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18点35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享年96岁。王室官方推特账号的头像和背景已经变为黑白，以此表达对女王的哀悼：BBC标志变为黑白，并发布了女王的官方讣告。讣告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长期统治以她强烈的责任感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她的王位和她的人民的决心为标志。”
1952年2月6日，伊丽莎白继承其父乔治六世成为英国君主。
1953年6月2日，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时年27岁。
她在位70 年零127 天，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
一战之后，各国代表们还在巴黎和会上为寻找新的国际秩序焦头烂额，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却敏锐嗅到英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角色：“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英美两国对全人类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语言、法律以及民族历程，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独特基础，这种团结一致可能会极大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丘吉尔此言，看似以他的民族为中心，却并非空穴来风。回顾往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以及后来的德国，都曾一度飞速崛起，势力遍布全球，却也都迅速衰落，沦为二、三流国家。但不列颠自十六世纪开始，却一直“活力长存“：-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黄金时代，其生产、贸易、殖民扩张均居世界首位；
- 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地位虽然被美国超越，但两者的文化制度一脉相承。
英语民族相续领先世界其它国家几个世纪，是不争事实。百年后的今天，历史仍未跳出丘吉尔的判断：美国维持着全球主导地位，英语国家的教育水准、廉政程度、经济实力，均名列前茅。以世界银行数据为例，2017年全球人均GDP为1.7万，而英语国家中，美国接近6万美元，英国接近4万美元，加、澳、新均在4万美元以上。而与英美关系良好的国家与地区，发展也相对更活跃、健康，有人总结“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甚至有学者干脆称之为“傍美定律”。无法否认，英语民族，始自小小孤岛，却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明版图，一度左右人类命运和历史的走向。不论是西方的其他民族，还是东方国度，都非常值得思考。在丘吉尔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于英语民族独特的历史中。为追溯答案，丘吉尔曾耗时多年，撰写了四卷的《英语民族史》，细细描绘了英语民族文化和制度的源起、演变，以及十五世纪末，英语民族主要特征和制度成型后，如何通过开辟新航路和海外殖民，将商品、技术以及文化制度散布全球。书中，丘吉尔总结了英语民族的四大支柱：保障私产、崇尚自由、恪守法治、重视议会。
1. 保障私产。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基石，也是民众自由与尊严的根基，剥夺私有财产，就是对人肉体和精神奴役的开始。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会为了五斗米折腰，会为了填饱胃袋而舍弃尊严。只有保障民众的私产，在经济层面，努力者才会得到回报，创新才能得到鼓励，社会才会繁荣兴旺；在道德层面，民众才会有责任感和道德感，人才成为自由人。在东方，战国年间，孟子也曾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异曲同工之处。2. 崇尚自由。“英格兰人自古遵奉的原则是，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领主，战时随他出征，平时为他工作，另一方面领主则须保护他们免受强邻侵害，在法庭上给予其相应支持。”英格兰的自由人与领主，比较贴近现代意义上契约性质的雇佣关系，而非“从一而终”或“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主奴关系。这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为相似，但中国却不幸早早陷入了帝制的深渊。3. 恪守法治。法律是保障民众权利的坚盾，而非君主惩罚臣民的家法。这种观念下，法律钳制的是强权而非大众。早在12世纪，不列颠的统治者就深深意识到，国家的稳定与强大，在于将法治公正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逐渐，英国设置了王室法院、陪审团制度，并在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自此“法律高于王权”成为英国人的信条。贵族与”失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Magna Charta）至于具体法律的修订，英国人与罗马人都坚持自然法：即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当权者拍脑袋“制定”的。英国人甚至走得更远，在脱离罗马统治后的1000多年中，他们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普通法，更直接体现自然法精神。4. 重视议会。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强大到能染指一切的权力，势必会翻越红线，侵蚀财产、剥夺自由、毒化法律，唯有分权制衡，才能最终保障权利。1258年，在贵族施压下，英格兰成立了15人的议会，从国王手中“夺权”，后逐渐演化为上下两院，权力继续分散并向下流动。从此，参政的不单单是王室与贵族，更有平民。1688年，英国完成“光荣革命”，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框架瓜熟蒂落，比欧陆国度至少早了一个多世纪。不过，熟悉欧洲史的读者，难免会质疑，以上四样，非英语民族独有，却为何使英语民族一枝独秀？不列颠历史上，单极强权很罕见，势力间的相互“推搡”与磨合才是常态。权力的这种天然制衡，给私有财产、自由精神、法治原则的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空间。东方古国过早进入大一统的帝制时代，于是习惯于强调“分久必合”、“定于一尊”的逻辑。相反，不列颠历史中，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武力优势，无法完全压制其他各方。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不论是罗马人、维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底人，还是各大家族，他们的战争不管打得多么激烈，大家最终都要卸甲入座，诉诸谈判。即便凭武力令一方臣服，征服者也要表示尊敬与关照，不可欺人太甚。同时，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优点也渐渐被吸收融合。战后和平时期，国王与贵族勾心斗角，又进一步制衡了权力。贵族彼此联合，钳制王权；王权携手平民，抗衡贵族。几个世纪以来，“掰手腕”是常态，没有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势，只有英国特色的“三足鼎立”。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规则与妥协，逐渐变得比武力和“一言堂”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见尤其有趣：王权和贵族矛盾越大，国王就越向平民示好，政策也就越向平民当家的城市倾斜——尤其是经济政策。这样一来，民众们越发擅长事务自治，工商业也蒸蒸日上。此外，当一个社会难以通过权力攫取暴利的时候，民众更倾向于务实谋利，而不是削尖脑袋争当政府官员。而反观权力集中，则必结恶果。从社会运转角度而言，高度集权，导致决策中心“中风”，同时末端却“贫血”。从民族心灵角度而言，集权者及其代理人形同大家长，拒绝让公众自主自治，只强调服从。久而久之，民众逐渐丧失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能力与基本常识，变成了盼着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做主和安排的待哺“巨婴”。被绝对君权腐蚀过的如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至今其弊病仍若隐若现——一个民族的灵魂祛毒，道阻且长。英国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特殊性，造就了独特的英式个人主义，强化了契约精神，保障了阶层流动性。敏锐的学者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早早察觉到英国人与欧陆人的这种微妙差异。英国人的私产观念更加个体化，即便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财产也有明确界限。一个年轻人得不到父母的财力支持，必须早早学会离家生存，并且努力赚得自己的财产。这使英国人早早跳出人身依附的社会，进入契约精神的时代。而基于王室法庭和陪审团制度，英国人逐渐形成的普通法系。与说一不二的罗马法不同，普通法是一种“商量着来”的法律框架，法官无权判断罪否，而是交给12位陪审团好人来衡量。这保障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降低了恶法的出现可能。以上两者相辅相成，英国人努力谋生，法律上多保障、少阻碍，最终整个社会阶层流动性强，贵族与平民平起平坐，恪守同一套价值体系，双方更不觉彼此共处有何不妥，跨越阶层的通婚也是屡见不鲜。相比之下，在法兰西，财产归属有明显的团体性特征，文化制度又强调人们“各守本分”。结果，劳动力流动性差，工商业欠发达，社会阶层严重固化，平民与贵族差距日增，彼此鄙夷仇视。这种社会结构与心态，为后来大革命中的腥风血雨埋下了伏笔，也为激进主义的兴起推波助澜。在《英语民族史》中，丘吉尔坦言，这部作品是以他个人的视角，来阐释英语民族的独特地位及品性。
丘吉尔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他在英伦政坛沉浮几十载，在战场上淬火历练，更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对不同文化制度及其对民族的影响，有着深入骨髓的领悟。这一点，让他拥有与一般历史学者不同的思维与视角。作为保守主义的信徒，丘吉尔遵循“辉格史观”，相信历史中存在文明的演变逻辑，所以他对历史脉络的观察与梳理，也体现着纯正的英伦保守主义价值观。同时，丘吉尔也是一流的文学家。当年他初入政坛，靠的就是文采飞扬的战地报道。1953年，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授奖辞更将本书及作者褒奖地无以复加：“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同样作为丘吉尔代表作，《英语民族史》的文笔也无愧诺奖。因此，先知书店诚荐这部丘吉尔心血之作《英语民族史(共四卷)》，对英语民族历史与特质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键下单收藏本套装。（同时，考虑到丘吉尔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同样具备很高的收藏价值，对丘吉尔感兴趣的书友，可一并下单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