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慧 李静 肖怀德 鲁太光 | 黄河文化论纲 —— 国家文化公园论纲 (二)
徐惠君，《大河史诗》，180厘米×410厘米，纸本设色，2016年，中国美术馆藏
作者
任慧 李静 肖怀德 鲁太光 :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基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流动孕育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黄河频繁的泛滥和改道，形成了北温带最大的冲积扇平原，为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的“几”字形大弯，串起深广稀薄的游牧社会。沿长城一线，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交流碰撞，波澜壮阔，激起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交流融合的浪花。“凿空”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打开了向西之路，把亚欧大陆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后来居上，大运河的开凿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串联起来，推动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均衡发展。
以黄河为轴线，向西是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向北是长城、漠北、牧场、冻土带；向南是愈益富庶的江南和岭南地区；向东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和万顷波涛的大海。这个四围如屏，形态完整，内部广袤多样的广阔场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自然基础。
黄土高原形成于第四纪华北原地台的古陆上。伴随燕山运动和山西高原的抬升，中国大陆西高东低的三级台地逐渐形成。新生代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不仅塑造了西南、西北的高原山脉，也促使西北沙漠和戈壁开始形成。
今天看来，由系列褶皱断块山岭与陷落盆地组成的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汪洋，可称其为黄土原湖。15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使湖区内部有推升、有沉降，形成了今天黄土高原的地貌，俯瞰着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黄土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最深厚的区域，平均厚度在50至100米之间，部分地区厚达二三百米。如此厚的黄土层如何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风成说”。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1]黄河中上游的先民，初见并惊异的天地之色是“玄黄”，这独特、强烈的视觉体验，似乎也暗合了风成地貌之说。距今200至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大冰期”，青藏高原的抬升挡住了印度洋温暖季风的北上，蒙古高压气团随之增强，形成干燥寒冷的西北气流。黄土高原以西的广阔地区，植被稀疏，沙漠和戈壁广布，经年不息的强劲西北气流裹挟地表泥土，吹向东南，到了黄土高原地区，风力减弱，尘埃落定，最终形成被泥土层层覆盖的黄土高原。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的涓涓细流，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出，一路向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单元，流经中国的三级地台，不断地接纳渭水、泾水、汾水、涑水、洢水、洛水、漳水等数百条支流，形成庞大的水系，奔流入海。
“西北土性松浮，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也。”[2]西高东低的地势，为黄河提供了强大的冲击势能。本源清澈的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时，切入疏松的土壤，大量泥沙的注入，使黄河成为一条泥河——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河。在世界大河中，黄河有最为强大的平原塑造能力。“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风、水、土的合力巨作，是天作地合，如阴阳，如父母，如伟大的受孕、化育和成长，为中华文明的诞生铺就天然的产床。西起高原，东至大海，北达朔方，南通淮河，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农耕文明区域，见证的正是至柔又至刚的黄河母亲的伟大。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3]，大禹“治水”成“五帝”美名。一个“治”字，从水从台（胎），上善若水，以水为师。治水的需要与早期国家的形成连在一起，这条时而安详温驯、时而游荡不羁的大河，复杂而深奥，如无言的教诲，始终启迪、考验、锤炼着中华文明。
人类由渔猎、采集、游牧走向农耕，几乎是诸文明的一般叙事，中华民族则更为典型。“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4]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人，已经学会将石头磨制成用以刮削木棒、割剥兽皮、砍伐树木和挖掘植物的形状。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从刀耕火种进入耜耕阶段。远古的黄河儿女已经掌握了粟等农作物的种植经验，在疏松肥沃的冲积扇平原，先民用石斧、石锛来砍伐树木，开垦荒地；磨制锋利的石铲，翻地松土，准备耕作；使用锯齿形的石镰收割成熟的谷物，再用石磨盘和磨棒进行加工，去除糠皮，将其储藏，成为全年的主要食物来源。先民们从此告别“毳张穹庐，鸟居逐牧”[5]的生活方式，在黄河母亲的怀抱中安定下来。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木耜、石钁），韩泽华摄
在渔猎、采集、游牧向农耕定居的过渡中，隐约可见的一种转化模式，往往出现在丘陵和平原的交界区域。在中国，此区域位于黄河冲出的第二地台边缘——豫陕晋交汇之处，亦即黄河中上游的平原、丘陵、浅山、峁塬之地。先民们“因陵丘堀穴而处”[6]，筑穴而居，躲风避雨。随着原始农业在黄河水滋养的黄土地上稳步发展，先民们逐渐走向宽阔平坦之地，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7]。前仰韶文化阶段，人们居住的房屋大多由穴居变为半穴居建筑，位置渐趋靠近方便耕种的区域。仰韶文化时期，地面建筑开始出现，主要选址在河流交汇处沿岸的台地上，聚落形态初具。在晋南临汾陶寺遗址，陶寺中期聚落中已出现集中分布的宫殿建筑区，多层次的墓葬等级，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的特征。雄踞黄土高原的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则具有比陶寺更加恢宏的气势，内外两道石砌城墙，8万余平方米的“皇城台”，多处城门、墩台、角楼等结构复杂的建筑，以及大量精美玉器，表明石峁很可能是上承陶寺、下接二里头的具有早期国家雏形的都邑性聚落。
中华文明自始就是多元一体的，这个“多元”，最初便包括农耕与游牧两种基本的历史元素和力量。陶寺所在的临汾盆地处于中原核心区和北方游牧圈的交界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和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短兵相接、互动竞争，促成了陶寺“国家”的诞生。在中国，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耕集团毗邻相接的，正是贯穿亚洲草原带的游牧力量，农耕与游牧两大历史力量相生相争、相辅相成，“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8]。以黄河为轴线，长城和丝绸之路上下相随，这三条线横贯北中国的广大区域，是早期历史的高温区，最先融汇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崇高结晶。
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空间、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决定了文明体的场域、结构、维度、规模、体量和性质。早在甲骨卜辞中，黄河先民已用文字表达清晰的中心化结构和四方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四时、四象、四灵等传统文化观念。“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9]有四方必有中央，“王者京师必择土中”[10]。古人很早就相信，占据了中心就可以协调四方，“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11]。他们也这样想象和安排天的秩序，北极在天之中，日月星辰环绕它运行，仿佛被“璿矶玉衡”（《尚书·舜典》）所指挥一样。
中国之中心，早期就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区域，在黄土高原和冲积扇平原的交汇处，“黄，土之正色也。土居天地之中，又得离明之正”[12]。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是一个不断加强、巩固和拓展的中心化结构。唐宋之后，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明交汇的锋面，黄河流域依然处于结构的中心。“天地开辟，未有人民”，于是在黄河之滨，“女娲抟黄土作人”。[13]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14]，炎帝黄帝同样是在黄河流域发展壮大。汉代画像砖《轩辕黄帝像》
回首历史，唯有黄河在历史上独享“河”之美名，同时还被称为“百川之首”和“四渎之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15]如此“宗”“首”，从何而来？“昆仑之丘……河水出焉。”[16]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对西域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17]汉武帝时，“河出昆仑”与深信不疑的天命观相一致。《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18]历朝历代，关于昆仑，关于黄河源的探寻、记载、想象和叙述，与“天圆地方”、中心化的空间建构、天命观、“大一统”观念，有着文化上的一致性，拓展着中华文明的维度，把西域文明纳入一体之中，并通过丝绸之路，建构起与世界的联系。二、黄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的成长步履，也如九曲黄河，冲决跌宕。天地之间，黄河咆哮而来；天涯尽头，黄土四面散开。黄河如强壮血脉，黄土如丰腴肌体，二者交缠，结出庞大丰饶的母体，翘首等待文明“婴孩”的第一声啼鸣。终于，黄河沿岸出现了先民的足迹，西侯度人、蓝田人、丁村人、大荔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仰韶人……代代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印刻出中华文明的成长轨迹。如此看来，地理与人文互相成就，万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
半坡文化遗址
文明“婴孩”的成长之旅，蒙昧暗夜被逐渐照亮，文明的里程碑渐次落成。其中，火的使用是起点性的时刻。作为异物的火焰，最初令人心生恐惧。渐渐地，人们发现火是不可缺少的生存伴侣，可以烤制食物、驱寒照明、抵御野兽，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先民对火的管理和使用，开创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促进了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
在不断适应与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新工具不断涌现。冲积扇疏松的黄土，更容易引发农业革命。原生态的石头工具已不能满足需要，先民们根据自己的使用目的打磨和重塑它们。在收获果实的时候，更顺手更具目的性的石器应运而生。蒸煮谷物与储存食物时，钵、鬲等陶器开始流行，它们还被绘上美丽的花纹，实用性与艺术性从起源时便难分彼此。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陕西西安半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韩泽华摄
据考古发掘统计，黄河流域留下了高密度的、连续的、同时期最为先进的史前文化遗存，仅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就有七成分布在黄河流域，强有力地证明了黄河作为“文明坩埚”的地位。在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早期文明迤逦而行：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出土的器物被拂去尘土，焕然如新，讲述着文明迭代升级的历程，同时也奠定下中华文明精于工艺、善于创造的基因。
在石器时代，心灵手巧的中华先民留下两项突出的创造：一是玉。古人言：“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而坠，有似于礼。”（刘向《五经通义》）《诗经· 秦风· 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二是稍晚出现的瓷，光彩闪耀三千年，瓷器甚至成了欧洲想象“中国”的代名词。与工具升级相伴的，是农耕文明的日益发展。关中民谣唱道：“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早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就已十分发达，并兼有畜牧业。甲骨卜辞、《诗经》中多次出现粮食的名字，目前也已挖掘出土各式农业生产工具。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仿佛正在吐出闪亮的丝，与附近的青台、汪沟遗址共同见证农桑之起源，为日后开辟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埋下前因。
农耕是较为复杂的人类劳动。“江山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昭示中国农耕社会之早熟。以农业为主体，手工业、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方式，孕育了先民的自然观、时间观、宇宙观乃至伦理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他们与天文地理相知相守，在变动和循环中寻求稳定；他们精耕细作，积累交换，合力治水，从中感知“群”的重要，凝聚和合之伟力；他们因应时变，对晨昏、四季、节令有着敏锐感知，稳重之余亦有灵动，养成了中庸通透的处世之道。
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流变得迫切。交流碰撞加速着聚集，而聚集又带来更大规模的交流碰撞，催生文字的出现。上古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这最先的“立言”，确立了史前诸文明交流、竞争、成长的胜出者。陶器上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半坡文化的鱼形纹样，表达了先民的需求和意愿。“后世尚文，渐更笔画，以便于书”（吕大临《考古图》），文字一点点摆脱图形的拘束，接近于我们熟悉的样貌。甲骨文已是商朝后期的文字，数量达4000余个，具备了汉字造字中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原则，文法也渐成习惯和规律。《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记录了政治、经济、社会与精神信仰等各方面信息，标记了殷商文化的复杂程度。通过甲骨卜辞，可以了解殷商设立的祖先崇拜宗庙制度，感知其中“敬天法祖”的精神气质。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陕西西安半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韩泽华摄
同样由于生产的发展，盈余与交换变得普遍，社会分化随之出现。黄河流域的恢宏体量所带来的面积、人口及其巨大的物质、精神交换需求，召唤着适宜的社会组织方式与高效的政权组织方式的出现，这无疑又是对先民智慧的一次考验。夏代一改禅让制，始创世袭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初的朝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 玄鸟》），继之而起的殷商乃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飞跃。“殷土”的核心区域，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尤其是黄河两岸的河南北部全域。殷商拥有发达的青铜器、甲骨文和规模可观的城市，足以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形态相匹敌。殷商一改夏代的部落联合制，发展出初步的国家机能。风云际会，殷周交替，周代朝着制度化、规模化、文教化的方向挺进，“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周革殷命”，其完备发达的诸种制度——井田制、封建制（分封制）、宗法制均脱胎于殷商，文明愈加充实光辉。从商代到西周前期，井田制既是土地的规划和分配方式，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周代推行的封建制也与宗法制有关，正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制将政权组织编织为亲戚网络，推崇敦睦亲戚的孝道，讲究君统与宗统结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同构，以此将“东土”和“西土”合而为一。在政治实践中则采用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家国同构的政治构造乃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运转机制，具有很强的政治认同感、凝聚力和稳定性。“天、地、君、亲、师”乃是最核心的信仰，中国人按照大的秩序结构、伦理规范安顿自己，形成中国独特的群己观念。
宗法制、井田制和封建制三位一体，彰显了周代“礼乐文化”（制度化、道德化）之本色。周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便是人际亲睦、协和万邦。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即和平、包容、协商，致力于用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人，而非依靠战争与武力。试想，如果没有周族对于殷族的涵纳、尊重与创造性转化，文明的进步也不会如此顺利。儒家继承和发扬了礼乐文化，由此熔铸为中华文明的精髓。
黄河流域在文明的初生阶段，结下了丰硕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西周时，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专有。东周后出现私学，诸侯分立，对士的需求增加，各诸侯国大行尊贤礼士之风，而且对各家学说采取“兼而礼之”的态度。儒、墨、道、法、兵等诸家代表人物大多出生和活动于黄河流域，因此正是在黄河流域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达到早期文明的思想巅峰。汉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儒、释、道的观念互动、竞合、渗透，形成多元平衡、转化互补的精神结构。
百家争鸣中，涌现出许多中华文明的奠基之作，其中尤以《周易》《论语》《诗经》为代表。《周易》将中华民族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智慧体系化、哲学化，它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论语》《诗经》不仅是中国思想与文学的重要源头，更广泛影响了政治生活、民族性格、文明教化等各方面。此外，在自然科学方面，黄河流域的农学、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药等均为后世打下根基，表现出很强的经验性、实用性、通俗性，这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迥异之处。“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内篇·逍遥游》），文明之光初耀时，就已然注定它将流布四方，光芒万丈。
文明如水，百川汇流，中华文明在流播与互动中生生不息。黄河之水天上来，它是倔强的，不容分说冲出“几”字形的辽阔地界。它一开始就是长弓巨矢，大幅度地蓄满势能，不断绷直、震荡，一次次发出文明变革的鸣镝。它吸纳无数的支流，丰富、壮大、延展自己的生命。黄河文明从不是僵化板结、封闭静止、唯我独尊的。相反，它在不断交换、流布中保存和壮大自己，犹如一张呼吸吐纳的巨网，不断扩展自身的容量。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幅员辽阔，其内部由多元的地理、人文格局组成——关陇之地、表里山河、风雨中州和齐鲁平川，统统被包纳进黄河的巨大母体之中。它们是黄河文化的多副面孔，没有这种多元与多样，就没有所谓的黄河文化。文明的火光在它们之间传递、奔腾、延烧，蔚然大观，震古烁今。
这样的融合，除在其内部涌动外，也发生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乃至更为广义的南北之间。比如南方的良渚文化与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互动密切，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再比如楚文化对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楚辞》与巫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维度之一。而黄河文化对于南方的影响更为巨大。秦汉时期，黄河文化传入岭南地区，中原与岭南之间建立“新道”，岭南地区得以开发；郡县制在西南的设置，极大地促进了西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进入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迁入中原，以华为师，逐渐华化。西晋末年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和先进文化大量向江南、辽东、辽西、河西走廊、巴蜀、云贵等地迁徙、散播。这种民族大融合直至隋唐形成了空前规模，而隋唐王朝，本就是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在动态中形成，因而更为颠扑不破，更具绵长的生命力。
黄河连接了长城内外、东西之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此交汇、竞争乃至融合。“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七》），长城内外，皆是故乡。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文化，一步步向边疆地区辐射和延伸，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不断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彼此的交流，具体通过战争、迁徙、互市、和亲等方式深入展开。
其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乃是文明交流与发展中的一曲华章。漫漫丝绸之路，犹如丝绸本身的经经纬纬、密密织织，闪烁着柔软、坚韧、不绝如缕的辉泽，编织出中华文明的内质和美意，贯通中国与世界。丝绸之路穿过灰褐色的亚洲腹地，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彼此吸引和交融。沿着先人的步履，东起长安，出陇西高原，经由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向西分南北两道，通往大夏、大月氏、安息，一直通往地中海和埃及。葡萄、苜蓿、石榴、核桃、芝麻，这些今日习以为常的饮馔，无不自西域踏马而来；琵琶、胡角、胡笛的悠扬乐音，沿着丝绸之路的迷人曲线，婉转入耳。就连文学创作方面，黄河流域也受到北方诸族的影响，形成迥异于江南的文风，“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培育了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与大视野。
反过来，黄河文化也传遍了西域。丝绸、桃、杏、铜镜、漆器等物品以及冶铁、井渠、缫丝、造纸等技术也被传到西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通行后，中原的典章制度、政治架构、古代典籍以及医药、历算、宗教等书籍也传入西域。《梁书·诸夷列传》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毛诗》《论语》《孝经》成为学官弟子的案头书。此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诸如十六国政权，无不服膺于中原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的涵濡浸润之功，使得中华文明牢牢地融合为一个有机体。
借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分期法——“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也可以说黄河不仅是中国之黄河，也是亚洲之黄河、世界之黄河。黄河文化很早就经由陆路和海路向东亚、东南亚等地传播。尤其是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汉文化影响，形成了传承至今的“东亚文化圈”。“丝绸之路”的开通，带动了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这里只需回望一下最为绚丽多彩的盛唐文明：风光无限的国际都市长安城，汉胡杂处，既有蕃胡华化，亦有华人胡化；唐代的音乐舞蹈艺术深受中亚和印度的影响，其乐府伶工大多来自中亚；唐代画坛流行的晕染法，源自印度，经由西域传至中土，当我们潜心欣赏敦煌壁画的飞天曼舞时，应晓得其中镶嵌着一条条文明传播的“金线”；唐代的金银器不仅吸收了传统因素，其形制与纹饰不乏波斯萨珊工艺元素；铜镜也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的艺术元素，它所映照出的是不同肤色的脸孔；在科学技术上，唐代天文学的进步与印度天文学的成就分不开，侨居长安的印度众僧积极参与唐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订工作；印度的数学，阿拉伯、拜占庭的医药学也在唐代传入中国，“药王”孙思邈的医书上便载有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的药方；更不必说从中亚、西亚传入的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和伊斯兰教……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文化内容，都是多元文明交流互动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动往还，犹如无穷延展的根茎，虽有各自的方向，却又彼此交缠，互为支撑，共同为中华文明这棵“巨树”提供养分。得益于此，不同文明才可以突破各自局限，不断刷新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文明交汇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多元互动对文明发展壮大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揭示出黄河文明在其中的枢纽地位。上述文明互动、民族融合是以黄河文化为中心的，而黄河文化也正是在多元互动中，不断焕发出青春永驻的生命力。黄河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熔炉的作用。中华民族正是在一次次的交融和重组中，形成了越来越强的认同趋势。黄河流域犹如“重瓣花朵”的花心，又如熔铸精华的坩埚，如饥似渴地从各个方面吸收先进因素，最早迈进了成熟文明的殿堂。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居于轴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黄河流域的文明在唐宋之前一直处于相对先进的领跑者地位。穹宇茫茫，河汉渺渺。这巨大的、多向度的旋臂，日夜不息，旋转、吸附、搅动、融合成星云般灿烂的文明体。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其源也远，其流也广，其容也巨，其变也新。中华文明的底色正如不舍昼夜的黄河之水，容纳百川、生生不息。文明“婴孩”的初生时刻，已经奠定了不同文化融汇交流、物品互通有无、人民迁徙交往乃至纵横捭阖的基本样貌。黄河文明的包容性、稳定性、凝聚力及其所具有的礼乐文化、伦理本位等特征，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气质。
在交流日益便捷，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文明互鉴、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成为宝贵的能力，是铸就人类命运、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青天大道。所有这些，早已沉淀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三、黄河：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流淌出中华文明最初的身形与气象。数千年来，正是在黄河这个巨大的时空场域之中，文明发展、观念演进、分合治乱、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造就了不断成熟的文明体，也孕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沉淀，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熔铸一体的根和魂。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源于黄河先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空间观念。先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一个阴阳相生、循环演化、生生不息、休戚与共的整体。《周易 · 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在这种整体的、阴阳的宇宙观念下，所谓“四方之中”的重要性才被凸显出来。中原地处北纬30至40度之间，其常见的天象之一便是北斗星围绕北极星旋转。上古流传下来的河图、洛书，被认为是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其结构同样标示了中心与四方的关系。
先民们仰观天象，获取启示，意欲在大地上建立一种与之相应的、四方环绕中央的社会结构。地之“中”与四方的距离相等，居中之位自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最优选择。正如《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所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体现了“择中建都”的思想和对“中”的至高推崇。
黄河流域的中游便是“中”的具体所在，周人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下之中”。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刻铭文“宅兹中国”，这是目前出土的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谓“宅兹中国”，意为在“中国”——洛阳及其周边地区营造都城。正是由于居“天下之中”，中原文化得以不断吸纳周边文化，与四周互动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由此生成。
何尊上刻铭文“宅兹中国”，是目前出土的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心化的空间秩序，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秩序，塑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下”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地理、心理与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空间概念。而且，“中”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正统。每逢分裂、乱世之际，各代君王无不以“逐鹿中原”为根本路径，以实现大一统为最终功业。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必须占据“中”这个文化制高点，持守中华文明的正统。纵观中华民族分合治乱的历史逻辑，分裂时期是通向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阶段性过程，而团结、统一、和合才是主流的、支配性的文化线索与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随着时间演进与朝代更迭而不断得以巩固提升。自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百家争鸣之后，秦汉时期完成统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时间虽然较短，却促成了中华大地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隋唐乃至元明清时期，在大一统格局下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族群，特别是对游牧民族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积累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奋起反抗、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团结统一的历史主旋律下，家国同构的思维方式、爱国主义的精神情怀，都在黄河流域孕育发展。从黄帝起，历经颛顼、帝喾、尧、舜，五代圣王，通过修德振兵，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和合万国”的大一统地位。此乃“国”之逐渐形成。据传，在“国”的内部，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重孙，尧舜也是黄帝的后裔，由此构筑了五帝乃一系之血脉的历史图景，乃至于夏商周秦也可以归入黄帝血脉。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逐渐培育出独特持久的血亲宗法社会，也孕化出中国人在处理自我和他者、个体与集体关系时的群己观念、伦理秩序。商代以前，社会组织形态以亲族为共同体特征。西周统一中原，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其分封制度即是以皇族血亲为基础不断延伸、扩展的伦理秩序。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以人为本，国以家为本，一切更广泛的社会秩序都是基于家庭秩序的向外拓展。
中国人的集体是一个由家庭扩大而成的类亲缘共同体。在这种基于差序格局的群己关系中，己与群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统一关系，己依群存、相依为命。个人在群体之中生存，面对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选择关头，则要突出集体人格、大局观念，并由此发展出“天下为公”的理念。公即超出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个人是私，家庭、家族是公；家庭、家族是私，国家和社会是公。正是在集体主义观念的浸润下，中国人尊崇推己及人的原则，发展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利己与利人互为因果、彼此转化、辩证统一。
这种家国同构的思想，承载着中国人心中的家园意识和同胞意识，即使身处异国他乡，血脉情谊也无法割舍。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同胞之情犹如血亲，家园始终是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故乡，永远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安顿之所。尤其当近代面对西方文明冲击并遭受屈辱时，这片家园又成为中华儿女走向现代文明的起点和动力。历经5000多年的兴衰更迭、风流云散，贯穿中国历史的大逻辑是多民族国家追求团结统一的向心力。
除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勤劳勇敢，这与黄河流域的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分不开。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且最为典型的农耕生产区域。这里的农业生产以长周期生产为特征，一年一熟，遵守着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时令规律，因此必须持续地、勤勉地投入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精耕细作，才有可能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物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正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勤劳的赞颂、对安逸的警惕，并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一旦遇到自然或人为灾害，每每劳而无获。这样的生产、生存条件，培养了黄河流域先民们的耐心与韧性，同时他们也必须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中国人往往将勤劳与节俭联系在一起，感恩土地的馈赠，珍惜一餐一食，以节俭、节流的方式来谋划未来。中国人的勤劳品性正是在长期受制于自然与平衡人地间矛盾过程中逐渐养成和塑造的。
千百年来，中国人与这片广袤黄土长相厮守，安贫乐道，任劳任怨。他们对土地充满深情，感恩天地的馈赠，在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中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农耕智慧，形成一种朴实乐观、忠厚安分、顺天应人的民风，在有限的条件下奋力追求美好生活。他们有着一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的悠然自得，也满怀着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同时，中华民族的农耕传统还体现在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上，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农为国之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以黄河流域为基点，中国的农耕文明发育得极为成熟完善。
基于有限资源而培养起来的韧性和刚毅，形成了中华民族内敛勇敢的民族特性。黄河流域的先民性格内敛温和，他们表现出一种“老实人的血性”，以忍让、容受为先，不主动惹事或进攻，知雄守雌、先礼后兵。在日常行为中，以礼仪之邦为标尺，注重谦谦君子的人格养成。但他们的退让并非没有底线，一旦底线被突破，也会后发制人，“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尤其是在与游牧民族的交融互动中，更增添了开疆辟土、包纳四方的勇者之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勇敢，不是匹夫之勇，更不是侵略之勇，而是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的结合。
商鞅变法后，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孟子》中所褒扬的“舍生取义”，皆说明中国人的“勇”往往与“义”相连，一般表现为面对道义与原则时毫不退缩，明辨是非，追求义理。理想的人格境界是有理直气壮之势，养一身浩然之气，生理智无畏之勇。
上述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重要内容是爱好和平。黄河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内敛友善的心灵底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中华文明出场、演化、发展的空间地理格局的一体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多样性，特别是农耕与游牧两种历史力量相生相激、角逐竞合，犹如历史的碾盘和巨锤，濡养和铸造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与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主要来自黄河流域早期王朝的孕育萌芽并经由秦汉两代奠定根基，这种治理体系的形成受到黄河流域地理地貌和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建基于黄土高原的西周，以封建的方式制定了一种适应当时农业发展形态的治理模式，又以宗法制度保障其封建统治趋于稳固。秦灭六国，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这种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文明体而言，具有内在的、制度上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总之，中华民族对外充满包容性，对内则形成了精细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因而带来了对外的非破坏性与对内的稳定性，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农耕生活中安土重迁，养成了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人格特质。黄河流域的农耕生活方式，有很强的内倾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 里仁》），不主动扩张，不远征，注重稳定性、保守性。这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和窥测广博大海的商业文明的外向性、进攻性和冒险性，在文明特质上有显著的不同。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并非主观意愿上的扩张行为所得，往往是在外来压力下绝地反击的结果，初心与旨归不外乎保护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在农耕生活中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也是孕育中华民族和合思想的丰厚源泉。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根据自然时节、气候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对于土地、自然的态度从来都是呵护、哺育、浇灌，不是促逼、压榨、征服。他们视自然万物为有情的生命，对于自然不是以主客二分态度看待，而是将人置于自然万物之中，化生万物，彼此交融，追求温润如玉的人格境界。中医学的阴阳调和观念，“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强调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器官的机械组合。人体健康的前提是身体内部的气血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这样的自然观、生命观使得中国人养成了追求和谐、呵护他者、友善相处的性格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具有爱好和平的民族气质。
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人追求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和合思想。黄河流域的先民在最早的星象观测、农耕生产中敬天法地、敬畏天命，经三代之治、三朝更迭、春秋诸子争鸣以及后来的儒释道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人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的逻辑关系的和合思想。“和谐”往往用来表达人与自然的状态，“和睦”用来表达人与人的状态，“平和”用来表达人的内心状态。中国人追求通过内在超越化解冲突：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儒家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中，蕴含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之道；佛家的“性空”“轮回”思想中蕴藏着内心的和谐、安宁。《国语·郑语》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学而》曰：“礼之用, 和为贵”，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和谐统一的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黄河流域的历代王朝践行以和为贵、协和外邦的外交之道。在黄河流域兴起和壮大的中原王朝，往往在对外交往中，践行礼仪之邦的原则和承诺，实行靠典章文化的先进性来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不求穷兵黩武，不依靠军事征服他者。即使是在国力强大时期，也坚持“以武止戈”，使用武力的目的不是对外扩张，而是谋求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带领墨家学团奔赴各地游说，制止战争，宣扬“兼爱”“非攻”思想；《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其思想内核，强调攻心为上，以理服人；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强调“厚往薄来”，不依靠拳头征服；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王朝之间的和亲制度，通过财物交换和结亲联盟，以和为贵，以和为上，推行感化政策。总之，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坚持在分合之中取“合”，在治乱之中取“治”，反对争强好胜，期望通过治世实现盛世，避免乱世，以谦虚的心态化解矛盾冲突，达到求同存异。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种聚变式而非裂变式的反应过程，并逐渐培育出中华民族注重内省、内敛防御、和平友善、协和万邦的文化气质。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谋求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协和万邦，这是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发展与当代诠释。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与黄河的养育密不可分。黄河的和缓温驯犹如慈母的臂弯怀抱，黄河的不羁冲决则如同严父的训导呵斥，慈母严父共同培育出黄河两岸儿女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
上古时代，先民们在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江河四季的运行中体悟生生不息的变化之道。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先民们正是借由这些神话故事，萌生出对世界的最初想象。这些神话故事中蕴藏着中国先民不屈服于外在环境，不屈服于命运的意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上经》），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中华儿女在机遇面前只争朝夕，在挫折面前奋斗不息，在命运面前坚毅抗争。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之一的《周易》，是黄河流域上古先祖仰观俯察、知应变化而生成的“群经之首”。它在动乱不堪、民不聊生的殷周之际得以成书，其中《系辞》部分有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讲述的正是“居安思危”“因穷而通”的忧患意识。黄河流域的农耕生活是先民们必须按照周期运转合理分配时间的一种生活方式，如若错失耕耘时节，就将颗粒无收，食不果腹。因此，必须按照时令节气合理安排每个环节，这种生活节奏，培育了先民们的耐心与韧劲，养成了生活的目标性与计划性，也带来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黄帝内经· 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篇》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孟子·告子下》也认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中国人往往把困难想在前面，防患于未然，不仅忧自身、忧群体，更忧社稷、忧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慨然长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受谪贬后风骨依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得到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传神写照。
黄河锻造了中华儿女直面苦难、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黄河水患，同样塑造了中华民族防范在先、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在上古时代，治理黄河是管理者的头等大事。舜命大禹治水，大禹因势利导、改堵为疏，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历史上黄河屡屡泛滥成灾，《孟子》一书提到黄河流域发生的饥荒达17次之多。[20]面对一次次灾难，人们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而是不断与水患展开斗争，培养出中华民族直面苦难、生生不息的顽强意志。
黄河锤炼了中华儿女不畏命运、敢于斗争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绝非一帆风顺，而是不断遭受外族入侵、内部动乱，虽屡遭磨难却越挫越勇。中华民族一次次经历外族的侵扰，最终用强大的文化同化力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之时，同样是以强大的韧性逐渐从低谷中走出，重新站立起来，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大浪淘沙，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千难万险的万里长征，将黄河岸边的延安建设成为决战中国命运的革命圣地，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强大的时代基因，继续谱写新的伟大史诗。四、黄河：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
黄河流过千山万水，流过五千年历史时光。在这不息的奔流中，它见证了历史的悲剧喜剧，也见证了朝代的盛衰更迭；见证了物阜民丰，也见证了流离失所；见证了中华儿女的光荣与梦想，也见证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艰辛。然而，它却从未想过有一个时期，会像近代以来那样，让中华儿女遭遇那么沉重的失败，那么深重的苦难，那么悲惨的命运。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巨轮不仅遭遇残暴的帝国主义的阻力，遭遇腐败的封建主义的阻力，遭遇贪婪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阻力，还遭遇了它们纠结在一起所产生的更加野蛮、反动、疯狂的阻力。
圆明园遗址，韩泽华摄
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国被卷入铁血竞逐的世界潮流中，被裹挟进帝国主义的硝烟炮火中。自1840年英帝国轰开中国大门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在他们的武力胁迫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一步步沦陷，一头坠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渊薮。在这沉沦中，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成了哀伤的河、悲泣的河。
历史是残酷的，但又是公平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巨大的磨难往往意味着意义深远的警醒与砥砺，最终以历史的阔步前进为补偿。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下，中国陷入无边的黑暗，但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上下求索、开创新路的历史时期。诚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21]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内外压制和变革中国，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仅从1841至1849年的九年间，就爆发了110多次农民起义，汇成一股惊心动魄的革命潮流。[22]意义更为深远的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为中国的社会运动赋予了崭新的内涵。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灭亡；而且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民主共和的大旗，使民主共和思想天下流传。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反动势力的力量异常强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北洋军阀窃取，辛亥革命给长夜漫漫的中国带来的光明也转瞬即逝。
辛亥革命的破产，给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极大痛苦，使其中一部分人陷入苦闷彷徨，但也促使更多的人痛定思痛，呐喊求索。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倡导者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高举民主、科学大旗，高扬立人哲学，对旧文化、旧礼教进行批判，为进步思想传入中国开辟了空间。特别关键的是，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进步性、各阶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代表性，使中国的革命斗争超越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
这一切都表明，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剧变的磨砺，经历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锤炼，经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实践检验，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最热切的时代呼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7月30日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黄河母亲即将迎来和拥抱她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历史就要进入开天辟地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共有13名代表，代表着各地的50多名共产党员。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而且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这次大会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然而，就是这次大会使死水微澜的中国开始活跃、跳荡、奔腾起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由此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并与世界进步潮流齐头并进。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社会革命的根本目标，亮出了自己的初心使命，成为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下定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由此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性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用共同的理想、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把自己建设成中国革命的先锋队，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终于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向心力、凝聚力。正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内篇·人间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恰如黄河之水，自其源头看，不过涓涓细流；但由于居于历史高峰，蓄积着无比强大的势能，因而自其萌发，就显示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远大前途。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民族自觉达到空前高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涅槃。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危机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倍熔炼、升华与结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只有当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引入中国，并以之为指南处理民族问题后，才真正打破、消解了各民族间沉积千年的阻隔，融通万民，将中华民族熔铸为一个强大的命运共同体。在万里长征中，红军就已经将民族平等、团结的种子播撒在革命的征途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御侮的正确主张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下来，牢固地树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的黄河流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河文化犹如一条无声的大河，在悄然却绵长有力的涌流中，贯通了中华儿女的血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前所未有的远大眼光观察历史与现实，重新发现中国、激活中国，为中国发展找到了空前宽广的战略空间，为扭转近代以来连续沉降的历史轨迹开发出无尽的上升势能。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平静、内向、保守、贫瘠的北方与开放、活跃、进取、富庶的南方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往往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首选之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就以南方为中心发动国民革命；蒋介石更是以江浙财阀为支撑，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近代以来，广袤的北中国一直处于漫长的沉潜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破了历史的沉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确立了武装革命，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边缘、薄弱的区域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纵横南北，像一条红飘带一样把广袤的中国串联起来，最后在黄河上游的陕北高原扎根，建立了中国革命、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高地，吸引着中国和世界的目光。无数进步青年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来到这里追求光明，燃烧生命，这片贫瘠、沉寂、压抑的土地，这条凝滞、沉重、呜咽的大河，迎来新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中国革命主场的转换，使得中国的革命和思想文化在一个更广大、更完整的时空中展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现在，又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像黄河和黄河文化那样，一往无前，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浪潮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催生伟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不仅全力改造物质世界，而且倾心改造精神世界；不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创造了辉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育中国心、塑造民族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革命文化的创生。在铁血革命中，更是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萃取革命精神，汇聚革命文脉。在经历了长征这场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军事远征和精神远行，扼住命运的咽喉，立足陕北的高天厚土之后，随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都达到新高度，革命文化更是蔚为大观，臻于化境。
《毛泽东选集》四卷共收录159篇文章，有90多篇写于延安的窑洞中，占总数的58%以上。毛泽东之所以将执笔著述作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工作，不仅因为他和全党正面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局势、新任务，更因为他下定决心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道。正是在这双重动力下，毛泽东殚精竭虑，以如椽之笔写下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系列篇章。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分析战争规律，揭橥革命战略，为民族民主革命擘画蓝图。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剖析天下大势的理论杰作，阐明了统一战线思想，为民族民主革命引路导航。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思想文化名篇，指明革命文艺的前途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激发出革命文艺的高潮。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规划革命道路，指引革命航船。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悼人纪事的有情之文，生动传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展露了共产党人的襟怀抱负。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改造了党风、文风、学风，使中国共产党风清气正、蓬勃向上。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实践论》，抓住“方法论”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难题。
在这些经典文献指引下，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欣欣向荣、别开生面。经过延整风，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获得提高，使全党实现空前的团结，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深入人心，文艺工作者自觉深入生活，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使文艺成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武器”。经过“大生产运动”，不仅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而且弘扬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在这些实践中，革命文化集束式爆发，产生了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劳模精神等，汇聚成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在延安精神照耀下，中国道路展现出来，中国命运豁然开朗。难怪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延安看到了跳出“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的历史周期律的希望；难怪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之行后禁不住感慨万千，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肺腑之言；难怪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不无自豪地写下“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七律·重庆谈判》）的诗句；难怪“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成为一时名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陕北的山沟里孕育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延安土窑洞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革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提供了典范案例。
历史是有深意的，恰恰是在九曲黄河突破关山桎梏、一跃千里的延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中国革命文化创造了自己的高峰。可以说，正是由于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方能以谱系的方式存在；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也才如黄河一样，上下贯通，奔涌不已，吐故纳新，开创新境。也恰恰是由于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谱系性存在，特别是其灿烂辉煌、生生不已的成果，赋予了黄河文化新的品格、新的精神、新的生命。黄河流域文脉深厚，孕育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源、民族图腾象征。又经由延安精神交接、融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汇入黄河文化的巨流，壮大、涤荡、升华了黄河文化，使黄河文化成为人民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表征。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次第展开，升华了的黄河文化，还在持续催生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使之在中国大地绚烂绽放。在黄河中游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用自己的实践阐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用生命书写了“焦裕禄精神”。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代代沂蒙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党的精神谱系中，写下了“沂蒙精神”的新篇章。
革命文化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苦难而辉煌的历程中诞生的，它不仅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而且具有独特的美学底色。刚健是其重要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在社会主义文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中国共产党立足延安，开创中国革命新境后，革命文艺井喷般涌现，杰作屡见不鲜，代表作首推《黄河大合唱》。历史上吟咏黄河的文艺作品成百上千，名篇众多，但由于《黄河大合唱》吸纳、提升了历代中华儿女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心声与意志，因而展现出千古未见之刚健风骨与阔大气象，独领风骚。这样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哀怨、空旷，不再是悠远、悲凉，而是奋发振作和斗争崛起。我们感受到的，仿佛不再是奔涌滞重的黄水，而是滚滚而来的钢筋铁骨，一切阻挡它前进的障碍，都必将被冲为齑粉，裹挟而去。每个人都仿佛变成其中的一朵浪花，与整体紧抱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未来，向前向前。这种文化又是质朴的。在艰苦的革命进程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在穿越无数民族地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黄土高原建设边区政府、发展革命根据地时，在与各民族人民的交流交往中，中国共产党一定发现了蕴藏于人民大众中的朴素主义精神，一定为这种朴素主义精神所吸引，一定意识到这种精神的宝贵，兼收并蓄，创造出一种现代新文化。大概这正是毛泽东不赞成笼统地说城市进步、农村落后的原因；是他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转变情感的原因；也是他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创作演出的《逼上梁山》后，在给主要创作者的信中表扬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种新创，社会主义文艺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不仅历史上不被重视的木刻、民谣、秧歌等朴素的文艺形式变成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令人很难相信，那些震撼灵魂的作品竟然只有这样朴素的形式，竟然是用如此简单质朴的方法创作出来的！更重要的是，经由这种形式革新，创造历史却又被历史屏蔽了的劳动人民终于走上舞台，成为主角。正是由于这种新创，使得接触这种新文艺的人，一下子就被其所吸引，使得中国共产党天下归心。乔羽作词的歌曲《一条大河》可谓其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没有华词丽句，没有奇技异巧，但就是这样平实质朴的歌，这些家常话般的唱词，却打动了无数听众，使他们想起祖国的辽阔土地、明媚风光，想起家乡的美丽富饶、淳朴风情，想起祖国健美的男子、俊秀的女儿，想起黄河、长江这样的滚滚巨流和家乡的小桥流水。
这种新文化是传统黄河精神的现代升华。质朴而雄浑的黄河文化精神以大气磅礴的汉唐意象为代表，不同于南宋以来形成于江南，以婉约、细腻、幽雅见长的文人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黄河文化的现代继承和发扬者，这先进的文化必然激励我们拥抱未来，走向远方。
文艺是历史的缩影。历史上，以黄河区域为中线，以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两翼，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在主题、题材、形式、质量和影响力等各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辉煌的作品富集区。黄河就是一部打开的书，上面书写了中国古典文艺最为华美深刻的不朽篇章。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交往融合的大历史，也看到了这一过程中人民的苦乐悲欢。自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随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黄河为对象、为象征，中国的文艺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在历史温度最高、精神结晶最美的“第一现场”，一批史诗之作喷薄而出；在这样的歌唱和书写中，一个崭新的现代中国正脱颖而出，一条人间正道正徐徐展开。
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在所有这些时刻，以文艺为载体，黄河文化都发出了最为澎湃的声音，成为凝聚民族共识、传达人民心声最强有力的存在。
进入新时代，也应同样如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3]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到了又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24]这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黄河流域的全面振兴，尤其离不开黄河文化的再次复兴，应该孕育出新时代的文艺“高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意提到黄河文化，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鼓励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25]这为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讲好“中国故事”“黄河故事”指明了方向，意义深远。
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更快、更大、更深、更复杂、更辽阔、更激动人心的维度上展开，要想从整体上认识理解它，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它，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是一个更加艰辛的过程。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更是一条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艰难之路。历史上，以黄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和文艺“高峰”最多。今天，所有想冲击文艺“高峰”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回望黄河，栏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头，披沥俯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心血之作。
责任编辑 : 韩泽华 赵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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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9页。
[2] 张霭生：《河防述言》，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历代治黄文选》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5页。
[4]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页。
[5]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6]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8页。
[7] 班固：《汉书》卷二十九，第1692页。
[8] 丘濬：《内夏外夷之限》，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七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5页。
[9]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0页。
[10]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157页。
[11] 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等校点：《太平御览》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
[12]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13] 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等校点：《太平御览》第一卷，第672页。
[14]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7页。
[15] 班固：《汉书》卷二十九，第1698页。
[16] 方韬译注：《山海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8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3页。
[18] 班固：《汉书》卷九十六，第3871页。
[19]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20]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6页。
[21] 马克思：《中国记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页。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12页。
[24]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25]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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