能正视自己的黑暗内心，扪心自问，有谁是无辜的？悲剧又如何不再重演？
最先准确预言的人，是保守主义鼻祖：艾德蒙·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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