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中国化是怎样完成的
在莫高窟第72窟南壁上有一幅壁画，描绘了凉州圣容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在一些局部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
自莫高窟开凿以来的1600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工匠们在莫高窟里重复着这个画面。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会留存千年，更不会想到，他们创造了一个让世界惊艳的雕塑艺术奇迹。
20世纪40年代，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雕塑家王子云就曾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西北地区佛教雕塑进行过系统考察。他的《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记录了他中外美术考古的足迹和思考，其中对莫高窟雕塑的考察颇为详尽。他惊叹：莫高窟简直就是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千古争辉。
王子云的弟子、西安美术学院程征教授说：“王子云把欧洲的雕塑看完以后，经过这样一种横向的比较，他对中国的雕塑和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对敦煌怀着一种朝圣的心理。”
自十六国起，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敦煌彩塑记录着中国佛像艺术在中古时代1000多年的嬗变轨迹。
在这座东方雕塑博物馆里，留存了的彩塑2415尊，有圆塑、浮塑、影塑三种。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它们以自己特有的容颜和完整的系统性，成为留在大地上的中国雕塑史。
大漠深处的洞窟里，有释迦牟尼涅槃时的宁静超脱，有力士王血脉偾张的激昂；有禅定佛虚淡神秘的微笑，有菩萨们丰盈饱满的肌肤……时隔千年，它们的呼吸还在，脉搏尚存。
人们仰视着它们，就像仰视一个传奇：它们从何而来？它们又如何从敦煌的泥巴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每一位走进九层楼大佛殿（第96窟）的人都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仰望，大佛的眼睛始终都对自己垂帘而视，这种充满慈悲的亲和感，让每一个礼佛的心充满慰藉。
第96窟又称“北大像”，开凿于武则天时期，窟内的大佛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是敦煌第一大佛，世界第三大佛。
佛陀，是印度梵语，意为觉悟了的人。
2500年前诞生的释迦牟尼与同时代的一位中国圣人——孔子，分别在西方和东方思考着生与死的哲学。所不同的是，这位古代中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王子在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以超凡的悟性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为佛教的开启者。
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无从得知。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刻画和塑造心中的佛，由此诞生了佛像艺术。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极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总说：“佛教的发展需要艺术来吸引人，普通民众都是从参拜佛像来理解佛的教义和佛的境界的。佛像进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雕塑一下子就丰富了，艺术语言一下子就丰富了，中国雕塑开始用真正的雕塑语言来说话了。”
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地处西域与中原交接处的敦煌。它在这里遇到了一片沃土。
敦煌汉代悬泉置，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邮驿机构。这里曾出土汉简22000枚，其中一枚是最早记载敦煌佛教的汉简。上写“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是一支类似于请柬的汉简，请客人到家里赴宴，地标是一个佛教徒居住区。
佛兴则寺盛，公元4世纪，敦煌已发展为“村坞相属，多有寺塔”的佛教圣地。
敦煌石窟艺术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的石窟艺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再穿越河西走廊到天水麦积山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发现，克孜尔石窟的雕塑跟犍陀罗雕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就是希腊风格。到了莫高窟，早期莫高窟的佛像也有很明显的犍陀罗风格，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中原风格了。因为敦煌正好是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犍陀罗，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这里佛教寺院的大量建立带动了佛教雕像的发展。犍陀罗佛像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一般身穿希腊式披袍，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人物身材高大，肌肉健硕。面部表情沉静肃穆，有明显的欧洲人特征：高鼻大眼、薄唇颐丰，头发自然卷曲，通常有宽大而鲜明的顶髻。犍陀罗也由此成为世界美术史上一种雕塑艺术风格的代名词。
北凉第275窟一尊高达3.4米的交脚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塑像造型雄健，高髻宝冠，发披两肩，上身半裸，肩挂披巾，腰束羊肠裙，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犍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丰圆，没有高鼻深目，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杜永卫在印度新德里博物馆见到过与第275窟交脚弥勒样式相同的塑像，整个的造型处理，包括头发的处理手法都一模一样。他很好奇，在相距遥远的敦煌和印度怎么能出现同样的处理手法呢？
张总也有同样的发现：“印度是起点，敦煌是一个中转站。所以我在印度的佛窟里考察时，常常会看到与莫高窟里的彩塑一脉相承的一些痕迹。这在莫高窟的早期洞窟里比较明显。”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中国塑工根据自己对佛的理解和向往，对佛像的容颜开始进行中国式改造。这种改造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清晰完整的脉络。
公元421年，北凉军队攻克敦煌。北凉王沮渠蒙逊笃信佛教，曾在凉州一带建造石窟。他们在占据敦煌后，又继续在大泉河畔的崖壁上开窟造像。
北凉时期的敦煌彩塑，无论是交脚菩萨的坐式，还是三面宝冠的头部造型及厚重的衣饰，都还有明显的西域风格，透着一种舶来的气息。
莫高窟第259窟开凿于北魏早期，西壁龛内的释迦佛与多宝佛坐说法像，身穿偏袒右肩的深红色袈裟，袈裟衣纹线流畅洗练，有薄纱透体之感，专家认为这与南亚印度的马图拉佛像的衣褶处理如出一辙。这种衣纹的处理方式，与中国古画论中的“曹衣出水”亦有同工之妙。
“曹衣出水”又称“曹家样”，是由西域曹国的曹仲达创造的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衣服褶纹多用细笔紧束，似衣披薄纱，又如刚刚出水，后人因之命名。
赵声良说：“有名的曹仲达创造的‘曹衣出水’的塑法并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最早流行于犍陀罗，后在马图拉发展。他（曹仲达）把这种塑法带到中原，才有了佛像‘最工’的称誉。”
中原文化的基因，中西交汇的地域，让敦煌彩塑一开始就留下了东西方雕塑融合的胎记。这种胎记在敦煌彩塑的早期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敦煌彩塑在西域和中原的混血中成长。
接着，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西域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褒衣博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西魏时期的莫高窟彩塑，从相貌到衣着都发生了变化。一种眉目清秀、身形修长、衣饰飘逸的造像样式从中原传到了敦煌。这种被称为“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的造像样式让莫高窟变得气韵生动起来。
莫高窟第432窟 西魏
这种佛像样式也是中原汉地的佛教逆向又传入敦煌的一个佐证，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两种因子在敦煌彩塑上形成了融合。
敦煌魏晋南北朝的塑像样貌秀骨细颈，衣饰繁复飘动，神情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的风度，那种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崇尚清淡玄学，士大夫群体洒脱不羁生活的写照，这种审美意识也融入这一时期的敦煌彩塑。
中央美术学院袁运生教授格外喜欢这一时期的敦煌彩塑，他说：“虽然唐塑更写实，似乎也更有技巧，更富于生活气息。但是敦煌的魏塑来得更粗犷、单纯、平淡。宽阔而单薄的微前倾的胸，像是浓缩过却富于弹性的微窄的腹，柔软的臂，平直的腿，微妙的粗略的手，平稳的双脚。整个身体也常常前倾。这样一种组合所产生的精神内容却是惊人的。”
美学家高尔泰也曾说：“都说唐代艺术最好最美，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魏窟。十六国时期洞窟里的人物造型，一律矮壮质朴，唐代则一律丰圆壮肃。唯魏晋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舒朗，眉毛与眼睛相距很远，恰如《世说新语》所说的秀骨清像。《历代名画记》中所说的变态有奇意。”
文章摘编自《敦煌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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