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 “巴渝学者计划” 特聘教授，重庆市第三批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 “英才计划” 名家名师。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重庆翻译学会秘书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译外研究、翻译与文化研究、话语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知识考古、话语重构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本文原载于《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研究” (编号 19XWW002)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以知识翻译学为视角，探讨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译过程中的 “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 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尤其是考察他的 “知识考古” 与 “话语重构” 翻译实践美学，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传播艺术、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如果从传播发行渠道、图书馆馆藏数量、亚马逊图书销量排名和读者评价体系等效果反馈机制进行考察，我们也需要对华兹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的不足和短板进行深刻反思并努力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华兹生；知识考古；话语重构；对外译介；国际传播
1. 引言
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年生于纽约，195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并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牌奖章、美国笔会（PEN）翻译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文学翻译奖等众多国内外翻译奖项，其译作涵盖先秦学说、史学典籍、诗词歌赋以及佛禅著述等诸多类别，是当代汉学家译者的卓越典范。这位当代最负盛名的亚洲语文翻译名家和国际知名汉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话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于华兹生在翻译实践方面的卓越成就，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前会长、国际译联文学翻译委员会委员的美国著名汉学家陶忘机（John Balcom）认为：“他是中国古代史学、哲 学和诗歌的卓越翻译家。通过自己的著述和译作，华兹生不遗余力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这一点几乎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任何研修过亚洲研究或中国课程的人应该都读过他的译作” (Balcom 2005：7)。
然而，国内学界对于华兹生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中的价值与贡 献，却疏于实质性和系统性的考察。在他长达70年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事业中，华兹生所践行的 “知识考古” 与 “话语重构” 的翻译实践美学，还远未引起中国学界和翻译业界在理论探讨和翻译实践层面上的高度重视。在当下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境中，考察这位功勋卓著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家丰富的翻译世界，尤其是探讨他在译介中国文化话语过程中的 “知识考古型” 的实践哲学、“读者友好型” 的翻译诗学、“本土化” 的话语重构美学、“自我经典化” 的话语修辞策略，以及他在译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过程中的 “文学性” “故事性（叙事性)” “音乐性（修辞性)” “流畅性” “可读性” “可接受性” 等认识论和方法论理念，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中国话语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知识考古” 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du savoir）一书中提出的核心命题。该书是对其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Choses .Une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的方法论解释。有论者指出，福柯 “采取旧词新用的方式，改造了考古学的含义，他的考古学不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有关话语、知识与话语实践的考古学，要像考掘考古学的遗物和遗迹一样呈现层层累积、错综复杂的话语与知识” (董树宝 2021：1)。当然，不可否认，虽然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就以 “知识考古学” 闻名思想界，但他的 “系谱学” (genealogy）更是影响深远，尤其是他关于 “知识” “权力” 和 “身体” 的系列论述。有学者认为，“考古学” 不过是福柯 “系谱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二者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二者都试图在真实的复杂性中把握历史事件，两种方法都试图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倡导非连续性；其二，二者都试图从一种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考古学仅仅将自己的考察对象局限在话语本身，系谱学则将话语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 (智河 1997：47)。简言之，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关于 “知识” 和 “话语” 的形成以及运作的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分析方法，它着眼于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及话语准入，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相应的文化语境和社会领域中承担 某种特定的话语功能。这种对于话语形成、知识生产、文本建构所进行的 “知识考古” 和 “话语历史研究法”，就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的灵魂和底色。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 “话语重构” 的方式，激活并触发目标受众的知识重合区间和既有知识图式 ，建构成具有共享价值和普遍共识的知识话语，进而为中华文化的扩散和中国话语的传播创设物质条件与现实基础，最终达成中西文化的话语共识、知识共享和文明互鉴 。不言而喻，翻译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文化实践（Gambier 2018：19)，华兹生在其长期的社会文化实践过程中，以 “知识考古者” 的立场，通过资料搜集、文献考证、话语分析、历史语境化等手段，抽丝剥茧、寻踪觅源，找寻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话语的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细节，考察并呈现了中国文化典籍中知识和话语的形成机理、建构方式、话语内蕴和价值功能。同时，华兹生又以一个 “话语重构者” 的身份，通过改写、创仿、置换、挪借、加注、序跋、访谈、演讲、文学史书写等方式，探索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话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助推并促成了中国文化典籍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如果从知识翻译学 “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 的视角来审视华兹生的话语实践方式，其 “知识考古” 致力于发掘源语文化中知识和话语的 “历史性” “充分性” 与 “可理解性”，尽可能减少由于文化距离所引发的认知分歧与认知偏差，努力达成知识加工过程中客观意义的充分映射和对等交换，尽力实现知识话语传达的合理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其 “话语重构”，则是尝试寻找一种 “共有的、合理的、被普遍接受的” 话语修辞方式，在各种话语矢量叠加的复杂文本语境和现实语境中，挖掘和传达目标文化中具有可接受性、可流通性与可交换性的意义体系和中西文化互构互认的共享性知识话语，从而实现知识话语的 “加工、重构和再传播”。毋庸置疑，华兹生向英语世界所译介的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概念、中国术语和中国智慧，以及所反映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遗产。从知识翻译学考察，华兹生在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英译过程中所秉持的 “希望英语读者能够尽可能接近亚洲的文学和文化思想” (Watson 2001)，以及 “要让中国典籍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篇章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 (Balcom 2005：8）的翻译诗学理念和话语修辞策略，完全契合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理论。就微观层面而论，他对于翻译规范的充分考虑，尤其是他的翻译选材策略、文史互证路径、话语创新理念，“文学性” “故事性” 和 “可读性” 相结合的话语生产方式，基于目标读者 “可理解性” 与 “可接受性” 的 “本土化” 翻译实践哲学，以及追求现代英语的 “修辞性” 和 “流畅性” 的话语叙事风格，都和谐地统一在他一贯恪守的 “语义准确、风格自然” 的话语实践当中，而这些理念和做法，为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在英语世界的生产、加工、扩散、传播、接受与经典化提供了诸多参考维度，也为中国知识在英语世界的生产提供了诸多积极有效的现实思路。鉴于 “翻译本身不仅自成一个公共知识体系，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文化思想知识的宝库和传播渠道” (杨枫 2021a：15)，考察华兹生的 “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 这一 “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 (杨枫 2021b：2)，对 于新时代提升中华文化的解释力与影响力、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在中国主动融入全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以华兹生 “知识考古” 的惯习，努力克服 “话语表达欲求与较弱的知识生产能力的落差” (陈薇 2021：115)，全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并善于从中提炼并生成具有公共性、可流通性、可交换性和可接受性的中西互构互认的共享性知识话语体系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产品，尤其要深度挖掘和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的世界价值和时代意义，“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概念和话语方式接驳，从而在彼此承认、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对共同持有的愿景产生认同感与向心力，实现利益互惠最大化” (同上：116)，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当代文化的互融互通和相得益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以华兹生 “话语重构” 的理性，努力克服话语内容、立意修辞和目标受众的非理性缺位，“对不同类型化的知识进行替代性生产和有机整合”，并在实践中 “寻求秩序辐射对象的接受与认可” (同上：115)。在当下 “意识形态冲突论” “社会制度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越论” “新文化中心主义” 等各种论调甚嚣尘上的多元文化语境和非线性传播语境中，我们更需要充分借鉴华兹生 “读者友好型” 的翻译诗学和 “本土化” 的话语修辞，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读者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消弭强化差异的形象认知与交往实践逻辑，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同时秉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知识共享理念，深入开展同各国文化交流合作，增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实效性和公共影响力，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让世界认同和共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翻译就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认同问题” (杨枫 2022b：1)。其次，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与传播是一对孪生姐妹（杨枫 2021a：17)，华兹生正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多种介质搭建的知识扩散和话语传播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更直接、更多元、更体制化和更规范化的知识分享和知识对话支持，并有力推动了中西双向认可的结构性知识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进而为中国知识话语这种 “地方性知识” 转化为 “世界性知识” 奠定传播学基础。有论者指出，“翻译是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翻译使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成为世界公共财富” (杨枫 2021c：2)。不言而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知识话语能否实现地方性知识的世界表达，能否成为世界公共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同时还取决于知识供给所依托的交流平台和话语渠道” (陈薇 2021：115)。华兹生积极沟通各类主流媒体，主动撰写序跋、书评、文学史、文选、诗选及研究论文，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流通奠定了坚实的话语传播基础；此外，华兹生与美国多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和商业出版社（如 Grove Press，Copper Canyon Press、日本讲谈社和创价学会出版社等）建立了良好的交往性共识和互动互信关系，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中的公共影响力，通过全译本、节译本、简译本、平装本、精装本等立体多元的知识生产方式，采取 “文学性” 与 “可读性” 并举的话语加工策略，不遗余力地挖掘中国文化典籍中蕴含的全球 “普世价值”，向各类目标受众推介宣传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知识话语；同时，华兹生充分凭借自己在汉学界 、翻译界以及文学界的崇高学术影响，通过选编文学史、文学选集和史学读本（如《哥伦比亚中国诗歌选集：从早期到十三世纪》《宋诗入门》《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史学家》等)，并使用上述文本作为大学课堂教学教材等 “自我经典化” 知识扩散手段，建立中国知识话语的认知共同体和知识传播网络。同时，华兹生利用笔会和《译丛》顾问团成员以及大学教授、书评人、资深翻译家等多重文化身份，搭建知识交流平台和话语传播渠道，为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的经典建构和地方性知识的世界化，提供了诸多切入性的实践平台和现实性的事实保障，从而为中国知识话语在生产、加工、重构、扩散、传播、交流、对话、共享的各个环节提供了诸多借鉴价值。综上所述，华兹生终其一生所从事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以及他始终恪守的 “知识考古” 与 “话语重构” 的翻译实践美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知识话语的生产、加工、重构、扩散、传播、共享和接受方面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当然，如果从传播发行渠道、图书馆馆藏数量、亚马逊图书销量排名和读者评价体系等效果反馈视角来看，也需要从华兹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中找出不足，进而补足短板。毕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效果评价中，如果只是选择性地放大海外受众的正向反馈而刻意回避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这样无疑就 “削弱了以受众视角为参照的传播效果评估权重”。如此一来，“受众不仅于评估中 ‘缺位’，更于反馈中 ‘失声’，这也消减了在跨文化信息偏差中寻求开放交流与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陈薇 2021：112)。事实上，通过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WorldCat)、亚马逊美国（Amazon.com）购物网站、JSTOR数据库等数字化平台进行检索和统计后发现，华兹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在传播发行渠道上略显单一、图书馆馆藏略显不足、亚马逊图书销量排名靠后和读者评价褒贬参半，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事实上，“在知识的生产、获取和传播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Maasen＆Weingart 2000：2)。如果置这个巨大的产业链于不顾，仅强调知识的生产和加工，而忽视知识的扩散和传播，那知识话语的交际价值和社会功能根本无从谈起 。首先，传播发行渠道关乎传播介质、传播对象和传播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知识话语传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华兹生所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大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等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和发行，这就使得他所译的中国文化典籍往往被划归在学术出版物的分类区间，在上架营销时也很容易被放入学术研究或者 人文社科的板块当中。这类图书给人的 “专业” 与 “研究” 的刻板印象，迫使很多大众读者绕道而行和望而却步。由此，此类图书最终只能进入大学图书馆及部分研究机构的馆藏目录，大多也只能获得专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青睐，很难进入商业市场直接面对普罗大众读者，其公共影响力和大众传播力极其有限。反观那些经过版权交易和商业营销的翻译出版物，出版商为了赢取商业利润，通常会想尽办法进行营销和推广，例如通过广告宣传、降价促销、书展、书评、读者见面会、作者签售会、影视改编等系列手段，让一些质量远不及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翻译出版物吸引了眼球、赚了吆喝、攒了人气，还填满了腰包。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发挥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这三大出版领域在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进程中各自的积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报纸、书评杂志等主流媒体和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参与度与活跃度，同时着力推动各类新兴社交媒体的民意互动和受众参与。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国际传播中应着力解决的症结问题之一 。
其次，公共图书馆对于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如前所述，华兹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本在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量不尽人意，其大众传播度和公共影响力也相对较弱，读者的接受效度亦不够理想，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也因此打了折扣。事实上，图书产品只有进入公共图书系统，才意味着进入阅读社区和大众认知共同体，也才获得了可观的大众传播空间。毫无疑问，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服务社区的大众读者为主要目的。因此，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先进当代文化，如果能够在经由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翻译与传播环节之后，进入对象国的公共图书馆系统，获得海外大多数居民社区和公共空间的接受和认可，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就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当然，此类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的翻译传播，一方面要争取进入更多的华人居住区、海外唐人街和华人书店，毕竟华人新移民是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在海外扩大影响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拓展受众认知的重合空间和地理分布，比如非华人居住区，以及对中国文化感 兴趣的海外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如果纯粹依靠华人新移民来带动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的阅读消费和扩散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实际上还是局限在华人的认知共同体当中，这与中华文化海外推广的全球化表达是有相当距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具备进入海外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准入条件，则需要我们在文本选择、话语内容和立意修辞上精心谋划，华兹生广受认可的 “故事性＋可读性” 的翻译叙事美学，就充分说明普通受众对于文本、内容和修辞的审美期待，因而颇具借鉴意义。有论者就指出：“在本土知识体系中，知识的生成以 ‘故事’ 作为知识的基本单元，其次才是所谓的 ‘知识’，即故事中所描述的价值观和过程的整合，并最终形成 ‘智慧’，即知识的经验升华” (Smylie etal 2004：141)。事实上，要挖掘本国和对象国受众的知识重合区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知识，共享中国智慧，建构具有高度共享价值的全球性知识话语和世界性知识，就需要精心发掘普通受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日常叙事类型，以一种轻松诙谐、通俗易懂的 “故事性” 话语表达方式来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这样就能激发海外受众的知识图式和期待视野，进而为进入公共图书馆和公共视野创造条件。由是观之，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进入海外公共图书馆系统，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
再者，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呈现自由化、移动化、社交化、平台化、节点化、圈层化、技术化、数字化、可视化等非线性传播特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更加需要强调 “巧” 实力和 “巧” 传播，尤其是在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上，更应该体现立体化和多元化特征，依托融媒体优势，选择社交平台、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等手段，运用文、图、声、光、电等介质，全方位、多模态地展示话语内容和立意修辞，同时将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巧妙地融于通俗化和生活化的民间话语和日常叙事当中，吸引更多的海外普通受众主动关注中国故事和倾听中国声音（胡安江 2020：50)。毫无疑问，对象国受众的活跃程度和中华文化的公共影响力，才是衡量知识话语认知重合空间和文化软实力海外接受效度的重要指标。此外，在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效果和评估体系中，图书销量是知识话语流通、传播和接受环节的重要参考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受众的潜在规模和阅读兴趣，是受众接受与市场检验的重要标尺。对于翻译出版物而言，它还是衡量译介效果的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销量与受众评价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鉴于此，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样需要在如何提升图书销量上下功夫。当然，提升图书销量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做好充分的读者和市场调查，尤其是要针对对象国受众的阅读兴趣和市场饱和度进行精准调查和研判。质言之，需要对目标受众所期待的图书类型、阅读习惯、图书定价、阅读介质、销售网络、购书渠道、装帧设计、纸张质量等细节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例如法国出版业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除了营业额，2021年法国出版业销售的图书数量和种类也有所增加，其中绘本、文学类、实用类图书以及价格低廉、便于携带的 “口袋书” 销量增幅最大。同时，相关数据还显示，法国政府出台的图书限价令，让图书售价趋向一致和平稳，使得法国人可以在数量众多的小型书店中浏览或购买图书。这些信息无疑表明，在向法国输出中国文学文化类的翻译类图书版权时，就可以重点考虑口袋书、绘本、文学类、实用类图书类型（如健康、饮食、文旅类）的译介和推广，同时可以通过灵活分布的居民社区和商业中心的众多小型书店，进行图书的展示、营销、读者见面会、主题分享会等图书推广活动。不言而喻，只有做足市场调查，充分了解目标受众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的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才有可能逐步改善和提升图书销售额和读者好评度，从而提升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最后，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需要尊重国际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尊重海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和认知习惯，以话语的 “可理解性” 为前提，选取目标受众感兴趣的主题、内容、阅读方式和叙事方式，根据多元发布平台的不同特点，制定灵活精准的话语修辞和传播策略。如此一来，方能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事实上，翻译类作品在语言上的明白晓畅和通俗易懂，是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走向海外受众的重要前提，否则便会造成主体性模糊、受众缺位和理性退遁等传播困境和逻辑困局问题。简论之，海外受众综合起来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大众读者，他们通过公共图书馆阅读，或者到实体书店或网上书店购买翻译类图书；还有一类是专业读者，例如教育机构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他们主要通过学校图书馆、线上线下书店和专业课堂的教与学进行翻译类图书的学习、研究和评论。对于区分传播受众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对国际受众的差异化认知与分类施策的整体规划，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常出现频道错位现象” (陈薇 2021：112)。有论者甚至建议应该“开展受众调查与分析，包括人种志的、心理特征的、人口学的、行为学的跟踪研究。要准确区分受众：只有针对可被 ‘争取’ 的目标受众，战略传播才会成功” (毕研韬 2017：6)。众所周知，“学科知识生产主要是由受众问题来定义的” (Frodeman 2014：35)，如果缺乏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国际受众所处社群的异质性、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认知和考察，中国文化典籍和知识话语的解释力、传播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就一定会大打折扣。由是观之，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务必要保证故事性、简洁性、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这五种基本话语底色，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否则就会使目标受众原本可能激活的知识话语图式和知识重合地带丧失了可以延宕和交往的空间。“翻译终究成了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 (杨枫 2022a：1)，而且翻译作为 “维护文化多样性，减少知识非对称性，促进人类社会逐步靠近认知会通性境域” (李瑞林 2022：55）的终极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习近平（2019：6）曾经指出：“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很显然，“乐于接受” “易于理解” “听得懂” “听得进” “听得明白” 这五大原则不仅应该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也应该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当代文化的对外译介和国际传播而言，上述的 “五种底色” 和 “五大原则” 同样适用。毕竟，传播是对受众的传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体的传播内容，而是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和认可。
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生产和认同，据此，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直接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全球生产力和世界影响力。从华兹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以及中国知识的世界生产和国际传播的未来愿景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当代文化的 “走出去”，必须集合各方力量与资源，采取 “知识考古” 与 “话语重构” 的基本理念和 “故事性、简洁性、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 的基本底色，以及 “乐于接受” “易于理解” “听得懂” “听得进” “听得明白” 的基本原则，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 “大话语” “大外宣” “大传播” 机制，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在人文交流和人际交往中激活并触发受众认知的重合地带，进而充分拓展知识话语的重合空间；同时，着力培养职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同时要着力打破各种机制壁垒，建立起作者、译者、代理人、出版社、市场与读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和对话平台（胡安江 2019：94)。尤其重要的是，需要不遗余力地探索和推进国家翻译人才和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上述的点滴思考，应该就是知识翻译学视野下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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