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太美好，但自古好物不牢坚，这个政策理念违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费和干预成性的本性。所以，当香港的领袖曾先生，上个月宣布这个让香港繁荣起来的政策已经死亡，我并不惊讶，但总令人感到哀伤。曾先生的前辈在过去半个世纪，成功抗拒了征税和干预的诱惑，那是真正难能可贵的成就。虽然，当年宗主国英国信奉社会主义，幸得郭伯伟这位英国公务员，殖民地香港才追随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政策。郭伯伟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财经事务，并于1961至71年担当香港的财政司。今年1月21日逝世的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郭伯伟政策的确带来卓越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只是一个极贫困的小岛，当时香港的国民人均产值大约是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时，香港的国民人均产值已经大致相等于前殖民地宗主国，即使其间英国也有可观的经济成长。只要让人民有空间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自由社会的生产力也可以得到彰显。香港自由社会的成功，鼓动了中国和其他国家摆脱中央指令计划经济，投向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结果，这些国家都受惠于迅速的经济增长。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命运，将取决于她继续随香港的成功道路，还是令香港向中国的政策同化。曾先生坚称，只会在“市场结构运作出现明显缺陷时”，才让政府出手干预，可是他忽略了现实上若真的出现了有任何“明显的缺陷”，市场也会在曾先生出手之前把它消弭。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缺陷”无论是明显还是不那么明显，都是由行为过当的政府政策导致的。积极不干预在过去半个世纪，使香港免于不少政府轻率干预的恶习，因而得以繁荣富足。传统的惯性，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政府的干预；政策上有所改变，香港仍可在未来的一段日子继续繁荣富庶。尽管香港会继续发展，但将不再是自由经济的一个光辉标记。郭伯伟精神带来的成就，也不会因此被忘记。无论日后香港发生甚么事情，过去五十年的香港经验，将继续指引和鼓励信仰自由经济的朋友，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荣的人士提供经济政策的典范。（原文刊于2006年10月6日《华尔街日报》）
弗里德曼表达立场时，从不绕弯子，无论是对抗凯恩斯主义，还是批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彭斯副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
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贝克尔评价他：弗里德曼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许小年在追忆弗里德曼时感慨：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告诫我们：潮流已经转变，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珍藏版，本书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也是自由思想经典中的经典，出版当年就登上了美国非虚构类作品销量榜首，常年保持全球销量过百万的记录。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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