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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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9年初，全国革命走向胜利。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在西柏坡提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著名论断。“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泳》，1956），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加快了脚步的中国，同时也吹响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加紧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号角。这样迫切的发展势头所催生出的是一股摧枯拉朽般的变革力量，深刻而广泛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现实：从集体到个人、从中央到地方、从空间到身体、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信仰。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艺术理论和实践所面对和亟需解决的新问题，也与此时期的国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本刊策划“‘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艺术实践”专题，意在通过这组文章，深刻了解彼时艺术在整体社会建设进程中所提供的建构性意义，以及艺术在参与国家建设这一历史性命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美学价值。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区域/地方”路径辨析整体经验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将艺术置于“整体/中央-区域/地方”这一社会时空-文化结构中，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考察诸如艺术家“深入生活”“联系群众”，以及艺术以民间为导向，构建“民族形式”等重大议题；能够打通历史地理、区域史学、方言土语、民间艺术等研究进路；并引发对艺术实践主体在创作、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经验、思想感受和艺术表达的探寻。与此同时，丰富的区域/地方研究，意在不断充实和调整对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国经验”的理解。
由之可以看到，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大基础工程的实施、文化艺术的实践及理论体系的搭建，被以各种形式，在诸个层面上交织在一起。较为显见的如：工农业的工程建设场景、参与建设的主体——工农兵，皆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表现对象；以及艺术创作者通过参与具体工程建设的劳动过程，实现深入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达甚至思想改造；还包括工农兵广泛地参与艺术创作，从而再造了艺术的“作者”身份等。还有不那么显见的，如国家性的政策分别在工程和艺术两个领域的规划、执行、组织，与参与者的个人理解和实践体现为怎样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工程项目所铸就的景观和艺术创作所实现的文化生产又是如何共同构建着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体想象；以及艺术史论体系的搭建“工程”又是如何与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同频，等等。
基于此，探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艺术实践这一问题，不只注重对艺术作品的解读或对史论细节的观照，更在于采用“历史化”的学术探索方式，在对艺术史的“重返”中，重新审读国家、艺术互为交织的结构性关系，以不断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在今天予以继承和发展。
专题策划：杨梦娇
项阳 | 区域民间音调与“准曲牌”现象 —— 兼议《东方红》中区域音调的应用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因相对稳定的亲缘关系，在千百年间生成区域社会民众有高度文化认同、特征明显、后世认定为类型多样的民间音调，人们依此不断锤炼并创造发展，在日常生活和民间礼俗中，以音声技艺形态表达一方百姓喜怒哀乐之情感诉求，从而生生不息。其特征是曲调框架结构既有变形又相对稳定，依此不断创制新词。人们依相关内容命名“这一首”，在词曲结合以及传唱中，无论曲格还是词格都会产生相应变化，形成多种“又一体”。这种找不到原初创制，却在其后发展中具备曲牌基本特征的创制模式被称之为“准曲牌”现象。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的《东方红》，作为“又一体”的区域民间音调，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这种现象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文化认同，为延续千余载、以曲牌为主导的音乐特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值得学界深入探究。
朱羽 | 社会主义与“自然”—— 工程与美学之间 【摘要】“十七年”时期，中国“自然”观的多重构成以及“自然”的复杂意涵，关联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构造。在此脉络中，这一时期的文艺实践普遍中介着群众运动和工程建设，“自然”的感性呈现始终展现着劳动组织意义上的运动、工程和美学三重要素的交织。工程对应的是改造自然，而对于劳动的组织则涉及对“人的自然”的塑造，美学则可以视为社会主义美学框架内的主体性生成。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历史氛围里，无论是新山水画、工地速写还是新民歌，都可以放在这样的构造中加以把握。同时，运动、工程和美学三重要素之间还存在着可以被把握为“生生”的内在统一性。
胡斌 | 向海洋：新中国广东美术中的海防与海建 【摘要】在美术史领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新生活面貌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有关海洋建设方面的题材却鲜见专门化的梳理。广东位于东南沿海，以广州美术学院师生为主体的艺术家，通过深入生活，极其频密地进行与海洋有关的写生和创作，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沿海建设、边防以及社会生活与斗争的作品。实际上，在当时的国家生产建设中，海洋资源以及海疆保卫受到高度的关注和重视。艺术家们的创作不仅体现了某些共同的文化艺术政策和时代风尚，而且从区域的角度见证了新中国海洋建设的历史进程。通过调动多种历史和区域因素，以及组织化的运作方式和各类媒介手段，艺术家们追随时代、积极介入现实生活，从而推进了艺术语言的变革，并形成了具有新中国理想建构的区域特征。
黄静枫 | 口述史法在“十七年”时期剧种史研究中的运用 【摘要】“十七年”时期，在“戏改”政策的推动下，地方剧种史研究全面展开。地方戏曲文字文献极度匮乏，文物文献零散隐蔽，剧种历史更多借助老艺人的记忆延续，口述史法成为此期剧种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戏曲史学科在“十七年”时期深入建设的重要见证。研究者以“结构式访谈”方式走近亲历者和见证人，收集剧种史资料，并通过直接转述、初步逻辑加工和提取考证思路三种方式对口述内容进行处理，完成剧种简史的书写,为地方戏曲史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此种操作存在不规范之处：其一，调查研究者访谈的方式相对单一，普遍使用“结构式访谈”，而“非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叙事访谈”“事件访谈”等方式未被灵活运用，影响了历史还原工作的有效开展。其二，未使用录音或录影设备对口述内容进行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其三，多数研究者运用口述史法时，针对口述资料的核实与辨伪环节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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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研究》稿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