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合作的硕果：中国学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按语：国际权威杂志《泰晤士文学周刊》（A&HCI）于2015年7月31日刊载了由美国北伊利诺大学杰出研究教授威廉・贝克与上海交通大学青年长江学者尚必武教授联合撰写的论文“合作的硕果：中国学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章系统评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诞生背景、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和研究现状，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泰晤士文学周刊》简介
《泰晤士文学周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旧译名为《泰晤士文学副刊》是英国出版的人文社科权威杂志，创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世界人文社科领域享有盛誉。该杂志主要由世界一流学者供稿，以发表权威性文学评论、反映前沿研究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最新发展而著称于世。
作者简介
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美国北伊利诺大学英语系杰出研究教授。
尚必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 文
有时异域文化中的行事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产生有趣的想法。中国近来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政治上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国家，也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文化革命期间与外界的隔离之后，中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同时也打开了通向西方批评理论的大门。一方面，西方批评理论的引进全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大规模地翻译和运用西方文学理论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学者们喜欢打着理论的旗号而远离文学文本，或陷于理论自恋、主题自恋和术语自恋而无法自拔。总之，西方文学理论已成了不可或缺之物。
随后，人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政治影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政府号召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污染，而由此产生的一些伦理道德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是在这些因素构成的社会大背景下，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聂珍钊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它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从伦理的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男女之间、男女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期获得新的发现。
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为读者提供道德引导和道德教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体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它既关注作家的道德观念和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也考察作家自己的道德观念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2.它考察作品与现实中的道德现象与该作品所反映的道德倾向、社会观念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3.它考察作品反映的道德价值观念对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读者对作者和作品反映的道德思想的评价；4.它考察作者和作者的道德倾向对同时代其它作家和作品的影响；5.它分析作家和作品的道德特征，力图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与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作者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的另一位学者罗良功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许多方面都与以往的道德批评和西方的伦理批评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它分析问题的立场不是从当今的角度出发，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按照今天的道德原则对特定的作品进行或好或坏的评价。与之相反，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即要回到产生文学作品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去评价特定作品所表现和反映的伦理价值观念。文学伦理学批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揭示文学形成的伦理原因以及影响文学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伦理因素。它力图从伦理的视角解释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以及人物的行为，并对此作出相应的伦理评价。
2004年，聂珍钊教授首次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与中国批评家努力寻求自己的理论话语需求不谋而合。中国学界已经出现了理论转向，开始从一味紧跟西方转入回归自己的传统和理论生产。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的尚必武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第5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种批评伦理的兴起：文学伦理学批评引论”一文，指出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其它各国和地区都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开始转向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寻找伦理启示和理论根据。这种现象有助于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文学伦理学批评也符合社会重构的需求。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国政府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主张，把中国梦描述为“实现民族复兴，提高民生水平，促进社会繁荣，建立一个社会富裕，军队强大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习主席非常重视文学和艺术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文学和艺术通过传达真善美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感悟力和承担应尽的伦理责任以及追求伦理生活。
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化、商业化和享乐主义在文学领域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的及时回应。这些问题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伦理关怀和道德价值的缺失，甚至更为严重的背离。正如罗良功教授所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尊崇的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一直是中国道德传统的核心。因此，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可以看成是回归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号召。在这种语境里，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看成是知识界对此号召作出的回应，这不仅是对一种政治号召的作出的回应，也是对一个被工业化和商业化所主导的时代作出的反应。十年来，聂珍钊教授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奋斗，目前已经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批评方法，既构建了全面的理论框架，又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和观点，如文学的伦理起源、伦理选择、斯芬克斯因子等等。
关于文学的起源，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如模仿说、净化说等等。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产生源于人们表达伦理观念的需要和分享伦理经验的愿望。具体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原始人类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学会了处理和他人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秩序的重要性。这种对协同合作与秩序的认识为伦理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些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人们创造了文字以便记录他们对协同合作的理解。正因为如此，聂珍钊教授认为，“原始人类把抽象的生活故事转换成文字文本，这些文本反过来又成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后代去追求有价值生活的参考或指南。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文本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文学形式”。
相对于达尔文的生物性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与其对应的概念：伦理选择。对于人类为什么和怎样成为人的追问，一直是伦理批评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两次选择：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把人类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后来，恩格斯在达尔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是劳动把人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达尔文和恩格斯成功地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换言之，这只是一种身体形式上的区分。真正把人和其它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因为它让人类拥有了理性和伦理意识，这才使得人类最终变成伦理意义上的人。
为了解释生物选择和伦理选择的差异，聂珍钊教授借用圣经中亚当与夏娃的故事，说明最初上帝造人时，他们只是形体上与其它生物不同。因此从智慧的角度来说，他们与其它动物没有什么不同，都赤裸着身体，没有羞耻感，饿了就从树上采摘果子，渴了就喝溪水。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自此之后，他们有了分辨善恶的智慧，会因自己的赤身裸体而感到羞耻，开始用树叶给自己遮羞。通过圣经中的这个故事，聂珍钊教授指出，因吃禁果而获得辨善恶的能力，这有助于亚当和夏娃完成伦理选择，从而不仅变成生物意义上的人，也变成伦理意义上的人。换言之，辨善恶的能力为区分人与其它动物设立了一个标准。随着伦理意识而出现的善恶观念，只用于对人的价值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善恶构成了伦理学的基础。
应该指出，人是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的产物。因此，人类的典型特征是人性与兽性的混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用斯芬克斯因子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特点。斯芬克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形象，是一个长着女人的头、狮子的身体、鹰的翅膀和蛇的尾巴的怪物。她是人还是兽呢？人头似乎说明斯芬克斯是一个人，但狮身和蛇尾又似乎暗示她是兽。斯芬克斯为自己的身份问题非常苦恼，因此给忒拜城的居民出了个众所周知的谜语：什么东西早上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谁回答不出斯芬克斯的谜底，就会被她吃掉。
Winged sphinx,570-540BC,Attica
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这个古老神话的解读，让我们对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有了新的看法。仅就头部特征来看，斯芬克斯无疑是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尽管埃及的斯芬克斯更像一个男人）。但是，就狮身而言，她不是人而是兽；而她的蛇尾，则可看作兽欲的象征。斯芬克斯这种人头和兽身结合在一起的特征表明：首先人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人的头，它代表着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而理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因素；其次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但是人仍然保留着某些兽的本性。这种人和兽的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称之为“斯芬克斯因子”。通常情况下，人性因子高于兽性因子，因而前者能控制后者，这也就解释了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在文学创造的虚构世界中，每个人物都具有善恶共存的特征。批评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发现和阐释这两种斯芬克斯因子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作用，揭示作品中人物所经历的伦理选择过程。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就不应该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一部由人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导致的悲剧，或者由人的性格缺陷所导致的悲剧。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这是一个有关伦理选择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完成自然选择之后所遭遇的困境和痛苦。俄狄浦斯正确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指出谜底是人，因为在人生的早晨，人是四条腿走路；到了人生的下午，人用两条腿走路；到了人生的晚上，人不得不借助拐杖，因此用三条腿走路。谜底的揭晓可以看作是人类追寻自我身份定义故事的古代版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的答案表明了人之所以为人，人的头起了决定性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的头代表着理性，它体现在伦理禁忌中，而俄狄浦斯的弑父及其同母亲的乱伦，就是对伦理禁忌的违犯。
除了伦理选择和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批评术语，如伦理身份、伦理结、伦理意识、伦理禁忌、伦理两难等。聂珍钊教授和他的团队运用这些术语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既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当代的。在过去的十年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成果丰富的批评理论。同时，它也不断获得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认可，如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安斯加·纽宁、维拉·纽宁、杰夫·霍尔、彼得·海居等。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更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目前已组织了四次有关这种批评理论的国际研讨会，最近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2014年年会吸引了来自十多个国家300多名学者参会。文学伦理学批评第五届国际研讨会将于2015年10月1日至7日在韩国首尔和釜山举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用它来研究欧美文学必将成为中国和远东以及其它国家的潮流，而且将会不断繁荣发展。
注：英文原文参见William Baker & Shang Biwu, “Fruitful collaboration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ese academe, ” TL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No.5861, July 31, 2015): 14-15 (ISSN: 0307-661X)。 译者：杨革新。
责编/任洁，审校/杨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