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游铭悦 | 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最新诺奖作家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创作旨归

【作者简介】

朱振武， 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教授，英语文学文化与翻译学博导，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上海市 “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 创新团队负责人，中国中外语言文化学会小说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翻译学、英语文学文化、中外小说美学比较和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翻译》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著作、译著、编著100多部，获得省部级各种奖项二十多种。

游铭悦，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生，主要研究非洲英语文学与文化。

朱振武 教授

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

——最新诺奖作家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

创作旨归

本文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学术公众号推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 19ZDA2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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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非洲边缘人民生活日益成为人文学者及作家关注的焦点。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的多部小说均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对非洲流散者的生存境遇与出路问题给予了深切关注与思考。他的第八部小说《最后的礼物》更加关注流散家庭，着重复写流散者缺失身份认同的群体经验，探索不同时代人物身份认知的相互纠葛以及解决矛盾的心灵和解之路,彰显出作者对流散者未来的企盼和文化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古尔纳；身份认同；非洲流散；共同体意识；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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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份” 是社会中个体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综合展现，“认同”则意指“人或物在所有时间及所有场合与自身等同”（方文，2008: 90）。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认为，“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 (2003:4)。故归根结底即为“我是谁”和“我归属于哪种群体”的问题。经历过殖民浪潮的非洲，正深深陷入到自我寻找和重新确立的漩涡之中。当下，作家们对于边缘人民身份的解构及重构做出了多样的假设与尝试，其中不仅有知识分子振聋发聩的疑问，更有普通小市民的低迷与寻找。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的第八本小说《最后的礼物》 (The Last Gift, 2011) 书写了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移民家庭故事，展示了现代移民及其后代所面临的复杂文化环境。作者将沉默的移民者、探寻自我价值的寻找者、在非洲身份与英国假面中切换的伪装者和拥有双文化心智的适应者，都放置在家庭群体的框架中。故事以父亲阿巴斯中风这一突如其来的苦难事件为导火索，引导人物在回忆和压抑里重新确立身份。通过成员个体间关系的动态调整，探索他们之间从微妙平衡到矛盾迭起再到回归平静的过程，借以揭示移民者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探究他们重建个人身份认同的路径。古尔纳在作品中更借隐喻将关注范围辐射至超越家庭的社会群体，他将笔触指向了生活在边缘的身份错位人群，书写出“一种集体危机的文学”（蒋晖，2016:23），彰显了作者对于文化共同体中普遍性问题的反思。

2. 异邦的精神苦难与认同困境

后殖民时代，非洲人与殖民者在碰撞中遭受的社会和心理伤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流散者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他者的承认 (recognition)、日常经验的确证 (corroboration) 以及过去知识的共鸣，三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有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情境调整他们的身份认同”（韩晓燕、田晓丽，2016:175)。因而移民者在社会文化和生活困境的挤压下或回避、冲突，或融合、伪装。其变形与异化的根源在于流散者及后殖民地人民在面对多种社会文化时，个人身份认同的动摇与矛盾。古尔纳在《最后的礼物》里，展示出他对于流散非洲人、边缘女性及其后代重建身份认同过程的探究轨迹。

小说将故事锁定在阿巴斯一家的生活体验和思想发展，为读者刻画了移民两代人在记忆和语言交换下的家庭生活图景。父亲阿巴斯是家中唯一一位真正来自非洲的人。他因难言之隐从家乡桑给巴尔乘船出逃成为海员。十几年中他隐瞒过去在世界不同海域辗转。行至埃克塞特时，阿巴斯邂逅了玛利亚姆并果断地携她私奔并在诺维奇定居。长久的英国生活并没带给阿巴斯心灵和身份的安定感。在英国，他是无法融入的“异邦流散者”。当“流散者携带在母国习得的经验、习俗、语言、观念等文化因子来到一个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进程迥然相异的国度，必然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朱振武、袁俊卿，2019: 140)。因而面对错位的文化空间，街道、天气或是陌生语言，阿巴斯都难以适应。小说第一章从阿巴斯回家的途中突发中风写起。“他下了公车走进二月的空气中，这是一个突然变得寒冷的日子”  (Gurnah, 2011: 3)。①面对气温的骤降，阿巴斯并未穿上合适的衣物，“他穿得不合适” ，“他穿着一年中大多数月份都穿的大衣” (3)。与他的颤抖和冷汗相对应的是路人暖和舒适的衣物，“周围的人穿着厚厚的羊毛大衣，带着手套和围巾” (3)。文本中对 “衣物” 展开的多次对比使其性质出现了转化，轻巧但不适合当下生活的衣服本质上是阿巴斯个人过去生活习惯和个人思想发展的综合结果，是他在英国街道中展示出的别扭身份。在阿巴斯眼中，穿着轻薄是因为“他的烦躁不安，一个陌生人不适应周围环境的心理习惯” (4)。始终存在的陌生感促使阿巴斯对英国的一切都采取了谨慎和防备的态度，“这种陌生感加剧了被生活抛弃的感受” (27)。在这段归家途中，阿巴斯本可以坐在人行道上等待身体不适消散，但他却选择了向家里走去。在他病弱的眼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街道皆是“荒野”，如果不在力气耗尽之前抵达家中，“他的身体就会被撕成碎片，散落一地” (4)。对于流散者阿巴斯而言，英国始终是冷酷的异邦，是他不得不蜷缩之处。阿巴斯不止一次谈论他所居住的 “陌生的地方”，而“在这里的日子是毫无用处的生活” (9)。在过去平淡日子里，轻薄衣物代表的脆弱假面为阿巴斯提供了在英国生存的掩体，但当生活的苦难横亘在阿巴斯面前时，他身份的不适感被放大到了极致。

著名学者艾里克森 (Erik Erikson)讨论自我同一性的 “渐成性” (epigenetic model) 模型时提出，社会语境镶嵌在个体的自我和人格之中 (方文，2008: 91)。阿巴斯的肤色、出生等原生性 (primordial) 特征奠定了他的 “元认同” 基础，而童年体验和青年生活大部分打下了他一生的身份基调。阿巴斯从桑给巴尔的出逃在本质上宣告着他将长期在不合适的国境中戍守着自己的过去，以绝对沉默的姿态承受时间的鞭笞。“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语境，因为自我同一性，而与现实的个体及其活生生的社会行动发生关联”（方文，2008: 91)。阿巴斯的沉默明示着他在尽量避免与英国生活产生更深一步“关联”，他的身份问题本质是社会与个人关系出现了部分断裂。阿巴斯及现实生活中的“阿巴斯们”盘踞于回忆和家园之中，导致在流散发生后，他们无法构建新的自我同一性，造成了同一性的混乱或危机，进一步导致身份认知障碍。

阿巴斯的妻子玛利亚姆可以被缩写为一位不断寻找个人幸福和价值的女性 “寻找者”。她出生时遭到抛弃，幼年辗转于多个寄养家庭，命运曲折坎坷。寒冷，黑暗，拥挤，贫穷，受歧视成为她在前几个寄养家庭的共通记忆。玛利亚姆的回忆中，居住的地方 “厨房靠着炒菜和烧洗澡水保持它的温暖” (22)。玛利亚姆童年的生活残酷且动荡，年幼的她像一件物品被不同家庭接纳又丢弃。她对个人的认知等同于与收养家庭对她的个人态度，“无价值” (26)成为她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换言之，出生的卑微与幼年的辗转使玛利亚姆对自我身份认同具有主体间性特点。拉康提出，主体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所界定，此概念发展至社会学领域，为霍耐特所补充和阐释。他接受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社会冲突模型，即 “自我意识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结果，它只有在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自我认同也必须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基础，它只有通过自我承认与承认我的他者的认同，才是可能的” （王凤才，2006: 57)。霍纳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身份的圆满依靠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并将主体间的承认模式设定为 “爱、法律与团结”，结合玛利亚姆的经历，这些 “主体间承认” 便是她生活中所缺失的 “情感依附、权力赋予或共有的价值取向”（霍耐特，2005: 102)。所以爱和幸福一直是玛利亚姆内心的期盼。在听说自己被捡到的故事时，她幻想啼哭的婴儿被一条乳白披肩包裹，乳白色的织物于玛利亚姆而言象征着安宁与幸福感。这是她幼年无法确认的记忆，也是她之后一生的追求。

残酷的生活曾不断锤击着年幼的玛利亚姆，直到她进入最后一个寄养家庭。在第五对寄养父母维杰 (Vijay) 和佛罗兹 (Ferooz) 家中，玛利亚姆感受到与之前不同的关注和包容。作为回报，她开始为家中做一些繁杂的家务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微小的价值自证也勾画出了她之后的工作轨迹。在维杰家里，玛利亚姆虽得到了短暂的安定但好景不长，原有的家庭秩序被突然出现的表哥打破。于玛利亚姆而言，表哥拥有着超越自己的血缘关系，原生家庭认同必然压制了养父母对自己的爱。表哥先是借住在家中沙发上，后以学习的借口侵占了玛利亚姆的房间，且逐渐变本加厉，开始猥亵并污蔑玛利亚姆。霍耐特认为，“这种形式的肉体伤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所引起的并非纯粹是肉体的痛苦，而是一种与在他人淫威之下感到的孤独无助、无法自卫相联系的痛苦，以致个人在现实中感到失去了自我”（霍耐特，2005: 141)。表哥从空间到身体再到言语上的侵犯，让玛利亚姆在这个家庭中彻底成为沉默的一份子，生活和个人身份认同重新陷入一片混乱。所以她再次逃离，重新走上寻找个人价值、获得身份认同的长路。

家庭中的女儿汉娜和儿子贾马尔则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流散家庭第二代代表，“移民后代会通过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避免遭受歧视造成的心理落差。影响移民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教育、居住环境等”（李蔓莉，2018: 102)。出生在英国却缺失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安娜和贾马尔必须面对父母的沉默，应付父母对英国文化的过度反应。他们以个人经验叙述着边缘化的生活，展示出不同的个人态度。

安娜是英国社会中的 “伪装者” 。大部分时间她不断地借用 “英国身份” 来掩饰自己最初的 “非洲身份” 。即 将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即通过标榜自己‘当地人’的身份，可获得较高的自尊，以回避移入国居民对于外族的隔离和排斥”（李蔓莉，2018: 102)。在母亲玛利亚姆眼中，安娜 “好像在故意把自己从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身上改造出来” (31)。她将自己的名字从汉娜改为 “Anna”，因为这让她听起来更贴近英国，她的声音、眼神和穿着方式都在不断变化，她 “放弃了一种声音而采用了另一种声音” (31)。安娜的努力本质上是为了获得后致的群体资格，使困扰已久的“非洲身份”龟缩到心灵深处。活跃于社会活动的安娜开始重构与个人发展平行的社会认同，她享受着英国身份带给来的自信和自由。但这种装扮严实的英国身份在遇到本土白人审视和质疑时陷入完全被动的境地。在英国人眼里，安娜仍是贴着标签的流散移民，是来自非洲的女性，她的个人展示只是流于俗套的文化模仿。安娜的认同危机犹如伊各尼·巴雷特 (Igoni Barrett) 在《黑腚》 (Blackass，2015) 描写的主人公黑人弗洛。他一觉醒来后成为了白人，只剩下黑色的屁股不断提醒自己的黑人身份。黑与白，种族与权利的冲突使安娜在夹缝中感到极为痛苦，“他们（父母）没有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地方让我们生活。不是因为其他地方没有残酷和谎言，而是为了摆脱这么多丢人现眼的伪装。我们不用再假装自己和那些自视甚高的人没什么不同” (46)。对于安娜，英国是她出生与生长的地方，但她带有的原生特性使她被纳入了相关的地域群体，被迫接受他人的审视。她不得不借用伪装的身份发声，这种生活状态使她的表面和内心陷入深深的拉扯。

儿子贾马尔在家中学历最高，亦是欧洲生活与身份的“适应者”。他进修博士学位，将研究重点放流散者群体。这种学习过程表面上使贾马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父辈身份问题的阴影。他坦然承认自己的复杂身份，学会跳脱出个人的束缚思考其它社会事件。面对家人，贾马尔成为父母生活历史经验的聆听者，以独有的个人姿态反思和勾勒着这一群体的未来;面对其他黑人流散者，贾马尔会下意识施以个人同情。但于他自己而言，贾马尔与非洲本土的距离似乎通过书面和研究愈发遥远。对于模糊的家乡，贾马尔不断徘徊在 “流散” 本质之外。虽无严重的个人身份认知焦虑，但人文学者的身份不断催促着他重寻失落的非洲身份，构建起跨民族、跨文化的双文化身份认同。

故事中四人面临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危机。父辈怀念自己的童年、家人和故土，即 “流散者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间的张力下流离、徘徊、焦灼、无望，既有对新世界的向往，又有对故乡的留恋”（朱振武、袁俊卿，2019: 155)。逃离的选择将第一代移民带到全新环境，给他们之后的岁月带来了生活与情感上的复杂交错。而第二代流散移民面对父母的身份困境和独有的沉默陷入新的迷惘和困惑。他们在异邦或是新的故乡，以何种姿态面对新的文化，如何解构并重构个人身份，如何在家庭中保持微妙的平衡，是《最后的礼物》所探寻的根本。

3. 认同困境下的家庭失衡与身份重构

文本中四位主角就像四个不合适的楔子，处于一个名为家庭的小型木器中。古尔纳将他们收束于一起，展示出身份认同困境者在相同文化集体中的相处矛盾。前期他们相互忍耐磨合，每个人的隐瞒和有限的交流一定程度避免了家庭内冲突，使这个家庭卡进微妙但稳定的生活轨道。《最后的礼物》关注了四人的生活互动与心灵动态体验，也挖掘出个体面临个人认同困难时如何维持文化群体中短暂的稳定。古尔纳将其归为两个原因：长辈无意识美化回忆;对后辈选择性讲述。

《最后的礼物》依托阿巴斯与玛利亚姆的回想和叙述大量展示了他们的往昔生活，并揭示出他们身份认同危机的最主要原因。“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王宁，2006: 74)。因而在阿巴斯患病的前期，玛利亚姆常会想起过去，“他回头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笑了。这让她感觉很好” (14)。玛利亚姆脑海中飞旋起的回忆只有他们在埃克塞特预言般的相遇、小玩笑和最后逃离的约定 “Yallah（走吧），让我们离开这里” (18)。回忆时她无意识隐藏了年幼时生活的一片混乱，而只用 “生活变得艰难了” (14)指代了一切。面对尖锐的身份认同问题，阿巴斯和玛利亚姆借过去获得心灵治愈，当下生活的不适本质被回忆和曾经冲动的爱情渲染上朦胧的幸福。

除了回想往昔，阿巴斯和玛利亚姆面对子女的询问一致采用了选择性讲述，即叙述中的“扣留信息”。对于书中儿女和读者，阿巴斯和玛利亚姆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他们只选取浪漫离奇故事告诉孩子，隐瞒痛苦换取平日的幸福和平静。关于出逃的原因，孩子们只获知 “维杰和佛罗兹并不喜欢他（阿巴斯)，所以他们逃走了” (27)。“Yallah（走吧），让我们离开这里，这是他所说的话。这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27)。在玛利亚姆的隐藏下，这次私奔成了年轻人为爱冲动的正当选择。阿巴斯平日则有意回避个人话题，选择和孩子们讲述不同的童话和节日庆典。在他的描绘中，他作为冒险的主人公总是可以从大象、鲨鱼或鬣狗的威胁下逃生。讲述节日时，阿巴斯描述的往往也是家人团聚，欢声笑语。在贾马尔看来，阿巴斯“有一些时间里毫无防备，仿佛在遐想中说话” (43)。这些口述故事里，所有结局都完满幸福。

父母诉说的故事充斥着纯洁、虚幻和美好，使孩子忽视了阿巴斯缄口不言的黑暗过去。而父母的选择性叙述实质是对个人身份危机的下意识回避。阿巴斯不提过往出逃的经历，遮盖英国生活的错位;玛利亚姆美化幼年的生活体验，隐瞒个人价值被打压的过程。亨利·詹姆斯提出：“小说中的一切叙述细节必须通过这个‘意识中心’人物思想的过滤，而这种过滤行为本身能更好地揭示这个人物的心灵”（赵毅衡，2013: 127)。这种选择性讲述使他们的创伤更赤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重述中，昔日的行为得到新的阐释，记忆得到更合理的安置。家庭痛苦的内核被日常琐碎淹没，个人矛盾退居到心灵深处，以此获得家庭中痛苦与幸福的平衡。

父母选择性的叙述和父亲长久的回避让安娜和贾马尔屡次感受到个人回忆的 “被剥夺感”。对于第二代流散者，诞生的创伤、先赋的社会群体分类已经明示着成长时可能遭受的挫折。在异国，家庭是帮助流散二代构建个人身份的基本途径。想要完成二代移民的个人身份重构，需要先完成对原生身份的解构。但安娜与贾马尔在成长过程中从未拥有对遥远故乡的知情权。对于个人身份认知的残缺导致在此基础上搭建的新身份总是摇摇欲坠，难以融合当代社会。阿巴斯病倒后短暂失去了语言能力。贾马尔与安娜第一次面对父亲再也无法诉说的恐惧。当生活缺少了故事性的掩盖，前期建立的微妙平衡逐渐坍塌。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与精神困境促使家庭中的四人不得不正视之前生活中的种种漏洞和混乱的叙述。古尔纳在文本中呈现了四人不同的求索，描绘出群体间的个体互动以及对个人身份的和解与重构。

疾病使阿巴斯从主动沉默转向了无法发声的状态。他于病榻上不断回想过去，陷入低沉的自我反思中。长时间的缄默和恢复缓慢的身体状态让阿巴斯叙述的冲动日益增长。“在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里，当世界在他周围寂静无声时，他躺在床上，感觉到身体的内部正在腐烂。他用手抚摸着支撑着一切的骨骼，想着有一天它很快就会坍塌在他体内融化的腐烂中。” (126) 最终在黑暗里，阿巴斯艰难地开口和玛利亚姆述说了故乡和逃离的婚姻。“记忆是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尚必武，2011: 87)，长久以来，阿巴斯第一次将个人经验转变为语言叙述，在药物、疾病的混乱之中，他用冷静的语言展示了隐藏已久的个人记忆，同样在这种叙述中回顾了在异国文化中被挤压和侵犯的个人身份，与自己达成了无奈的和解。

阿巴斯的回忆与自述强烈地刺激了妻子玛利亚姆。在不断地纠结和反复中，玛利亚姆决定按照 “将苦难常态化” 的个人准则，向子女述说了自己在寄养家庭中被打压和猥亵的时日。玛利亚姆认为，面对苦难，语言和信息的交换“可以把她的震惊降到更为普通的程度，把所发生的事情纳入熟悉的剧情”。“她听取她朋友们的讲述，她们之间把悲剧变成了可以容忍的事情。把她们所描述的不幸归咎与医生，命运甚至是不幸本身” (12)。玛利亚姆对创伤的叙述，“可以建立叙事、自我和身份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受创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对自我和身份的认识”（曾艳钰，2014: 10)。这意味着玛利亚姆在内心中选择不再与过去的苦痛做无意义的斗争。苦难的吐露促使她拔去了记忆中的锐刺，得以重构个人身份认同。玛利亚姆变得更为坦诚。她剪发，从医院辞职，来到难民中心工作。她的改变得到了丈夫和儿女的支持，她在家人的认同中寻得了新的情感自洽。“尽管古尔纳文本中的人物经常面临着不对称的定位，但当个体角色通过融洽、同理心或爱的体验认识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自由的时刻就会出现在古尔纳的文本中” (Steiner，2010: 128)。在家庭的互动和个人的发展中，玛利亚姆跳脱出悲剧的桎梏，开始更为主动地寻找个人价值。

父母的诉说在本质上为这个本身死水一潭的家庭带来了集体的精神解脱。安娜逐渐意识到她前期的伪饰并没有在白人男友家庭中获得 “认同”。随着男友尼克在工作上的成功，他的本土优越感愈发显现。尼克开始无意识默认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力。两人交谈时他多次打断安娜的叙述，也不再对自己的言论加以解释。霍耐特将强暴、权利剥夺和侮辱列为蔑视的三中类型，对于殖民者而言，“我们所辨别的三种蔑视中的其中两种形式就深深根植于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且 “这种蔑视经验也不可能简单地随着历史时间或文化构架而发生变化”（霍耐特，2005: 142)。男友家庭对于安娜的蔑视促使她的“反应性民族认同” (reactive ethnicity)被激发，她的非洲身份随着欧洲身份的退让逐渐显现出来，即“当移民在移入社会里受到歧视的时候，因为感受到威胁与排挤，反而会加强对原有种族身份的认同”（韩晓燕、田晓丽，2016: 176)。男友最后的越轨行为促使安娜与自己的双重身份真正和解。“二十八岁，一个美好的年纪，她的生活再次开始了，她应该感到充满活力和希望。” (237)作为“适应者”的贾马尔也开始尝试自己触摸历史，触摸自己最初的身份。他加入了大学中的伊斯兰阅读社团，弥补对个人信仰了解甚少的局限。“9·11” 事件后，宗教与种族的冲突和平衡问题被放大横置在每个人面前。社会和生活两线体验的交叉，使贾马尔一面处于民族群体和外部世界的冲突，一面在生活中更加贴近流散人群，倾听他们的声音。邻居叙述的平行记忆、家庭尘封记忆解锁都使贾马尔更加理解流散的本质。

生活的混乱在阿巴斯去世后得到了平息，家园和生活中真相的剥离让留下的人重新审视生活。故事从疾病和沉默开始，以和解和团圆结束。阿巴斯用回忆作为引子引导剩下的三个楔子回到了自己合适的凹槽:玛利亚姆与旧日的养父母家庭团圆，在爱与当下幸福中确证个人的主体性;安娜在与家人和情人的拉扯中脱下身份面具，拥抱自我;贾马尔建构起与英国身份平行的非洲身份，与流散群体更加贴近。在古尔纳长期的创作里，他书写创伤均是尝试为不同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探索合适的自我和解道路。从《朝圣者之路》中达乌德踏入教堂的选择，到《绝妙的沉默》中逐渐显露的个人声音，再到《最后的礼物》中家庭对苦难的接纳，对自我的解码。小说中四人通过个人尝试与互动使名为家庭的文化群体渐归平衡，“关系性身份” 取代了 “根源性身份”，流散者在异国重构了自我身份认同。

4. 文化群体的普遍困境与共同出路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提出，古尔纳“毫不妥协且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心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②他不仅书写个人，更关注群体中人物的相互影响与动态发展，并以俯瞰的形式概括整个群体的普遍性身份认同危机。“古尔纳的后殖民立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彰显非洲本位的世界主义立场”（石平萍，2021: 108)。这种书写特点扎根于古尔纳作为流散移民者的个人经验。1963年，桑给巴尔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紧随而来的是阿比德·卡鲁米总统对于国内阿拉伯裔的迫害与屠杀。古尔纳作为阿拉伯裔受害者不得不以难民身份逃往英国。青年时期的流散经历使他长期对难民和移民群体抱有高度关注。古尔纳在作品中往往以小见大，用某个行动的开始、某个地点的转换展示主人公面对新社会环境时的个人选择，并借隐喻将主人公作为某个群体的代表，挖掘其身份认同发展。《最后的礼物》中，古尔纳将移民者的迁移缩小至 “搬家” 的行为里，通过小范围地理位置的变换，描绘“家庭”这一文化群体中人物的心理发展。第二章《搬迁》 (“moving”) 里古尔纳展示了阿巴斯夫妇、贾马尔和安娜三次搬家的场景，每次搬家的过程都昭示着人物在异国空间的走向。四位角色的搬家行为勾画出在 “家庭” 文化共同体中，不同成员面对异邦文化时的普遍性矛盾。古尔纳以家庭为出发点，辐射了整个后殖民时代中拥有平行经验的文化共同体，他还以高度的知识分子自觉，为这些边缘人物群体与自我身份和解提出了自己的想象。

阿巴斯夫妇搬家是出于家庭需求，正如他们不得不逃离故乡。搬家时，阿巴斯提出“应该租一辆手推车，从租来的公寓带着他们仅有的几件东西走走” (83)。而进入新空间时，他对房屋做出了一系列主动改变，从修缮到种植再到建造，“他裱糊墙纸，重新铺好浴室的瓷砖，把需要修理的地方都修好了”，“他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园丁，种了蔬菜、花和一棵李子树……” (83)。下意识携带旧物、对新空间无意识改造都彰显着阿巴斯作为流散者始终是携带着最初身份面对社会。当下，众多移民面临着相似的 “阿巴斯困境”。南非作家艾捷凯尔·姆赫雷雷 (Ezekiel Mphahlele) 袒露，辗转于不同国家之间，却从未有过在家之感。面对流动的异国文化，阿巴斯这类流散者生存矛盾的本质是个人经历的创伤与对异国文化的抗拒。他们以回避为抗争，从边缘化逐渐沦为他者。而且他们长期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主动将生活环境改造成适合生存的舒适区。这类西方文化的“他者”通过回忆和旧物为自己建立起一个与家乡平行的空间，以取得精神的慰藉和生活平衡。同时，他们自认为流落在异邦陌生的荒原，不断放大自己的文化不适感，强硬拒斥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成为文化与思想的保守主义者。玛利亚姆在前期搬家时几乎未能体现能动性，展示出强烈的依附特质。她虽不属于难民群体，但她的种族、阶级、个人经历逼迫她长期居于边缘。与玛利亚姆经验相似的女性群体长期囿于充满创伤的回忆，难以建构个人身份认同。虽然在文本中，玛利亚姆终获儿女和丈夫给予她的 “身份承认”，得到了真正的精神解脱;但在现实社会，处于种族、阶级、文化间隙的女性依旧面临着难以发声的困境。她们背负生活的多重压力，在他者话语下徘徊寻觅建立自我身份认同。

家庭中的第二代流散者接受着欧洲国家教育，但家庭对欧洲社会的拒斥和社会环境的不友好促使他们不断审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产生焦虑、抗拒、自卑等无所归依的情感。他们的困境如作家奈保尔 (V. S. Naipaul) 所言，“我们被剥夺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已在祖父母那一代结束了，除此之外就是一片空白。倘若你能从天空俯瞰我们，会看到我们居住在大海和丛林间狭小的房屋里;那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被移送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只是在那里，飘浮着” (qtd. in King，1994)。古尔纳借安娜和贾马尔两人的搬家特点和不同的生活轨迹，展示了第二代流散群体重建个人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

女儿安娜是陷于解构与重构身份矛盾的代表。搬家时她选择保留部分旧物、接纳部分新物以获得个人平衡。搬动自己的物品时，她往往会发现其中有些受到损坏，或是一株植物，或是一把旧椅子。旧物的损坏暗示着安娜最初的非洲身份在数次移动中逐渐被新空间侵占。最后一次搬家时安娜为了尼克而放弃了职业。他们这次搬家有专业机构帮助，但安娜心中想的是，“当人们完全可以自己搬的时候，却让他们(搬家公司) 在自己的东西周围忙忙碌碌，这很令人沮丧”，“为什么他们要搬所有东西呢？拿那张破床有什么用？” (75)在此之前，安娜对生活和情感拥有个人选择权。通过表面事物的掩盖，安娜一直将自己设定在 “英国主人” 的身份中，但本质上安娜总是无意识流露出自己的 “他者” 特征。面对欧洲文化和社会的强势话语，安娜最终背道而行。对于流散二代而言，“一个文化范畴内的个体或群体往往有着天然的文化归属感与文化认同，尽管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但是文化的主体性认同是不变的”（朱振武、袁俊卿，2019:143)。长期的生活共同体奠定了她们内心对非洲主体文化认同的趋向。另一方面，在整体社会环境中，“当社会认同令人不满的时候，个体会力图离开其所属群体”（王莹，2008: 52)。在古尔纳笔下，类似安娜这样的文化 “夹心人” 在种族、阶级和多样的社会矛盾里饱受创伤，最后依靠个人觉醒完成对身份的重构。这些女性形象还映射出当代一部分边缘女性、流散女性的心灵探索与个人调整。玛利亚姆对过去的探寻和安娜对自我身份认识的重构都寄托了作者对边缘女性寻找个人幸福的强烈期盼。

贾马尔是两代人中最具 “英国特征” 的人物。他搬入公寓时整洁有序，没有携带自己的任何家具，一切都由房东准备就绪，表现出对新空间完全接纳。在新公寓中他与不同人种和谐相处。前期贾马尔曾认为流散者搬家是“毁灭和失败的时刻，是一个无法再避免的失败，是一个绝望的逃亡，是每况愈下。从家到无家可归，从公民到难民，从可以忍受甚至满足的生活到卑劣的恐怖” (73)。但贾马尔当下的居住空间并不如他所言，他的个人经验也不再与流散者的经验重合。在他的眼里，搬家后所有植物是亮色并带有活力，他与新空间的有序融合展示出一部分流散者对他乡的接纳与个人的同化。贾马尔通过教育与社会活动逐步成长，可以使读者窥见一部分流散者如何成为新国家中文化共同体的成员。类似贾马尔这样的流散群体将他国的社会文化、语言都逐渐内化为个人的表达方式，导致“其结果，不存在凝固的文化实体”（方文，2008: 101)。这类人最后取得了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他们对于不同文化展示出高度包容态度，并可以进行一定的文化框架转换。凭借个人对社会的接纳与适应，“贾马尔们”更为坦诚面对个人经历与文化冲突，亦能更轻松完成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构。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形象一定程度也是古尔纳个人经验的言说者。

不同身份人物搬家时的行为昭示着当下非洲流散者和第二代流散个体面对新社会，新文化时的差异态度。文中四人虽为一个完整的家庭群体，但所面对身份认同问题并非完全复写和重合。古尔纳为读者揭示了流散群体面对的社会知识体系具有不连贯与不平行特征。他们受到多种动态社会力量的影响，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施以个人努力以面对身份认同问题。古尔纳以个人流散经验为基础，敏锐关注并书写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群体中既存在差异又具有共通性质的经历，使文本逐渐从 “一家之言” 上升至整个后殖民流散文化共同体。

5. 结语

“身份认同问题犹如蝉蜕之变，历久而弥新”（陶家俊，2004: 44)。古尔纳的个人生活经历使他倾向书写 “归属、断裂、错位” (Mohan&Datta，2019: 4)，“深入探究了那些不太走运的移民的经历，他们由于经济、政治或情感原因移民，但却未能达到自己和家人对自己的期望” (Hand，2012: 39)。在《最后的礼物》中，古尔纳勾画的四位边缘人时刻处于不同文化力量的动态交流下，展示出文化夹缝下的张力。古尔纳不仅让人物走向 “寻根” 的结局，更重要的是书写出其身份重构的过程，探寻他们的生活走向与心灵救赎，为流散者个体在重建身份认同做出了乐观的尝试。

面对后殖民时代的失声群体，古尔纳更将个人的关注点扩展至不同文化共同体中人民的身份认同困境。他发展了石黑一雄关于 “国际主义写作” 的尝试，文中 “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石黑一雄，2013: 608)。古尔纳的书写流散不仅局限于非洲人民，也将社会中固执的、失声的、混乱的 “他者” 放置在整个人类文化共同体下展开思考，去描绘更广阔的世界，“他的根状叙事联系使读者得以认同不同事物，以发现共同的人性” (Steiner，2010: 134)，进而探寻当下被异化者身份认同的共同出路。古尔纳亦展示了文学创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最后的礼物” 不只是阿巴斯在病后为家庭带去的最后引导，更是古尔纳为后殖民流散文化共同体带去的一份满怀希望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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