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必武||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果壳》的胎儿叙述者及其脑文本演绎
作者简介：尚必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当代英美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聚焦麦克尤恩新作《果壳》的非自然叙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其作出阐释，试图籍此回应安斯加尔·纽宁等人关于加强以形式研究为主的叙事学和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间对话的倡议。在这部戏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作品中，麦克尤恩极尽其非自然叙事之能事，成功建构了一个关于弑亲、乱伦和复仇的不可能的故事世界。文章在从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心理两个层面来考察《果壳》的非自然叙事的基础上，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尤其是从脑文本概念入手，解读该小说的非自然性，由此挑战当前西方叙事学界关于非自然叙事阐释的两大主导模式——自然化解读和非自然化解读，开辟非自然叙事阐释的新进路。
关键词：麦克尤恩；《果壳》；非自然叙事；脑文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16ZDA195)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责任编辑：刘兮颖。
英国知名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曾说：“小说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墨守成规，它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形式，有极强的适应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陈众议等 70）。不墨守成规、善于变化，不仅是小说的最大优点，而且也是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元素。就英国小说而言，超越叙事规约、凭借非常规叙事手段的“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 是其不断获取生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放眼当今英国文坛，非自然叙事似乎已经成为众多小说家在创作旨趣上的一个重要选择。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萨尔曼·拉什迪、安吉拉·卡特、大卫·米切尔等皆是非自然叙事的行家里手，并由此建构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奇的艺术世界。其中，麦克尤恩无疑是最熟稔非自然叙事笔法的小说家之一。无论是麦克尤恩早期的试笔之作《立体几何》、《一头猿猴的遐思》、《既仙即死》，还是中期颇负盛名的小说《赎罪》，乃至最新作品《果壳》，皆是非自然叙事的典范之作。
本文聚焦麦克尤恩新作《果壳》的非自然叙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其作出阐释，试图籍此回应安斯加尔·纽宁等人关于加强以形式研究为主的叙事学和以内容研究为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间对话的倡议（Nünning 15-40; 尚必武，《从“两个转向”到“两种批评”》7-12）。在这部戏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作品中，麦克尤恩极尽其非自然叙事之能事，通过讲述“物理上、逻辑上、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场景与事件”(Alber 14)，成功建构了一个关于弑亲、乱伦和复仇的不可能的故事世界。本文重点从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心理两个层面来考察《果壳》的非自然叙事。在此基础上， 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尤其是从脑文本概念入手，解读该小说的非自然性，由此挑战当前西方叙事学界关于非自然叙事阐释的两大主导模式——自然化解读和非自然化解读，开辟非自然叙事阐释的新进路。
胎儿叙述者及其非自然叙述
在为《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撰写的“叙述者”词条中，詹姆斯·费伦和韦恩·布思把叙述者界定为“一个代理者，用不太拟人的术语来说，是把叙事中包括存在物、状态、事件等所有一切都讲述或传递给受述者的一个‘中介’或‘机构’”(Phelan and Booth 388)。即便费伦和布思试图用不太“拟人的”(anthropomorphic) 的术语来界定叙述者，但在一般意义上，叙述者都被普遍视作具有人或类似于人的特征。在《非自然叙事：小说和戏剧中不可能世界》一书中，扬·阿尔贝主要讨论了三种类型的非自然叙述者：会说话的动物；会说话的身体部位及物件叙述者；心灵感应者与心理阅读者 (Alber 62-102)。与阿尔贝所讨论的非自然叙述者不同，《果壳》则展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非自然叙述者：胎儿叙述者。
叙述者讲述了自己在母亲腹中听到的叔父和母亲如何密谋害死父亲以及自己如何复仇的故事。小说开篇写道：
我就这样头朝下在一个女人的肚子里。双臂交叉，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想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我闭着眼睛，怀旧式地回忆起我曾经是如何漂流在半透明的肉袋中，在思想的泡泡中，我慢慢地翻着筋斗，做梦似地漂浮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海洋，与我活动范围的透明边界轻柔地碰撞，尽管我被厚厚的胎膜所包围，但是它们与在从事邪恶计划的密谋者的声音一起颤动，不免吐露了秘密。那时，我年轻而又漫不经心。现在完全头朝下颠倒过来，一点空间也没有，双膝挤在肚子上，我的思想和我的脑袋完全合为一体。我毫无选择的余地， 我的耳朵日日夜夜都贴在血糊糊的墙壁上。我听，在脑子里记笔记，我也被困扰。我从枕边谈话中听出可怕的意图，我被将要等待我和即将卷入我的一切给吓坏了。(McEwan 1)
在上文中，作为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叙述者展现出超常的语言能力。他回忆过去、思考当下、忧虑未来。如果参照真实世界的知识，叙述者所展现出的这些能力很显然都是在人类属性上不可能实现的。叙述者带有“怀旧”(nostalgic) 情绪，感叹之前的自己是如何少不更事和“漫不经心”(careless)，而实际上现在的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而已。尽管尚未出生，但他已经具有很强的方位感，知道自己在母亲腹中是头朝下的状态，感受到母亲子宫空间的狭小，认为自己是处于被严重挤压的状态。与此同时，叙述者强调虽然自己在客观上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但他在主观上善于倾听、在“脑子里记笔记”(make mental notes)，对获知的信息作出是非对错的判断。
论及非自然叙事形式，布莱恩·理查森特别提到“问话者”(interlocutor) 这一非自然叙述特征。一般情况下，这一类型的非自然叙述具有三种形式：自由间接引语式的话语；部分的反问；无身份、无标记的叙述声音 (Richardson 79-86)。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问话者”，其典型特征在于提出问题后，要么没有直接回答，要么自问自答。比如， 上文中，叙述者开始自我发问“自己是谁，以及在这里是为了什么”(McEwan 1)，就典型地属于没被回答或本来就没有准备得到回答的问话。在《果壳》中，“问话者” 这一叙述样式对传统叙事规约的挑战最突出地体现在胎儿叙述者对母亲和叔父自欺欺人的谈话感到不满时所发出的一系列反问：
它在我的前面，婴儿又怎么了？我听够了这类的谈话，学会了辩论。悲观主义是过于简单了，甚至是有趣的，到处都是标榜为知识分子的自大者。它免除了思考解决方案一族的责任。戏剧、小说、诗歌、电影中的黑暗思想令我们兴奋。为什么要相信这类话，当人类从来就没有那么富有、健康和长寿的时候？当没有那么少的人死于战争和难产的时候？当没有通过科学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真理的时候？当对儿童、异族、陌生和远处的外国人温柔的同情日渐膨胀的时候？当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悲惨的境地中生存的时候？当哪怕是中产阶级中躺在轮椅上的穷人听着音乐、以比奔马快四倍的速度驾驶在流畅的高速公路的时候？当天花、脊髓灰质炎、霍乱、麻疹、高婴儿死亡率、文盲、公开行刑和刑讯逼供都已经从很多国家废除的时候？(McEwan 26)
按照理查森的解释，“问话者”的非自然性主要体现在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边界的混淆与模糊。在上文中，胎儿既是发问者，同时又是不言自明的回答者。也即是说，他同时承担了叙述者和受述者两种角色。又如，对于自己无所不知的知识，叙述者这样解释：“我都还不算一个年轻人，甚至在昨天都还没出生，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或者懂得足够多以至于知道别人大错特错？我有我自己的渠道。我听”(McEwan 4)。胎儿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是播客讲座，但实际上他所掌握的诸如扬抑格四音步 (trochaic trimeter) 诗节押韵等知识，并没有出现在讲座中。
单纯就叙述话语而言，胎儿叙述者的遣词造句和精湛的语言能力完全背离其胎儿身份。生物科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出生后的一岁左右才具有最基本的语言能力，可以尝试性地发出单音节词汇。与婴儿的正常语言能力相反，《果壳》中尚未出生的叙述者可以使用复杂优美的句式，表现出优异的叙事能力。在描述自己过去的样子时，叙述者说：“我闭着眼睛，怀旧式回忆起我曾经是如何漂流在半透明的肉袋中，在思想的泡泡中，我慢慢地翻着筋斗，做梦似地漂浮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海洋，与我活动范围的透明边界轻柔地碰撞，尽管我被厚厚的胎膜所包围，但是它们与在从事邪恶计划的密谋者的声音一起颤动，不免吐露了秘密”(McEwan 1)。胎儿叙述者不仅准确地切换使用了动词的现在时 ( 如 close, remember)、过去式（如 drifted, floated, vibrated, muffled）和现在进行时 ( 如colliding, confiding)三种时态，灵活使用诸如nostalgically, translucent, somersaults, transparent, membrane, conspirator等这样由多个字母构成的复杂词汇，而且一口气使用了长达近 60 个单词的长句。叙述者词汇量之丰富，语言架构之精妙，就连一般的成年人也难以企及，显然背离了其自己作为一名胎儿所不具有的语言能力，挑战了叙事的模仿性特征和模仿规约。此外，胎儿叙述者在语言知识上所具有的不可能性还表现在他对多门外语的掌握上。
拥有无限多知识的胎儿叙述者带着调侃的口吻，在叙述过程中，不自觉地展现出自己对世界政治、文化、饮食等各类事务的熟稔。譬如，他感慨自己即将出生在食物充足、没有瘟疫的西欧，这个地球上富有特权的一个角落，自己的邻国不是繁荣的挪威，不是以美食和阳光出名的意大利，也不是以黑皮诺干红葡萄酒和自我满足出名的法国。“相反，我会出生在一个由受人尊敬的年老的女王统治的不太同一的王国，王子是一个商人，以好产品、酏剂（净化血液的西兰花精华素）、不符合章程的事务出名，倔强地等待他的王位。我家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可以的。我或许也可能出生在朝鲜，那里虽然不存在竞争权位的问题，但是缺乏食物和自由”(McEwan 4)。最后对于叔父和母亲选择逃亡的地点，胎儿叙述者再次展现出了其所掌握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他感叹说，在尼日利亚，孩子会被当着父母的面被火活活烧死，而朝鲜有火箭实验等。这些显然都不应该成为他们逃亡的目的地。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胎儿叙述者有饮酒的嗜好。为此，他熟知各种酒类及其品牌， 如法国勃艮第葡萄酒、法国桑塞尔白葡萄酒、简·马克·罗杰酒庄桑塞尔特酿白葡萄酒、黑皮诺干红葡萄酒、赤霞珠葡萄酒。与其母亲特鲁迪不同的是，胎儿从小就是不折不扣的学霸，酷爱学习，喜欢听播客讲座和里斯讲座。他不仅熟知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尤利娅·季莫申科等政治名人，而且还表现出深厚的文学素养，展现出惊人的博学，通晓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S.艾略特的《荒原》、罗伯特·W·瑟维斯的《萨姆·马吉的火葬》，以及约翰·济慈、维尔浮莱德·欧文、维吉尔、蒙田等众多文坛大家的作品。
在《果壳》中，胎儿叙述者的非自然性还表现在“解叙述”(denarration) 这一层面。在非自然叙事学的理论体系中，所谓的“解叙述”指的是“一种叙述否定，即叙述者否定了其之前提供的叙事的重要方面”(Richardson 87)。譬如，胎儿一会说自己失眠， 睡不着：“现在，一个裂缝，之前一天捅出来的一个真相刺破了睡眠的薄纸。然后，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穿过这个裂缝进来了”(McEwan 157)。但在下一页，他又否认自己的失眠，无意中透露自己已经睡着了：“后来，我被一阵声音所惊醒”(McEwan 158)。又如，在叙述自己是否卷入到一个阴谋事件的时候，胎儿先是说自己的母亲似乎被卷入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中，随后否定自己的叙述，转而认为是自己卷入其中。小说写道：“我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我似乎加入了一个阴谋中。我的母亲，心脏扑通扑通地大声跳，似乎卷入其中。似乎，母亲？不。不是似乎。是你。是你卷入其中”(McEwan 2)。胎儿叙述者以解叙述的方式来延宕叙述信息，在自我否定的叙述中推动小说的进程。与之类似，他迟迟不透露所谓的“阴谋”，增添叙述迷雾，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母腹中的思想者及其非自然心理
斯特凡·伊韦尔森认为，非自然叙事突出表现在“非自然心理”(unnatural mind)， 即“被再现的意识在功能和实现上违背了统治可能世界的原则，部分地抵制自然化或规约化”(Iversen 97)。具体说来，伊韦尔森考察了文学作品中的那些“生物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心理，如阅读心理的心理，死去的心理，极端转叙性的心理，或不需要用来承载人类大脑的硬件的心理”(Iversen 104)。伊韦尔森重点以卡夫卡《变形记》中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心理为例，考察了“变形的心理”(metamorphosed mind)。就对非自然心理的研究而言，除伊韦尔森之外，还有H.波特·阿博特对“不可读的心理”(unreadable mind) 的考察 (Abbott 448-467) 以及笔者本人的“妄想心理”(paranoia mind) 的讨论(Shang, “Delving into Impossible Storyworlds of Terror”195-198)。在《果壳》中，麦克尤恩呈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非自然心理，即“未出生的心理”(unborn mind)。这类非自然心理违背了真实世界的物理逻辑，超越了正常人类属性的可能，其非自然性突出表现在“心理阅读”(mind reading) 以及“非自然理性”(unnatural reason) 两个层面。
叙述者“我”是母腹中一名尚未出生的胎儿，不仅具有了超常的思维能力，而且还可以阅读他人的心理，洞悉他人的想法。就如哈姆雷特不断地在试探其母亲葛楚德王后一样，《果壳》中的胎儿也在不断地试探自己的母亲特鲁迪，而其试探母亲的最主要措施就是解读她的心理。比如，在特鲁迪和克劳德两人商量如何用水果冰沙混入防冻液来毒死父亲的时候，胎儿通过分析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来解读他们的心理。
“留下痕迹吗？”
“所有事都会有痕迹的。你一定要想想优点。即便也夏天，也 容易控制的。地毯清洁工处理的，但是不会好好尝的。快乐地去管理这个事情。屈身去招待一下而已。事情完成后，我们只需要把你从这个事情撇清关系。”
“我? 那你呢？”
“你不要担心我。我会撇清关系的”
这不是我妈妈的意思，但是她也没再说什么。(McEwan 50)
母腹中的胎儿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他显然读出了母亲特鲁迪的意图，即怀疑和指责克劳德在毒害父亲这件事情上会承担多大的风险。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特鲁迪自己去亲手完成，而且是她在现场，那么克劳德究竟会做些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德本人并没有看出这一点。胎儿也由此认为，自己的智慧要远在叔父之上。在他眼里， 克劳德就是一个十足的蠢货。
面对克劳德让自己去拜访约翰，邀请他一起野餐的提议，特鲁迪没有回应，而是陷入了沉思。那么她在想什么呢？对此，胎儿的解释是：“她的沉默就是对他的奖赏。她正在思考。就像我在思考一样。一个同样的老问题是，克劳德究竟到底有多愚蠢？”(McEwan 55) 在小说中，胎儿不止一次地提到克劳德的愚蠢。叙述者用略带嘲讽的语气挖苦克劳德：“克劳德并不知道他的愚蠢。如果你是一个笨蛋，你又怎么可能会知道你自己很笨呢？”(McEwan 147) 胎儿也因此替母亲为了克劳德而抛弃父亲约翰而感到惋惜和愤懑。
特鲁迪在得知丈夫约翰去世的消息后，心情颇为激动。在自责的同时，她责备情人克劳德，认为是他故意把自己灌醉。对于特鲁迪和克劳德两人之间的争吵，胎儿再次读出了母亲的想法：
我理解我的母亲，我懂她的心思。她只是在处理她所看到的事实。之前作为一系列计划及其实施的犯罪，现在成了类似于记忆中的一个物体，在森林中一个空地上不动的、责难的、冰冷的石雕。某个隆冬的午夜，残月当空，特鲁迪匆匆忙忙地沿着一条结了霜的林地小道走。她转过去看看那个远处的人，那个人部分地被光秃秃的树枝和一团团雾遮住了，她看到犯罪，那脑子想的那个对象，根本就不是犯罪。这是一个错误。一直就是个错误。她一直就对此持怀疑态度。她走得越近，就看得越清楚。并不算太坏，她只是错了，她不是罪犯。犯罪一定是发生在森林中别的地方，而且是别人做的。事实指向克劳德才是主犯，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他嘲笑的语气并不能保护他，只会谴责他。(McEwan 120)
在以上文字中，胎儿读出了母亲特鲁迪的想法和心思。在母亲看来，她不是一个罪犯， 她只是犯了一个错误而已。她并没有谋害丈夫约翰，幻想约翰并没有死去，死去的是另外一个人。哪怕树林中死的人真是丈夫约翰，那么主犯也是克劳德，该受惩罚也是克劳德，与自己无关。在胎儿的眼里，母亲没有任何秘密而言，他可以看穿母亲大脑里的所有想法。譬如，在父亲约翰死去后，埃洛迪来家里拜访，并告知特鲁迪说，大约有五十名诗人会以朗读诗歌的形式来纪念约翰的时候。彼时，特鲁迪不知所措。胎儿说，“但是她做出了决定，她的辫子向所有人遮掩了她的想法，只有我除外”(McEwan 135)。那么母亲的决定究竟是什么呢？在胎儿看来，母亲决定对这位来访者发泄出自己心中所有的仇恨。至于自己具有超强的解读母亲心理的能力，胎儿解释说：“我是她身体的一个器官，同她的思维无可分离”(McEwan 41)。胎儿叙述者这种诡辩式的解释直接背离了其作为胎儿的身份，而且越是为自己辩护就越是背离其不可能具有的理性， 因为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胎儿不具有这种理性思维的能力。
胎儿非同寻常的逻辑思维和推导能力突出表现在他对母亲和叔父关于如何处置自己的对话上。胎儿反复思量和推断母亲所说的“毒药”(poison) 和叔父所说的“安置”(placed) 的含义：
一个还没出生的人怎么成了唯我论者。当特鲁迪喝了五杯酒在客厅的躺椅上睡着了，我们脏兮兮的房子由西向东进入黑夜的时候，我主要思考叔父说的安置和母亲所说的毒药的意思。就如电台音乐人擦拭音乐转盘一样，我擦拭取样分析这一句话。然后〔…〕我们已经把孩子安置到别的地方了。不断重复后，这些词语被擦得干干净净，露出了真相，我预期的未来也变的非常明了。所谓的处置不过是“丢弃”的骗人的同根词汇罢了。孩子就是我。别的地方也是谎话。无情的母亲！这将是一种毁灭，我会倒下去的，只有在童话故事里，那些没人要的孩子和孤儿才会朝上发展。剑桥的公爵夫人是不会要我的。(McEwan 42)
姑且不论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是如何知道“唯我论”(solipsism)，他通过自己超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结合母亲和叔父对话的语境，推断出那个孩子就是自己，而他们在毒死父亲约翰后，对自己的安置无异于“丢弃”(dumped)。根据他的理解，现实情况是他将会沦落为一个可怜的孤儿，剑桥的公爵夫人是绝对不会领养自己的，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在骗人的童话故事里才会发生。
叙述者“我”一方面强调自己的胎儿身份，另一方又展现出成年人都不能企及的智慧。他不仅对生活在周围的父亲约翰、母亲特鲁迪、叔父克劳德的行为指指点点，做出评论，甚至认为自己比前来探视的警察都要聪明和富有教养。譬如，他认为警察没有很礼貌地向母亲询问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比如应该问母亲，腹中的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等等？胎儿尤其不满克劳德的表现，认为当警察提出要边聊边看看房子的时候，他表现得过于热情和迫切。胎儿认为这个时候，克劳德应该要求警察出示搜查令。最后，对于母亲和叔父的逃亡计划，胎儿也嘲笑他们准备不足，认为他们早就应该打包整理行李了，因为检察官或许当晚就要来了。总之，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在智力水平上似乎完全超越和凌驾故事世界中的所有成年人，表现出超越正常人类属性范畴的“非自然理性”。
脑文本与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
就非自然叙事的阐释而言，除詹姆斯·费伦提出的修辞方法 (Phelan 167-184)、卡罗琳· 皮勒特(Pirlet 104-126)的混合方法外，西方叙事学界主要有自然化解读(Fludernik 1-27; Ryan 376-378; Alber 47-47)和非自然化解读 (Nielsen 239-260; Mäkelä 142-166)这两种互相对立的阐释策略。论及自然化解读和非自然化解读的差异，笔者曾经指出：“自然化解读的本质是通过借助真实世界知识的认知框架来消除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从而使得非自然叙事之具有可读性；而非自然化解读的本质是从虚构性与艺术性的视角来解读非自然叙事，保留非自然性”（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13）。无论是自然化解读，还是非自然化解读，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阐释叙事的“非自然性”。需要强调的是，非自然叙事只是叙事作品的讲述故事的外在形式与手段，而非作品自身的终极目的。就此而言，对非自然叙事的阐释需要走出形式阐释的圈套，回到其作为文学的本质及其功能这个根本问题上来。根据聂珍钊的观点，“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14）。由此出发，笔者试图在对非自然叙事研究中引入伦理批评的视角，对非自然叙事做出伦理阐释，超越当前西方学界关于非自然叙事的自然化解读和非自然解读的现有模式。
艾伦·帕姆尔说：“阅读小说就是阅读心理”(Novel reading is mind reading) (Palmer 21)。帕姆尔主要从认知视角出发，考察小说人物的意识再现和心理特征。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对文学的精神分析或心理分析的基点在于“脑文本”(brain text)。所谓的脑文本指的是“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文本”（《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9）在聂珍钊看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和认知，先是以脑概念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然后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从而获取思维的结果：思想。思想是大脑在感知、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要在大脑中存储，就形成脑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体系中，脑文本的重要作用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精神的可能。从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有精神存在，就一定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只要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就可以对精神进行分析。精神的存在是以脑文本为前提的，没有脑文本，就不可能有对精神的认知。对心理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没有脑文本，心理活动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无论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都要转移到对脑文本的分析上来”（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脑文本为分析类似于《果壳》这样的非自然叙事文本提供了批评利器。在《果壳》中，作为胎儿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非自然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脑文本的形成与演绎的结果。
胎儿在作品中常用的一个词汇就是“思考”(thinking)。他明确说：“婴儿的哀号毫无意义。等待才是正确的事情。还有思考”(McEwan 47)。那么他思考的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自始至终，胎儿所要应对的就是其原型人物哈姆雷特所要回答的那个艰难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这位超越人类属性能力的胎儿在未出生之前就陷入到了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环境，而混乱的主要原因源自其母亲、父亲、叔叔伦理身份的错位与混乱。“母亲不喜欢父亲，而是喜欢上叔叔，即母亲变成了叔母；叔叔和嫂子发生了关系，把嫂子变成了妻子；因为叔叔和母亲的不伦关系，结果叔叔变成了父亲，父亲也变成了叔叔。胎儿所要应对的不仅是理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做出反应”(Sha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an McEwan’s Nutshell”150）。换言之，小说采用了非自然叙事的笔法在于讽刺《果壳》所呈现出的故事在伦理层面上的“非自然性”：胎儿的叔父克劳德和胎儿的母亲特鲁迪发生不伦关系。二人为了霸占胎儿的父亲约翰·凯恩克罗斯的房产，密谋将他毒死。
纵然胎儿具有超凡的能力，如何应对他所处的非同寻常的家庭局面也非易事。他是否该阻止母亲和叔父毒害自己的父亲？是否需要给被毒害的父亲复仇？自己又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替父复仇？对于一个尚未出生就面临如此艰难选择的胎儿而言， 他需要发挥自己超出常人的所有智慧，不断思索，反复酝酿。他首先需要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审视自己与小说人物的不同关系，继而建构关于爱、恨、争议、复仇等脑概念，最后形成用来指导自己行动的脑文本，并付诸实施。当然，在脑文本不断形成与修正的过程中，胎儿经历无数次的彷徨、困惑和犹豫，以及内心复杂的斗争。尤其是在父亲被叔父和母亲下毒身亡后，胎儿还要思考自己是否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为父复仇等。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胎儿的等待与思考：他是在等待自己思考成熟、形成清晰的脑文本后再采取行动。
首先，胎儿试图最大限度地去理解父母，努力对父母与自己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要确定父母是不是真的爱自己。为此，他不断重组自己的脑概念，不断修正自己关于爱、恨、道德和正义的理解。针对自己父亲和母亲，胎儿说：
我母亲不仅仅是我的房东。我父亲不是渴望最大范围地传播其人格，而是渴望他的妻子和他唯一的儿子。我不相信生命科学的圣人。他肯定是爱我的，想要搬回来，如果有机会，他会照顾我的。她也从来没有让我错过一餐饭，就是今天下午说是为了我的缘故，只喝了两杯酒。不是她没有一如既往地爱我，而是我不再一如既往地爱她了。我们之间有了愤恨。我拒绝说我恨她。但是不能为了克劳德而抛弃一个诗人！(McEwan 33)
在上述文字中，胎儿审视他对父母的感情，认为父亲是爱自己的，而且渴望有机会来照顾自己和母亲，不过遗憾的是，他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机会。尽管母亲对自己也不错， 从来没有让自己饿肚子，而且还和自己分享各种品类的酒，也似乎没有改变她对自己的爱，但是胎儿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爱她了，甚至有点憎恨自己的母亲。原因在于母亲对父亲的背叛，而导致母亲背叛的就是他所鄙夷的叔父克劳德。对于父亲，胎儿有着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对其境遇感到颇为不公。小说详细记录了胎儿为其父亲约翰鸣不平的几个地方，尤其是在父亲从祖母那里继承来的房子这个问题上。胎儿哀叹父亲约翰竟然被他的配偶从自小居住的屋子中赶了出来。约翰明明是房子的主人，但是他想要回来居住，竟然要得到妻子特鲁迪的允许。父亲作为房子的真正主人，却没有房子的钥匙，每次回来都要像个外人一样敲门，而叔父克劳德分明是个外人，却像个房子的男主人一样，握有房子的钥匙，随时都可以开门而入。父亲连回到自己的房子里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机会都被剥夺，而叔父克劳德则可以长期住在父亲的房子里，随时与即将临产的母亲发生关系。
其次，胎儿将母亲特鲁迪和叔父克劳德放在道德天平对比衡量。在他看来，特鲁迪天性不是一个坏人。她为了自己多年前无意中伤了自己家宠物猫的骨头导致它后来死亡的事情，在多年后还痛声哭泣，耿耿于怀。这与克劳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曾经用含有乙二醇的防冻液毒死过邻居家的一条阿尔萨斯狗，只是因为它在白天和晚上都发出叫声，而且克劳德对自己残酷行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通过这种对比，胎儿不难理解当克劳德和特鲁迪在决定用渗入防冻剂的水果冰沙来毒害约翰时，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和反应。克劳德迫不及待地要求特鲁迪将水果冰沙送给约翰，而特鲁迪则有意岔开话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实际上，对于父亲即将面临的危险，胎儿也在不断重塑和构造自己脑文本，思量自己该如何做出决定。胎儿从最开始只专注自我，到后来认真地关心父亲的命运。他对自己说：“头疼或心疼有什么用？我不警告去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不要让你乱伦的叔叔和母亲毒死你的父亲。不要浪费你懒散的、头朝下脚朝上的宝贵时间。出来行动！”(McEwan 45-46) 遗憾的是，他彼时的方案并不成熟，只是在意念中给父亲约翰写了一封书信。在信中告诫父亲“不要下楼。快乐舒畅地道别，然后上车离开。或者，如果你下楼的话，拒绝接受果汁饮品，说完告别的话就离开”(McEwan 83-84)。遗憾的是，这样的脑文本是无法转化为现实，也不可能在现实中挽回约翰被毒害的命运。最终，胎儿的父亲还是被害身亡了。带着无限遗憾和悔恨，胎儿这样解释自己的失败：“尽管我有肺，但是里面没有空气来让我喊出警告，也不能为我的无能而哭泣。我依然是大海里的一个生物，还不像他人一样是人”(McEwan 99)。
如果说在父亲被害之前，胎儿所思考的是该不该或如何拯救父亲，那么在父亲遇害后，胎儿所思考的是该不该或如何为父复仇这个关键问题。彼时的胎儿，再度陷入了困境。如果要复仇，就意味着自己会让母亲被捕入狱，而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以为他爱自己的母亲。用胎儿的话来说，“我爱她〔……〕我们应该走进对方，她和我，应该比情人还要亲密”(McEwan 163)。因此，胎儿甚至动摇了自己的复仇意志与计划。对于克劳德和特鲁迪的精心设计出用来对付警察的台词，看着反复排练的他们，胎儿还用略带矛盾的心情祝他们成功“我成了他们令人厌恶的同谋，我希望他们成功”(McEwan 168)。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胎儿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为父复仇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仅没有形成正确的脑文本，还没有完成发育成熟，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自己的生物性选择和伦理选择。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34）。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和等待后，胎儿最终对母亲和叔父通奸、父亲被害这一连串事件形成了整体判断。在小说第十八章的结尾，他说：“我之前是错的”(McEwan 177)。尤其是在埃洛迪来访告知父亲深爱着母亲的真实情况后，胎儿扭转了自己之前犹豫不定的态度，认为自己之前什么都没做，没有阻挡父亲被害、没有及时为父报仇是错的，建构了实施复仇的脑文本。面对罪行暴露，准备逃亡的叔父和母亲，他没有犹豫，立即形成了如下复仇的脑文本：“但是他们是逃不掉的。在我所有转动，修改，读解，疏忽，自毁的努力，以及被动的悲痛后，我已经有一个决定。够了。我所在羊膜囊是半透明的丝绸包，精致又结实。羊膜囊的液体保护我不受这个世界和噩梦的折磨。不再等了。是时候加入了。来结束这些所有的结局。是时候开始了”(McEwan 191)。胎儿不断变化的脑文本最终变成了其复仇行动的指南，展现了伦理正义的力量。他用指甲划破保护自己的胎衣，以提前两周出生的方式，阻挡了母亲的逃亡。尽管克劳德试图一个人撇下特鲁迪，独自逃跑，但特鲁迪对他早有防范，早早地藏了他的护照。可怜的克劳德最后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接生婆，等待他和特鲁迪的将是正义的审判和应有的惩罚。
《果壳》非自然叙事的张力在于其在伦理层面上的反讽，一个还未出生的胎儿尚且懂得伦理规则、善良和正义，而特鲁迪和克劳德这两个成年人却迷失伦理意识，为一己之私欲，置亲情爱情于不顾，最终犯下伦理重罪。导致他们之间莫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脑文本的不同。用聂珍钊的话来说，“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因此，什么样的脑文本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或者说，什么样的脑文本决定什么样的人”（《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
在《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的“导言”中，约翰·里凯蒂说：“小说家从深层次思考人类在制造社会不公方面的同谋性。他们自己虽然无法提供最终答案，但企图对我们周围的道德世界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藉此指向最大的社会与道德问题。小说于是可以借助所构建的想象生活说明一个文化的欲求和恐惧”(Richetti xiv-xv) 。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叙事样式，非自然叙事除了旨在凸显文学的虚构性本质、挑战人类的阅读认知之外，还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家们采用非自然叙事笔法是为了更好地指向当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最大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在《果壳》中，麦克尤恩以非自然叙事的笔法，讲述了一则令人不安和极端非自然的伦理事件。小说似乎旨在揭示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伦理问题，即莎士比亚在数百年前所记述的弑亲和乱伦等违背伦理秩序的事件，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被上演。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个始终难以解决的哈姆雷特式问题。《果壳》出版的当年恰是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重写莎士比亚的经典故事，固然是麦克尤恩以作家身份向莎翁致敬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作者以非自然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非自然的伦理事件，给读者带来道德警示和伦理启迪，引导读者形成正确道德行为的脑文本，实现文学的教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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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洪波 审校||杨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