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 | 学术研究必备的基本能力(上）
【作者简介】
张清民，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任、《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兼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与美学。主持承担2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获多项省级科研奖励。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80多篇，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哲学》等转摘或全文转载。
张清民 教授
学术研究的路径
（本文选自《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张清民著，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是学术从业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学术研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素质，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素质作支撑，专业素质也很难实现。只有这两种素质都具备了，仁者的宽厚、智者的敏锐、思想家的深刻、理论家的周密、职业学者的严谨等精神风范才能形成。任何一个准备以研究为业的人，如果不刻意培养这些基本素质，没有研究的兴趣与理想，没有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他会像一个货物搬运工那样，只是靠出力换取生活费，除了沉重和艰辛，他不会感到任何的乐趣。
一、自我教习的能力
欲治学者，必须学会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的能力，而要学会这些能力，必先懂得教、学、习的含义。
一、“教”与自我教育
“教书”、“学习”这样的词小学生都会脱口而出，但其真正的含义，一般人未必真正明了。“教”、“学”、“习”的含义是什么？教的任务是什么？“学习”的含义是什么，任务又是什么？怎样的行为才算得是学习？这样的问题一般人会认为不值一提，但就是这种简单的东西，如果不懂，会直接制约人们的研究。
先看看前代学者的认识。清人章学诚说：“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说白了，教就是指给人做人做事的规范标准界限。做人与做事的标准界限少有专门的著作介绍，人世百态、人情练达微妙处，常有文字不能言、不便言、不宜言者，于是才有书外相传、口授功课。懂得了“教”的含义，才不会盲听盲信，才会懂怎样听老师讲，讲的成分中哪些好哪些坏，哪些价值大哪些价值小。
二、“学”、“习”与自我学习
“学”的意思有两重：一是模仿，二是讲述；俗语所谓“鹦鹉学舌”中的“学舌”就是模仿别人讲述义。统而言之，学就是先模仿着别人思考、说话、做事，然后再把自己所思、所想、所做之事讲述给别人听。当然，这里所谓讲述并非仅仅限于口述，文字表达也是一种讲述，只是这种讲述不是直接的，而是一种不对称交流。“习”本义为小鸟反复试飞，引伸为反复练习实践。作为研究生，先模仿前辈学者如何思考、表达，然后用自己的话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世人讲述，最后尝试自己独立思考、表述，著书立说。
在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养成记学术日记的习惯，学术日记是你学习过程的记录，每天看的什么书，看了多少页，有无收获、懂与不懂，都要把它记下来，这样，几年下来，你一共读了多少书，读的是什么种类的书，是虚度了时间、浪费了时间还是充分利用了时间，兴趣水平如何，自己反思时可一目了然。
其次要有意锻炼、培养做札记和思想记录的习惯。前人治学强调要“眼到、手到、心到”，“眼到”是多读，“心到”是勤于思考，“手到”就是要勤作札记。札记就是读书时摘记的要点以及所写的心得，思想记录就是平时头脑里产生的零星的想法的记录。思想记录很灵活，聊天、旅途、读书、看电视、上网、吃饭、品茶，凡即景即情有所触动感想，都要即时记下来。思想记录不同于做论文，可长可短，形式不拘。这些零星的记录，可以是你以后写文章的材料，也可能成为你写文章的观点。由于它们非刻意为之，更多带有灵感的性质，比苦思冥想所得更能直达事物本质。也正因为它的灵感性质，如不随时记录，过后再也想不起来。所以前人说：“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逼处得之”，“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学术日记、札记和思想记录，是治学过程中必备的基本功。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功夫，零星的札记或思想记录在特殊情况下能成为诱发研究者思想灵感的契机。以马克思为例，他在做研究时所做的一些文献札记，常常影响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有些奇怪的问题是我最初的处理中忽略了的。为着把这点弄清楚，特将我关于技术的笔记本（摘要）再从头至尾看一遍”，“重温我的技术史的摘要，使我发生下列的意见……”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告诫吴晗做研究多做札记，“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习的方面，要学会边读边学边写，尝试写作不同类型的文章，理论、评论皆可。不怕你写不好，也不怕你不会写，就怕你不愿写、不去写。写不成好的可以写坏的，写成坏的再修改；如果人下笔就没有问题，也不存在修改问题了。不要幻想一鸣惊人，有的大学者刚出道时写的文章也很一般甚至很幼稚。
二、倾听与发问能力
倾听与发问能力是治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听什么、如何听，以及如何发问，从哪儿开始发问，是治学者必须着力培养的目标。
一、如何听与听什么
这两点要求研究者对学术研究要有足够的敏感程度。所谓倾听，不仅要听之以耳，也要听之以眼，以心。
“听之以耳”是指对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讲座、讨论、报告积极参加，听高人一席谈，胜过自己读一月或一年的书。要学会耐心听别人讲，哪怕他讲的没有水平，错误百出，也要耐心听。从一个专业水平比自己差的人那里，你会听出来对方的缺陷何在，你会避免自己重蹈这方面的覆辙。
“听之以眼”是指要学会及时了解本专业最新的研究成果与信息，对专业杂志或专门的论文集要用心浏览，学术会议综述往往能够提供本专业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不“听”它说些什么，难以了解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题在哪里。
“听之以心”是指在倾听别人意见时要学会耐心和虚心。耐心是指听别人说或看别人的文章时不要怕费时间，一定要把对方的意见认真听完；虚心是尊重每个言述者的意见，哪怕对方在批评或反驳自己，也一定要耐心听下去。一旦有了批评和反驳，表明你的看法或观点有缺陷或疏漏，他人的批评和反驳会让你发现你自己的知识结构、学养、论证方式、思辨程度等方面的欠缺，也逼着你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认识向前推进。
大自然赋予人一张嘴巴、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双手，就是让人少说、多看、多听、多做。
二、问题意识与如何发问
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有无创造性要看他是否会发问，会不会发问取决于他有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无价值与意义的判断、思考。“问题意识”来自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就客观方面说，“问题意识”源自“问题”。如此说法并非同义反复或故意在概念上兜圈子，如果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没有困境或阻力，研究者也不能没事找事地去向它发难。哪里有沉沦，哪里才会出现拯救。因为研究对象本身出现了困境或问题，研究者才有必要对此困境或问题作出思考、分析、判断，找出症结，提出解决的途径、办法。就主观方面言，“问题意识”源自“意识”，即研究者对问题有敏感且自觉地去关注、反思、理解、判断。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看上去是一个偶然事件，事实上他在此之前对万有引力问题已经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苹果落地只是让他豁然开朗的一次触发和发现契机；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即使天天看到苹果落地现象，也会视而不见。
问题是客观的，客观的问题在事实层面上对任何一个主体都没什么两样，但在价值层面上却有天壤之别。如果研究主体对存在着的问题缺乏敏感和关心，那些问题对他来说等于不存在。如果研究主体对此敏感而关注，那些问题就会浮出地表，向主体呈现。王阳明所谓“意之所在便是物”，贝克莱所谓“存在就是被感知”，胡塞尔所谓“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便是就此意义而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是合理并能够成立的。说白了，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刻意培养自己在学术上的职业敏感。职业敏感要求研究者对任何一个日常生活中事件（哪怕是一个笑话、一句广告词等）或任何一个文学事件（一篇作品、一个现象、一场讨论等）都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加以思考。
问题从哪儿来？这要靠研究者自己发问。不去发问，问题永远不会自己走出来，向研究者自动展示。会不会发问，要靠研究者自己用心揣摩。所谓“别人都研究过了，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是缺乏研究能力者的遁词。就那些缺乏发现、构造和组织能力的人而言，日出日落，常年如此，没有任何区别。对那些于事物有敏感性的人而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发问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它要靠研究者学术功力的积累，有了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产生辨识事物或问题真伪的能力。有的人书还没读几本，就开始自诩要做某个方面的大师了，说说笑话吹吹牛还可以，如果自己心里也当真了，实在浅薄之至，可笑得很。
以什么样的方式发问？发问什么？这是一个发问角度与学术兴趣的问题。发问的深度则与研究者对生活思考的深度相关。
有一点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要防止研究中的“伪问题意识”，所谓“伪问题意识”就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缺乏应有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敏感，而把外族或外国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
三、洞察与入思能力
一、洞察力的构成及培养方式
研究者是否具有学术洞察力与入思能力，在学术创新中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学术洞察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感悟力、发现力、鉴别力、理解力、判断力。
在这几种能力之中，感悟力是基础。感悟力是这样一种能力：从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事实材料、证据或现象中，发现问题、领悟意义、做出判断，这是一种整合普通信息，进行关系和性质联想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研究者才能摆脱只能在知识层面上打转转的阶段，进行问题的发问和思考。没有敏锐的学术感悟力，要想在研究中有所发现和创造是不可能的。敏锐的感受力来自研究者未泯的童心。童心就是惊异、好奇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求知欲。有了童心，研究者才会注意那些别人忽略和麻木的东西，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怀疑和思量。作为一个学人，一定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童心，对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陈述不能像常人那样不加反思的接受。举一个例子来说，某美学原理教材在谈及“服饰的美化”时说“要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这句陈述存在着许多问题。“健康”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语境中语义十分模糊，它既含有政治的标准，也含有道德和伦理的标准。但每个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都会和别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健康”或“不健康”往往千人千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面那句陈述等于没说。但在通常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健康”所潜含的政治和道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标准。不管怎么说，在“健康”这个观念之下，潜含着一个对应的词：“不健康”。换句话说，这种陈述本身内在地把人们的生活趣味和标准简化为两种。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只要不损害或影响他人生活，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干吗一定要分出个“健康”、“不健康”的类型来？试图把人们的生活趣味统一到一种模式和标准来，这是一元化思维方式和大一统文化观在生活趣味上的表现。
有了感悟才能有所发现，有了发现后还需要培养鉴别力，鉴别力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眼光”，也就是清代学者叶燮所说“识”的能力。没有鉴别力，治学者就会“习于庸猥之说，胶于卑浅零乱之见”，“闻见愈杂，智识愈迷”，一遇问题，就会“进退无守，彷徨失据”。
在研究中，有无“识”力，要看研究者面对材料有无这样的问题意识：已发现的材料是否有价值？如果有，会有多大？相近或不同的材料之间有无关系？不同时代的材料演化关系如何？从已有材料中能否发现问题，如果发现了问题，这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等等。
理解力也很重要，它直接决定着研究的方向和结果。对研究对象或材料的理解通常有三个方向：一是顺化理解，即顺着材料的性质或问题本身的思路进行思索；二是逆向理解，即从常规研究的思路或与材料、问题性质相反的方向理解；三是“旁逸”理解，就是打破常规，既不顺化理解，也不反向理解，而是从“第三条道路”或“第N条道路”出发进行理解，用佛家的话说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例如，别人研究一个对象从历史或逻辑出发，而我研究该对象既不始于历史，亦不始于逻辑，而是始于功能，或始于结构：创造性的奇思妙想往往就是从这样的思路中产生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一个事物往往同时具有多重性质和意味，对其思考不可拘泥于一点，从一个角度理解不通，换个角度就会迎刃而解，“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就创造性思维而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有了全面深刻的理解，做出相应的判断是水到渠成的事。
二、入思的种类及其培养方式
“入思”即进行思（思考），不会思考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创造，宋儒言“凡事思所以然，为天下第一学问”，道理即在于此。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只学习不思考，论文是写不出来的。思有两种类型，一是东方的内省方式，以体验、感悟、直觉等方式对相关问题和对象进行思索和探讨，其结果是“目击道存”；二是西方的推理方式，以逻辑方法对事物的性质进行解析推断，其结果表现为相应的概念、范畴、命题等。当然，也要谨防“思而不学”或“思过于学”。“思而不学”，思就成为无根基的思，无根之思，难成真思；“思过于学”，易于流入哗众取宠一道。
入思基础自何而来？入思的基础自观察、感受和体验中来。知识、信息、思想不仅存在于书本之类的媒介中，更存在于人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中，这类东西的了解，仅仅靠读书、上网、旅游还是有限的，深层次的了解和理解必须是面对面的接触、感染、影响后的思索、抽象、概括。对一个研究者来说，观察、感受和体验要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加以培养，对任何一个社会事件或现象，要学会有意识地从理论的层面加以思考，古人所谓“留心处处皆学问”就是这个意思。唐人张璪说，艺术创造的秘密在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万物一理，这个道理对研究者来说同样适用，对学者来说，造化不仅可以指“自然”，还可以指书本理论以外的任何东西。所谓“留心”，包括感受和体验两个方面的因素。“留心”要求研究者善于对日常生活事件进行观察、感受、体验、联想、联系和反思、概括、推断。在艺术家眼里，任何东西都是艺术，张旭从公孙大娘的剑术表演中悟出草书的门道。同样，在一个学人眼里，任何东西都是学问，日常生活中的闲谈、笑料、新闻、逸闻，在一个善于思考的人那里，都可以化为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北大上学时，有时逃课到戏院里听戏，但他听戏并没有仅仅听个热闹，而是边听边观察。他发现，同一出戏，不同的人演出，在剧情上就会有差异，越是发展到后来，剧情也就越加详细复杂。顾颉刚由此联想：历史文献的发展也是如此，时间越长，历史文本在面貌和细节上差异就越大，衍生的成分就越多。他在此基础上推断：“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入思的能力自何而来？入思的能力自研习理论经典中来，理论经典在理论的逻辑构成、理论的阐述过程、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创造，阅读、揣摩经典著者的这些因素有助于训练和提高阅读者的思维能力、思维水平、思维方法和研究方式。不读一些基本的理论经典，严密的思考力就无从形成，因此，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生，一定要读一些理论经典，最起码也要读一些经典哲学史、思想史、文论史和方法论方面的著作。
入思的路径正与理解的方向同，有正思、逆思、奇思三类。在日常语言中，“正”、“逆”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军事理论中，“正”与“奇”同样也是一对相反的概念，而且这二者的使用频率比“正”、“逆”两者的使用率还要高得多。“正”是指常规状态或因素，“奇”是指非常规状态或因素，也就是人们习称的“变数”，即无法按常规预测的可变因素。“正思”就是对研究对象或问题顺着常规的研究思路考虑分析，“逆思”就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问题、论断等颠倒过来判断和分析，“奇思”则是另辟蹊径，面对研究对象或问题不按常规的正、反思路去考虑，而是从人们通常不去想或压根不敢想的方面考虑。
缺乏入思能力，根本谈不上研究，论文只可能抄出来不可能“写”出来。
成熟的“思”的状态是：对事物既能“化简”，也能“求繁”。“化简”就是把复杂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道理，“求繁”就是从简单的事物中推论出复杂的道理。“求繁”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从常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相关的甚至一系列的问题。“求繁”的思维机制在于研究者具有天马行空的思维联想、旁推能力，能把别人毫不注意的笑话、谈资、趣闻、逸事化为问题或研究的对象。南朝简文帝萧纲说：“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这虽是就文学创作而言，对理论思考同样成立。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对对象的思考同样需要“放荡”。例如，学者吴冠军从一个貌似“黄色”的迷语中，竟然讲出了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一套理论。且看吴冠军是如何进行“求繁”分析的：
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邻位坐了一对母女……小女孩忽然对妈妈说：“妈妈，囡囡给你猜一个谜语好吗”“好呵，囡囡讲。”“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毛字还没出口，女孩的嘴就被妈妈捂住，并厉声问道：“是谁教你这个坏谜语的？”小女孩先是一愣，继而就哭了起来……一旁的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课本上曾有过这么几个谜语的。我喜欢小孩，看不得那张受委屈的小脸哭得通红，马上就说：“不哭，老伯伯猜出来了，‘上边毛，下边毛，晚上睡觉毛对毛’，谜底是‘眼睛’，对吗？”“是呵，是呵。”小女孩一下不哭了，望着我说：“是的，是的，幼儿园老师教的嘛。”“轰”的一声，周围的乘客全都笑了。我看那位妈妈的脸：哇，一下都红到耳根了！
当我读完这则颇具有笑料的故事后，即刻生出来的感慨是：这个小故事，不正是阐释学大哲伽达默尔关于“视域”（horizon）之论述的最好注解？
在面对同一个文本（谜语）时，这位母亲难道不正是从她的“视域”出发，即刻做出了那根本不在其女儿“视域”之内的“黄色”阐释？这样的“视域”，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是由每个阐释者的生活世界内的“前理解”、或者说传统习俗建构而成的。
而在精神分析里，这样一种被符号性地建构起来的“视域”，则被称作为“幻想之屏”（fantasy-screen）。对于那个女儿来说，母亲此时正是个完全的“他者”——（Mother）；在女儿通过其幻想之屏所看到、所理解的那个“现实世界”中，是没有她母亲所拼命“捂住”的这样一件“坏东西”的。换言之，这个需要极力遮盖起来的“X”，一开始就并不存在！而母亲这个“捂住”的行动，恰恰使它在女儿的现实里开始（符号性地）存在。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最创痛性的一刻，无疑是不同幻想彼此碰撞（clashoffantasies）的那一刻。对于这样的一种碰撞时刻，伽达默尔对应的概念——“视域交融”，显得颇为无力。对于伽氏来说，一个对话在其达至成功的一刻，便融解自身于这样一个视域的交融之中。然而，在那“交融”的一刻中所涌现出来的创痛（trauma），在伽氏的理论公式里，却丝毫反映不出来的。
……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谜语，实际上是致使那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的幻想，得以显露出来的一个符号性机制。我们不妨来对谜语作一个细致的考察：谜语的谜面本身，作为一个文本，或者说一个符号性-语言性的造物，在阐释学上不可避免同其他形式的文本一样，总是会造成多义的阐释。换言之，对于一个谜面来说，永远不会只存在一个最完美的、在任何时间与语境下都十足贴切的独一无二之谜底。
故事里这位母亲根据她自己给出的“谜底”，立即断定这个谜语（文本）是个十足黄色的“坏谜语”、一个“荤”谜语。这里，我们看到，正是主体性的幻想，在这对母女那一瞬间的符号性交换过程（女儿甚至连谜面也没完全说完便被制止）中，进行着根本性和关键性的操作。不同幻想彼此碰撞的那创痛性一刻，便是幻想从无意识层面显露出来、进入到意识层面的时刻；而它的创痛性，总是来自于“谜底”所过度地（excessively）显现出的那段惊骇性信息。
这一个案表明，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事件，如果加以反思和分析，照样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因此，为学者一定要刻意培养自己的入思能力，不能只会读书不会思考，孔子说：只会学习不会思考，学习就会变得盲目没有目标。思考什么东西？思考你所研究的对象与社会、人生的联系与意义。不要把研究成果变成材料、数字的堆砌。对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其他人可以置若罔闻、一笑了之、作为谈资，但对一个有思想的研究者来说就不能这样，他应当对任何一个生活笑料或事件都加以深思，否则他做的学问就仅仅是来自书本的东西而乏人情味。一个能把日常生活、人生与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的学者，才能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中人”，即一个思想型学者。在这样的研究成果中，僵硬的事实、数字才会变软、发酵，化为绵醇的思想，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会有深刻性，才会吸引人。
当然，反思和分析受制于研究者的视域和知识、心理等“先结构”。即以吴冠军而论，如果他不懂解释学和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这个笑话他也只能像常人那样听听而已，断然也反思不了，更分析不出问题来。此外，反思与分析也与研究者的经历、身世、人生体验有关。历经三朝之变的陈寅恪，痛感世风日下、道德淋漓，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他所关注的问题，所做的反思，多关乎文化一脉，尤其是时代政治变迁与人格气节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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