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颖浩说
签 证 小 记
（三）
上海/黄颖浩
随着待签的长队，慢慢地蠕动，闷热的天气，忐忑的心，人人脸色凝重，个个像待宰的羔羊：就这样，我第三次踏入美国在沪的飞地——美领馆前大草坪阳台。四处虽然人多，但鸦雀无声。只有不时从签证厅内传出的争辩声、喝斥声。当然，更多的是铿锵的申诉和领事无言的拒绝伴随压抑的哭泣。我当时忽发奇想：这哪是搞去美签证啊，简直是就黄继光扑碉堡，机枪一扫，倒下一大片。
我终于进了大厅，虽说是大厅，也不过三，四十平米。放眼望去，咦，今天奇怪了！三个窗口，有二位美籍领事在莶，一男一女，都是东方面孔。那女的一定是人人闻之色变的玛莉，那男的面生。后来才知，此公是临时从美国驻沈阳领馆借来工作的。因为上海在暑期、美国各大学开学前去签证的学子人数实在太多，只能求援。我心中暗自祈祷：千万让我避开那个母夜叉。
等了约莫半小时，终于轮到我。起身，深深地吸了口气，大步走上前去。到窗口一看，谢天谢地，是那位男的东方人，一边递上材料，一边暗自庆幸。细细打量，此公长得倒也一表人材，但眉宇间充满了冷漠和漫不经心。几分钟之间，就用原珠笔在我经济担保人职业一栏重重地划了一个圆圈，说：“他的工作不足以担保你呀。”
我刚想争辩，他头也不抬地转向另一窗口，留下一头雾水的我。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就象我自己也曾亲耳听见，有一领事嚚张地喝斥一位十分时髦漂亮的女孩：“美国是我的国家，我就不莶给你。你是要去嫁人的”。 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不能去美国嫁人？！这就是八十年代去美留学大潮中的活剧。
第二次遭拒签！我不祥第一次时那样错愕、惊讶，更多的是沉重、不堪重压。
我步履沉重地走出领馆，“迭这括三面孔，肯定没签出”。围观人群中，有太多这种抖机灵之辈，确也如此。我懒得搭腔，去推自行车时被一人叫住，回头一看，是我市二外文组同事。他与我一起办理去美国留学，因为他在校不是高三骨干教师，阻力小。不象我，为了去美，几乎与校所有领导闹翻了。他告诉我，今天他签证签出了，我顿时呆若木鸡。
简单地祝贺一番后，我飞也似地骑车走了。后来这位仁兄在美待了一年，由于经受不住强大的学业和经济压力，于1990年5月自伊利诺州立大学退学回了上海，仍在市二工作到退休，此是后话。当年可是风光无限，只一次莶证，一箭中的。
这一下，我是压力山大。一路骑车，往事兜地而来。
我于1972年春季进上师大英语师资培训班，一年半学习结束分到闵行四中工作。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只能算大专学历。而我们连大专都不算。要参加全市统一同等学历考试通过后，才发了一张上海教育学院的大专文凭。天哪，我连教育学院在哪里也不知道。
后来，为了出国，我非得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行。与校领导横讲竖讲才同意让我考上师大本科班。八四年考的，我以笔试全上海第二名、听力口试全上海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但校领导硬说高三毕业班无人教，不让当年去，师大看在我的高分成绩上，答应保留一年学籍，这才是我85年去上本科的原因。
我自1981年开始，在市二中学年年把关高三毕业班。但第一次全国教师职称评定，我只被评了个初级。一共四级：初级、中级、高级和特级。这使我哑然失笑。我问领导，堂堂一个市级重点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教师竟然是一个初级教师？领导不断解释：我们学校有太多的文革前老大学生，摆不平。
我当时就萌生去意，再加上王中模的鼓励。我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上山干八路。后来在美国留学，同学中不少与我在中国有相同的、诸如此类的遭遇。
当然，市二领导中不乏欣尝我的人。失之东隅，收之桑梓。工资待遇给连跳了二级；送去疗养胜地散心安抚；结婚时给我房。我嫌烂，那就借住着，等有了好的再分配。直到86年，分给了我新华路的房子。我还是不满意，一直去吵着要全独用新房。直到我收到美国读研录取书，才急急搬入。
使我感到心境沉重的最主要原由是：我这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那时候的中国与现在大不同。搞出国留学象地下工作者。一，不能让单位知道。否则以后升职加薪分房都没你份了。二，托福，GRE考试资料没地方买，一切都在熟人中地下流传。一份听力滋带，不知拷贝转手了多少人，模糊得根本听不清。三，申请美国研究生院没有地方查。只有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出国培训部各有一套。我去上图馆查询时，这本像黄页一样的书只允许每人拿十分钟：书太少，人太多。
1987年，我曾有三个月，除了工作，每天近五、六小时专攻托福、GRE，到了废寝忘食、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地步。三更灯火五更鸡，终于在3月，5月考出了二个高分。目的是能拿丅A 助教金。我的目标并不是简单通过，这对我没难度，而是要高分。现在都成了，但签证…难道一切付之东流了？抬头望苍天，无语。
为了出国办护照，那时是要单位出证明的。单位就是卡住你。中国人就这样：你能？我就卡你。武大郎开店，高个子先拗脱。另外，市二中学二次送我去美籍教师强化班，确是栽培了我。又分了房给你，你现在要飞了？没门。
我通过同事打听到了那个徐汇区教育局长王澄海的家就住在东安四村某室。我夜晚守在他家，辟头质问：邓小平讲快出人才，多出人才。鼓励自费留学，来去自由，我为什么不能去？他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最后，在赔了四千八百元（大学本科一年一千二百元）培养费，九百元代课费（天知道为什么要代课费）后，才同意放行，办理护照。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区范围内广为人知。但现在，我居然签不出！我连死的心都有……
也许是我那位一枪中的同事的告诉，市二领导中最欣赏我的吴校长（前上海中学校长）前来劝我，＂小蒋，我们不是要你钱。我实在想你留下，别去了。一切照旧。你不满意住房，我以后一定照顾到。职称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此处她套用了列宁在1918年电影中的词。我默然无语，我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怎么办？To be, not to be……（此处套用莎士比亚，汉姆雷特的经典用词）
第二次莶证杀䦀而归，我足足在家呆了两天，长思……
除了经济担保这一弱项，盘点其他，似乎也不强。我虽有教育部发的学士学位证书一一 这是美国研究生院录取的起板证书。那张小学毕业证书是最货真价实的。足足上了六年，一天也不少。初中六七届毕业，正值文革，不发证书。高中一天也没上过。大学断断续续地上过三年半，这还包括72年到73年㡳的上海师范大学师资培训班。只有那张小学毕业证书含金量最高，九九足金，二十四K。其他都是浮云。
遭到拒签，似乎也是理由吧？打开那本煤球卡——护照的后页，倒也没有象许多遭拒签者那样，被打上：214B（等于枪毙），1Y（一年后再来），3M（三月后再来）之类的标莶。于是，我心也沉静下来，反正好坏再去签一次，不成，就安心“抓革命促生产”。
第三天，我强打起精神，去赴一朋友之约。他名叫周凯军，是立雯闰密的老公，一高干子弟。家住康平路5号，乃父是市委一南下高干。周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分院（大专）领导。此校在紫阳路口，漕溪路边。我因有一Micheal送我的英文打字机，想卖给刚成立不久的此校，换点钱，以救无米之炊。这个打字机是在个人电脑发明普及前，很新潮，先进的机子。它有记忆功能，国内少见。周看后爱不释手，无奈这种打字机照象版的色带要定期更换，而该校根本无外汇去买，只能放弃。我也理解，只能无功而返。
走出分院校门，右手边即是上海天主教徐汇大堂。那一带是我的“老革命根据地”。我居住了三年左右。徐汇大堂，我平时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那天，我无意中抬头看了一下大堂那高高的尖顶和上面的十字架，它们静静地矗立着，那样的祥和、肃穆，与世无争，静静地俯瞰着漕溪路上滚滚的红尘。
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我拼命压抑着，多少天的委曲心酸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我再也抑制不住，索性走了进去。大堂的门紧闭，我就在侧边徘徊，一下子就跪了下去，我不是教友，也不会念经，只是抑止不住的泪水……
走出铁栅小门，传达室那小老头仍然呆呆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心情宁静多了，骑车返家。在到漕溪路要左转时，我无意中回眸一望，徐汇大堂嵌花玻璃大窗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反射出道道金光，我心中灵犀一动……
余下的日子，还得天天去美领馆。路，还得自己走下去。轻易不要骑（马）上去，骑上去，就下不来了。终于到了8月17日，我记得这是一个星期三，双单日。人比平时少一点，天比平时还要热。我十分平静——平静到木然，三起三落，三进宫，走进了美领馆。
草木依旧，气氛熟悉，只是换了心情。趁还未轮到过签证厅，去厕所解手，顺便呼根香烟。一帅小伙过来接个火，顺便聊了一下。知其姓袁，名强，毕业于同济，去马里兰大学读研。当他知道我已不是莶证菜鸟时，即相约：签后互等互通，交换一下结果。並当即歃尿（血）为盟：苟富贵 ，勿相忘。后来我俩正巧又同一天飞美，又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挥泪分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终于轮排到进了大厅，袁强在我前四、五个人。还是如打排子枪，前面同侪一个个倒下，抱头鼠窜。袁强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掩饰不住的惴惴不安。我已是泥胎不怕蚊子叮了，面无表情。轮到袁强了，只十分钟，他即用手在股后给我打了个V字。我心中一动：幸运儿！今天我亲眼看见的幸运儿！袁强飞快拿起一张纸步出厅外，擦身而过时，还不忘轻声说了句“我签出了”。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今天最后一击，留下心理准备。
我从容地走上前，从窗外看进去，一位身材高瘦的男青年在看着我，一头的金黄头发，也即后来上海出国迷圈中的名人，江湖上称：黄毛。一年后，立雯、宜宜也在他手中签出，而那位副总领事科里先生则再也没亲自出现在签证厅。6月6曰那天，他其实是临时代班，可能有人休假而已；却让我阴差阳错地碰上了他，命耶？运耶？天知道……
黄毛，只瞟了我一眼，就低头认真地看我前二次签证申请的原始表。稍一沉吟，他即开始在表上飞快地写起来，就十分钟不到，他就移往另一窗口了。留下一地“鸡毛”，让中国藉助理处理，还是那位美女，只是她不一定认出我这位前时阮郎。我呆呆地问了句，“这算莶出来了，还是拒签？”美女卟哧笑了，“签出了。喏，这是七天后领签证的凭据。”我清楚地看到她收起的我那张经济担保书，什么也没变，连担保人职业一栏被用红色原珠笔划的圆圈，也赫然醒目。这，简直是黑色幽默！
我拿着凭单，机械地走出大厅，全然顾不上背后一片羡幕的目光。厅外，遇到小袁，“怎么样？”我只扬了扬手中的凭单。他一下拥住我：后会有期！就飞身奔出领馆。后来我知道，那天小袁父母亲和女朋友都在领馆外，静候佳音。他一出去，就被亲人同学围住，只差没被举起抛入空中：又一范进中举的活剧。
又饥又渴又累，我走出了领馆。真的一点兴奋都没有，说来别人不信，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从人墙中走过，满是同情、讥讽的目光。刚准备穿过马路，去对面推自行车，一声“蒋先生，你怎么样？”的招呼声。回头一看，是我85届学生赵蕾，她也在待签者中。
我回答，“签出了”。轰一下，我立即被团团围住。“朋友，啥情况？”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动弹不得，在推推搡搡、挣扎中走到车旁，直到三角花园时，还有人拉着我自行车的书包架，要谈情况。而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先坐一下，抽根烟，㖭㖭伤口……
坐在三角花园石板上，静了一会儿，理一下心绪。骑车去嘉善路上的上海特种灯泡厂——立雯单位。
（未完待续）
总编辑：骆圣宏
特邀编辑：陈劲松
实习编辑：杨涵铄
文/黄颖浩
上海人，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