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军玲、张西平 | 穿越在中西文化之间——张西平教授的海外汉学研究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际汉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前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天天主教文献整理研究》。代表著作：《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欧洲早期汉学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中欧早期思想交流史》《跟着利玛窦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英、法、西、葡、德等文）等专著。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和《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17年和2019年二等奖。2018年在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5周年时，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西方开拓，获得荣获西班牙使馆文化处“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 ‘庞迪我年’特别贡献奖”，2019年7月2日获得由西班牙王国外交部颁发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授予的 “国民成就十字勋章 (la Cruz de Oficial de la Orden del Mérito Civil)” 2021年6月25日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Lucaferrari）代表意大利总统所颁发给 “领导者勋章”。

张西平 教授

姚军玲，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汉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德文化比较研究。主持中德国际合作项目、教育部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大象出版社《红楼梦在德国的传播与翻译》作者。

姚军玲 教授

穿越在中西文化之间——张西平教授的海外汉学研究

本文原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 (17ZDA195)；河南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河南理工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预研项目(GSKY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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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海外汉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张西平教授围绕 “海外汉学的定义和学科设置” “年轻学者怎样进入学科?” “中年学者怎样突破思维和视野瓶颈” 等问题以及外国语言文学师生关于“典籍翻译” 的若干疑问，引导青年学者理解自己的工作和岗位，把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新时代国家赋予外语系 “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的使命结合起来，深入到具体工作去继承和传承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西文化；海外汉学；张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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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提下理解不同文明的差异和交流，“文明互鉴” 成为热搜词，海外汉学研究适应国家大势，成为新时代的热门学科。作为新时期海外汉学研究的开创者，张西平致力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宽了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让历史中国走进现代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主动将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为减少误解、增进对话助力，力促有效的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如此之大，我们该从何入手2021年的流火七月，张西平围绕广大学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分享自己的治学路径，侃侃而谈，一如既往地坦诚、直接、权威。

姚军玲：张教授，如今您享誉海内外，以傲人的实力奠定了海外汉学界不可替代的地位。您有许多官方的称谓：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会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主编等。每一个称谓都代表了您在一个学术方向的贡献，您个人最喜欢怎样的称谓，为什么?

张西平：我的研究涉及西方哲学、海外汉学、明清中西交流史、中国典籍外译史等多个领域，海外汉学是我倾注大量心血的一个领域。在任继愈先生的指导下，我以自己擅长的哲学和宗教研究为突破口，汲取严绍璗、孟华、谢方、黄时鉴、汤开建等先生研究所长，将 “西学东渐” 和 “中学西传”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努力，海外汉学现在成为一个热门学科，我为自己能开创和引领这个学科建设和发展深感欣慰，也偏爱 “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 这一称谓。

姚军玲：对非外语系的人来讲，外国语言文学的老师和学生进入Sinology似乎有着理所当然的语言优势。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师生由于搞不明白当前中国学术界经常使用的 “汉学” “中国学” 等概念的内涵，往往拿着 “外国语言” 的船票却无法知道如何能登上 “Sinology” 的客船。正如您在讲座中所说，“西方研究历史之中国，我们姑且称为汉学；研究当代之中国，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学，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统一的中国”。您的这种化繁为简的界定，不再局限于概念的名字，将学者的关注点引向Sinology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从外国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入手，寻踪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轨迹。请您从人生阅历和学术积养两方面讲讲年轻的学者如何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海外汉学路径。

张西平：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一直是有勾连的，我们不能只在中国本土研究中国，需要有更大的眼光，这样，就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海外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反观自己的文化，通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传播，在比较中了解我们的价值、特点。从外部世界看中国就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就会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怎样从外部世界看中国呢？怎么把中国放入世界之中呢？“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影响和价值”（张西平，2011：274)。有一个学科可以进入，这就是海外汉学。从海外汉学进入，才能找到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轨迹，才能知道从哪个路径进入。Sinology在英文字典里的定义是：西方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考古、艺术的研究。这个词现在争论还是比较大的。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后，叫中国学，所有关于中国的学问都叫中国学。中国学术界有时叫汉学，有时叫中国学。这个词在不同国家的称呼也不太一样。俄罗斯坚持将研究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都叫汉学。我沿用学术大师李学勤先生（2003：4）的说法 “西方研究历史之中国，我们姑且称为汉学，研究当代之中国，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学”。

海外汉学是外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外国语言文学一共有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5个二级学科。海外汉学是在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领域展开的。做这个学问对中国和西方的学问都要有所涉猎，不懂中国自己的学问，没有根；不懂西方的学问，抓不住汉学的魂（张西平、管永前，2014：108)。我多次说过做海外汉学必备条件：要有较好的国学专业学科的训练，要有较好的外文研究能力，要有比较文化的视野（张西平，2019：606)。

姚军玲：海外汉学在您的努力下，已经出版了基础和经典系列：与大象出版社合作先后推出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三个书系；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 “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 “西方汉学文献学丛刊”。目前海外汉学已经有稳定的学术阵地，有《国际汉学》《汉学研究》《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国际汉学通讯》《法国汉学》和《中国学》等国家正式刊物，还有 “海外汉学研究会”。外语系师生怎样借力这些平台，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进入海外汉学学科?

张西平：可以从目录入手展开学问。做学问有两种路径：“照着讲” 是传承文明；做学术研究是 “接着讲”。“接着讲” 要先明白学术史，看目录，知道别人说了什么，才能接着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汉学的藏书非常多，尤其是1949年前的书很多。我推荐大家要看两个非常重要的书目《考狄书目》《袁同礼书目》，还有接着这两个书目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

我重视基础文献和基本目录的整理，在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已经出了20多年了，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和语种，下一步还会涉及俄罗斯、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国家，争取做一个世界所有国家100年传播的总目，为学术未来发展做准备。书系分为三个方面：(一）“以翻译西方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 为主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研究系列；(二）国际汉学经典译丛，翻译和出版西方汉学历史名著；(三）汉学家传记翻译与研究系列。外语系的老师可以对照三本目录来查找书目，寻找感兴趣的书，加入大象出版社的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翻译一本书，我们来出版。

做海外汉学，外语专业可以从研究一个人也可以从翻译一本书入手。《国际汉学》准备办2年的增刊，发表2-3万字的长篇翻译。汉学著作翻译和西方文化的翻译完全不一样，翻译首先要选好书、选经典的书翻译出来。仅仅会外语是不够的，还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因为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如果你不懂得中国历朝的官职名称、不知道地理历史名字，就无法还原汉学著作中的中国。

研究方法上，海外汉学隶属外国语言文学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这个领域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跨国别的。外语学科转入这个领域，既可以在外语类杂志发文章，也可以在历史、宗教类期刊发文。对海外汉学要平视，不能仰视。有好的要肯定，不好的要批评。批评时不仅是知识论的批评，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学术视野要增大，比如研究传教士汉学，要有宗教学立场，展开对话式的研究，还要有中国学术立场和当代的问题意识。

2017年成立的 “海外汉学研究会” 是一个专门为从事海外汉学的青年学子以及年轻学者打造的学术平台，通过举办青年学者论坛、海外汉学著作的翻译以及出版海外汉学领域优秀的学术著作等方式，切实帮助青年学者在海外汉学领域成长。欢迎大家积极入会。

姚军玲：我也曾经和先生的人生有交集。2006年先生到德国Wofenbute图书馆做学术访问的间隙，去拜访德国汉学大师傅吾康，当时留学柏林自由大学的我有幸在场，并为二位拍下合影照片；也曾懵懂中和先生一起参观欧洲的羊皮书展，感受生命书写文化的力量带来的震撼。您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投入与热爱远远超过常人所能囊括的范畴。您50岁时介入海外汉学领域的经历，使得 “年龄” 成为一个很积极的词汇。面对年轻化对高校教师队伍造成的事业的焦虑与要求，学者怎样实现 “自己的学术根基” 与 “海外汉学” 的平衡与突破？怎样突破思维和视野瓶颈，在 “破” 与 “立” 中诠释厚积薄发的优势?

张西平：“十年甘苦心，得失寸心知”。我在年近50时，才开始海外汉学研究，从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转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1990年开始研究海外汉学，“问学于中西之间”，差不多熬了将近10年，大概到2000年前后，才正式发表有关汉学的文章。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中西的学问都很庞大。汇通之途就是在跨学科中积养自己的学问，广泛借鉴海外汉学以及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领域实现汇通。我50岁开始，为了每天保持3个小时的写作思绪不会被打断，几乎每天4：30早起写作到7：30，每天午睡不能超过30分钟，这一习惯持续到65岁。30岁学英文，40岁学德语，50岁学拉丁文和法文。人生易朽，才华无敌。年龄并不是一个限制，重要的是热爱和坚持。

姚军玲：在历史中探中西会通，在神圣中究天人之际。您提出的西方汉学经历了 “游记汉学” “传教士汉学” “专业汉学” 三大阶段的宏观论断，将 “西学东渐” 和 “中学西传”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涉及具体的翻译就是译入和译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早期，欧美尤其是英国的知识界试图把中国文化纳入殖民帝国知识版图…… 并以 “去语境化” 的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场域，为西方汉学进入帝国学院体系奠定基础（陆杰，2020：149)。译出的问题集中在中华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由谁来译和怎样译等技术方面的问题；译入问题集中在怎样选择翻译作品以及关于所有的经典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上，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张西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的翻译和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学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构成当代中国学术重要的一个篇章。翻译研究是做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整个研究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外译中和中译外是两种翻译实践活动，几乎每一种有影响的文化都会面临这两方面的问题。前者说的是将外部世界的文化经典翻译成中文，后者说的是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翻译成外文。两者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有共同性，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目的语和源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置换，对译者也提出了不同要求。外译中和中译外是中西两种语言对应两种思维、两种逻辑。外译中是将抽象概念具象化过程，将逻辑思维转换成伦理思维的过程；中译外是将具象思维的概念抽象化，将伦理思维转换成逻辑思维的过程。语言是世界的边界，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语言特点决定了外译中和中译外具有不同的规律，由此，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注意各自的特点（张西平，2018：13)。

姚军玲：坚信自己的价值，包容与理解其他文化，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文化心态。别人眼中的您没有二元对立的想法，愿意了解多元文化，没有偏见，做到了对每一位年轻学者的关爱，对每一个汉学家研究成果的敬畏，引领大家突破自我参与团队协作，以对等的碰撞实现在学术层面的切磋。学习任何一种学科都是学习一种思维习惯，海外汉学方面的学习，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思维有怎样的思想文化意义？

张西平：研究海外汉学，可以使我们走出 “东方与西方” “现代与传统” 的二元思维，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一种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现代价值，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意义。通过海外汉学，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文化如何经过 “变异” 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总结其中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学术支持。这样的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姚军玲：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您不断地往返于斯里兰卡、伊朗、摩洛哥、科威特、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摸清中国文化著述的译介情况，了解各国的中国文化需求，为国家制订相应的文化传播政策提供咨询，同时引领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路向，这是不是意味着海外汉学研究的一种转向？英语之外的语种的研究需求增加，过去欧美为主，现在会转到东南亚文化圈吗？对于这些语种语言完全不懂的学者有机会进入这样的研究领域吗？

张西平：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范围和历史都很悠久。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欧洲影响非常大。欧洲早期的文字写在羊皮上，一本《圣经》要用200多张羊皮才能全部写下，有了纸张之后，《圣经》才得以广泛普及。中国文化在东亚特别是日本的传播、在越南和朝鲜的传播，影响深远，他们原来都使用汉字。对中国研究最古老、最悠久的国家，首推日本，超过任何西方国家。外语学院的日语学者做日本汉学研究的人很多，比如北大的严绍璗先生。

中国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不仅在欧美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世界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中国文化 “走出去” 战略也开始更加关注海外汉学这个方向。海外汉学研究在语言的广度上有待扩展，如欧洲语言中的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等；亚洲语言中的印地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孟加拉语等。这是外语研究者的使命。

中国近代的学问已经和世界融合了，汉学只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不仅是做学问，为了中国的发展、重塑中国的形象，海外汉学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中国发展很快，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偏见。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会影响到其所在国对中国的看法。就像我们不懂德文，对德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本国德语学者对德国的介绍，欧洲人了解中国也是借助汉学家们。所以团结亲华、爱华的汉学家不仅是学术工作，也是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大事。

我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文文献，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德第，等译)、《中国近事》(杨保筠，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朱炳旭，译)、《卜弥格文集》(张振辉，译)。此外还系统推出《马礼逊文集》(2008)、《卫三畏文集》(2014)，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理雅各文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哲学家孔子》等文集和著作，这为不懂外语的学者打通了研究通途。

姚军玲：鉴往知来，2019年习近平在访问意大利时说，“中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文明的传承都高度重视，这是两国能够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根基”(新华网，2019)。您的学术研究在对中国和欧洲历史深入思考中，努力使中欧人民美好的历史重新回到当代人们的记忆中。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怎样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发展，让活的历史走进现代的生活，将中国介绍给世界。

张西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海外汉学在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发展、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实现民心相通方面大有可为。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践行这一使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和《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2018年在中国与西班牙建交45周年时，基于我对中国文化的西方开拓者—— 西班牙17世纪耶稣会人文主义大师庞迪我—— 独具慧眼的推介，荣获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 “庞迪我年” 特别贡献奖。2021年6月25日，在百余中外教育文化界人士的见证下，我从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澜意（Luca Ferrari）手中接过了意大利之星十字骑士勋章。我做的所有这些学术工作都是为了让中国和意大利、中国和欧洲的这段美好的历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为中国和意大利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简单来说，汉学是中国自家的学问，被外国人研究了。但我们要记住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习主席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大会上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政府网，2014)。海外汉学家对古代文化认同，但一些人不理解当代中国。我们要强调的是历史的中国是当代中国的发源，当代中国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中一步步走来的，我们的精神世界很多是来源于历史的中国（张西平、潘琳琳，2016：16)。

结语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带来了更广泛的文明认同，这也意味着更深刻的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 “我们” 区别于 “他们” 的那些特征。钱穆（2011）在《文化学大义》中指出，“文化” 与 “文明” 不同，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生命的。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模仿；文化则须自本自根，从自己内部生命中培植生长。这就要求外国语言文学学者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到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是一个中国，积极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并运用到现代中国。我们要秉持文明交流互鉴，在物质技术上可以学习借鉴，但要坚守 “我们” 的文化根性，这是我们保持中华文明 “特性” 的根本。

海外汉学具有当代性意义。研究海外汉学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自觉，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要了解自己，必须知道自己文化传统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特性，要克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冷漠，只有两条腿站在这个世界上，既对外部世界了解，又对传统文化热爱的时候，才能承担起这个使命。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都是外语学者当做的事。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文明之间有差异就会有互动，接受方有需求就会产生交流，主动方往往定义交流的话题。掌握海外汉学是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提炼学术、增长知识的途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中国走到世界中心的时刻，最缺的是学术的崛起。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掌握外语优势的学者之所以沉默，是因为还没有遇到最合适的反应条件。愿广大学者结合全球化时代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改进我们的观念，将个人成长汇入时代洪流，穿越于多样的语言之间，争取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动权，实现有效的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为共同构建人类文化的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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