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冰，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曾任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传媒系客座教授，先后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及教育部商务英语国家级教学团队人文名师等称号。在 《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和译著三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教育部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金冰 教授
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本文以 “新维多利亚小说” 作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末兴起的 “维多利亚时代热” 及 “新维多利亚主义” 为切入点，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分析，探究其当下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围绕有关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界定和分类展开讨论，以不同分支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为节点，分别聚焦于 “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 “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 以及 “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 与生命书写等不同类型文本的主题建构与叙事策略，以期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想象与言说模式 进行整体论述。
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后现代历史想象；维多利亚时代；重构
“新维多利亚小说” (Neo-Victorian Fiction）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时代背景的当代历史小说。作为当时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 “维多利亚时代热” 及 “新维多利亚主义” (Neo-Victorianism）热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以文学途径反映或反诘维多利亚时代风貌与历史及文化表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自我反身意识（self-reflexivity)。该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席勒（Dana Schiller）在1997年发表于《小说研究》(Studies in the Novels）一刊的文章中提出，此后逐渐取代 “后维多利亚小说” (Post-Victorian Fiction)、“回溯维多利亚小说” (Retro-Victorian Fiction）等当时较为流行的类型名称而被学界广泛接受。当前学界对于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哈德雷（Louisa Hadley）等人将新维多利亚小说视为所有与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的当代小说，无论这种关联体现在情节层面、结构层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而赫尔曼（Ann Heilmann）与卢埃伦（Mark Llewellyn）等人则认为，并非所有以19世纪作为历史背景的当代小说都可以被称作新维多利亚小说，它们必须同时具备一种自觉的反身意识和自我反诘精神，即强调小说的元历史以及元批评属性（Heilmann and Llewellyn 4)。正是由于这类作品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始终伴随一种自我指涉的后现代意识，因此又被纳入新历史小说或如哈琴（Linda Hutcheon）所说的 “历史编撰元小说” (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范畴。英国当代作家拜厄特（A. 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1990)、《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1992)，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的《洼地》(Waterland，1983)，凯里（Peter Carey）的《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以及沃特斯（Sarah Waters）的 “维多利亚三部曲” 等一批重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都可归入此列。这些小说虽题材不同，形式迥异，但它们都通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构揭示了19世纪与后现代文化之间相互指涉、相互塑造的交互路径，重塑了当代西方社会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认知，并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等批评视角重新诠释了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声音。新维多利亚小说将构成维多利亚社会图景的诸多文化元素置于后现代多重叙述视角之下，使其获得新的文化批评意义，既展现了维多利亚文化对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持续影响，也对全球化语境下重新思考 “英国性” (Britishness）建构等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时代热” 与 “新维多利亚主义” 的兴起
“新维多利亚主义” 是指后现代文化从审美、伦理、女性主义、身份建构、后殖民等各种角度，以各种不同艺术形式如小说、摄影、电影、艺术展、流行音乐、大众艺术、广告、主题公园等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再现与重构；这种再现与重构因其强烈的自我分 析与自我指涉性，而被认为具有元文化（meta-cultural）特征。维多利亚时代何以成为当代历史与文化想象的聚焦点？这是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曾经批判过的以 “影像复制” 为特征的廉价商业化怀旧？对19世纪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当代文化的哪些特征？而这种想象、记忆本身又如何受制于当下的阐释模式？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社会学者普遍认为，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英国保守党长期执政，是维多利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是维多利亚价值观的推崇者，她大力提倡个人奋斗、勤俭、克制、责任感等所谓的维多利亚品质，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奉行国家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被称为新型维多利亚主义的撒切尔模式下，社会福利以及教育经费大幅削减，个人至上思潮开始流行，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Self-Help，1859）重新成为畅销书。苏格兰当代作家格雷（Alasdair Gray）在其历史小说《可怜的东西》 (Poor Things，1992）中曾对此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他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 “精装版护封”，上面写道：“自从1979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英国恢复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状态，因此，阿拉斯代尔·格雷最终脱掉了他的后现代标签，创作了一部与时俱进的19世纪小说” (qtd. in Shuttleworth 180)。莎特尔沃斯（Sally Shuttleworth）指出，格雷的讽刺，显然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中猖獗的个人主义以及一种败坏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而这正是保守党政府为了政治目的而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一种挪用或错用。她写道，“维多利亚时代一直以来都是一片沃土，我们从中汲取所需要的成分来滋养自己的需求和欲望，长出的果实随着社会和历史场景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形状” (179)。事实上，撒切尔时代的社会政治导向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热的诸多因素之一，正如卡普兰（Cora Kaplan）指出的那样，“对维多利亚时代事物的迷恋是英国战后的一种风尚，并且至今没有减弱的迹象” (2)。这股热潮在工党的托尼·布莱尔执政后依然盛行不衰，并一直延续至21世纪，随着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一百周年（2001年）纪念日的到来而达到高潮。这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历史与文化动因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科奇诺夫（Andrea Kirchknopf）也认同这一观点，在《重写维多利亚人：文学介入19世纪的方式》(Rewriting the Victorians: Modes of Literary Engagement with the 19th Century，2013）一书中指出，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 “英国人开始严肃地重新进行身份界定” 的背景下，“后（新）维多利亚小说” 的创作迎来了高峰期（179)，英国文化与民族自我定义的改变影响了当时文坛的态势与走向。他以当时两部先后获得布克奖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和《占有》为例，分别论述了两部小说主题与后殖民身份政治以及后现代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将其视为 “不断演化的身份话语” 的一部分（62)。米切尔（Kate Mitchell）等学者则认为对19世纪的重构与文化记忆和创伤密切相关，他们将 “新维多利亚小说” 视为一种认识论工具，认为其在讲述历史记忆和影响政治态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学者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兴起进行解读，根据这种观点，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对维多利亚时代简单粗暴的拒斥之后，维多利亚文化在后现代的复归是一种典型的 “被压抑的复归”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曾经在20世纪初感叹：“对我们中的多数人而言，那些终于消亡了的维多利亚风尚（Victoriana）的气味如此令人不适……以致我们毫不犹豫地让过去留在过去”；而他不曾料到的是，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最后的二十年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维多利亚时代热，以致詹森（Liz Jensen）在《方舟之子》(Ark Baby，1998）中写道，“我们已经被维多利亚风尚侵占了” (qtd. in Mitchell 1)。作为新维多利亚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表征，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里斯（Jean Rhys）1966年出版的小说《茫茫藻海》(Wide Sargasso Sea)，以及福尔斯（John Fowles）1969年出版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被批评家们视为这类小说的先驱。而随着七八十年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复兴，自90年代伊始，越来越多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相继出版并屡次获得布克奖，这一文学类型迅速引起学界关注。学者们从创伤体验、文化记忆、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等不同角度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展开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古特尔本（Christian Gutleben）的《怀旧的后现代主义：维多利亚传统与当代英国小说》（Nostalgic Postmodernism: 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2001)、米切尔的《“新维多利亚小说” 中的历史与文化记忆：维多利亚时代的余像》(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 Victorian Afterimage，2010)、阿里亚斯（Rosario Arias）和普勒姆（Patricia Pulham）编著的《“新维多利亚小说” 中的幽灵：占有过去》(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 Possessing the Past，2010)、哈德雷（Louisa Hadley）的《“新维多利亚小说” 与历史叙事：维多利亚人与我们》(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Victorians and Us，2010）以及布林德尔（Kym Brindle）的《“新维多利亚小说” 中的书信邂逅：日记与书信》（Epistolary Encounters in Neo-Victorian Fiction: Diaries and Letters，2014)，等等。莎特尔沃斯以及米切尔等批评家根据叙事模式的不同，将新维多利亚小说进一步划分为几个亚型。第一种类型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风格讲述虚构的19世纪故事，在这类作品中通常会有一个来自20世纪的介入型叙事声音，这类小说以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吉布森（William Gibson）与斯特林（Michael Bruce Sterling）合著的 “蒸汽朋克小说” (Steampunk)《差分机》(The Difference Engine，1990)、澳大利亚女作家琼斯（Gail Jones）的《六十盏灯》(Sixty Lights，2004）为代表。第二种类型是从女权主义或后殖民等后现代视角对19世纪某部特定经典小说或者人物进行改写或重写，从而将 “声音” 重新赋予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凯里的《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以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中的流放犯马格维奇为主角，对其进行 “颠覆性” 重写，将声音赋予一个在帝国经典中被边缘化的 “他者”。《茫茫藻海》与坦南特（Emma Tennant）的《阿黛尔》(Adele，2003）则分别以《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梅森以及他的私生女阿黛尔为主角，从后殖民和女性主义视角对勃朗特的小说进行改写。第三种类型以拜厄特的《占有》和斯威夫特的《从此以后》(Ever After，1992）及《洼地》为代表，作家在叙述中构筑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与对当下生存经验的复杂化观照相互交融。从主题与内容的角度来看，批评家们则主要聚焦于 “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 (Post-Colonial Neo-Victorian Fiction)、“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 (Feminist Neo-Victorian Fiction）和 “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 (Neo-Victorian Biofiction）等主要亚型及其特征，以期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想象与言说模式进行整体观照。所谓 “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 是指从后殖民视角对19世纪英帝国话语的一种逆写；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家以其多元的后殖民身份与主体性表达，从西方历史的边缘视角重写维多利亚时代，让 “庶民” 与 “被殖民者” 成为主流叙事声音，将军事、政治、经济、商贸、宗教、文化等多因素的相互角力融于混杂的多声部叙事之中，以此来反映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的艰难斗争，表达了后殖民作家对于21世纪帝国模式新表征的敏锐观察与 “叙事” 反抗。这一分类最早出现在《新维多利亚主义：21世纪的维多利亚人，1999-2009》(Neo-Victorianism: 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一书中。在这本专论中，作者赫尔曼与卢埃伦以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 “杂糅性” (hybridity）以及斯皮瓦克（G. C. Spivak）的 “庶民” (subaltern）理论等为切入点，剖析了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种族与帝国叙事模式。萨义德指出，“在欧洲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具有多重功能，作为一个被编纂的、即使只是边缘可见的虚构存在，它是一个参照系，一个界定点，一个适合旅行、聚敛财富和服务的背景” (85)。在他看来，盖茨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等人的作品确立了能够表现英国思想的表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 “国内” 与 “海外” 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英国就被人加以审视、评价、宣传，而 ‘海外’ 则只被简单地提及，没有给予它伦敦、乡间或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北方工业中心所获得的那样的重视” (98)。在维多利亚小说家笔下，“边远领土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利用，通常是为了移民、敛财、流放犯人之类的相对简单的目的” (102)。显而易见，维多利亚小说与帝国意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联，如萨义德所说，19世纪英国小说参与了英国的海外帝国建构，但在这些小说中，海外殖民地大多以一种隐性或边缘化的方式在场。即便到了19世纪末期，在康拉德、吉卜林等作家的笔下，殖民地已经逐渐成为叙述的关注中心，但这些叙述中蕴含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为我们呈现的，依然是一个以西方人的视角描写的非西方世界，以供欧洲和北美的读者分析和判断，“这样的视角根深蒂固，他看不到除此之外的历史、文化和观念；康拉德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完全由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所统治的世界” (11)。而在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于殖民地 “他者” 的描写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背景来到前台。后殖民书写与帝国重构成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聚焦主题之一。事实上，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 “帝国转向” 潮流，部分学者试图通过重新研究帝国的历史书写，在全球化语境下赋予 “帝国” 一词新的阐释价值；而在这一全球性想象中，英帝国作为 “帝国、国家、种族、殖民地与全球” 榜样的优先性依然存在，大不列颠已经成为帝国概念的固定参照（Burton 20)；而维多利亚时代作为 “帝国的正午” (high noon of empire)，成为英帝国的一个标志性缩写（Gikandi 190)。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对19世纪帝国主题的回顾与逆写，一方面再次确认并批判了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残酷与暴力，恢复了被帝国话语所遮蔽的殖民地本土经验与历史，同时也揭示了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及社会心理层面的后续效应及当下西方国家的新殖民思维。部分以海洋作为叙事场域的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如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的 “朱鹭号三部曲” (Ibis Trilogy)，以及英国作家尼尔（Matthew Kneale）的《英国乘客》(English Passengers，2000）等，不断打破国别史的框架，在叙事中模糊国家的边界，令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西洋重新转向中国海域以及印度洋。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代社会对地缘政治的关注促进了后殖民新维多利亚海洋叙事的出现，并将其视作全球化时代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性记忆的文学表征。“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 是以女性主义视角还原、重构维多利亚时代被边缘化的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表达，它承袭了自19世纪末第一次女性运动浪潮以来女性探索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认同的核心精神，同时将维多利亚时期的叙事元素与历史文化细节融入当代女性历史书写当中，以文学化的手段回应女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这类小说通常以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事件元素为切入点，聚焦于被19世纪主流文学叙事边缘化的女性人物，将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形象从传统叙事中 “天使” 与 “恶魔” 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为界越、颠覆、让沉默者发声，提供了多重可能性” (Madsen 150)。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断更新并重塑当代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形象的认知，并借此重建符合当代女性主义价值特征的身份政治话语体系。《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2013年第2期曾以 “新维多利亚主义和女性主义” 为题发布专刊，对两者之 间的密切关联展开多角度分析。批评家们注意到，很多新维多利亚小说都讲述了女主人公对自身性别身份和自我价值的认知，其内容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女性意识的觉醒。英国当代女作家沃特斯因其对19世纪边缘女性群体情感体验的描写而被称为 “她” 历史（Herstory）的书写者。在她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书写系列 “维多利亚三部曲” 中，她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同群体，并将对女性欲望的书写置于欺骗和犯罪的语境中，赋予曾被边缘化的女性以自己的 “声音”。曾有批评家对沃特斯小说探讨的一系列女性主义议题（feminist concerns）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关键词包括女性囚禁、癫狂、厌女症、剥削、压迫、压抑、附属，女性能力（female agency）等（Jones and O’Callaghan 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沃特斯成为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论及的 “另类维多利亚人” (the other Victorians）的当代代言人。在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以少数族裔或殖民地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在表达女性主义主张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后殖民批评立场，如埃及作家苏维夫（Ahdaf Soueif）的《爱的地图》(The Map of Love，1999)，以及以英国加勒比海殖民地为背景的《茫茫藻海》等。苏维夫是当代阿拉伯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她在《爱的地图》中，通过来自英国的女主人公温特伯恩（Anna Winterbourne）的信件和日记，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殖民统治下的埃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以独特的视角切入民族意识、殖民历史、穆斯林女性身份等文化与政治议题。《茫茫藻海》则是身为克里奥尔人的加勒比海女作家里斯对《简爱》中受到父权与殖民主义双重压迫的疯女人伯莎形象的颠覆性重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女性命运的思考融入对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及男权话语的批判之中，揭示出欧洲白人女性成长叙事背后所隐匿的第三世界女性身份困境与他者悲剧，成为斯皮瓦克所关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女性主义新维多利亚小说是对19世纪被遗忘和遮蔽的女性历史原貌的重构，旨在从女性叙事视角观照历史，进而在历史语境中窥探当代西方社会性别价值观与性别身份建构等议题的起源与演化进程。正如批评家所言，这类小说对于性别问题高度关注，不仅要重现失去的声音、重构被边缘化的群体，更是当代理想、政治、文化信仰的批判工具（Pettersson 2)。“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 是一种 “杂交文类” (hybrid genre)，是新维多利小说与近年兴起的传记小说的结合。肯纳（John F. Keener）在《传记和后现代历史小说》（Biography and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ovel）一书中将传记小说称为 Biographical Fiction，并定义为 “运用 ‘小说’ (novelistic) 话语来呈现历史人物生平的文学叙事”，或者说是 “传记的小说化” (novelization of biography；183)。小说中的这种传记转向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蔓延到了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领域。狄更斯、夏·勃朗特、丁尼生、伊丽莎白·布朗宁、王尔德、亨利·詹姆斯、柯南·道尔等19世纪文学大师，成为诸多新维多利文本的聚焦人物。《新维多利亚研究》主编柯尔克（Marie Kohlke）等维多利亚学者，将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界定为 “在文学、戏剧及电影中对19世纪历史人物生平的重新想象，这些人物成为文本唯一或者联合的聚焦点、被叙述或叙述的主体，而不是仅仅作为辅助人物，或用以衬托时代特色的装饰物” (Kohlke 4)。在此基础上，柯尔克进一步梳理并区分了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的三类不同模式。第一类是以19世纪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为主人公的 “名人传记小说” (Neo-Victorian Celebrity Biofiction)，这类小说聚焦于这些 公众人物不为人知的内心生活、隐秘的情感纠葛或创伤记忆，而这些内容在现有历史 记载中从未被提及，作者通过半虚构（half-fictional)、半历史化（half-historical）的方式对此加以重现。代表性作品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奥斯卡·王尔德别传》(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1983)，以及以亨利·詹姆斯为主角的两部传记小说：托宾（Coim Tobin）的《大师》(The Master，2004) 与洛奇（David Lodge）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2004）等。第二类 “边缘人物传记小说” (Biofiction of Marginalized Subjects）则将目光投向19世纪公众人物身边的边缘人物，如妻子、姊妹、家中仆从、工作伙伴等，如拉克姆（Jeff Rackham）的《收破烂店》(The Rag and Bone Shop，2001)、维克里克（Anne Vukelic）的《远甚红宝石》(Far Above Rubies，2010）等多部作品分别从凯瑟琳·狄更斯（Catherine Dickens)、乔治娜·贺加斯（Georgina Hogarth)、埃伦·特楠（Ellen Ternan）等狄更斯的家人和好友的不同视角重新叙述了狄更斯的情感和家庭生活，对狄更斯小说中塑造的维多利亚时代 “甜蜜家庭” (sweet home）及狄更斯 “家庭守护者” 的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第三类为 “挪用传记小说” (Appropriated Biofiction)，顾名思义，这类小说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挪用其生平背景塑造虚构化的文学人物，如《占有》中的维多利亚诗人艾什（Randolf Ash）就是以丁尼生和勃朗宁为依托所虚构的人物。这类小说常常在史料中挖掘容易引起轰动但没有事实依据的素材，通过互文的方式，对19世纪历史人物进行虚构化重构，或者直接将这些人物置于科幻背景下或平行时空中，借用其身份将历史与当下相互勾连。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出现的这股传记热以及维多利亚研究领域的传记癖（Biographilia)，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学者们指出，这类以批判性的态度介入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与文学传记作品，试图 “发掘或发明19世纪非官方史学资料，并以此为依托重新诠释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人物” (Kirchknopf 58)。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通过对维多利亚人进行的 “ (再）阐释、(再）发现与（再）修正”，表现出 “对重新阐释维多利亚人以及维多利亚人与我们之间关系的经久不衰的欲望” (Heilmann and Llewellyn 9)。以创作新维多利亚小说著称的英国作家拜厄特曾经坦言，在传统现实主义回潮的20世纪50年代，一顶逃避主义的帽子就足以将历史小说打入冷宫，而评论家对于（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一直颇有微词。那么，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当下意义何在？柯尔克指出，“我们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本，是将其作为能够表征那个时代的文化产品看待；同样，有一天新维多利亚文本也会因为它们所揭示的关于20和21世纪文化史及社会政治议题的深刻洞见而被人们阅读” (qtd. in Hadley 3)。莎特尔沃斯则认为，当代小说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兴趣源于对那个时代特有的 “危机感” 的怀念，这种意义上的怀旧显然不同于詹明信曾经批评过的后现代文化工业的商业化怀旧模式，同时也比那种将新维多利亚小说视为对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缅怀的观点更为深刻。在《新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Neo-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一书中，施内克（Nadine Boehm-Schnitker）与格鲁斯（Susanne Gruss）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热以及新维多利亚主义的兴起与当代身份政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帝国终结之后，在扩大苏格兰等地区民族自治权的《权力下放法案》通过之后，在民族共同体逐渐让位于全球社群的后 “9·11” 时代，新维多利亚主义在 ‘英国性’ 的重新界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当代英国社会与维多利亚时代既有延续，又有差异。“那时” 与 “现在”、“他们” 与 “我们” 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之网，因此新维多利亚主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改写与重构同时也是英国人自我身份建构的一部分，它塑造着英国民众当下的文化记忆以及记忆建构的视角，与 “我们是谁” 这样的问题紧密相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在技术、政治、文化等领域持续至今的影响，它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适合成为当下以及未来社会一个想象中的起点，用以投射和构建我们自身关于起源的神话，并为一个变化不居的后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恒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