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

本文转载自“人的行为”微信公众号

编者语：

“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粗浅观察得出的现象总结，提出这些概念的观察者毫无经济学知识。造成发展中国家进入瓶颈期的，不是原有发展模式的固有后果，而恰恰是放弃了市场经济和自由国际贸易导致的。

西方必须为此负责的是，他们向落后地区输出了有害思想：干预主义、福利制度、收入平等化思想。这或许可以被称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

米塞斯认为：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问题。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私人企业和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维持，有利于将现有的资本以尽可能最好和最廉价的方式用于满足消费者最急迫的需要。

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文：米塞斯

一

海外投资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大成就。它在19世纪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李嘉图在1817年著述时，仍然断言：绝大多数有财产的人“满足于本国的低利润率，而不是将财富在国外作更有利可图的投资”。

驱使企业家和资本家进行海外投资的当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以尽可能好而低廉的方式向国内消费者供应需求最迫切的商品而获利的欲望。他们进入外国是为了间接或直接〔也就是通过三角贸易〕为本土市场提供原材料和食品，这两种商品本来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得，或只能以更高的成本才可获得。如果消费者更急需能够不需外国资源就可在本土生产的更大数量的商品而不是进口的食品和原材料，那么，进一步扩展国内生产，就比投资于海外更为有利可图。

但是，海外投资有益于接受国的程度，不亚于其有益于投资国的程度。在发展对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环境方面，吸纳投资的国家一直进展缓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尽管拥有极好的自然禀赋，但这些国家缺乏开发其潜在资源的资金。由于可利用的资本极为稀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很低，因此，工资率也很低。外国资本的流入提高了工资率，改善了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为了不公平地剥削工人而想出来的鬼点子。企业的存在和运作与道德的客观法则南辕北辙。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结束这种剥削，也就是资本国有化，即没收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财产，将他们所有的工厂、矿山与农场收归国有。这就是英国工党政府急于要做的事情，就是浸淫在真正的费边主义精神之中的伊朗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英国将其煤矿国有化是正确的，那么，伊朗将其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就不会错。如果艾德礼先生（英国工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的立场始终如一，他就会祝贺伊朗人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英国没有希望可以通过指出国有化必定造成的对伊朗人的害处而劝阻伊朗将英国人拥有的矿井、炼油厂和管道收归国有。当英国许多行业的国有化问题尚在争论中时，他们自己也不曾留意这样的“反 动分子”的言论。

根据当前的国际法，各主权国家可以任意处置境内的所有财产。外国政府可以提出外交抗议，并支持公民本人提出补偿的主张。但是，如果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无意屈服于这样的外交建议，那么，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看看诸如1917年俄国的事例和墨西哥没收石油工业的先例就够了。

外国政府可以向国际法庭申诉。但是，这个法庭的判决在实际中却是不可执行的。

如果外国政府诉诸于最后通牒，诉诸于军事干预，在联合国宪章下，这就成为明目张胆的侵略。

通晓国际法的学者和联合国的律师一定会就英国与伊朗的冲突写出很多深刻的报告与论文。然而这样的言论却是徒费纸张。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伊朗政府不是因为期望得到政治和物质上的收益而自愿地改变主意，就无法阻止它没收石油工业。很明显，英国通过军事手段不会赢得任何东西。即使英国出人意料地取胜，英国也会发现，在一家刺刀保护下的企业办公室中工作是很不舒服的。除此之外，俄国占据着伊朗更大的地盘是挥之不去的心头之忧，还有更具威胁性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

二

伊朗没收石油工业的直接后果的确相当令人悲哀。这一行动严重影响了西方列强的军事计划，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引发了根本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事件的更为深远的后果。私人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投资在数年前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了。私人投资者从经验中领悟到，海外投资事实上等同于丢弃自己的财富。的确，不是所有吸纳投资的国家都诉诸于公开地没收财产和拒偿贷款。但是许多“好”国家也有效地通过外汇管制和歧视性税负掠夺外国投资人和债权人的财富。一个美国人或瑞士人在某一国家的银行持有不能提取的存款是没用的，特别是当他注意到，其存款的购买力和对应于这个国家的货币单位之硬通货的购买力同样在越来越急剧地下跌的时候。

美国政府建议，作为海外私人投资之替代的公共投资和贷款，要么直接由政府性的〔国家或国际的〕银行提供，要么由这样的银行担保。其思想是：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应该弥补不发达国家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蓄意造成的损失。但是，伊朗的事例表明，这样的政府投资与贷款，面对掠夺的危险也是不安全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议会可以任意处置外国流入的资金，美国政府为何要将美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入这个国家？难道美国就没有别的投资机会了吗？假定国会将继续容忍以美国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补贴外国的政策，这是相当不现实的。自欺欺人毫无益处。希望广为谈论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各国利益机会均等）可以满意地替代分崩离析的国际资本市场而运作，这已经由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三

国际资本市场的解体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困境。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不发达国家受惠于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所开发的对付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现代方法。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提高，人口上升的数量相当可观。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妨碍了本来就不充分的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之扩张；有时候，这样的政策甚至直接引发资本的耗散。于是，外资的流入微不足道，人均投资资本下降。结果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与工会试图强求高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工资率，结果就是失业的增长。

由于不明了失业问题的原因，政府试图通过种种措施来消除失业，尽管这些措施完全无效，而且，其成本远远超过国库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不得不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法定货币来为之筹措经费。通货膨胀更进一步地打击了国内的储蓄和资本形成。

所有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屈不挠地谈论“工业化”和使农业生产的落后手段现代化的必要性。但是，它们的政策才是生活改善与经济进步的主要障碍。如果没有资本可用，根本就没有可能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规程。如果国内的资本形成和外资流入受到妨害，资本究竟从何而来？

大约二百年前，英格兰的情形不比今日的印度更好，甚至可能更糟。当时主流的生产体制是可悲的落后。在其框架内，没有人口增长的余地。成群结队的叫花子食不果腹。拥有土地的统治贵族不知道除贫民院、贫民习艺所和监狱之外，还可以用何种方式应付这些可怜的人。但是，接着就迎来了“工业革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即将饿毙的乞丐变成了能自食其力可养家糊口的人。资本主义逐步地改善了当时的状况，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末期，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是最高的，比以前各代的人所认为的小康水平都高得多。

如果不发达国家真诚地希望根除贫穷和改善贫苦大众的经济状况，它们必须采用“丑陋的”个人主义的政策，正是个人主义造就了西欧和美国的福祉。这些国家必须实行自由放任；它们必须废除束缚创业精神、阻碍国内资本积累与外资流入的所有障碍。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今日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背道而驰。它们不去模仿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与福利的政策，而是选择使资本积累进一步放慢下来的西方现行政策，并将重点置于它们所认为的财富与收入的更公平的分配上。先不管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政策被付诸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显然就是无意义的。当没有什么可分配时，所谓的“更公平”的再分配是完全无用的。

四

19世纪下半叶，不发达国家最机敏的爱国者开始比较本国的糟糕状况与西方的繁荣。他们不得不认识到，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战胜贫困与饥饿方面比自己的民族更胜一筹。使他们自己的民族与西方的民族一样的繁荣，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因此，他们将青年中的佼佼者送往欧洲与美国的大学去学习经济学，也就是学习提高生活水平的秘诀。印度人、非洲人和其他落后国家的人士群集于讲演厅，急切地倾听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著名教授所讲的一切。

这些教授──Marx主义的、费边主义的、凡勃伦式的、国家主义的讲席教授，全能政府与全面计划的支持者，鼓吹通货膨胀、赤字支出与没收性征税的和事佬──向学生传授的是：丑陋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政策和私人企业是降临到人类头上的最糟糕的不幸。它们使得强盗式的资本家更为富足，却使得正派人士中的大多数陷入日益严重的贫困和退化。但是幸运的是，资本主义的黑色年代即将来临。人民不会再为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和明显不公的社会秩序的邪恶卫道士之欺骗性的学说所愚弄。我们，正义与财产公有的坚决提倡者，已经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正统学者们的错误与谬论。福利国家会为每个人带来繁荣与安全。丰富和充裕的经济将代替稀缺经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将代替为利润而生产。不会再有匮乏，也就是人人可以各取所需。

这些教授们从来不曾提起──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显然荒唐──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除开提高人均资本投资之外，别无他法可以改善任何国家或整个人类的状况。相反，他们沉迷于详述凯恩斯理论的教条，也就是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种种危险。他们也从不提起这一事实，即自然──而不是资本家──使得人类的生计资源成为稀缺之物。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可以支配的无穷无尽的资金，可以使政府无限制地支出。即使到今日，他们也没有认识到，累进税已经在所有其他的国家耗尽了所谓的盈余，而且，即将耗尽美国所谓的盈余。

被灌输了这些原则之后，从西方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到他们祖国，试图一展平生所学。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为所有人造就繁荣，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应用西方的伪进步主义的规则。他们认为工业化意味着工会、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金，而贸易和商业意味着各式各样的控制。他们希望，在他们允许企业建设可被没收的工厂和企业之前，先进行国有化。他们希望在一些国家建立新的公平交易，而这些国家的穷困，正是由于它们仍不知道今日被贬斥为旧式和不公平的交易是什么。

不发达国家的所有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指责，欧洲和美国是他们自己民族落后与贫穷的原因。他们是正确的，但却是因为与他们心中所指的原因相当不同的理由。欧洲和美国并没有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困境，但它们向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灌输了妨碍取得任何改善之最严重障碍的意识形态，从而延长了困境持续的时间。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干预主义者毒化了东方人的头脑。他们应为东方人的反资本主义偏见负责，为东欧知识分子视苏联体制为Marx主义之最完美的实践时所具有的赞同心负责。

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大量出版了Marx、Lenin、Stalin著作的译文，大量出版了非Marx式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书籍。但是，只有极少数的详述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情况并批判性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纲领的教条之书籍，以这些国家的一种语言出版。毫不奇怪，读者大众认为，Marx描述的资本主义与当今美国的情况极为相符，例如，随着工业的进步，劳工日渐“沉沦”，以及“资产阶级无力保证其奴役的奴隶之生存”。毫不奇怪，他们将苏联体制看作更好的未来之模范。

我们必须理解：向不发达国家赠款是不可能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如果我们为它们提供食品以战胜饥荒，我们不过是缓解了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放弃其灾难性的农业政策的紧迫性。在过去，例如，南斯拉夫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其相当可观的过剩的谷类、猪、水果和木材寻找国外市场。今日，这个拥有在全欧洲除俄国和罗马尼亚之外最肥沃土地的国家，却正遭受严重饥荒。如果我们向穷国输送制成品或“借给”它们美元，我们事实上是在为它们的国有化交通与通讯体系及其社会主义化的矿山与加工业之赤字付账。事实是：美国正在全球补贴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即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过于慷慨的经济援助，计划经济的种种方案在无法实行之后，仍然继续存在相当之久。

使不发达国家更为繁荣昌盛的问题，不可以通过提供物质援助来解决。这是一个精神和思想问题。繁荣不仅仅是资本投资的事情，而是意识形态的事情。不发达国家最需要的是经济自由、私人企业和首创精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与维持，有利于将现有的资本以尽可能最好和最廉价的方式用于满足消费者最急迫的需要。

除开向不发达国家传播经济自由的思想，美国别无他法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其经济状况。

——写于1952年，摘自《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

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

读米塞斯的作品，从中汲取的，是一种抵御周遭世界的力量——米塞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陌生：一个被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恶性通胀、关税及贸易保护控制的世界。而他就如最后的自由骑士，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武器，捍卫对自由的信仰。

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他的《人的行为》甚至被誉为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然而，想要全面阅读米塞斯，却并不容易——《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目前先知书店亦仅有极少量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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