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善：令和元年——日本新年号和《文选》的关系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典古籍库 ，作者石立善
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年号“令和”（REIWA）。新天皇德仁5月1日继位当天，“令和”将正式取代“平成”而成为第248个年号，从此迈入令和时代。这是日本自1989年以来首次更换年号，备受世界关注。
令和，日文读作“れいわ”，寓意是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谐，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很多人说“令和”出自日本和歌，其实是很大的误解，正确的说法是出自《万叶集》中的日本汉文学作品。尽管日本政府再三强调本国的文化传统，一定要从“国书”即本国典籍中选取年号，暗示其文化独立，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年号，就无法摆脱来自中国古典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令和”这一新年号出自日本汉文学，与我国古代文学典籍《文选》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万叶集》（日本公文书馆藏江戶刊本）
“令和”二字不是《万叶集》所载和歌的内容，而是出自用汉文撰写的序，属于日本汉文学作品。日本天平二年（730，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正月，时任位于九州的太宰府长官大伴旅人（655—731），召集本地筑紫的官员们三十余人，在其宅邸宴集赏梅，宾主唱和，吟咏梅花，共创作了三十二首和歌。在梅花歌之前有一篇汉文序，作为解题介绍了当时雅集咏梅的时间、地点和气候等创作背景。这篇序文没有标明作者的名氏，应当是出席本次梅花宴会的来宾之一，相传是担任筑前守的文学家山上忆良（660—733）所写，其全文如下：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萝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请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这篇汉文《梅花歌序》从结构到措辞，都带有汉唐文学的格调和意韵，显然是一位饱读中国典籍的文士所作，传说作者是曾随遣唐使入唐学习生活达三年之久的山上忆良（660—733），的确不无道理。“快然自足”、“忘言一室之里”等文句，显示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烙印，其他文句也可以看到六朝与唐代文学的影子，如“何以摅情”就出自骆宾王诗，可以说这是一篇受到中国文学深刻影响的日本汉文学作品。
《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即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之来源。关于此句的典据，江户时代的国学者契冲（1640—1701）《万叶代匠记》早在17世纪末就指出了两个来源：一是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二是唐代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淑气催黄鸟”。我想为“气淑风和”补充一个更直接而关键的典据，即西晋陆机的乐府诗《悲哉行》的诗句：
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
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
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
翩翩鸣鸠羽，喈喈仓庚吟。
《梅花歌序》的“气淑风和”，毫无疑问是脱胎于陆机的诗句“和风飞清响”、“蕙草饶淑气”，形容初春的气息芬芳，春风和煦，生机融融。到了唐代，陆机的诗句被很多诗人、墨客袭用，以“和风”、“淑气”形容春光景色之美，遂为一时风尚和习见词语，如唐代僧侣慧净《和琳法师初春法集之作》第四首“和风动淑气，丽日启时雍”，如陈通方《赋得春风扇微和》“习习和风扇，悠悠淑气微”，如李咸用《春宫词》“风和气淑宫殿春，感阳体解思君恩”，又如薛元超《谏蕃官仗内射生疏》“时惟令月，景淑风和”等等，不胜枚举。
那么，《梅花歌序》的作者是从哪里读到张衡《归田赋》和陆机《悲哉行》的呢？我认为作者当时读的不是张、陆二人的文集，而是《文选》，这两首作品均见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
《文选》大约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就已传入日本，对彼国学术和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推古天皇时代，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依据五经、《论语》《孟子》及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撰，宪法的第五条“财者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的比喻，就出自《文选》所载曹魏文学家李萧远《运命论》“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可见《文选》的地位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与儒家经典一样，《文选》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最为通行的典籍，也是学习汉文最重要的教材和文本。据养老二年（718）的律令，进士科考试的教材和范围就是《文选》与《尔雅》，当时的贵族与文人学子无不阅读诵习，召开梅花宴会的大伴旅人以及被认为是《梅花诗序》的作者山上忆良，二人肯定也是《文选》的读者。《万叶集》中很多的和歌作品以及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等典籍，随处可见《文选》的影响。总之，“令和”年号取自日本汉文学作品《梅花歌序》，而其背后的典据就是《文选》。
在日本古代，《文选》及文选学著作流传非常广泛。如平安时代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总集家》就著录了近十种《文选》及相关典籍，有《文选》三十卷、《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公孙罗《文选钞》六十九卷、佚名《文选钞》三十卷、李善《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文选音决》十卷、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曹宪《文选音义》十三卷、佚名《文选抄韵》一卷等，还传存佚名撰《文选集注》的古钞本。《文选》至唐高宗时代李善（—689）作注，方被析分为六十卷，可见传入日本的三十卷本《文选》文本之古。
《文选》也是历代日本朝廷选定年号的重要典籍和来源之一，彼国年号出处最多的是《尚书》（35个）、《周易》（27个），其次就是《文选》，共有25个年号的典据来自于该书，如延长（923—931）、贞元（976—978）、天仁（1108—1110）、保延（1135—1141）、建仁（1201—1204）、建永（1206—1207）、文历（1234—1235）、延应（1239—1240）、文永（1264—1275）、康应（1389—1390）、文永（1264—1275）、元禄（1688—1704）、宽延（1748—1751）、安永（1772—1781）、享和（1801—1804）、庆应（1865—1868）等。这次选定年号之际，落选的候补提案之一“万和”，也是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据《文选》拟定的。
《文选》（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
那么，日本的和歌为什么不能作为年号呢？相传由大伴家持（718—785）编纂的《万叶集》，其所收录的4500多首和歌皆是用“万叶假名”写就，一些和歌的序或启，则用汉文撰写。万叶假名(まんようがな)是日本创造的假名，主要在上代用汉字来表记日文音训的。如上文提到的梅花歌的第一首：“武都纪多知 波流能吉多良婆 可久斯许曾 乌梅乎乎利都都 多努之岐乎倍米”，此短歌句式为：五七五七七，三十一音节。试汉译为：正月寻春去，筑州寄远心。欢情须尽醉，折梅忘赠人。万叶假名的汉字是用来注音的，汉字本身并无意义。在平假名和片假名成立以前，日本人专用万叶假名来标识日文音韵，其实和我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用“卑弥呼”来标示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的名字“ひみこ”（himiko）的道理是一样的，汉字在这种场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年号必须是汉字，日本独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自然不能用作年号，而《万叶集》中的和歌所用的万叶假名虽然是汉字，但那仅仅是用来表记日文音训的符号而已，当然也不能用作年号。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编《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8年1月）
年号制度本身就来自中国，只要日本继续使用年号，就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经典和文化的影响，即便依据本国人的作品和典籍选取年号也不例外。日本上代的本国典籍如《怀风藻》、《日本书纪》等都是用汉文写就，汉文在历史上是朝廷官方语言，是贵族必备的素养，历代用汉文撰写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自然地形成了日本汉文学这一文体，可谓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宝贵遗产。这次改元，尽管刻意回避中国古典而从日本汉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新年号，意图割断和中国的文化纽带，主张本国的文化主体性，可是深入彼国汉文学骨髓的“汉文化基因”又岂能彻底消除呢？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当权政治家始料未及的。
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令和元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转自经典古籍库公众号）
作者简介
石立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比较古典学会副会长、《古典学集刊》主編。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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