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低调。许多同级别的中国高官都住乌节路的五星级酒店，他却选择了一家三星级酒店。在新加坡的两个星期内，他坐着新加坡联络官自己驾驶的普通车子，有时甚至坐的士或步行。就在一年之前，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这位中年官员原本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现在调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工作。他抵达新加坡之后，新加坡政府派给他的联络官是经济发展局的一名司长，名叫吴博韬。十年后，1990年，吴博韬给李光耀写了个重点人物印象简报，他这么描述：“此人认真勤奋，明察秋毫，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他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政治的人物。”吴博韬之所以十年后才写这个简报，是因为这位中年人刚登上了最高位。1980年，在新加坡两个星期的考察之后，江泽民对吴博韬说：“你没把话说完，新加坡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成本都低得多，但是你们能吸引这么多外国投资，我们却做不到，到底你们秘诀是什么？”吴博韬很为难地说，关键在于外界对新加坡政治的信心，以及新加坡自身的经济生产力。他拿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报告让江泽民看。在那个时代，在一甲到三丙的评分中，新加坡被评为一甲，但当时的中国甚至不在评分表里。吴博韬说，投资新加坡安全可靠，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财富安全有保障，工人勤奋，很少出现工潮。但是，江泽民没有完全信服，于是，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报告取回中国。在去机场回国之前，江与吴在酒店房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最后，江泽民说，新加坡能够吸引外资的独特诀窍，在于“能够促销信心”。江泽民80年代初两次到过新加坡，一次1980年考察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和招商引资经验，另一次只是过境短期停留；1988年，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李光耀访问上海。但是，这几次他们两人都失之交臂，没有碰面。（1994年，李光耀在总统府接待江泽民。图源：MITA）李光耀第一次碰到江泽民是1990年10月，在北京。江泽民热情欢迎他，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江泽民还跟李光耀说，在新加坡时，他能够与街上的普通人用华语交谈，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他对当时新加坡的标语“处世待人，讲求礼貌”留下深刻印象。在晚宴上，江泽民谈话引经据典，十分生动。他回忆起自己在上海市长任上时，每天要供应200万公斤蔬菜给市民，并不容易。而中国要喂饱11亿人民，更是不易。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这么写：“我早就听过关于江泽民的报道，但在真正接触时还是感到意外，没想到会碰上这么活泼外向的领袖。”李光耀也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许多人会因为江泽民的和蔼及喜欢引经据典，而低估了他的能耐，但是，李光耀总结说，“江泽民肯定有自己强悍骁勇的一面，他的正直人格和献身精神，他要继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当时离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星期时间，克林顿与布什在竞选总统，中美关系当时并不愉快。李光耀说，如果克林顿当选，这位年轻的新总统会急于向支持者表示自己兑现竞选诺言，这可能给中美两国都带来麻烦。江泽民说，美国向海峡东岸出售战斗机和其他武器，违背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中国没把事情闹大，是为了不让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在竞选期间感到难堪。过了一年，1993年5月，两人又一次在北京见面。李光耀说，如果要削弱美国的制衡作用，中国应该把市场开放给更多欧洲的跨国公司，那么，美国跨国公司为了不落人后，必定向美国政府施压，不让美国政府轻易采取会损害到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的事。江泽民表示同意。李光耀接着说，欧美企业不愿意中国走日本的路，日本是封闭的市场，只出口不进口。李光耀的建议是，中国应该利用自身庞大的潜在市场来吸引外资，让他们在中国销售产品，绑住他们，让他们与中国“锁定共同成长的关系”。江泽民同意。他说，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只出口不进口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必须增加出口，而且还必须开放市场。他认为，中国应该向不同的国家学习，吸取他们在知识、科学和技术上的优点，也学习他们在文化经验上的强处。一年后，1994年，苏州工业园项目启动。这是新加坡、中国政府间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后来，在苏州工业园合作成功的基础上，两国又启动了天津生态城、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这么形容他与江泽民的关系：“我们两人很合得来，他爱结交朋友，我则是直接坦率。与李鹏在一起，我必须很谨慎，连半开玩笑都经常有所顾忌。而江泽民则知道我没有恶意，从不见怪。我们之间的友好默契，对处理棘手和敏感课题确实有所帮助。”李光耀说，江泽民的祖父是名医，也是诗画家和书法家。父亲是长子，叔叔17岁就参加革命，28岁就成了烈士。江泽民13岁就过继给婶婶，具有革命家庭背景。他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歌唱得好，琴也弹得好，喜欢听莫扎特和贝多芬，家里文化气息浓郁。对于他的逝去，多家媒体也纷纷报道。在11月30日的下午，新加坡的第一大报《海峡时报》也在首页显眼位置报道了这则消息——“中国前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他们也提到，江泽民主导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平稳收回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12月2日在纽约接受记者书面专访时表示，江泽民在任内坚持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历史将铭记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库恩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望历史时，将会把江泽民担任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期定为中国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时期。”库恩说，当听到江泽民逝世的消息时，自己感觉像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这源于自己用多年时间写就的江泽民传记。说实话，外国人写中国领导人的书，多数都“不太好看”。但至少有两本除外：一本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本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众所周知，当代史难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好看。傅高义把史实、叙事和评价极好地融合起来，以致于七百多页的篇幅，能一口气酣畅淋漓地读下来。
傅高义不只是给邓公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为获取第一手资料，傅高义采访了包括江泽民、李光耀在内的多位政要。这是一部比历史课本生动百倍的当代史，向我们展示出了教科书里所未提及的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细节。沈志华：傅高义能写出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写不出像他那样的。秦晖：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邓小平时代》的译者是著名学者冯克利先生，其译笔精准且朴实无华。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3，除了傅高义先生详实的写作，冯克利先生流畅又中国化的翻译功不可没。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邓小平时代》口碑极佳，所剩无几，多次断货，今天再次上架。2013年本书中文版首发，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9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识别下图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