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 走向多元取向的世界主义——以文学为视角反思近百年普遍主义的合法性
【作者简介】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博士后基金前往乌德勒支大学从事研究。199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兼创始导师。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外国语言文学系，为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创始导师。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2年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此外，还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组评审专家和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学与艺术组评审专家等。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精深，除出版两部英文专著和十多部中文专著以及近450余篇中文论文外，还在三十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近100篇，部分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韩文、德文、塞尔维亚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宁教授在美国人文中心发表演讲
走向多元取向的世界主义——以文学为视角反思近百年普遍主义的合法性
（本文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75-82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摘 要：尽管中国并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太大的灾难，但我们仍应对当时风行的普遍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当我们谈论普遍主义时，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同样重要的现代性这个课题，尤其是中国语境下出现的现代性。诚然，现代性代表的是所有世人的良好愿望和巨大利益，但是由于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条件，因而它也表现为不同的模式。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它一方面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又解构了所谓的“单一现代性”或“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的神话。世界主义也是这样，尽管它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着与之平行的因素。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考虑到世界主义的多元发展方向。
关键词：一战；普遍主义；现代性；世界主义；多元取向；
Toward the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of Cosmpolitanism
Abstract: Although China did not suffer from huge disasters as those countries involved inthe World War One, we should still reflect on or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universalism prevailing at the time. When we speak of universalism, we immediately think of modernity, another equally important topic, especially the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No doubt modernity represents the good wish and great interests of mankind, but due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odernity manifests itselfin different modes. The paper tries to prove that modernity in China manifests itselfas a sort of alternative one, which has on the one hand contributed to the grand narra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deconstructed the myth of “singular modernity” or “universalist” modernity. The same is true of cosmopolitanism. Although cosmopolitanism is chiefly a “translated” western concept, there are some parallel elements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era of globalization,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its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Keywords: the World War One; universalism; modernity; cosmopolitanisms;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2014年，在世界上的许多地，人们都在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紧接着这一时刻，我们进入了2015年，我们又开始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隆重地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呢？因为这两个历史事件有很多值得我们纪念的东西：它们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和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在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或文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合法性问题，或者说在当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普遍主义。当我们谈论普遍主义时，我们立即会想到同样重要的现代性这个课题，尤其是中国语境下出现的现代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代表的是所有世人的良好愿望和巨大利益。但是由于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条件，因而它也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在本文中，笔者在反思一战所导致的普遍主义危机的同时，以中国为例说明现代性是如何从西方引进的，它又是如何按照中国特定的国情而被重新调整和建构的，因而它的发展就是不平衡的。笔者所要证明的是，既然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那么它对我们就有着双重意义：它一方面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又解构了所谓的“单一现代性”或“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的神话。世界主义也是这样，尽管它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着与之平行的世界主义因素。因此考虑到当今世界主义的多元发展方向，笔者也将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建构。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两大帝国—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争斗的一个直接后果，两大帝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最终于1914年导致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卷入这一全世界范围的大战中，已给卷入大战的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同时也破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些均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客观公正描述和讨论。文学家对这两次世界大战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一些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毫无疑问，大战的创伤给人们留下的深刻记忆后来在相当一批世界级作家的作品中得到栩栩如生的描写：诸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1926)、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1920)以及T. S.艾略特的《荒原》(1922)等。在这些作品中，这些作家或者直接地描写了战争带给人民生活的灾难以及在人们的心灵和记忆中留下的巨大创伤，或者间接地描写了战后出现的属于所谓“迷惘的一代”的人物，试图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来反映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和后果。如果说，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写在海明威那里只是间接的，那么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描写则是直接的。在他的不朽巨著《丧钟为谁而鸣》中，海明威一改早先的和平主义论调，把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入侵的战争视为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却能唤起更多的人投入反对法西斯的新的斗争中。当然，这些历史事件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在我们眼前，它只能以某种寓言或审美的方式得到象征性的再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读到有关这场战争及其后果的不同描写的原因所在。可以说，上述这些文学作品通过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描写给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警醒人们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决不能重演，只有记住战争并反对新的战争，世界人民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以美国为例，在那战争的岁月里，许多年轻人受到当时的威尔逊政府所鼓吹的所谓“正义、光荣和爱国主义”的激励奔赴战场，结果看到的只是无数无辜的士兵和平民百姓的惨遭屠杀。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但我们仍应当牢牢地记住，绝不存在所谓普世公认的价值和发展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们都应该依照自己的发展模式去发展自己，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现代化。反之，不顾具体国家的国情，硬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别人，就会导致新的冲突乃至战争。
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来重新审视一战带来的后果，因为它确实留给我们许多正反两方而的经验和教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英帝国由于其众多殖民地的先后宣告独立而实力大大地削弱，而德意志帝国虽然惨遭失败，但战后却由于纳粹的上台而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具有侵略性，终于在二十多年后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人民又遭受更加巨大的灾难。这一历史的教训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
作为研究战争和战争文学的学者，我们经常问自己：既然每个国家在与别国开战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那么我们能找到一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普遍承认的正义吗？当我们试图为自己谋取利益时是否也会为他人着想呢？即使是现代性这一宏大的计划在不同的国家的实施也显示出了不同的特色，因而我们既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应该尊重他人，学习别人的长处。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主义思潮也许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这种愿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希望和谐相处，共同憧’憬美好的未来，这种善良的愿望无疑应该得到肯定。但是关于世界主义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仍有着很大的分歧，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本文后半部分还要略加阐述。
如果我们说两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诸多颇有价值的遗产的话，那么笔者在此要说的便是，中国在遭受战乱，尤其是二战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因而也间接地受益于这两次大战:一战中，由于中国远离欧洲主战场，国内的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现代科学技术以及民主的理念从西方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逐步朝着统一和民主的方向发展。紧接着一战的结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从而使得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在文化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为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白话文这种现代的表达形式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距离世界文学主流更近了。在西方的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逐步形成了自己新的传统：它一方面可以与自己的古代文学传统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又可以与当时占主流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对话，为新世纪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再度兴盛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些都是中国向现代性国家转型的必要条件。而在二战中，中国虽然深深地卷入了战争，但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自身。今天我们早己远离战争，但是却能从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读到关于战争的不同故事：有些令人毛骨惊然，有些却可歌可泣，尤其是那些讴歌英雄人物忘我牺牲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更是令人难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当我们纪念一战爆发百年时，我们实际上也在回忆这段痛苦的历史，并憧憬光明的未来。这也许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隆重纪念一战爆发百年并反思普遍主义危机的原因所在。通过对过去的回忆至少可以警醒我们，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远离战争，但远离战争并不意味着忘记战争。
普遍主义的现代性
还是另类的现代性？
一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先后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才能以其强大的实力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新战争。中国也是如此，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大国的国土上，还一度有着帝国主义列强建立的诸多租界和殖民地。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和繁荣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活跃在现代性大计的第一线，他们乘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启动了大规模的翻译工程，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民主和文化思想译介到中国，其目的正是为了向所有的发达国家学习，以便将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今天，在纪念一战百年时，我们中国人文学者主要关心的是现代性如何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的，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的实践又是如何发生变异的，它何以在那些非西方国家出现不同的变体形式的。尽管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这些术语在西方语境中早己不再新鲜，但它们仍然是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有着巨大吸引力的课题。
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热情翻译和接受西方文学以及文化理论的情形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在西方却鲜为学者所知，更逞论普通读者大众了。在谈到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时，人们往往会想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译介或引入中国的。当然，这一断言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在清末己经有了一些滋生现代性科学和文化的土壤，而产生自西方的现代性通过翻译的中介进入中国则与这些本土的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确实，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深受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它们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试图以其自身的实践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主流进行对话。这也正是为什么鲁迅这位中国文学和文化巨人始终站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现代性的前列并且呼唤“拿来主义”的原因所在，他号召人们将一切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代性和社会变革有用的东西统统拿过来，为我所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传统是在西方和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在探讨国际性的现代性和世界文学时，人们无法回避这一客观存在，因为确实，中国现代文学广泛地参与了国际现代性在中国的变异和“本土化”实践，因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便出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的变体。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解构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同时也为全球范围内多元现代性的形成提供了中国的模式和经验。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因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文学曾经有过辉煌的传统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此时的这种“边缘化”地位显然是很不正常的。因此学者们感到，为了恢复过去的辉煌以便从边缘步入中心，中国文学必须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现代性或西方文学艺术相认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学者强烈地主张大而积地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的原因所在，同时，他们也认为，对这一实践进行文化和学术反思是使中国走出孤立一隅的最佳途径。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现代性在中国学界一直是一个广为人们讨论甚至辩论的理论话题，学者们特别关注它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方而，哈贝马斯、利奥塔、鲍德里亚和詹姆逊这些西方思想家或理论家及其教义频繁地被引证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理论教义在解释西方的现象时也许可以算作普遍公认的真理，但是在用他们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状时，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教义并非总是正确和有效的，要想取得必要的效果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乃至重构。由于詹姆逊与中国学界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现代性所做的描述或批判在中国最有影响，并且引起的争议也最大，笔者将在这一部分略微讨论他的“单一现代性”模式。
在《单一现代性：当下的本体论》(2002)中，詹姆逊试图建构并批判主要存在于西方语境中的“单一现代性”，但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却己经把这一貌似宏大的叙事消解了。[1]确实，当詹姆逊在中国访问并为他的这本书做宣传推广时，对他的这个论点进一步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但由于翻译的不畅或人们对他的观点的误读等原因，他的推广反而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争议。[2]在笔者看来，实际上，他并不试图扩展他对现代性的使用，而倒是企图将其限制在“其审美范畴，或使之适应，这必然将其定位在当前工作的一种经验，而不管它的历史源头如何。”[3]这样，他便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在后现代时代重新更新的“叙述范畴”，而非一种理论“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范畴并非一定有着“专一的”意思，它可以因时因地做出一些调整，用于描述一些独特的现象，而非对之做出硬性规定。也即它可以根据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具体情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尤其是用于解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复杂情况时就更是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调整。
在这方而，詹姆逊显然受到利奥塔的启迪，因为利奥塔始终认为，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而且“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成为现代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能被理解为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而恰恰应该是其起始阶段，这种状态应是长久存在的。”[4]显然，利奥塔试图激活行将衰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赋予它在当下一种新的持续的生命。因而很清楚，利奥塔在建构一种无所不包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时，实际上己经消解了其固定的含义，并且破除了它的狭隘领地。詹姆逊这位熟谙辩证法的理论大师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著作的序中这样写道：
现代性概念的复苏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一般说来，在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早先的那种前计算机时代的重工业)、后现代主义以及“自然的被强奸”(rape of nature)均受到怀疑的情形下，你仍然可以提议，所谓的欠发达国家也许也企望那种简单的“现代性”本身。[5]
按照詹姆逊的看法，现代性的存在应当取决于不同的情境，尤其是在那些现代的因素与前现代因素相混杂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以及有着诸多后现代因素的新近发达的地区，例如近十多年内新兴崛起的金砖国家，这种情形就更是明显。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在考察中国的现代性时认为，使得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为“经济突飞猛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确实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个奇迹”。[6]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新崛起的国家必定有着自己独特的现代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既然现代性在不同的时空中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现代性”，对它的表述有时就应该用复数的形式。[7]在中文中，由于无法用复数形式加以表达，我们便用“现代性的不同形式”这一表达法来说明，也即它不比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多种不同的形式。所谓“中国的模式”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或“中国化”的现代性。
现在笔者集中讨论当代中国的案例。显然，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讨论的现代性己经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鲁迅写作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鼓吹的那种现代性，那时中国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要使自己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以便能尽快地赶上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于是他们便参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形式的现代性的发展状况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模式，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性在中国是一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理论概念，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和学术话语的建构，它进入中国后发生了变形并经历了不断的建构和重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今天谈论全球现代性时，我们实际上在讨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为全球现代性在其旅行的过程中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本土化。[8]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的另类现代性便融入了全球现代性的宏大话语体系中，但同时又显示出其鲜明的本土特征。它的独特模式既是对全球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这种所谓的“单一现代性”神话的消解。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现代性是确实存在的，它是全球现代性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那么这种另类现代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中国的现代性特征体现在既具有向心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离心性。与后现代性的碎片状态相比，现代性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它具有鲜明的中心化特征，也即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现代性。但是既然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那么它就应当能够从中心向边缘运动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地带发挥作用。因此它就同时具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特征，或者说同时具有领地化(territorializing)和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ing)特征，这样便最终使得单一的中心裂变为多元的中心。
其次，中国的现代性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后现代的，有时甚至带有前现代的特征，这与中国的独特国情不无关系。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着最多的人口，那么它本身的发展也就是不平衡的。中国因此便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另一些沿海城市，后现代的征兆十分明显，因而人们甚至觉得这些城市就好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但是内陆的许多中等城市则依然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这一点既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既具有建构性同时又具有解构性。既然中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现代性的驻足是十分贫瘩的，那么它就仍然处于建构之中。但是另一方而，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却证明，当今世界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现代性”，除非它解构了时空的局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现代性实践消解了单一现代性的专制的宏大话语，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出现在世界的东方铺平了道路。这种另类现代性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与经过重构的新儒学教义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反过来又对全球现代性的宏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话语做出了较大的理论贡献。
第四，中国的现代性既是全球的又是本土的，或者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现代性。确实，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国迅速发展，进而成为世界上极少数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如果不驻足在特定的(中国)文化土壤里就无法实现。就经济规律而言，中国融入了全球化，就应当遵守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各项法规，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它又有着自己牢固的独特的传统和国情，这样，一种“全球本土化”的现代性的实践出现在中国既是可能的，同时也被证明是有效的。
有鉴于此，我们大概不难得出暂时的结论：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都应该根据特定的条件和不同的实践而重新调整，如果它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践的话就必须被“语境化”。现代性在中国的有效实践就证明了这种“全球本土化”模式的正当性，而那种所谓的“单一现代性”的神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样，现在在国际学界热烈讨论的世界主义也是这样，关于这一点笔者下而将着重讨论。
走向一种多元取向的世界主义
在人们的记忆中，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是一个十分新鲜的话题，但它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再度兴起则有其必然的规律。在纪念一战爆发百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得不想起曾在那时一度风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普遍主义也一度广为人们谈论。直到一战的爆发才使得这种普遍主义陷入难以解释的危机之中。后来，由于民族独立思潮的风起云涌，世界主义大潮逐渐消退，因为它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不相适宜。它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一些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中也曾出现过一种世界主义的倾向，诸如李大钊、蔡元培、郑振铎以及巴金这些政治和文化名人都或多或少地介入过这一运动。甚至连孙中山也曾受到世界主义思潮的吸引，但是他很快便冷静下来，认为当时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并非是什么世界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首先应该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9]但是孙中山也没有完全否认世界主义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容，而是认为，将来中国变得富强了，也就有资格谈论世界主义了。[10]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主义的潮流在当时很快便销声匿迹了。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再度兴起则成为一个广为人们讨论和辩论的理论概念，这显然与当下的世界格局以及中国所处的地位不无关系。试想，当一个自身处于贫穷和战乱中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世界主义呢？也和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以及全球化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概念一样，世界主义在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它率先于 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西方学界，但它却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或者说“前历史”，在对当今语境下的世界主义之意义作一反思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源头和演变。
世界主义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其历史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见到一些与世界主义相平行的思想，例如中国人的天下观和大同世界的理想等就具有世界主义的因子。[11]但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是作为一个引进的西方概念的世界主义，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它的伦理色彩十分浓厚，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所在。世界主义试图告诉我们，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所有的人，无论属于哪个种族或民族，都属于一个大的单一的社群，也即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类似宏大叙事的描述与当前的全球化理论话语密切相关，因为按照这一话语概念，人类共同分享一种超越于单个民族/国家之上的基本伦理和权利。我们应该培育这样一种社群从而代表人类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仍然要讨论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所表明的，今天的世界主义概念用于不同的场合却有着不同的意思。确实，就其基本的意思来看，世界主义指的是作为一种整体的世界而非单一的地方或社群，[12]但是另一方而，世界主义也试图表明，抱有这种理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会感到十分舒适自在，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一样。这就表明了世界主义的包容性特征：不同的人在一起无须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习惯，照样可以相处得和谐融洽。总之，世界主义主要是指人的一种偏好和容忍度。因此这种超越民族一国家疆界的世界主义便与另一些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概念，例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有着某种形式的对立，但这种对立也并非绝对，有时这二者也可以协调共存。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在三个层而上讨论世界主义：哲学的层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层而以及文化和文学的层而。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如同现代性的多种形式一样，也不存在所谓单一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多元主义的产物。
哲学维度的世界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第欧根尼(Diogenes, 412-323 BCE)，他是从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个特定城邦的第一个西方哲学家。他曾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从此，“世界公民”便成了信奉世界主义的人们所共同信奉并孜孜以求的理想。同样，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类的忠诚并不一定要将自己局限于对某个单一的民族一国家的忠诚。他们所追求的并非是特定的民族一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利益。因此世界主义作寻求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
后来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世界主义一直处于低潮，直到启蒙时期才出现一个高涨期，1795年，康德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为了永久的和平》(For Perpetual Peace)，提出一种超越于国际法和国家宪法之上的世界性法律。[13]但是他的这种近似乌托邦的思想受到另一些人的挑战，他们认为康德的观点前后并不一致，甚至有些自相矛盾，这自然与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张力不无关系。再者，康德所提出的这一世界性的法律实际上是除去国际法和国家宪法之外的一个第三种公共法。根据这一法律，作为个体的人享有作为地球公民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所有权利。显然，康德所谓的“地球公民”来自早先的“世界公民”，只不过将其又作了更大的拓展，把除去人类之外的所有物种都纳入了观照的范围。作为世界主义思想的先驱，康德的思想无疑为当代的世界主义思想家的诉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今天讨论世界主义这个话题时，我们不得不参照他早先的这些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和扬弃。
世界主义实际上在康德前后就在一些欧洲人那里被付诸实施，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最早将世界主义的理念付诸实施的欧洲人之一，他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资本主义便不断地向海外扩张和吞并弱小国家的民族工业，随之而来的便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所有这一切都为全球化的实践做好了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一国家的疆界扩展其力量的一系列实践，作为一个直接的后果，生产和消费再也不局限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本国，而是拓展到了遥远的国家和大洲。因此在马恩的眼里，世界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思。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全球化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运作规律。他们的描述和讨论己经成为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和文学及文化研究者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作为有着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的革命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而且也认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分享一些基本的特征和共同的利益。再者，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决定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到处漂泊，四海为家，为全人类谋利益。在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倾向及政治和组织实践。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化。最近几十年里频繁出现的“全球化”这一术语就隐含了一个发展、一个过程、一种倾向和一个变化。[14]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说，全球化这一现象为世界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而世界主义则为全球化提供给了一种理论话语。因此贝克和格兰德便提醒人们，我们应该考虑将这二者链接成为一个过程。在这里，他把全球连通性(global connectivity)看作是一种“世界主义化”( cosmopolitanization)的现象，他认为世界主义只是来自伦理责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15]
关于世界主义的多维度方向和内在矛盾，卡尔霍恩己经中肯地指出，在使用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时，学者们经常将其混淆不清，因而就显得前后不一致。[16]很明显，那些反对它的人从政治的视角认为，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民族一国家而言，世界主义并没有这样一种可以据以立足的世界民族或世界政府。因此世界主义的诉求似乎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界颇有影响，学者们便再次对康德哲学中的世界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建构了一些新的世界主义形式。然而，这种新的世界主义显然己经超越了伦理学层而上的老的世界主义和康德的法律世界主义，成为一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作为一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笔者近几年来一直活跃在国际学界，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阐述笔者从中国的视角建构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17]笔者基于国际同行的先期研究，也曾提出本人关于世界主义的建构，这里毋庸赘言。[18]但是这样的多元取向的世界主义究竟为何物呢？
在笔者看来，首先，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趋同化，尤其是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就更是如此。更具体一点就体现在，在那些有着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例如在纽约、巴黎、伦敦、香港和上海，来自不同族群的人们完全可以和谐共处，彼此学习。他们无须放弃各自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照样可以相处融洽，就如同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中一样。这就是新的世界主义所应有的包容性。其次，世界主义并非意味着一种普遍主义：前者指涉一种容忍度，后者则诉诸一种共识。任何貌似普遍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相对的，所谓绝对的普遍主义是不存在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国家，不管强弱大小，也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它们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到同等的尊重。第三，世界主义也不应当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对立，因为一个人可以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热爱整个世界。同样，人类中的杰出者应当不仅热爱全人类，而且也应该热爱地球上的万物，因此我们应当有一种相对普遍的大爱。目前风行于西方和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就旨在呼吁人们放弃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热爱人类的同时也对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投入必要的关爱。第四，呼唤一种世界主义绝不意味着摈弃文化差异，因为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化多样性，而这一特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己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最后笔者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绝不存在任何单一的世界主义，因为它本身就有着不同的形式，因而应朝着一个多元的方向发展。
笔者这里想强调的是，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提出世界主义的建构，就是要赋予作家和批评家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也即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不仅要服务于本国和本民族的读者或同行，而且还要为世界上所有的读者和同行而写作，这样，通过翻译的中介，我们的文化产品和理论批评著述就有可能旅行到其他国度，对那些地方的人民也产生启迪和影响。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著作，要想具有世界意义，那就不仅要为本国或本民族的人们所享用，而且也要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分享。当年歌德曾呼唤过“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但那时在欧洲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文坛，提倡世界文学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理论话题，它预示真正的“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不会太遥远。
注释
[1][3][5] Jameson, Fredric.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2, 94, 94-95, 8.
[2] 关于詹姆逊著作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消解“单一的现代性”：重构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4] Lyotard, Jean 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m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84, 79.
[6] Perry, Elizabeth J. “Growing Pains: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China." Daedalus 143, no. 2 (Spring 2014):5.
[7] 关于现代性的复数表达形式，参阅笔者的英文专著：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10.
[8] 关于全球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论述，参阅Wollaerger, Mark and Matt Eatoug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Modernism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同时也参阅拙文，Wang, Ning. “Multiplied Modernities: and Modernisms?” : Literature Compass, 9/9 (2012): 617-622.
[9][1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217页，第216-217页。
[11] 这方面，荷兰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曾有过论述，参阅Fokkema, Douwe. “Towards a New Cosmopolitanism.” The CUHK Journal of Humanities, 3 (1999): 1-17.
[12][16] Calhoun, Craig.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4, no, 3 (2008); 427-48, 431.
[13] 关于康德讨论永久和平的观点，参阅Wood, AllenW. Kant’s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 In Cheah.Pheng, and Bruce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59-76.
[14] Cf. Scholte, Jan Aart. "Globalization."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vol. II. 526-632.
[15] Ulrich, Beck, and Edgar Grande. Cosmopolita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2007, 56.
[17] 这方面可参阅笔者的英文论文："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71, no.1 (2010): 1-14;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XXXVIII (2011): 295-306;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 hinese Literature." In Duran, Angelica and Yuhan Huang eds. Mo Yan in Contert :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7-181.
[18] 关于世界主义的建构，参阅拙作《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文学理论前沿》(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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