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叉，龚刚 | 真正的比较文学家是爱智者 ——龚刚教授访谈录
【作者介绍】
张叉，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外国语文论丛》主编，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龚刚 教授
真正的比较文学家是爱智者
——龚刚教授访谈录
（本文发表在《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6期。题目原为“以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 ——龚刚教授访谈录”，根据作者要求调整；正文结构与原文略有不同。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 “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 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本文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叉教授对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龚刚教授围绕以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的主题所作的专题访谈。专题访谈围绕三个方面进行：首先，从澳门文化的形成、内容与特色等切入，回顾了澳门创立比较文学学会、开展比较文学研讨交流、主办比较文学刊物等情况；接着，回顾了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探索了世界比较文学面临的挑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比较文学学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等问题；最后，结合新性灵主义、哲学叙事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探讨了如何运用比较文学的思维来推动本土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问题。
关键词：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新性灵主义；哲学叙事学
一、澳门文化与比较文学
张叉：澳门与香港在地理上相毗邻，都是由小渔村发展而来，面积都不大，都有殖民经历。余英时说，“香港根本没有文化”，林怀民讲，“香港是文化沙漠” ①。如果也有人对澳门提出类似的质疑，您认同吗？
龚刚：香港和澳门都不是文化沙漠，余英时、林怀民的观点皆为皮相之论。香港 电影和流行艺术在全球范围内卓具影响力，港产片乃是世界电影门类中的经典类型，黄霑、林夕等词作者也享有盛名，一阙《沧海一声笑》，尽显道家人生哲学的妙谛和汉语之美，广为传唱。此外，香港作家刘以鬯、金庸、董桥、李碧华及近年涌现的诗人黄灿然、小说家葛亮等均有很高造诣，其中刘以鬯的《酒徒》、李碧华的《胭脂扣》、董桥的美文风味独具，非长期浸淫于香港文化者不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绝对不能没有香港文学的位置，否则就是残缺不全的。金庸则以其融奇妙想象、灵动文笔以及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于一炉的武侠小说，成为大中华地区影响最大的作家与文化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文化特区，澳门是一座底蕴深厚、风采独具的文化城市。澳门的文化艺术是澳门400余年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的绮丽深邃而又璀璨多姿的投影，是中华文艺桂冠之中的一颗虽小却弥足珍贵的明珠。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后，更是令世人开始重新审视澳门的文化价值。诚如不久前逝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中所言：“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它必然要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 ② 与香港相比，澳门因地方狭小、人口总量少等原因，文化建树稍逊，但自有其特色。澳门的历史文化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即是其文化内涵、文化地位得到认可的标志。
张叉：一些人一谈到澳门，立即想到博彩业，继而把它等同于拉斯维拉斯式的赌城。 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龚刚：由于澳门的龙头产业是博彩业，确有外地人对澳门的认知仅限于赌城。事实上，澳门文化底蕴深厚。1565 年，圣保禄公学（Saint Paul School）在澳门创办， 首批进入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即在此接受培训。1594 年，圣保禄公学提升为圣保禄学院 （Colégio de Saint Paulo），这是为澳门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也是远东最早的西式大学。1815 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澳门编撰、出版《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或译《中国语文字典》）《华英字典》第一卷，1818年，出版第二卷第一部分，1820年，出版第二卷第二部分，1822年，出版第三卷，1823 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收入了大量的成语、习语，篇幅大，内容丰，例句多，解释详，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这部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1844 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和1847年麦都斯（Wa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作为参照的基础。马礼逊是把《圣经》（The Holy Bible）完整地译成汉语的第一人，而他的大量翻译工作是在澳门完成的。1823年《圣经》 中文全译本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 21 卷。《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它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葡萄牙著名作家路易·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或译路易·德·贾梅士）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Lusíadas，或译《葡国魂》)及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均有部分创作于澳门。澳门现有的景点白鸽巢公园（Jardim Luís de Camões）、郑家大屋（Mandarin’s House）即分别是纪念卡蒙斯、郑观应这两位 世界文化名人的。因此，把澳门等同于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城，是非常偏狭的认识。
张叉：从1553年葡萄牙取得停靠澳门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到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 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史长达446 年，这对于澳门文化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饶芃 子教授说：“在澳门半岛上 , 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 , 几乎随处可见。” ③ 跨文化性是 否可以看作是澳门文化的特色？
龚刚：饶芃子教授既是比较文学专家，也对港澳台文化、文学有深刻认识。澳门文化的确具有跨文化性质。从人口构成来说，澳门有华人、土生葡人以及入籍或侨居的葡萄牙人、东南亚人等，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葡文，并在很大范围内通行 “四语三文”，四语为粤语、葡语、普通话、英语，三文为中文、葡文、英文，也有以东南亚语交流的， 供职教堂的神父、牧师不少精通拉丁文、法文等，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囊括多语，因此， 澳门素有语言博物馆之称，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可以说是基于华洋杂处、多语交流 的社会生态和中西交流的历史背景而自然生成的。
张叉：您曾经于17年前撰文分析澳门的文化，认为它“呈现出后现代理论所谓 ‘拼贴’ 化、‘平面化’等特征” ④。您能就澳门 “拼贴” 化文化特征作一些阐释吗？
龚刚：自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便开始搭葡萄牙商队的便船到澳门传教，欧洲文化也随之从澳门这个小缺口、小门户，慢慢向神州大地扩散。由于长期处于欧风东渐的要冲，小城澳门处处烙有欧化痕迹。然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却又始终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因此，澳门在城市景观及西方人文精神的吸纳（如天主教的影响）等方面 , 便呈现出后现代理论所谓拼贴化、平面化等特征。这种状况，多少反映了欧洲文化对亚洲地区的影响程度。澳门城中那些绿草、喷泉、白鸽的欧式花园与小桥、荷塘、亭台的中式庭园，古典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的城市雕塑，也是各具风格地散布于各处，并未统一于单一的模式，也鲜有刻意追求中西合璧的斧凿之痕。这种古今中西各种风格的建筑、园林、雕塑艺术的纷然杂陈，可以概括为 “多元并置”。“多元并置”的特点是，各类事物同处一个空间，而又彼此相对独立，好比水果拼盘。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法，多元并置而不相统摄，即是 “拼贴”。
张叉：您能接着就澳门 “平面化” 文化特征作一些阐释吗？
龚刚：当今世上，有不少类似澳门的宗教重叠区或异族混居地，但这些地区往往成为文化冲突的危险地带，甚至成为流血战乱的发源地。对比之下，澳门所呈现出的 “东 西宗教相容，华洋风俗并存，异族通婚共处” 的城市品格，便显得格外难得。1564 年, 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东来，首次踏足澳门。在中西交流史上名声显赫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神父，也是先于澳门 “学华语，读华书”，然后才入内地传教，还捎带着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历学、天文学及地理学常识。1576年，罗马教皇颁谕成立远东地区最早的澳门教区。按照近年的统计，小城澳门拥有天主教堂约20 座，教友二万余人，神职人员三四百人，他们热心参与教育、慈善、医疗、康复等多项社会福利事业，开办有近60 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据此可见，天主教在澳门的势力的和贡献不可谓不大。但从天主教的精神实质对澳门人的影响而言，却多少呈现出 “平面化” 的特征。根据笔者的观察，澳门人供奉天主，主要是着眼于祈福之需，并未真把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当回事。同样有趣的是，很多澳门店铺或住宅的门边，都摆放着 “门口土地财神” 的牌位，外墙上还往往悬着 “天官赐福” 的牌位。求得此生平安富贵即是信教的初衷。
张叉：为什么澳门学界没有对 “后殖民” 的论述？
龚刚：一位本澳学者认为，“澳门并非是葡萄牙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回归前葡萄牙只有治权没有主权，所以澳门仍然保留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 ⑤。在澳门 , 既有妈祖庙、普济禅院，也有大三巴牌坊、天主教堂，既有中式建筑，也有西式建筑，还有带着中西文化交汇明显印记的建筑。澳门跟香港一样，都有一段殖民历史，也都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区别在于，由于澳葡政府管治较松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未有紧张对峙。回归后，澳门发展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交流平台，中文与葡文均为官方语言，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中葡文化对话与融合成为主轴。
张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9 年推出了您主编的《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这是澳门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您能就此作个简单介绍吗？
龚刚：《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是澳门基金会的重大项目，全书近五十万字，包括 “文化编” 和 “艺术编”。其中，“文化编” 包含澳门文化定位、澳门文化发展、历史文化与澳门、中西文化与澳门、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化、澳门传媒文化六个部分；“艺术编” 包含书法与篆刻艺术、中西绘画艺术、雕塑与建筑艺术及音乐艺术四个部分。该书是对长达三十年的澳门文化艺术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收入数十篇论文，其作者大都正在澳门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领域工作，对澳 门的文化艺术有原发性的珍贵体验，又有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
张叉：《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是怎样对澳门进行文化定位的？
龚刚：澳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其文化艺术呈现多元而又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它的文化肌体里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肌理，又洋溢着西洋风情，宛如处于美好年华的青春女子一般，焕发着活力而又兼具沉静娴雅之态。澳门比同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开埠史更长，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地位更高，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中华文化之脉在澳门从未被割断过。因此，“澳门文化定位” 问题是澳门文化研究的基轴。在本卷的 “澳门文化定位” 部分，四位作者分别从澳门文化的特点、内涵、身份以及对人类的贡献等角度，对澳门的文化进行了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的定位与阐 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张叉：您是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现任会长，能介绍一下澳门比较文学界的现状 吗？
龚刚：澳门有 “东方蒙地卡罗”（the Monte Carloc of the east）与 “东方拉斯维加斯” （the Las Vegas of the east）之称，是个多语言并存的社会，除汉语与葡萄牙语以外，还有英语、泰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宾语、日语等。国际性文化研究的发展对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等地区的比较文学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震动，后殖民研究、边沿性研究、文化多元价值研究等文化研究在台湾与香港勃然兴起，蔚然成风。澳门比较文学界除了关注前沿理论，对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澳门当代的人文生态也较为重视。
张叉：澳门比较文学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龚刚：关于您这个问题，我想借用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前院长郝雨凡教授的话来回答。郝雨凡教授在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仪式的致词中说，他在美国任教时，以为中美关系研究中有关澳门的部分，仅限于澳门与拉斯韦加斯的比较研究，到澳门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是一个促使人思考很多人性问题的地方，四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造就了她的独特风味。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当年踏足澳门，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也建立起了一个中西学术对话的平台，因此，在澳门从事中外比较文化与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此外，澳门也是港、澳、台文学交流的平台，在华文文学的交流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张叉：您能谈谈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创建的相关情况吗？
龚刚：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以 “推进多元文化研究，提升澳门人文品质” 为宗 旨，于 2005 年 11 月正式注册成立 ⑥。根据学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文简称为 “澳门中比学会”，葡文名称为 “associação de Literatura Comparada Chinesa de Macau”，缩写为 “ALCCM”，英文名称为 “Macao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缩写为 “MCCLA”。学会成立之初，会员即达近百人。学会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教授如汤一介、乐黛云、饶芃子、万俊人、钱林森、谢天振、丁尔苏等担任学术顾问。
张叉：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如何？
龚刚：学会成立以来，主办了诸多研讨会与学术讲座，《澳门日报》等传媒均以较大篇幅作了报道。其中，学会成立后主办的首个学术研讨会“澳门的文化生态与人文精神”研讨会反响最大。这届研讨会于2006年8月18日开幕，专家云集，热情高涨， 《澳门日报》“新闻焦点” 栏目以整版篇幅对研讨会盛况作了报导，澳门广播电视也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研讨会开幕典礼。2010 年 12 月 25 日，学会主办的 “中西文化交流 与现代批评传统” 高层学者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与澳门等 20 多 所高等院校、出版单位和学术团体的 60 多名代表和研究生参会，学会负责人龚刚、郑宁人等发表讲演，引起积极反响。
张叉：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推动会员参加学术交流的情况如何？
龚刚：学会成立以来，除主办一些学术研讨会和讲座之外，还积极推动会员参加学术交流，组团参加了多次重要学术会议。其中，2006 年 12 月 7 日，“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 在澳门世贸中心举行，学会代表提交大会的论文数，在参会数十个学 术、文化、青年社团中位居第二。2007 年 1 月 9 日至 12 日，“新移民文学与文化高层 论坛” 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学会负责人龚刚、郑宁人等发表主题发言，《澳门日报》 “新闻记事簿” 栏目集中报道了学会的三位代表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张叉：您是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刊《澳门人文学刊》主编，请谈谈这个刊物的相关情况好吗？
龚刚：《澳门人文学刊》具有国际刊号，已出版至第四期，该刊以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为定位、面向海内外名家征稿，力争办成既具有澳门特色、又能在相当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品牌刊物。我在卷首语中说：“人文研究者，名山事业也，性灵之学也，有化成天下之功，薪传文明之效，亦有益人神智之用，引领时代之力。红尘扰攘，不坠问道之志；关山阻隔，犹闻嘤鸣之声。居濠上而悟逝水之叹，抚四海乃知鲲鹏之大。流觞兰亭，以文会友，诚书圣之雅事；煮酒海隅，立刊求文，实吾心之衷曲也！”⑦
张叉：最近一期《澳门人文学刊》的情况怎样？
龚刚：最近一期《澳门人文学刊》共征得海内外人文研究领域的优秀研究文章十四篇，作者包括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澳门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的教授，论文 水平很高。该期所设栏目包括比较文学与哲学、文艺前沿、岭南文史、中国现代学人 研究、文论研究、国学新证和书评，涵盖面广，内容丰富，展示了近年来人文研究的 丰硕成果。
二、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张叉：您的一大学术兴趣是钱锺书研究，是201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海外‘钱 学’ 文献系统整理、研究与开发”（项目编号19AWW003）第一参与人，除出版了《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⑧专著外，还发表了《通天下之志 , 明艺文之道——论钱锺书与比 较文学的真精神》、《反浪漫主义的诗学檄文——解析钱锺书唯一的新文学作品论》、 《论钱锺书对六经皆史、六经皆文说的传承发展》与《浅述钱锺书对苏东坡赋的英文评论》⑨等系列论文，硕果累累。您怎样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多他进行历史评价？
龚刚：钱锺书乃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之大学者、大作家，成就、地位不亚于饶宗颐，其《围城》是第一部被列入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的现代中国小说，此 后有《色·戒》和《鲁迅小说全集》。钱锺书和杨绛都喜欢福尔摩斯。西方哲学家维 特根斯坦也爱读侦探小说。杨绛的《洗澡》就包含着福尔摩斯游戏和与之相应的类侦 探叙事。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思想者有两种，一是狐狸型 （the Fox），一是刺猬型（the Hedgehog）：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 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钱锺书是狐狸型学者，他主张 “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也可以称其为性灵派。浅学者屡以碎琼乱玉、不成体系评价钱氏之学，其实，钱锺书以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为己任，所论虽庞杂，却自有其潜体系。如果从其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笔记中提炼出一部文学概 论，必远胜任何一部通行的文学原理教材。此书可命名为《钱氏文原》，其价值堪比《文 心雕龙》。仿中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英译名Grammar Talk of Mr. Ma，《钱 氏文原》这个书名可译为 Literary Theory of Mr. Qian。
张叉：您怎样用 “出位之思” 来评判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
龚刚：钱锺书曾经在《诗可以怨》中指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 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 是不得已的事。” ⑩ 尽管钱锺书将学术分科或成为某一门学问的 “专家” 称为 “没有办法” 避免的选择，但从他跨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诸人文学科的学术实践来看，他显然是以 “通人” 而非 “专家” 为其学术目标的，其学术的 “综合性” 特征也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是颇得古希腊学风之神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 “文史哲不分家” 的人文传统的再现。事实上，真正的比较文学家都应该是古希腊哲人式 的 “爱智” 者。
张叉：钱锺书的 “打通” 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之间有什么区别？
龚刚：首先，“打通” 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层面要比 “比较文学” 研究丰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指超越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而打通研究则不仅包括语 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超越，还包括对文体界限、古今界限的超越。因此，从研究层面来看，“打通” 研究可以说是涵盖了 “比较文学” 研究。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打通” 研究之 “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 这一层面虽然近似于比较文学中的 “平行研究”，但也存在着微妙差异：比如，对中外文学的 “打通” 研究往往止于罗列 “外国文学” 现象以印证 “中国文学”，而 “平行研究” 则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辨别异同，或双向阐发，或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再次，从目的论上来看，“打通” 研究与 “比较文学” 研究固然都试图通过越界对话以求有所新发明（“拈出新意”）， 但一则专务 “求同”，一则兼重辨异，差别是显然的11。
张叉：钱锺书有个观点是，在对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应善于“即异而求同”、“因 同而见异”，这样才能使 “文艺学” 具有 “科学的普遍性”。您如何理解他这一观点？
龚刚：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来进行理解。 第一，“比较文学” 研究乃是文学研究走向 “普遍性” 的前提之一。这一层意思 按照钱锺书所引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勒内·艾田伯 (René Etiemble) 的说法就是：“没读过《西游记》，正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去讲小说理论，可算是大胆。” 艾田伯的意思是说，如果只局限于考察某一地区（如西欧）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小说创作（包括中国小说、俄国小说在内）有一全面了解，便不应奢谈 “小 说理论”。因为，以某地区小说或某地区文学为依据所总结出的所谓 “小说理论” 或 “文学理论”，往往是片面的、缺乏 “普遍性” 的，因而也是不足为凭的。 第二，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乃是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这一层意思显然已超出比较文学是否有学术意义或学术价值的问题，而已涉及到 “比较文学” 的方法 论问题12。
张叉：钱锺书认为 “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并坦言他自己 “对此曾经花过心力” 13。您赞同他把语言比较视作比较文学一个大部门的看法吗？
龚刚：我赞同他的看法。这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其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文学活动的 “普遍规律”，便无法绕过语言研究，尤其是对语言特性、语言现象的比较研究，而钱锺书的基本学术旨趣即在于抉发东西方共同的 “文心”、“诗心”，因此，他主张 “语言比较” 应为 “比较文学” 一大 “部门” 并为之付出 “心力”，便是很自然的事。 其二，20 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种 “转向” 亦波及到了文学研究，而钱锺书对西方现代学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理论一向是感知敏锐的，因此，他对语言研究及 “语言比较” 的格外重视，也很可能和世纪西方人 文学术的 “语言学转向” 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张叉：您为什么认为应该加强《容安馆札记》的研究力度？
龚刚：钱锺书是比较文学宗师，他的丰富著述是中国人文学界的文化宝藏，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应当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横向拓展，将杨绛、钱基博等与钱锺书有密切关系的学者纳入研究视野，另一方面应纵向深化，加大对钱锺书英文著述及《容 安馆札记》的研究力度。《容安馆札记》约有二千六百页，以钱锺书读书时的感想和 思考为主，内容包罗万象，既有阅读中国古代文献的记录，也有阅读外文刋物时的外 文笔记，为学界的一笔丰厚遗产。
张叉：您对加强《容安馆札记》及钱锺书中外文笔记的研究力度有什么建议？
龚刚：我的建议是，邀请《管锥编》英译者艾朗诺，《围城》德译者莫宜佳，意大利汉学研究者狄霞娜，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教授雷勤风 , 以及两岸四地古代文 学、比较文学及史学界的钱锺书研究者，合力进行《容安馆札记》及钱锺书中外文笔 记的录入、研读、整理及系统研究，海外学者主要负责主持英、法、德、意及西班牙语、拉丁语部分的录入、整理。这项学术工作艰巨费时，但意义重大，希望中国人文学者 与海外汉学家共襄盛举。
张叉：您认为是否有成立国际钱钟书研究机构的必要？
龚刚：2008 年至2010 年，韩国鲁迅学者朴宰雨（Park Jae Woo）在与欧美鲁迅研 究学者交流中，日益感到成立国际鲁迅研究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遂于2011 年 9 月 25 日纪念鲁迅诞辰130 周年之际，正式成立 “国际鲁迅研究会”。朴宰雨任会长，周令飞及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东南亚学者张钊贻（Cheung Chiu-yee）、澳大利亚学者寇致铭（Jon Von Kowallis）任副会长。钱锺书也有广泛国际影响力，成立国际钱钟书研究会也属必要。虽说钱锺书对成立研究会及召开学术会议多有讥讽，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不必因此自缚手脚。尊重一个学者，就要对他认真研究、客观评价，跪望之，叩拜之，则是迷信和圣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见即所蔽，我们在某些点上比前人站得 高完全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例如，钱锺书主张，研究与创作最好兼通（能作、能评； 善写、善鉴）。但是，诗人未必能成为诗评家，诗评家往往写诗不行。感性强者理性偏弱，反之亦然，有些诗友，评论很棒，诗艺总是提不上去，即是明证。当然，钱氏之学虽疏漏偏颇难免，但其通读中西方大经大典、堪比 “扫地僧” 之功力，实非浅学可识。
三、屡被宣告死亡的比较文学
张叉：自从大约200 多年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受到世界学术界一些学者的质疑，从而遭遇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龚刚：我已经注意到国内外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各种质疑，这些质疑确实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挑战。我想要说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和思维方式的比较文学是无所谓危机的，它能够经受住考验，更不会死亡。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有助于在通观世界文学的视野下确立普世美学标准，更全面、更科学地评判世界各地的文学成就。
张叉：您刚才谈到了世界文学，我想就此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怎样理解世界文学？
龚刚：我认为，世界文学有三义：一是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二是世界流行的文学， 三是世界一流的文学，即世界级文学。必须指出的是，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不等于世界级文学（world class literature），未能在全球范围传播的区域文学也可以是世界级文学。什么是世界级文学？即是按照普世美学标准达到最高境界的一流文学作品。
张叉：何为普世美学标准？
龚刚：普世美学标准当然不等于西方标准，更不等于西方或西方化受众的口味。说到底，普世美学标准不外如下七条： 其一，修辞立其诚乎？ 其二，形象世界饱满有生气乎？ 其三，足以动人心魄启人灵思乎？ 其四，技巧圆融乎？ 其五，结构精密乎？ 其六，体验深刻乎？ 其七，眼光独到乎？ 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世界级文学，应当以普世美学标准为依据，而不是全球畅销与否。
张叉：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比较文学 “中国学派” 这一提法的呼声越来越高， 认为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是以实证性影响研究为特色的法国学派，第二阶段是以平行 研究、跨学科研究为特色的美国学派，第三阶段是以跨文明研究、变异研究为特色的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已经形成。您的看法是什么？
龚刚：我赞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已经形成的这个看法。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奠基人杨周翰曾提出这样的构想：比较文学 “中国学派” 应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越文化传统、跨越学科界限和语 言界限的中西比较文学为研究对象，以通过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来探讨全人类的共同规律为其长远目标。杨周翰认为，比较文学 “中国学派” 的建构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经过乐黛云教授、杨慧林教授、曹顺庆教授、王宁教授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后数任会长的积极倡导，注重东西方平等对话及互为主体性的比较文学 “中国学派” 确已成形。
张叉：您认为比较文学学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龚刚：真正的比较文学家都是爱智者，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现象都有兴趣去了解和探究。至于比较文学学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他应是个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心态开放，无所拘执，对古今中外人文领域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都有好奇心。换言之，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精神，其次是思维方式 ( 出位之思 )，最后才是方法 ( 影 响研究、平行分析、双向阐发等 )。
四、新性灵主义与哲学叙事学
张叉：您在《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2018 年 第 2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创造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形式？——回顾 1940 年代的民族 形式论争》（“A Review of the Debate over the National Form in 1940s: How to Create a National Form for Chinese New Literature?”）的英文大作，主张以比较文学思维推进本土研究与理论创新，这很有特色。比较文学思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龚刚：质言之，比较文学思维的根本内涵是 “出位之思”。所谓 “出位之思”， 即是不为学科、文化、语言藩篱所缚的思考方式与探索精神。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知识，而古希腊人所谓知识，代表真理全部，不是局部。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之学便覆盖了当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诸多领域如美学、哲学、伦 理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而且在运思过程中，都是自如地出入不同领域，不 受学科界限的约束。柏拉图（Plato）的文艺研究就是美学思考与政治关怀相结合的范例。他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及文艺的社会功用的论述，均从其反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出发。他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控诉诗人有不示人以真理及伤风败俗等两大罪状，所针对的其实是他当时的政敌——前者针对着代表民主势力的诡辩学者把诗当作寓言的论调，后者针对着民主政权治下的戏剧和一般文娱活动。他所创构的用以表现剧场观众势力的 “剧场政体（Theatrocracy）” 这一范畴，无论从文学社会学或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古希腊时期美学、哲学、伦理学之类的分野不像现代学术体制中那么明确，他们对世界的体知感觉和今人的分门别类很不相同，我们说希腊学人不受学科限制，是一种回溯式的追加判断，这就好比我们把中国古代人文学者 “文史哲不分家” 的传统解释成打通文学、史学、 哲学一样，也是一种追加判断，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哲学等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张叉：比较文学思维的特点与价值是什么？
龚刚：英国专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何去何从——苏珊·巴斯奈特教授访谈录》中说：“我相信比较文学或者翻译研究就本身的资格而言并不是 学科，它们只是走近文学的方法。” 14美国教授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arty Spivak）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中宣称，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中国学者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认为，以跨文明研究、变异研究为特色的中国学派已经形成。比较文学思维的特点与价值其实可在宣布 “比较文学死亡” 的学者的观点及比较文学生生不息 的发展中看出端倪：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学科合法性就像全球化、网络化时代涌现的影、音、文字合一的 “三次元”（非 “二次元”）网络文学一样，总是饱受争议，一 再被人宣布死亡，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生生不息，在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繁荣发展，“中国学派” 的变异学研究即是世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卓具特色的研究方向，汇集了京派、 海派、粤派及川军等各方学者。
张叉：如何用比较文学思维来推进本土研究？
龚刚：既然比较文学思维的根本内涵是 “出位之思”，那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本土文学、本土文化就应当以不为学科、文化、语言藩篱所缚。我所创立的新性灵主义诗学即是在中西诗学对话的背景下，发展了明清性灵派的诗学思想。新性灵主义诗观及批评观孕育于我的研究课题《徐志摩文艺思想研究》和七剑诗派在文学微信群 “澳 门晒诗码头” 的创作实践，是自然生长的，而非标新立异的凭空虚构。拙文《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15与《新性灵主义诗观》16已初步搭建起新性灵主义的理论框架。
张叉：何为新性灵主义？
龚刚：明清性灵派崇尚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的创作自由，究其实质，是以 《礼记·乐记》所谓感于物而形于声的 “心物感应说” 为思想根源，以人的自然本性、生命意识为核心，以佛教 “心性” 学说为推动，强调文艺创作的个性特征、抒情特征，追求神韵灵趣的自然流露。性灵派有多个译法，其中以音译加意译的Hsingling School 最能彰显中国理论话语。因此，新性灵主义可相应地译为 Neo-Hsinglingism。
张叉：新性灵主义之 “新” 体现在哪些方面？
龚刚：新性灵主义之“新”，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不认为性灵纯为自然本性（natural disposition）。《荀子·性恶》称：“凡性者， 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17其实，先天之性也应于后天涵育之，否则就是一种混 沌状态。钱锺书主张 “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的确，书卷见闻与抽象思辨皆可化为性灵， 也就是说，性灵中可包含哲性，有后天修炼、参悟的成分。质言之：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第二，肯定虚实相生、以简驭繁是诗性智慧，肯定诗人要有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的视力。第三，主张冷抒情，而不是纵情使气。对浮华的世俗情感表示怀疑，是冷抒情的哲学本质。情感外露，热情外溢，不知节制和反思，则是热抒情。七剑诗派之一的张小平认为，“如果只是灵感与性情，就成了浪漫主义诗歌了。加上顿悟（epiphany）， 就有性灵说的‘闪电’” 了。” 18是的，我在《新性灵主义诗观》一文中所谓 “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就不要写诗” 19，正是七剑诗派和新性灵主义创作观的核心精神。无理而自有理，悟在无形中。
张叉：新性灵主义崇尚什么？
龚刚：新性灵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崇尚顿悟和哲性；作为批评倾向，崇尚融汇贯通基础上的妙悟。长久的体验，瞬间的触动，冷静而内含哲性的抒情，大抵就是我所谓新性灵主义诗风。而李贽、金圣叹的性灵化批评，加上会通古今中西文白雅俗的知识视野和美学参悟，即是我所谓新性灵主义批评。不提刘勰、福柯，而刘勰、福柯自在其中。
张叉：您最近在《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撰发文章《文学翻译当求妙合》，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新理论 “妙合之译”。怎样准确理解 “妙合之译”？
龚刚：“妙合之译”在英语中可译作“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法国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的名作 “Correspondances” 的 含义就是 “契合”，法语单词 “correspondance” 在英语中对应的单词是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 和 “corresponding” 的词根是相同的。妙合者，译者与作者悠然神会之谓也，如傅雷译罗曼·罗兰。许巍的唱词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广为流传，试译如下：“Life is not only for bread and butter, but also for poetry and wonderland.” 这是吾所谓新性灵主义在译论和译艺上的体现。文学翻译亦须闪电般的照亮与灵感。所谓神会，是领会其精神，不是不要形式。若无神会，难得其真。神形兼备才是妙合之译。神会是态度，是过程，神形兼备是结果。玄虚点说，神会是凝神观照，默体其真，近于伽达默尔所谓视野融合。通俗点说，神会就是嚼透了再译。当 下罕有人有此耐心。好多是拉过来就译，半通不通，甚至狗屁不通，误己误人误原作，是为三误。董伯韬认为，杨绛所谓 “一行一行译” 比化境、神似都切实，朴素而天下 莫与之争美。试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版和现在的通行本对读，傅雷推敲锤炼之功历历可考。就提高译艺而言，这比揣度何谓神似有用多了。其实，杨绛翻译《堂 吉诃德》采用了 “点烦” 法，并非一一对应。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 “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 “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 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由于使用了删繁就简以务使文字洗炼的 “点烦” 法， 杨绛的译本比董燕生的译本少了十几万字。这种译法有改写成分，难称妙合之译20。
张叉：如何用比较文学思维来推进理论创新？
龚刚：比较文学研究思路之一的科际整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我所开辟的 “哲学叙事学” 研究即是存在论哲学与叙事学研究的会通和整合。由于人自古而然地生活在伦理秩序之中，因此，文艺作品只要关涉人的生存，就必然会或隐或显地呈现某种伦理秩序，哪怕是刻意追求 “零度叙事” 的小说也难以逃脱这一宿命。此外，由伦理秩序所赋予每一个叙事者的伦理意识也会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影响着他的叙事，就算他竭力避免伦理意识的干预也无济于事。伦理秩序、伦理意识和文学叙事的这种宿命般的联系无疑为文艺伦理研究的 “合法性” 提供了切实依据，我在新世纪初即首先提出将伦理-叙事研究拓展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伦理叙事学（Ethical Narratology）21。
张叉：您将伦理叙事学拓展为哲学叙事学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龚刚：由于人类在精神层面不仅仅被道德价值所塑造，因此，为了更深入全面地揭示存在与叙事的内在联系，亦即个体生存、人类文明与叙事行为的内在联系，就应该将伦理叙事学拓展为哲学叙事学。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1946 年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中，反驳了那种认 为存在主义鼓励绝望的看法，他指出，存在主义宣称人必须寻找和创造自己的认同和 意义，“人不过就是他把自己塑造成的那个东西”。萨特未阐明的是，人的自我塑造也是被塑造的。这就是哲学叙事学探索的逻辑起点。
张叉：您怎样为哲学叙事学定位？
龚刚：哲学叙事学是存在论哲学与叙事学研究的结合，其核心研究对象是不是文本所述的哲学问题，而是存在与叙事的内在关联。作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等）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的叙事和被叙事，及其对存在意义和终极归宿的寻找，是哲学叙事学探索的主轴之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 前 322）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认为：“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从哲学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人是会叙事的动物，也是被叙事的动物，并在叙事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论哲学指出，此在（Dasein）即人，只有人会探究存在的意义。但是，据何探讨？从何种角度探讨？均需深思。海德格尔本人将存在论思考推进到了时间 性，但未具体到叙事性。我在《存在与叙事：从伦理叙事学到哲学叙事学》的讲演稿中将哲学叙事学定位为，探讨存在与叙事的内在联系，亦即个体生存、人类文明与叙 事行为的内在联系22。哲学叙事学无疑是一个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其英文名可以拟为 Philosophical Narratology，类似于 Cognitive Narratology 或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张叉：能否请您用实例对哲学叙事学进行适当的阐释？
龚刚：贾平凹说，《废都》是安妥其灵魂的一部书。的确，伟大的小说都包含着对存在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探究和求索，也都萦绕着我所谓 “哲性乡愁” 23。在此岸的叙事中蕴蓄彼岸之思，以此实现对生命本质与生命哲学的心证与亲证，这就是伟大小说的哲学品相，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ilovich Dostoevsky）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典范。在美国小说史上，赫尔曼·麦 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记》（Moby Dick），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永别了武 器》（A Farewell to Arms），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 都是哲性乡愁之所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说：“人生就是愚人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24于是，在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便成了文学叙事的使命。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中尉看着恋人凯瑟林的遗体，《老人与海》结尾那条进港后仅剩空骨的大鱼，并非仅仅印证了硬汉 精神，以及渺小个体与战争及大自然的关系。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是人生的开悟和即空即有的生命哲学的证成。
张叉：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5 月 13 日发表了新作《新诗百年与新性灵 主义诗学建构》，能对这篇大作的主要内容作个简单的介绍吗？
龚刚：自从1917 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来，中国现代新诗已经度过了百年生日。一百年来走过的路是崎岖坎坷的，也是成果辉煌的。一代代新诗人筚路蓝 缕，不懈探索，使现代诗在古老的中华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 发展起来。我们景仰前辈们的努力，从他们的诗艺中汲取营养。同时，我们也在反思 中国现代诗面临的困境。一百年过去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现代诗尚未足够成熟， 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依然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尤其是在当代，网络诗歌繁盛，几乎 人人可以写诗，也导致诗作良莠不齐，诗艺和立意均出现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 我从古今中外的诗论里寻求理论支撑，从以七剑诗群为主的诗歌创作中寻求实践支撑，提出了新性灵主义诗学，希望能够为中国现代诗的下一个百年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参考 与指导。
说明：
1. 因平台版式及编辑需要，本文未加原文英文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等内容，具体可参考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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