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 | 学术研究必备的基本能力(下）

【作者简介】

张清民，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任、《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兼任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通讯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与美学。主持承担2项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获多项省级科研奖励。出版专著4部，发表论文80多篇，相关论文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哲学》等转摘或全文转载。

张清民 教授

学术研究必备的基本能力(下）

（本文选自《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张清民著，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序言：我们于2020年2月22日推送了张清民教授的文章《学术研究必备的基本能力(上）》，应读者要求，我们今天分享张教授这篇文章的下篇。

第四节 发现与建构能力

第四节 发现与建构能力

一、学术发现能力及培养方式

发现对象的能力，清人叶燮称之为“识”，戴震谓之“识断”。叶燮认为创造性思维必须具备四个要素：才、识、胆、力，戴震则提出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其间“识”或“识断”最难。识（识断）就是理论洞察力，具体来说就是对研究对象性质、作用、意义的鉴别力和发现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有了“识”，研究者才能发常人所未发，见常人所未见，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把人们熟视无睹的信息、资料变为富有创意的研究材料。识断的表现就是研究者能够“力透纸背”，看到文字之后或之外的东西，就是人们常说的“言”之外的“意”。叶燮所说的“力”，戴震所谓的“淹博”、“精审”（概念或材料精确细致而全面的审查、辨析），只要耐心，能吃苦，肯下功夫，人皆能为。但是，有了这些功夫却没有感悟力，照样对问题不能“识”也不能“断”。按叶燮的理解，“识”为“胆”、“才”生长的基础，因为“识”能生“胆”，“胆”能生“才”，“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我之命意发言，一一皆从识中流布。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横说直说，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胆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扩充于胆邪！”有了胆，万物“皆不得囿之”，才气才得以展开。叶燮进一步说，“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有了识，研究者才会“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

在学术研究中，寻找材料之间的联系，从中发现问题，引出论断，是研究的必经之途。但从材料到结论，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有的人能引出相应的结论，有的人引不出；引不出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识”。如果有了“识”，死材料就能变成活知识。只有有“识”者才敢闯别人不敢问津的冷门，制造新的学术话题。“识”的程度，决定着见解深浅的程度。

“识”力来自深厚的理论素养，它需要训练和培养。怎样才能培养出“识”的能力？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学会摆脱思维惯性和先见，对自己从业的学科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要一直停留在对本专业领域人人知道的研究对象和材料上。一个文学研究者，看待一种现象、一个问题，不能只习惯性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如果从历史，或从哲学，或从政治，或从军事，或从商业的角度看，很可能会得到许多意外的发现。一个人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思想，只会从《诗学》中找材料就不行，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诗学》里，他的其他著作像《修辞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甚至《物理学》中，都有对文艺性质和特征的独特认识，仅仅从《诗学》中找材料，对亚氏文学思想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出新。当然这只是从材料认识的惯性而言，意义阐释方面同样如此，研究者如果只会从体裁分类的古典眼光看待《诗学》，而不会从现代性的角度读解它，他就永远无法发现《诗学》中蕴含的审美自律以及艺术本体论方面的思想。

学会“换位思考”，以别样的眼光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从别样的角度对之分析和挖掘，开拓新领域、新对象、新材料，寻找新的研究格式塔。这里所说的“换位思考”还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换位思考，这里所说的“换位”是指专业视角和专业思考方式之间的变化、转换。章学诚如果只是以经师的眼光阅读儒家经典，而不是从历史家的眼光去读经，他永远无法得出“六经皆史”的宏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如果不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思考哲学，其哲学也是修辞和叙事的解构理论观很难产生。同样一部《红楼梦》，如果从经学家的眼光审视，它是一部讲述盈亏、变易的著作，从道学家的眼光观察，它是一部诲淫诲盗之作，从政治家的眼光阅读，它是一部宣传反清排满之作。一句话：观察视点变化，考虑角度不同，看到、理解到的东西与得出的结论也不同。顾颉刚谈自己的治学的经验，说他在研究方法上就是受章太炎治学方法的影响：“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学会从不同角度解析研究对象的逻辑层次。根据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理解水平，把研究对象分成相应的逻辑层次，从不同层次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必然会在识见上超出别人。比如要对《红楼梦》进行审美形式分析，研究者仅仅看到一个结构形式远远不够，他还必须能够，而且也应该看到，修辞、风格、叙事等因素同样是审美形式的构成因素。同样看待叙事，要能够分清叙事语式、叙事语态、叙事句法、叙事结构等不同叙事层次间的作用及审美效果。

如果学不会创造新对象、发现新材料，那就努力学会改造旧对象或对旧材料，对之“回收利用”，重新排列组合，让它焕发出新的生机来。前人谈到这方面的经验时说，欲“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用的都是正史中的材料，但他在取材上只选取那些有关政治兴废与军事胜败有关的史料，在史书写作体例上成为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之外的另一种叙事模式。

发现研究对象，在“识”的能力之外，尚需注意下述三个经验因素：

留心观察。对一些常规对象，看其研究有没有缺陷与疏漏，如果有，就想办法补充。2003级一位本科生在阅读美学书籍时，对美学史上“自然美”的问题感到困惑，比如，这一概念的起源，中间有哪些人论述过它。他向我询问，我也觉得这一问题的线索确实不太清晰，我和他在期刊网上搜索以往的研究成果，查不到专门从美学史角度研究这一范畴的文章。后来，在我的建议下，他把这个问题写成了学士学位论文。

兴趣延伸。2003级另外一位本科生，对我讲授西方文论中新批评派的“反讽”概念很感兴趣，他在阅读周国平主编的《诗人哲学家》时，发现德国浪漫派诗论家施莱格尔也探讨过反讽问题，问我施莱格尔的反讽概念与新批评的反讽理论有何异同，并说他想就这个概念做一下梳理。我告诉他，我正在做西方文学批评关键词的梳理工作，我让他看了一下我所搜集的苏格拉底以来的反讽概念，告诉他这个概念西方人梳理得已经够清晰的了，再做就是重复研究，但我告诉他，从兴趣出发找到研究点本身很值得鼓励。

切身性与当下意识。对自己所处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和问题，对那些产生争议的对象或问题，不能无动于衷，对一些刚刚出现大多数人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的对象或问题，应当给予反省，围绕它搜求有关材料，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回应或批评。

“识”的运用贵在坚定，一旦确认，不可轻易更改，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决不可因异见甚或冷言而更改放弃。章学诚告诫后人说：“学贵专门，识须坚定。”怀疑主义者笛卡尔也说：理性主义者的“准则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

必须注意：“才”、“识”都来自于“学”，这里的“学”指学术素养，亦即一个人的学术知识积累；没有学科知识的积累，“才”、“识”将成为无源之水，“胆”也将流于鲁莽。还是章学诚说得好：“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

二、理论预设与建构能力

自然科学需要假设，人文科学也需要假设。有没有理论预设与建构能力，是创造型学者和平庸学者之间的分野。对未知对象或未来对象的研究，要敢于构建某种理论图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研究者对于未知或未来的对象要敢于做出理论预设，提出某种观点、相应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设想，再用个案分析检验。当然，这种假设须是研究者在掌握大量材料和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预测，而不是闭门造车或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断。没有根据的假设，是胡言乱语、欺世盗名。建构能力是主体在特定的认识框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想象及叙述的能力，其间也包括主体对旧理论的重新表述能力。有没有理论建构能力，同样也是创造型学者和平庸学者之间的分野。

三、理论推演与逻辑提升能力

理论推演与逻辑提升能力是指这样一种能力：研究者以已经归类、区分和总结好的材料为依据，总结规律，提出问题，生发提炼相关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考察其间的联系，概括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发现某种理论结构。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和观念的模型。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事实性质和特征的抽象，脱离具体事物而自足、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其形态构成要素就是概念、范畴、命题。逻辑提升就是把研究对象“化简”，剥离经验、保留属性，把具象的物质实体简化为抽象的概念实体，也就是黑格尔的化“帽子”为概念的功夫。以简驭繁，是基于理性之上的科学、哲学、逻辑共有的特征。对现象或事实只是描述分析，而没有概括、抽象和推断，理论和科学无从产生。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加以概括，对此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人文或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经验的实验方法，必须用超验的逻辑概括方法。比如，经济学家李嘉图缺乏思辨推理和抽象概括能力，他至多把人想象成帽子，即用与人相关的东西代替人，也就是用一种实在代替另外一种实在。缺乏理论的概括抽象，这使他在认识经济规律时只能在地租、利息这些基本的经济现象上徘徊，无法洞悉经济领域里的政治学因素，如剩余价值。黑格尔把帽子变成概念，则是以实在的属性代替实在本身，这属性远离了经验形态，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形态。超出事实或实在，而在概念层次上进行纯逻辑的推论演绎，是哲学家擅长的理论思辨能力。

研究者必须自觉培养自身的把经验加以逻辑化和概括化的能力，学会超出事实或实在、尔后在概念层次上进行纯逻辑的推论演绎，对学理和原则进行精密、系统地探讨。只会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不会在分析中提炼和概括，这样的研究者只是一个勤奋的学术搬运工，至多成为一个只会转述别人成说的二道贩子。

四、营造理论空间能力

对理论研究者来说，要想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和发现，还必须着意培养营造理论空间的能力。要营造理论空间，首先应该清楚理论空间的逻辑构成。以文艺理论为例，其逻辑空间主要存在于五个方面：

传统理论的现代化。传统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再造与再生的空间很大，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学者如朱自清、钱锺书、宗白华、朱光潜等，对传统诗学从不同的路径进行改造，使古代文论焕发出现代生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或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另立新说，或是赋予传统诗学概念以新的内涵，或是借用现代西方诗学思想解析传统诗学概念或命题，从中提炼具有现代意味的诗学命题。20世纪后期，“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度成为文论界的热点，并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外来理论是催生本土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渠道，没有古印度学术的影响，文学史上不可能出现《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20世纪的学者中间，李泽厚改造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而成“积淀说”，张志扬据研习欧陆语言哲学心得提出“语言的两不性”、“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等命题，可谓外来理论本土化的典型例证。

社会生活的激发。面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给予理论上的分析和回应，并从逻辑角度加以思想命名，这是理论发展最为广阔的空间，也是最具生命力与思想张力的理论空间。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提出“底线伦理”的概念，何先生自述说，他提出这一概念“并非偶然”，这既是他“对诸如‘文革’一类劫难的反思，又是对新出现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反应。”文学研究领域里“趋零距离”、“图像增殖”等理论概念，与作者对媒介时代生活、文学现象的领悟分不开。

文献阐释中的理论生发。在阐释前人学说时照样可以提炼出相应的理论来。清代学者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他在对《孟子》一书的解释分析中，从生物性是人不可摆脱的本性这一认识出发，提出“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的理论命题。20世纪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也长于此道，他有许多专门阐释前人文献的著作，如：《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0）》、《命运（巴门尼德残篇第8）》、《柏拉图的〈智者〉》、《论真理的本质——关于柏拉图的洞穴譬喻和泰阿泰德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和〈莱茵河〉》、《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伊斯特河〉》等。中国现代学者有也有一些人在此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朱自清提出的“言志”、“载道”为一的观点，钱锺书对“理趣”、“妙悟”、“性情”等的辨析和现代阐释，都是建立在分析阐释古典文献史料的基础上。

批评中的理论提升。在批评中提炼生发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本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研究中刘知己的《史通》，文学研究中钟嵘的《诗品》，都是在批评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提炼生发出可以用来解释一般史学或文学现象的理论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胡风十分注意这一点，他在讨论相关文学作品的时候，适时提出相应的理论概念，其著名观点“主观精神”就是他在批评相关作品与问题时提出的。当代批评家中间，王鸿生对此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在涉及史铁生、余华、王小波、北村、韩东、迟子建、虹影等一批作家的文本时，他通过细读式的叙事分析，提炼出诸如祈祷、观察、反讽、默想等语态范畴，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第一次（或许？）明确将‘叙事语态’与存在姿态关联起来研究。”

就学术从业而言，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禀赋、爱好选择任一理论空间进行发展。不要说“无中生有”的开拓创新，就是对任一理论空间加以延伸，都足以让一个人倾一生精力。

第五节 借鉴与创造能力

创造能力是循序渐进发展的，而且最初总是先从模仿式借鉴开始的。从一个初学者到一名学者，必经从借鉴到创造的路，这条路细说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照着讲”、“学着讲”到“接着讲”，进而从“对着讲”、“另外讲”到“自己讲”；从“讲别人”再到“讲自己”。

一、照着讲

“照着讲”是学术研究的始基和出发点。“照着讲”就是复述前人学说，并且这复述必须以准确把握并忠实原文原著原义为基础。学术总是先学后“述”，先清理先贤学说，了解其思想脉胳，揣摩、把握其思路，看他是怎样提出问题，对问题进行怎样的表述，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语言风格进行写作，然后，对其加以介绍评析，是谓“照着讲”。凡带有“述而不作”性质的学科史、学术史的教材或著作，均属“照着讲”的类型。

“照着讲”是传达前人思想，这个阶段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前人思想的内涵以及自己复述的准确度。这种层次的研究是从某一家或某一派思想着手，主要向世人介绍别人怎么说。“照着讲”虽是“述”而非“作”，却也是进学必经之阶。

二、学着讲

“学着讲”是学术研究的初级境界，其特征是：研究者受前人思想启发，却又不满足于介绍前人成说，在前人思想之内、之外或夹缝中发现有关问题，于是根据自己所学，依葫芦画瓢，写作论文，提出自己的认识。此一层次的研究者在研习他人学说时，开始有了自我思想的萌动，研究者在发现这种萌动之后，也开始有意识地在复述别人思想时试图形成自己的声音，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和人生历练，这种思想缺乏相应的深度，难以产生相应的影响。然而，它却是研究者独立思考的开端，独立进行研究的前奏。

三、接着讲

“接着讲”是学术研究的中级境界。它是研究者“为往圣继绝学”的实践行为，研究者背靠传统学术资源，研习、清理前人学说，发现前人思想中意犹未尽，或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前人的问题深化、展开、开掘、推进，甚至生发先贤学说中没有的思想，寻找传统问题的出路，或解决现实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是接续、发挥原儒思想，冯友兰的《新理学》则是接着新儒家以来的思想在讲。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接着潘府、王阳明、何良俊、王世贞、胡应麟、李贽等人的思想在讲，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是接续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在讲。

“接着讲”在学理上内含有两个逻辑要求：一是接续、承传，二是延伸、发展。因此，“接着讲”既是接续着讲、延伸着讲，也是创造性解释、发挥前人思想，是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在叙述前人思想的同时建构自己新的认识。“接着讲”是在推进前人思想，这个阶段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前人思想中遗留的问题，留意前人思想中问题的进展情况、解决程度，哪些问题前人已经明确说了出来，哪些问题前人说了一半，需要进一步推进，哪些问题前人想到但没有想透，想说而没有说出来，自己又从怎样的角度接续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给予进一步的解决。

四、对着讲

研究者发现他人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足、缺陷、错误，为了申述自己的认识或纠正他人的问题、不足、缺陷、错误，因而对之进行评述或争论，这种情形可称之为“对着讲”。“对着讲”是对他人的思想延续和拓展，因而属另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同属学术研究的中级境界。

“对着讲”有四种情形，在此不妨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论争的几方观点为例。

针对着讲。研究者各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只是观点针锋相对、互以对方为非。如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蔡仪坚执美的客观说，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属性；吕荧、高尔泰对之明确反对，认为美是主观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客观的美。

调和着讲。研究者对观念有争议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各有其道理，但又各有其偏颇，于是提出折衷的方案。如朱光潜提出美是客观事物的属性符合主体的需要，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

对话、商讨式讲。研究者并没有形成与某一思想相对立的理论体系或学说，但在某一问题或观点上却对某一理论主张或观点持有异议，因此对之提出争鸣或商榷。如洪毅然对当时隐然已成气象的诸家观点皆有异议，他基本认可学界对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的批评意见，同时认为这类批评并不到位，于是发表系列商榷性论文，指出蔡仪美学观的形而上学性质、朱光潜割裂“物”与“物的形象”的偏颇、李泽厚相对忽视自然性因素的不足。

五、另外讲

“另外讲”是指在同一学术语境中，研究者自辟蹊径，别开领域。他不管别人如何说，而只认真思考和谈论自己的发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另外讲”已达学术研究的高级境界。还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论争为例，当时许多人在讨论美的本质问题时，主要围绕认识论方面的主客体因素进行思考，因而形成“主观”、“客观”、“主客观统一”的审美本质观。但有另外两个人物没有沿着“主客体”的因素思考，却又因各自独特的思考和论述自成一家，那就是李泽厚和宗白华。李泽厚虽也卷入了论争，但他思考审美本质的出发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人的社会实践；他在“主观”、“客观”与“主客观统一”之外，打出了“社会实践”的旗号，提出美的本质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在人的社会实践。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在当时更是极为特殊的“另外讲”，针对当时的美学大论争，宗白华没有是非其间，而是坚守华夏体验论美学本位，围绕具体艺术对象和艺术问题进行研究。他虽然没被人归入“中国当代美学四大家”中的任何一家，但他却属于比其间任何一家更接近审美真谛的一个大家。

六、自己讲

“自己讲”是指这种情形：研究者自身已经形成独立的观察、理解和思考的方法，开始独立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思考问题已不再是从书本即前人的思想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以及当下所处的生活、社会语境出发，关注的不是前人或别人怎样活、怎样想、怎样说，而是自己或自己这一代人怎样活、怎样想、怎样说。“自己讲”属于学术研究的巅峰境界。“六经皆我注脚”的宋代哲学家陆象山，可谓哲学史上“自己讲”的典型人物之一。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学术界“自己讲”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哲学家张志扬，张先生虽然对西方哲学与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洞察，但他从不机械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认识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与文化问题，其研究特点是从个体常态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作为入思的出发点，尔后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自生性问题进行反省和追问。其原创性概念和思想如“创伤记忆”、“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语言的两不性”、“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偶在论”等，均为其“自己讲”的独特话语言路的产物。

“自己讲”者在表述相关主张时，也会提及前人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充其量只是印证他自己思想的材料，所谓“六经皆我注脚”。这个阶段的学者已经成为独立的思想者，达此境地，成不了大师，也可成为出色的学者。

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主要依靠“对着讲”、“另外讲”、“自己讲”。中国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正是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着讲”、“另外讲”和“自己讲”的思想结果。

“照着讲”、“学着讲”、“接着讲”是在“讲别人”，“对着讲”、“另外讲”、“自己讲”则是在“讲自己”。“讲别人”，在学术渊源上统属“论旧学”；“讲自己”是讲述自己思想，是独创，在学术性质上属于“标新统”。“讲自己”的阶段是一个人进入独立创造境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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