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风雨欲来的德国
希特勒的“世界之都”构想图
什么战争能像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长，那样残酷，那样无聊和无效？但人们的狂热让这场战争合理化了。1925年，我作为刚满20岁的年轻人，却没有那种激情，有时候简直没法想象他们上一辈的心情。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只远远地经历了这场战争，没有吃到什么苦头。至于自己打过仗的人，或者是阵亡将士的儿女，他们都痛恨战争，特别认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胜利没有带给他们任何足以抵偿那样惨重的牺牲的东西。愤愤不平之气渐渐演变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情绪，而阿兰正好用哲学来提炼这种反对军国主义的心情。这种心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军队士气的低落。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 产 主 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街），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手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拔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雷蒙·阿隆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我看对了，我不仅洞见当时的情况，而且预料到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情。
德国受了经济危机的创伤，国民情绪激昂。布鲁宁当总理，依靠社会民主党，同时向右派求援，试图同希特勒谈判，希望他满足于送几个同伙进政府。仅仅谈一次话，就足够让布鲁宁总理破除自己的幻想：希特勒要的是政权，对其余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在1932年2月号的《欧洲》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先谈了德国总理秘密会见纳粹领袖的事，然后说：“有件事情是肯定的：希特勒忘不了他在1923年的失败，不会再搞一次武装政变（除非事前得到军队同意）。他最清楚不过，国家防卫军和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他那一帮人马。社会民主党求之不得想让他发动武装政变，只有这样，社民党才能得救，才能为自己辩护。等到建立起新秩序，希特勒将信守合法性的诺言。〞随后，我对中间势力和纳粹的关系做出结论，我判断希特勒是个“不错的策略家，不会为了马上分得部分权力而牺牲党的统一。他即便加入布鲁宁政府，也不会放弃行动自由，我的意思是说，不会放弃他横行无忌的权利”。
在1932年年初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我既不小瞧社民党和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没落情况，也不低估各种所谓国家党的得势，其中，希特勒的国社党人数最多，最凶狠，最可怕。我说：“首先，政权差不多己经到手，历届当政者急不可耐地与有国际主义（当然是十分温和的国际主义）嫌疑的社会民主党人达成一致，至少是表面上一致……”我列举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的不少事例：“据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的教师们说，学生起哄，斥责一个教授犯了和平主义错误，那是因为大学生都被国家意识浸透了……革命者、和平主义者已经遭到法院追究。国家社会党人成了法官。”我在那时便这样讲也许有点过火，但颇能说明一个不太能够被否认的事实：魏玛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中缺乏共和派人士，这势必使它走向“国民大联合”直至把政权的大门向所谓群众的党打开，以便对付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
兴登堡总统打发布鲁宁总理解政还乡，我不曾低估此事的严重性。我说：“兴登堡元帅是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以及资产阶级温和派选举出来当总统并抵制法西斯势力的，现在兴登堡元帅却粗暴地撵走布鲁宁总理而启用冯·巴本，以致胜利已在纳粹掌握之中……”（1932年6月“自由谈”）只此一次，我居然发了火，我说：“一帮不中用的贵族，觉得国家大计威胁到他们的家私产业，一帮将军，自以为要当拿破仑那样的角色，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拆掉了暂时抵挡纳粹冲击的最后堤坝。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特权分子，无能无用，自私自利，睁眼瞎子，已亡的社会和已逝的时代的未亡人，幸存者，竟夺取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权。这些人大有可能作法自毙，让自己释放出来的魔力把自己砸烂。到了明天，纳粹党人会不会回过头来，整治这帮浅薄愚味的反动分子？大家可以存疑，但这并非没有可能。可是，有一件事是错不了的：如果现在纳粹党人不来处决他们，日后终将处决他们……”
1932年7月，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口气不像以往那样激动，我说：“德国已经差不多没法用民主方式加以治理了。”然后我又预言：“专制政体”已经无法避免，但还不能说一定是国社党掌权。当时还有取舍抉择的余地：可以是施莱歇尔，也可以是希特勒，前者搞国家主义，后者搞国家社会主义。
1932年11月，国社党选举失败（该党丢掉200万张选票），莱昂·勃鲁姆认为这使希特勒失去了上台执政的一切希望，而我对此的评论却要含蓄得多。我说：“《柏林日报》用大字标题‘巴本和希特勒一败涂地’不错，巴本没搞出多数派，希特勒丢掉200万选票，但我们不能不说，他们尽管吃了败仗，但仍将继续控制德国。理论上，共产党得胜了但取得政权还遥遥无期，也就是说，革命还遥遥无期。”1932年11月的选举基本上没有改变局势中的主要条件。既然德国非由右派来治理不可，那么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是国家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是巴本或施莱歇尔，还是希特勒？到底鹿死谁手？难道还看不出国社党的前途吗？
从左到右：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戈林、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鲁道夫·赫斯
然而，我的文章也有几个缺点。我本来应该分析分析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这个宪法跟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不乏一些姻亲关系。直到1930年代和经济大危机，大家总把它当作议会制的东西。总理依靠议会多数的支持治理国家。他一旦失掉了议会多数的支持，便只得完全听命于总统。根据宪法某些条款，总统在必要时可以颁布政令（Notverord-nungen），跟我国的法令相仿。这么一来，总统便成了真正的行政首脑，左右国内的政治斗争。兴登堡老元帅长久以来抵制住了希特勒的种种要求。在他的心目中，希特勒不过是上一次战争中的小班长、一个危险的革命党徒。他不肯背叛保卫宪法的誓言。他的左右亲信他的儿子和冯·巴本都劝他先在春天打发布鲁宁，然后在秋天送走冯·施菜歇尔。到这时候，同国社党结成“国民联盟”己经只此一着，别无他途。照宪法办事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在总统府里，一个年迈的元帅一向信奉君主制。右边是“国家主义者”，他们深得（政府和经济部门）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再往右去，便是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是一个新型的倡导群众运动的党，它有民兵组织，民兵大部分没有武器，该党赢得了几百万张选票。如果共产党不加入保卫宪法的行列，与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魏玛共和国政府在议会便得不到多数代表的支特。1932年7月，巴本清算了普鲁士的布朗政府，拆毁了社会民主党仅存的最后一座堡垒。不管是演戏的还是看戏的，他们面前还有什么出路？要么依靠国防军，由传统的右派取得政权，一举歼灭魏玛共和国各政党与国社党（如果还有可能来这么一次大清算的话）；要么来一个所谓的“国民联盟”，把国社党包括在内，结果如何，谁也没法预测。至于在这个联盟内部谁会取得压倒性优势，那倒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已经当上总理，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在柏林你问我、我问你：1月达成妥协的意义何在？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法国大使馆跟记者们谈过一次话。其中有一个新闻老手严肃认真地说：“墨索里尼绝对不会同意这样限制自己的权力。”我不相信从1933年1月31日开始我还会犯什么盲目乐观的毛病。
我们这一帮学院派的寓公，就是不理解或者不够理解布鲁宁在经济政策上犯的错误。（我们也不理解，布鲁宁一心只想证明赔款无法缴纳，非取消不可。这一点，他倒的确做到了。）他只顾收缩通货，平衡预算。我缺乏经济学素养，怎能掌握好些部长、好些工业头头都掌握不住的东西？后来回到法国，我才添了些知识，责怪赖伐尔（Pierre Laval）只顾收缩通货而不让货币贬值，从而促成了人民阵线的胜利。
我们大家大概都犯了另一个错误：低估了希特勒。当然，我从心底里痛恨这个家伙，因为他是个反犹分子，而我是犹太人。这得算在账上，但不如想象的那么厉害。听他演说，我便毛骨悚然。他的嗓音能够叫某些人着魔，而我却一听就难受几乎听不下去。我讨厌透了他那种伧俗粗野的语言。瞧着几百万德国人欢欣鼓舞，我只是目瞪口呆。希特勒浑身杀气腾腾，真是罪恶的化身。对我来说，他就是战争。
然而，谁能想到，不到3年，他便使600万失业者重新就业。到了1934年6月，危机在长刀之夜达到顶点，连素来具备远见卓识的人都认为希特勒的寿命长不了。6月30日，大血案第二天，我的朋友埃里克·韦尔（Brie Weil）偶然对我说：墨索里尼跟希特勒不一样，希特勒是个“混蛋”，我们那时候还没看惯“元首〞那种忽而无声无臭，毫无动静，忽而活蹦乱跳，精力充沛。1934年春天，他的好些右派盟友发起愁水。他们本想靠希特勒建立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的政权：强迫英法两国给德国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让德国重整军备。他们不相信帝国能活一千岁，或许也怕帝国能够活一千岁。
1933年秋天，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叫我不太好受，尽管这篇文章已经不像前几篇那样，同我在1945年以后写文章的笔法格格不入。对于德国危机暂时的结局，我的分析还算不错。我说：“布鲁宁下台以后，国家主义的革命已经没法避免。问题不过是，谁将取得领导权，谁将从中获得好处？”接着我又写道：“体育宫和威廉大街象征着两个敌对的世界：一方面是气势汹汹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旧秩序的代表。等到体育宫的演说家被请到威康大街去，决定性的事件便发生了。1月31日晚，希特勒的拥护者手舞足蹈，列队游行。在队伍后面个是他们的领袖，另一个是纹丝不动的幽灵。这个幽灵代表古老的德国刚刚为明天的德国让开了路。”
关于冯·巴本起的作用，关于“国家主义派”所抱的幻想，今天再来谈论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当年似乎相信过，国民联合也许不一定会使希特勒称雄称霸。今天的史学家对此还有所怀疑。至少对我来说，国家主义或保守派革命跟国社党毕竟不是一码事。国社党革的是一切现代道德准则的命。1933年5月10日，我跟我的朋友戈洛·曼（Golo Mann）——戈洛·曼是托马斯·曼的儿子，今天已成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目睹了一件怪事：戈培尔命令大学生把禁书往火堆里扔。我没有描述当时的情况，但上面所说的毁灭道德准则就是指此而言。我看到的现场情景并不发生在冲锋队的巢穴里，是发生在离大学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而且场面十分寒碜，既没有人群，也没有热烈的气氛。也许有百把个穿制服的希特勒分子在听戈培尔讲话。他说：“我烧掉弗洛伊德的书（因为他夸大性的作用），托马斯·曼的书，穆齐尔（Musil）的书，还有好些作家的作品，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戈洛·曼和我都不讲话，各自沉思默想。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上一届统治阶级竟把复兴德国的使命交给这帮恶棍匪徒。焚书于菩提树大街，活像当年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里的藏书付之一炬。熊熊火焰象征着掌权者的蛮横无理。
对于这一场丑剧，我保留了原来的描写。1982年5月10日，《世界报》增版登载亚历山大·宗巴蒂叙述这件事的文章，我那时候还没有拜读。声讨预废没落的作品或“非德国”的作品，檄文是戈培尔写的，由大学生们宣读。现在我回想清楚了。我之前把大学生们的宣读和戈培尔本人的演说混在一起了。被焚书的许多作家里，我又把亭利希·曼（HeinrichMann）错记为托马斯·曼。在这些细节上面，宗巴蒂显然是对的。总的来说，关于整个场面，我仍然坚特认为自己没有记错，当时的气氛全无宏伟壮阔的味道。这跟宗巴蒂记的就不一样。
大概有不走运的作家的5万本书和一些手稿成为灰烬。书是毁于一炬了，可并不会在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里绝迹。也许，大学生们会在火焰的照耀下行进，黑夜里红光闪闪，颇为壮观，火焰熄灭时也可能好看，可惜戈洛·曼和我都没有亲历目睹。熊熊的火焰，大学生的宣读，戈培尔慷慨陈词，口若悬河，都苦在没人欣赏。柏林人没有到歌刷院门口凑热闹。我们站的地方离火堆不远，走开的时候也没有碰到很多过路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我时常听到狂热的人群咆哮呼号，而这次，这样的人群却没有来，或者是没有接到召唤。这一场火灾缺了观众，只能使我们对它的象征意义心寒齿冷，对这个寒碜无聊的场面嗤之以鼻。
1926年的柏林，一个爵士乐队在酒店舞会演出。
极权体制建立起来了。我列举这一体制运作的主要方式时力求客观，直到过火的程度。谈到仇视犹太主义，我一口气写了5页。文章写得离奇，我今天倒很想对它做一番心理分析。我自己是犹太人，要向法国读者——不管他们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谈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所以我几乎从头到尾用了旁观者的口气，而当旁观者采取介入的立场时，他会保持几乎同样的冷静。我说：“不去遣责无益的暴行，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受人招募去向德国的野蛮举动发动‘道义的’或者爱国的圣战，也不在话下。”我的亲德思想，连希特勒加上他的反犹主义也压制不住，我下意识地想作为法国人而不是作为犹太人来写这篇文章。关于残酷的暴行，关于集中营，我只间接说到。有时候，我也弄错。我说，纳粹分子要使犹太人沦为无产者，要把他们置于社会集体之外……我还没有说他们已经决计把犹太人撵出德国。我还在反复思考，还有没有可能制止纳粹分子消灭犹太部族。文章发表于1933年9月，大概写在我做客柏林的最后几天。那时候，希特勒上台已有半年。我谴责“合法的暴行”，“冷静的残酷，像集体屠杀犹太人一样令人发指”。
好几段关于仇犹的话都不中我的意。我就算不想替德国人开脱罪责，至少也想解释德国人为什么竟这样消极被动。我说：“德国人习惯于人祸，不再动情于道德声讨……”后来，历史却证明了，不再动情于道德声讨的不仅是德国人，还有叫我难堪的偏好超出常情的唯理主义。我说：“希特勒撵走犹太人使科学蒙受损失，到头来会懊悔的。”我还认识不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不会理睬这种论点的。然而，我至少还比另外许多人少犯一些错误，我敦劝犹太朋友赶快出国。他们在纳粹德国已经不可能有像样的生活。我没能预见到“最终解决方案”。谁又能在1933年就想象得到这个方案？
叫我难堪的还有一件事，即德国和法国在犹太问题上大相径庭：“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民族中存在种族问题是正常的，而在一个法国人看来却不是这样。谁接受了法国文化谁便能成为法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迪亚涅（迪亚湿是塞内加尔的照人，法国议会议员。）老说保卫‘咱们的文明’。在很多德国人，也许在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德国人，不能后来才成为德国人。”这样泛泛而论，其中也许有点儿真情，但是我不会被流行的思想意识搞糊涂。其实最叫我为难的是，勉强忍住了不去痛斥我最厌悉的现实：既想“什么都能理解”，又不肯“什么都能原谅”，而且老在两者之问摇摆不定。塞尔日·卡德律帕尼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真理的不幸》。他批评了我写的这篇文章。他责备我在1933年春天在《纽伦堡法令》以前竟用那种口气评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可是在那时候，我虽然没有预言最终解决方案，但至少还是确认第三帝国绝不会给犹太人留任何活路。我说：“国社党的居心是十分清楚的，国社党不仅要消灭犹太人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仅要禁止他们担任公职，从事自由职业，而且非得把他们变成无产者不可。”从事后来看，我把希特勒的计划解释为“犹太人的无产化”显得乐观得很天真，可是在那时候，犹太人听了己经毛骨悚然，有人还会嫌我太悲观。
S.卡德律帕尼责怪我写了一篇为犹太人辩护的“蹩脚辩护词”，还责备我写了这样的东西：“当然，犹太人不够谨慎。”今天，研究德国犹太部族的史学家，包括犹太裔史学家，例如F. 弗里德兰德，比我走得更远。他们深入探讨犹太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替罪羊，变成德国人怨恨的靶子。也许那时候的环境不允许我保持“客观”。那时候，我根本不该探讨猖狂反犹的原因。要是这样的话，每逢分析时事，就非得善恶分明，只能口诛笔伐，而不该致力于理解。可是，我自己就指出了理解的局限性。我说：“我们不必想方设法去预测，我只想帮助大家去理解。可是，有些东西，读者也许不愿意去理解……追求客观不该排斥必要的义愤。”
这个作家责怪我写的另外一些东西，今天我一定不会再写那些了。我注意到希特勒毕竟找到了“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案”。在那时候，在1933年以前，任何评论家，或者说差不多任何评论家，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观察到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因此把“团结全国”的功劳记在了希特勒头上。但是，只要读读通篇而不局限于一句两句，我的意思还是清楚明了的。我说：“通过把暴力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使用，他重新教会了德国人俯首站耳：鼓舞与愚弄、责任感与无奈混杂在一起，叫人只得屈服于命令。”下文又说：“‘主体’起死回生。”“他在椴树下蓬勃吐艳，襟佩卐字徽，堂挂新圣像，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取代了帝君的翘须。”
有一段话比较容易被挑出毛病，也许是因为我对时代风气让了步：“健康的生命力鄙视风雅与怀疑，它不应受人鄙薄与揶揄。集体的信仰往往粗犷简单，摘其谬误并非难事，历史却不偏爱讲道理的文人学士。”不错，历史并不认为爱讲道理的文人学士最有道理，而更不幸的是，至少在20世纪，集体的信仰大多十分粗暴。我是在观察，并没有赞同。到了1935年，我又写了一篇相当严厉的文章，批判日耳曼人在“希特勒万岁”的叫嚣声中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
反正从1933年起，我就再没有受希特勒和平主义宣言的愚弄了。我说：几个月来，尽管和平主义的论调甚器尘上，但是头头们并没有放弃其野心。我认为托洛茨基对纳粹政策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我有一个异议。我认为，独裁者的计划并不是那么明确。不管怎样，我们的任务十分清楚：不论我们个人的感情倾向如何，我们必须帮助（和强迫）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选择和平解决的途径。托洛茨基的文章分析了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他在和平的言辞以外看出新政权重整德国军备的决心。这一决心必然引起德国和法国的冲突。希特勒有了实力，便将公开他的野心：向东方发展。“纳粹反对同化，但不反对兼并，劣等民族被日耳曼主义压服以后，最好就此灭亡。”
我就这样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纳粹是既针对西方也针对东方的帝国主义。这位苏联红军创始人考虑到希特勒在争取英国同意德国重整军备时才如是说。我毫不怀疑“元首”的野心，但是怀疑他还没有确定实现“大战略”的每个阶段的详细计划。
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了文章以后，再也没有写文章谈论希特勒，谈论德国和国际政治。直到战争爆发前，只有三次例外。一次是在《汇编》上登过一篇。《汇编》专门登载C. 布格勒主持高师社会文献中心召开各次会议的论文。一次是讨论埃利·哈莱维发表的著作《专制的时代》，文章被刊登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面。最后一篇讨论“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的论文。
我本来把这一章的内容命名为“发现德国与发现政治”。这本来是同时发现的。我念念不忘的是和平主义、道德主义，这都是从阿兰那里接过来的。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历史观念。我说：“我们国家对德国危机的特别关心来源于……一种深刻的本能，不管是否愿意，德国的命运就是欧洲的命运。”1945年，第三帝国一垮台，我就重新提出了这种看法。我接受歌德奖（法兰克福市每三年颁发一次歌德奖。我在1979年获奖。1982年，恩斯特·荣格获奖。）的时候，拉尔夫·达朗多夫在颁奖时致贺词说：“德国是我的命运。”他这句话没有讲错。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当年初次接触德国文化的时候，我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感受。1930年春天，我一到科隆市便去钻研报刊，因为我不太听得懂施皮策教授、助教和学生讲的德语。读哲学著作还相当困难。从1930年到1931年，我在科隆度过了一个学年，在语言交流方面有了一些进步，跟人家交谈己经没有什么障碍。德国青年一代的苦恼，人与人之间的热情，都感动了我。哪怕是多多少少倾向国社党的大学生也不拒绝和我交谈。当时我在科隆和柏林接触的德国人，并不像今天所描绘的那种妖魔鬼怪。我们在莱茵河畔喝酒，或者在施普雷河边酬唱，蓦地友爱之情油然而生，江山喜色，为之改观。然而，倒不全是德国的青年就此吸引了我，而是德国的文化发挥了魅力。
最后几年，我眼看着魏玛共和国在做垂死挣扎。我在科隆向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我还约略记得房东爱谈德国败于世界各国大联盟之手。房东太太则认识几家“相当得体的”犹太人家。第二次到德国，我租的房子很糟糕，房东有时候会半夜里酪酊回家（房东太太事前倒是告诉了我的）。随后，我租了个两居室，十分舒适，只是不跟房东一起用餐。我结识的是大学生和助教，并不是房东。
我在科隆结交了一个青年大学生，名叫鲁迪·施罗德。此人蕴藉风流，令我神往。他的父亲做兩衣雨伞买卖。他和我在侨居期间，一直颇为亲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两年后，他来到巴黎，生活拮据，一直待到大战爆发。他投效了外籍军团。战后，我才从他妻子那里得知，那时候，他们夫妻俩早已离异，他到印度支那加人了胡志明阵营。有一天，我在《费加罗报》上读到多米尼克·奥克莱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党卫军上校鲁迪·施罗德》（题目里还有别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文章说鲁迪已经成了胡志明的亲信。我想方设法跟他通信，但尽属徒劳。1946年，他的父母亲向我打听他的消息，一直到1960年，我才从德国人那里听说，他在莱比锡大学任教。要是他还在东德的话，我倒很想见见他。我怀疑生活会让他变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至于他从外籍军团开了小差，脱离了西责或河内的法国统治，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说异。我凭什么去责怪他？我一直天真地相信，我们俩终能重修旧好。
在科隆寄居时，我要上课、备课、读《资本论》、与学生谈话、经常光顾网球俱乐部（我名列第二第三）、参观丰富多彩的莱茵派画院，实在剩不下什么时间去观察失业工人或贫困现象。我在柏林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国立图书馆里。但在浩劫发生的前两年，我仍然亲身体会了魏玛文化。在思想方面，我认识了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的劫后余生——法兰克福学派和卡尔·曼海姆构成了政治哲学界的两极。1945年以后，法国思想界延续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在1930年代，它们统治了德国思想界。1923年，卢卡奇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追随黑格尔的胚芽作品。到了1950年代，梅洛-庞蒂重新发现了这部作品，稀奇古怪地称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亲身经历了当时电影和戏剧的耀眼光彩。我给名导演雷纳德上法语课。我们对歌剧《三枚银币》心驰神往，《穿制服的姑娘》而动情。《布尔什维克文化》还在风行。宫堡府邸、古画展览以及克里和科·什卡的作品任凭欣赏。这是末世的气氛吗？狰狞的死神飘荡在魏玛这个没有共和人士的共和国上空，徘徊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头顶上，这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痛恨资本主义，却对纳粹不够警惕，从而不肯断然起来保卫魏玛政权。再过了几年，死神便降落在了法兰西。我们晚上时常在法国研究之家聚会。我在那儿认识了很多人：帕斯卡尔·科博和让·阿尔诺，他俩都当了文化专员或参赞，周历各大使馆；还有皮埃尔·贝尔特朗（Pierre Bertrand），后来于1943年我们在伦敦重新相会，他是《费加罗报》的特派记者，常驻伦敦一直到退休；安德烈·马尔蒂内，他学外语的才能叫我羡慕钦佩；让·勒雷，他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罗日·埃罗，当代出色的日耳曼学家；还有朗之万（Langevin）的亲戚C·萨洛蒙。
《三文钱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是一部德国音乐剧。由18世纪英国歌剧《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改编而来。贝尔托·布莱希特编剧，作曲家库特·魏尔作曲。于1928年8月31日在柏林首演。该音乐剧通过荒诞的喜剧形式，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我们都是同气相求，一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大选那天晚上，我们都安静地倾听选票报数。我们也参加大型的公共集会：我听过好几次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演说。对于我的学生和许多相知好友，我的记忆已经属于历史，除了旧事陈迹，我还能带些什么给他们？聚在体育宫向希特勒欢呼的德国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大概各个阶级都有。其中好些人从衣着容貌看来都像是富有的资产阶级。有些还像知识分子。他们都点头赞成希特勒怒骂犹太人、法国人和资本家。有一次，我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碰见一个才华出众的大学生，名叫舒尔，他一向痛恨希特勒。旗手队伍穿过会场到主席台下集合时，他不肯起立。他的周围掀起一片叫骂责令声，他昂然不动，倒也没有遭到殴打。1941年，他在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当随员，被征人伍后，阵亡于东战场。有一个外交官告诉我，他一直心口如一直言不讳。大约在1958年，或者在1959年，我在巴黎大学讲完一堂课后，有一个德国学生上来和我攀谈。原来他是舒尔的儿子。他的母亲还保存着我写给他父亲的信。我碰巧也找出了舒尔在1933年以后写给我的信。原来舒尔也像成千上万人一样，为第三帝国效过忠，落了个不该落的下场。
我经常去洪堡大厦。那是大学生聚会的地方。就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了一出戏：《克诺克》剧中的一场。我扮的就是克诺克，演得非常带劲。演戏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又从来没有当真。我就是在洪堡学院见了赫伯特·罗辛斯基，并且和各国大学生切磋交流。
1933年1月，我们还在法国研究之家寄宿包饭。对我们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反犹示威从来没有殃及我本身。我长着黄头发、蓝眼睛，不像纳粹心目中的犹太人。我的朋友苏西尼是科西嘉人，肤色较深，富有地中海风度，有时候当街遭人凌辱，我反而老是脱身事外。有一次，火车里一个女客告诉我说，我们是同道，因为她不喜欢希特勒的口号，说什么女人只能围着“教堂、厨房、孩子”转，可我是个犹太人。最使我震动的是，纳粹掌权后几个星期，人们几乎不觉得历史上发生了大事情。成百万柏林人一点儿也瞧不出有什么新东西。可兆头或迹象却不是没有：仅仅三天工夫，都城里大街小巷全都是穿制服的人。在学生会里，原先比较保守的同学忽然也穿上了制服。我瞧着倒并不觉得太稀罕。好些大学生从一开始便加入了国社党。其中有一个学生一直没有加入国社觉，甚至表示过反对，到这时候也声称要“跟着走”。他对我说，你将永远是个旁观者，一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你没有勇气参加将给历史和群众带来胜利的行动。他说得不错。不过，面对希特勒，或者面对斯大林，那就非说一个“不”字不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些人写了一些不体面的东西，干了一些不光彩的勾当。我是靠了自己的脾性，才没有上这些东西的当，而有些人却着了历史的魔，上了历史的当。
还有一件事震动了我。反对派或嫌疑分子还没有成百成千地被送进监狱或集中营，而恐怖就已经弥漫开来。纳粹掌权的半年之间，新主子当然残害了一些人。千年的帝国搞些集中营来庆贺建国典礼。而集中营里也只是关了多于六七万的共产党人、自由派人士、犹太人和盗贼匪徒，但已足够形成恐怖的气氛。可是，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人物之中，尤其犹太人之中，还有广大群众中间，已经泛滥着无处不在、横死凶终的恐惧。锒铛缧绁之灾，人人为之自危。我们呼吸的空气变了。1933年春天，库达姆大街咖啡馆露天座上风和日暖。我的犹太朋友和自由派朋友都说：“他们可抢不走春天。”
那时候，我的朋友马奈·斯佩尔伯（Manes Sperber）还在共产党内。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说，不管怎么样，他总在期待着工人党起来抵抗。不久以前，德国无产阶级还对第二国际引以为豪。至于我们这帮法国人，还有大使馆的那些人，却没有一个能想象得出老百姓会起来造反。希特勒当上总理3个月以后便是五一劳动节，工人、职员都在卐字旗下列队游行。在几个月前，就是这些人还高举红旗，结队游行，不管红旗上是镰刀铁锤，还是钢铁战线的三支箭。查科丁在他写的《强奸群众》这本书里说，这个钢铁战线还曾一度相当吃香。德国的无产阶级究竟为什么这样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几百万选民自始至终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怎么一下子都销声匿迹了？
事后探讨是不费周章的：共 产 党员奉史塔林之命，打击“社会叛徒”比打击纳粹还要紧，那么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两派力量，怎能团结起来一道搞地下斗争，一道采取武装行动？希特勒却不客气，一朝权在手，便把共 产 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律送进集中营。既然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就没能预先防止，后来又能干什么？人民大众解除了精神动员，人人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这种思潮一时充塞弥漫，势不可当。这些经典的论据本身当然说得通，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党也罢，共产党也罢，领导也罢，群众也罢，谁也没想对警察和国防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为什么不想？没有办法，没有武器。可是还有一条，社会党的选民，甚至共产党的选民，都是良民百姓，习惯敬重执政者，也就归顺了新朝。大概也有一些人，想等纳粹尝试失败后采取行动。然而，有个事实是无法动摇的，也是当时最叫我们触目惊心的：纳粹的胜利竟然获得德国全体人民的认可，尽管在国会纵火、禁绝共产党以前，大多数选民一直没有赞成过希特勒。
今天，对于这一次集体投降，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谅解了。1月31日之后，尤其是纳粹火烧国会大厦后，我就有一种气数将尽之感，觉得历史在动，短期内是势不可挡的。当然，褐色制服到处蠡动，恐怖活动盛行，危机四伏，反犹活动泛滥猖獗，胜利者趾高气扬，这一切都叫我极端厌恶。按说，仔细观察起来，革命是很少讲仁义道德的；在希特勒身上，我就嗅到了妖魔鬼怪的味道。许多德国人还存着幻想。在领导阶级、贵族、经济界的领导阶层看来，上一次大战中的一名班长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应急的办法。然而，德国人的思想状况，广大群众的情绪，可以用一句德国俚语来概括：“与其天天害怕，不如一个恐怖的结局了事。”
是不是应该说，德国人民就这样认可了反犹主义？我怀疑，骂骂犹太人就能感染德国人民，把纳粹演说家的叫嚣丑诋统统当作货真价实的东西。我在一些明事理的人嘴里听到一些说法。在当时听起来，那些话倒也不见得没有道理：“他奈何不了普天之下的犹太人……他会激怒美国人……他没法撵走搞化学物理工作的犹太人。没有他们，威廉帝国在盟国的封锁下撑不过4年。”事后看来，这些说法显得有点天真幼稚，是，谁也驳不倒它们。其实，任何旁观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那种反犹主义已经不是什么宣传手段，不是什么竞选的理论。从1942年开始，“最终解决方案”中发表的极端反犹主义的观点，竞然没有马上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怎能相信不可思议的东西！
阿隆几乎经历了20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希特勒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事件、二战爆发、欧洲联合、美苏冷战、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等。
在那时，全世界都未看清纳粹及乌托邦思想的真面目，而他已然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
在对理论、历史、社会学三个范畴的透彻思考的基础上，阿隆进入对人类行为学的分析。他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持久问题，阐明了一个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幽暗”观点，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情绪的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
可惜的是，阿隆的著作在国内比较零散，集齐非常不易。先知书店经过多方收集，集齐这套“雷蒙·阿隆作品集”：包含《论自由》《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历史讲演录》《雷蒙·阿隆回忆录》共六部作品。
阿隆汲取了欧洲文明的主要精华，并在原有的自由维度上添砖加瓦，他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洞见，直至今天依然具有超时代的先见之明。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文节选自《雷蒙·阿隆回忆录》77-91，98-104页，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转自公众号“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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