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学术外译两部著作的入选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发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计600余万字，译作10余部计350余万字。结集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2007)、《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10卷(2017繁体字版)。

王向远教授

正译/缺陷翻译/误译——“译文学”译文评价的一组基本概念

（本文发表在《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年第4期，第2-6页。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译文批评既要有对与错的价值判断，也要有译文美丑优劣的审美判断，这两方面构成了对于译文质量的评价，并需要建立相关的评价尺度。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的概念，长期以来既是翻译的原则标准，也被用作译文评价用语，但使用“信达雅”只能做印象批评，而难以做语言学、翻译文学的实证批评，为此，“译文学”在概念范畴的提炼及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提出了“正译 / 缺陷翻译 /误译”这组概念，作为“译文学”的译文评价用语。其中，“正译 / 误译”是对与错的刚性判断，“缺陷翻译”指的是介于“正译”与“误译”之间的、既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的不精确、不到位的翻译。“缺陷翻译”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打破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错判断，在对错之间发现和指出译文的种种不足，使翻译研究特别是译文批评趋于模糊的精确化。

关键词：译文学；译文批评 ; 批评概念 ; 信达雅；正译 / 缺陷翻译 / 误译 

Right Translation/Deficient Translation/Wrong Translation——A Set of Concepts for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bstract：A set of evaluation criterion is indispensable in any criticism of translation product involving both judgment of right and wrong and aesthetic judgment. Yan Fu's standards for translation, namely Faithfulness, Communicability and Elegance, which have long been seen as both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criterion, can only be used to make impressionistic judgment. To make mor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 product, this set of concepts, correct translation, deficient translation and wrong translation needs to be introduced in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ficient translation” can break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translation and thus opens a space for the criticism of neither right nor wrong but inadequate translation, making translation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tend to be blurry precise.

Keywords：criticism of translation product; concepts for translation criticism; Correct translation/Deficient translation /Wrong translation;

对于“译文”，我们既要做语言学的正误判断，即译文质量的评价；又要做文化学上的风格取向的判断，即译文的文化评价；还有做文艺学上的美丑判断，即译文的审美评价。这三个层面上的评价与判断，构成了译文判断评价的完整系统。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外国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中，还是在中国的翻译研究理论与翻译研究中，对这三个层面上的判断一直缺乏明确认识和清晰划分。所以, 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把“信达雅”作为万能概念, 既拿“信达雅”做翻译的标准，也拿它做翻译批评特别是译文质量评价的概念。然而，用“信达雅”能做译文质量判断用语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及翻译理论史上，严复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精华而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一直被大部分人作为“翻译的标准”来看待，至少是在理论层面上把它作为翻译标准来看待。笔者在《翻译文学导论》一书中，认为“‘信达雅’是翻译的原则标准，而不是具体标准。原则标准是具体标准的概括和抽象 (王向远，2004: 196) 。说“信达雅”只是一个原则标准，是说它实际上并不是翻译家所明确坚持、或声称坚持的标准。一直以来，似乎也没有一个译者 (无论他多么自信) 宣称他的译文的确做到了“信达雅”的标准。严复当初说的只是“译事三难：信达雅”，是说“信达雅”是翻译中难以做到的事，而不是他自己以此为标准，更不是说他自己做到了这个标准，事实上他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史上, 大部分理论家主张将“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但却始终没有明确说清，这个标准是翻译家自我标定的，还是读者、出版者、或评论家从外部施加给翻译家的。换言之，即是“信达雅”是属于自律, 还是他律的问题。

实际上，作为翻译标准，“信达雅”只有落实在翻译家的翻译行为过程中，成为翻译家对自己的翻译行为的要求的时候，这才能成为“翻译的标准”。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标准”毕竟是由翻译家自己来把握的，而不是由他人来把握的。除非特殊情况，例如赞助人、出版商以“信达雅”三字对翻译家提出翻译标准的要求，正如经销商对生产商提出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一样。然而翻译行为较之商品生产远为复杂，即便外人提出某些标准要求，那也是原则性的，而且最终能否符合标准，也是很难说的。因而外人施加的标准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因为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受他翻译水平的制约和艺术感觉的支配，不需要别人在一旁敲打“信达雅”的警钟。

说到底，翻译的标准，就是“翻”与“译”，把该“翻”的东西翻转、转换出来，把该“译”的东西传递、传达出来，就算完成了翻译的使命。至于最后的结果 (出版的译文) 是否“信达雅”，那不是由翻译家自己来判断的。这并非翻译家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也并非翻译家不能做自我判断，而是翻译家自己判断与否几乎没有意义。译文一旦公开发表，只能由读者来判断了，而读者的判断，恐怕是秦人说秦，汉人说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严复当年的译品，他自己很谦虚，只说自己的翻译“达旨”而已，“实非正法”，只求意思“不倍本文”。但当时不少评论家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而又过了不到二十年，却有了相反的评价，如傅斯年先生1919年在《新潮》第三期上发文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肯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作者负责任。” (傅斯年，2010: 151) 这是连严复的“达旨”的“达”都给否定了。再如，林纾翻译的那些小说，在当时读文言文的读者读起来是“达”的，而今天的读者，读着用文言翻译出来的现代外国小说，恐怕更多的会觉得不达不畅。当年鲁迅、周作人说自己的翻译是“直译”，“宁信而不顺”，没有标称“信达雅”。有些翻译家即便事实上做到了“信达雅”，一般也很少声称自己做到了，因为那样就不免有高自标置、王婆卖瓜之嫌。也常见一些翻译家推崇“信达雅”，那也多是从翻译评论的角度进行的。

可见，与其说“信达雅”是翻译家标举的翻译标准，不如说是评论者、读者的评论用语似乎更为恰当。综观严复以来的中国翻译批评史，“信达雅”事实上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译文批评用语了。也许有人不同意用“信达雅”三字经做翻译的原则，但不会有人否认，“信达雅”已经成为译文读者下意识的译文批评与价值判断用语。当一个翻译家的译文发表之后，若读者对译文做出批评或评价，往往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援用“信达雅”。事实上，在中国现代翻译批评史上，“信达雅”更多的是被作为批评用语来使用的。换言之，“信达雅”一旦用在译文批评中，就已经不再是“翻译标准”的范畴，而是带有明确判断指向的“译文批评”范畴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信达雅”作为译文批评的一组概念，实际运用的时候往往是印象式的、描述性的判断，而不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精准的、具体的判断。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也就是说，用“信达雅”做译文批评，是译文阅读欣赏过程中最直观的、感受性的判断，而不是一种精确、科学的判断。

倘若要拿“信达雅”来做精确的、科学的判断，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请看翻译批评家袁锦翔先生的一个批评实例。他曾用“信达雅”作为批评用语，就林纾翻译的《贼史》中一段译文做了评价：

回过头来看看《贼史》译段。在笔者看来, 此译有失误。“信”只能给75分 (仍在翻译合格线上) 。至于“达”, 因其通顺畅达非同寻常, 可给98分。此译创造性地再现了原作的幽默感, 甚至超过了原作。但还不是无限扩大的创作, “雅”也可评98分。三项总和是271分, 平均90.3分, 仍属优等水平。 (袁锦翔, 1990: 71)

这段话很有意思。作者把“信达雅”分成了三部分，而且分别给出了具体分数。这样的操作方式是否可行又当别论，但它起码说明了，“信达雅”实际上是一个很印象性的评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印象评价太“印象”、缺乏精确性，对林纾的这段译文，到底是“信”还是“不信”的，信到什么程度，不信到什么程度，只用一个“信”或“不信”无法做出评价。同样的，“达”、“雅”也是如此。即便说“很达”、“很雅”，也只是一个印象性的、模糊性的评价，于是只好在“信达雅”之后，再加上很精确的分数加以表示。但是，即便在后头加上了具体的、貌似精确的分数，实际上也仍然是印象性的表达，虽然这个印象是建立在对译文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一旦要对译文做总体“信达雅”的评价的时候，仍免不了印象化的描述，因为“信达雅”不适用于对个别字句的评价。对个别字句只能做对与错的语言学上的实证判断，而至于“达”与“雅”，本身不能单指某一字句，一定要联系上下文，即联系语篇，乃至全文，才能下结论。

在“信达雅”三个方面，要判断译文“信”还是“不信”，是需要拿原文作依据的。而除非特殊需要，普通读者不会一手拿着原文、一手拿着译文加以对读，而是首先从译文的“达”还是“不达”，来感知“信”还是“不信”。鲁迅那个“宁信而不顺”的时代过去了，在翻译艺术和翻译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的今天，不达的译文往往不合逻辑，会令读者莫名其妙，于是读者会由译文的达不达，基本可以判断它信不信。“不达”的译文，很少是可信的。除非现代派诗歌等特殊文体，大部分原文是有逻辑的，是通达的，而译文却“不达”，那就有足够理由怀疑译者译错了。但这种怀疑仍然是印象式的。对于“雅”也是一样，一般读者从译文感知“雅”，会有种种的不同。因为读者对“雅”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雅”的判断更容易走向主观的、印象式的判断。

归根到底，信不信、达不达、雅不雅，还得做语言学上的具体细致的“正译/缺陷翻译/误译”的判断之后，才能得以确认。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拈出“正译/缺陷翻译/误译”这一组概念。

如上所说，除了万能的“信达雅”之外，关于译文质量评价的特殊概念一直严重缺位。人们常说的“误译”或“错译”，因为没有与之配对的相关概念，也没有在概念的意义上加以限定和界定, 故而只能作为一般描述性词语加以使用。鉴于此，笔者在已有的“误译”一词的基础上，配制了“正译/缺陷翻译/误译”这组概念。其中，“正译”与“误译”是两极，“缺陷翻译”是介于“正译-误译”之间既不完全错误、也不完美的状态。

“正译”一词，意即“正确之翻译”。这个词可见于在北朝末年至隋朝初期的僧人彦琮的翻译论文《辩正论》中。彦琮提出了翻译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七条是“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意思是要懂得梵语，能够熟练地 (“闲”，娴也，熟悉) 正确翻译 (正译) ，对印度佛教方面的学问不能懈怠 (转自罗新璋陈应年，2009: 63) 。这里使用了“正译”一词。但这个词此前在翻译理论中很不受重视，一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这也许是因为在翻译中，“正译”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是不需要多说的。因此“正译”这个词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从翻译理论建设及译文批评概念整备的角度看，必须有一套对立统一、阴阳互补的对峙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才具有完整性和科学性。有“误译”或“错译”的概念，就必须有“正译”的概念。而对于“正译”，特别是“正译”中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佳译、名译、创译，要采用译文佳作赏析的方法，从文学修辞、文艺美学等不同角度，指出其中的优点、美点、亮点, 探讨、发掘佳译、创译形成的机制，以作翻译之楷模。

在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及概念体系中，与“正译”相对的、相当于“误译”的概念，有“不达”、“乖本”、“失本”、“失实”等。如，关于“不达”，道安的《大十二门经序》中有：“然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促寻之，时有不达。” (转自许明，2002: 34) ；关于“失旨”，道安的《比丘大戒序》有：“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义。” (转自许明，2002: 40) ；关于“乖本”，道安的《比丘大戒序》有：“一言乖本, 有逐无赦。” (转自许明，2002: 40) ；关于“失本”，道安在《摩诃钵罗若菠萝蜜经抄序》中，提出了翻译理论史上著名的“五失本”之说，说的是五种情况下梵译汉所出现的不能正确传达原文的情况，也就是无法做到“得本” (转自许明，2002: 24) 。“得本”也就相当于“正译”。道安的“失本”与现代的“误译”概念大体一致，但比“误译”的外延要小，是指明知“失本”而又迫不得已“失本”的情况。

在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的翻译理论中，“误译”是一种应该努力避免的负面情况。翻译家一旦出现“误译”，被人指出“误译”，便会感到羞耻羞愧。但到了近年来的“文化翻译”及“译介学”的理论体系中，“误译”却得到了正面的肯定与评价。这是由“译介学”及“文化翻译”的立场所决定的，他们不立足于“译文”，不关心翻译本身，而专注于译文的文化效果，专注于译文的阅读流转过程，立足于译文的中介、媒介作用，着眼于翻译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创造性误解的独特功能。从这个立场看，在翻译文化史上，“误译”有时反而比“正译”更有可观之处，更有意思也更有说头。于是“误译”就被视为“创造性叛逆”的主要表现形式。

但是，“译文学”的立场与之不同，它首先关注的不是译文的流通环节，而是翻译活动本身、译作的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在译文评价的时候，需要涉及“正译/ 缺陷翻译/ 误译”这一组批评概念，运用这组概念，判断某译文是否“正译”，何处“误译”，何以出现“误译”，何处是“缺陷翻译”，缺陷何在。若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做比附，似乎可以说，“译文学”及“文化翻译”立场上的翻译批评，大体相当于市场调研报告，说出那种产品如何被消费、消费者如何评价，关注的是市场的接受度，并以此来判断译文的价值。只要被接受，质量低劣的产品也可以给予正面的评价。与此不同，“译文学”的译文批评，则类似于产品的检验报告，它以产品的质量本身为中心，指出何种产品是优良的，何种产品是低劣的，何种产品是有缺陷的。这也并非不考虑市场的接受，而是意欲让市场接受高质量的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在译文质量评价的概念中，“正译/误译”的二元对立概念还是不完善的，因此，笔者提出“正译/缺陷翻译/误译”三位一体的概念。在实际的译文质量批评与评价中，我们会发现，译文质量问题并非除了“误译”就是“正译”，或者除了“正译”就是“误译”。在“正译”与“误译”之间，还有虽不完美、虽不完善，还说得过去，但又存在缺陷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比“误译”要多得多，而且，若不是彻头彻尾的误译，那实际上就属于“缺陷翻译”，若不是完美无缺的翻译，那就是有缺陷的“缺陷翻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翻译也很少有完美无缺的。因此，译文批评不仅仅是要褒扬“正译”、指出“误译”，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可取之处、但未臻完美的译文加以指陈和分析。这样一来，“缺陷翻译”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就显得特别必要、特别重要了。

“缺陷翻译”一词，我国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界，迄今为止一直未见使用，更没有成为一个批评概念。在这方面，日本翻译批评界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在日本，“缺陷翻译” (日文写作「欠陷翻訳」) 早就作为概念使用了。据当代日本翻译批评家别宫贞德 (1985: 108) 在《翻译与批评》一书中介绍，日本的《翻译的世界》杂志从1978年以后的六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开设《缺陷翻译时评》栏目，刊载了一系列对“缺陷翻译”加以分析指陈的评论文章。但是，另一方面，别宫贞德对“缺陷翻译”的界定，却也令我们不敢苟同。他认为，就日英对译而言，“所谓缺陷翻译，就是对英文的解释有明显错误的翻译，日文的表达有明显不自然、不可理解之处的翻译。”这实际上就把“缺陷翻译”等同于“误译”了，所以笔者不敢苟同。但别宫贞德的“缺陷翻译”定义的可取之处，就是它兼顾了原文理解与译文表达两个方面的缺陷。一面是在外文的翻译理解上有明显错误，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误译”，而另一方面在日文的表达 (即译文) 不自然、不可解，虽难说是“误译”，但也算是“缺陷”。这种情况，如果指的是同一作品、同一段原文与译文，那么，外文理解不正确，译文表达肯定也就不正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如果指的不是同一作品、同一段原文与译文，亦即译文与原文是不同体的，那么有时候原文理解错了，译文却似乎很通畅可解；反过来说，原文理解对了，译文却不太流畅。无论是哪种情形，都是“缺陷翻译”，未必两种情形都同时出现，才算是“缺陷翻译”。在别宫贞德的理解和界定中，“缺陷翻译”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包含着误译、也包含着一无可取的所谓“恶译”。但是，我们所说的“缺陷翻译”却是介乎于“正译”与“误译”之间的一个概念，是指既没有达到“正译”，也没有完全“误译”的中间状态，换言之，“正译/缺陷翻译/误译”是三个并列的批评概念。

已经有批评家意识到在翻译质量评价中，往往不是简单的“误译”的判断问题，例如马红军先生 (2000: 4) 在《翻译批评散论》一书的“前言”中说：“本书并不涉及简单的误译，除非它有助于说明某一问题。”从他分析的上百个有争议的典型译例中，可以看出大都不是“简单的误译”，而是有着缺陷的“缺陷翻译”。虽然作者没有使用“缺陷翻译”这个概念，但他已经意识到，指出翻译中的“缺陷翻译”，比起指出“简单的错译”，相对要容易些；如果说对“误译”是要发现它哪里有误，如何失误，那么，对“缺陷翻译”的判断，就不仅是正误的判断，而且是审美的判断，对“缺陷翻译”的判断，不仅有原文的标准，还要有不同的译文之间的比照。需要在比较中对不同译文的优劣得失进行细致分析，并找出消除缺陷的译案。因而可以说，“缺陷翻译”批评是更精致、更复杂的批评活动。

有了“缺陷翻译”这个概念的介入，我们在译文批评的实践中，就会打破“正译”与“误译”的二元论，而在“正译”与“误译”的中间地带，发现译文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缺陷，例如，既有原文理解上的缺陷，也有译文传达上的缺陷；既有不到位的翻译，也有过度的翻译。我们需要分析这些“缺陷翻译”形成的原因，而达到弥补缺陷、不断优化翻译的目的。

总之，“正译/缺陷翻译/误译”，作为译文质量评价与批评的基本概念，可以矫正一直以来“信达雅”的印象批评的局限，可以改变一直以来译文质量评价概念长期缺位的局面。特别是“缺陷翻译”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打破“正译/误译”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使译文批评更加关注那些介于“正译”和“误译”之间的复杂的“缺陷翻译”现象，不仅关注语言学上的正误评价，更关注文艺学的、美学层面上的判断与评价，使翻译研究特别是译文批评趋于模糊的精确化，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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