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鸿斌||斯帕克《公众形象》中的身份认同与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缪里尔·斯帕克小说研究”，出版专著两部，论文二十多篇，担任国家社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通讯评审专家。
摘要：获得首届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公众形象》彰显出20世纪英国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试图解决小说女主人公安娜贝尔伦理困境的努力和对人类世界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究。安娜贝尔在影视界的成名为其家庭带来非同寻常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诉求。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伦理悖论，安娜贝尔积极找寻合适而有利的伦理身份，全面解决伦理危机，进而完成对个人理想和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安娜贝尔的伦理抉择为现代社会带来有益和深刻的道德启示，折射出斯帕克的伦理道德观和个人价值观。作家力图以客观化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件，然而，从整个的叙事进程，尤其是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对善恶之争，在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进而权衡利弊、大胆取舍。由此，《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斯帕克；《公众形象》；身份认同；伦理选择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责任编辑：杜娟
1969年，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凭借其《公众形象》（The Public Image）获得首届英国文学布克奖提名，并入选最后的六人短名单（shortlist），成为继《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之后的又一扛鼎力作，再次确立了她无可辩驳的文坛地位。小说出版之际就引人瞩目、好评如潮。拜厄特（A. S. Byatt）评价它是“关于成名对于个人的影响的形而上学研究〔……〕小说短小又精妙，可怕且有趣”（807）。韦斯特认为这本小说写得“特别精彩和优雅”(qtd. in Stannard 351)。斯帕克在小说中运用了非个性化叙述的手法，不露声色地讲述故事，如同评论家所说的，“作者冷冰冰地叙述着，好比专业的大夫在解剖尸体”（Fremantle 4）。他认为作者仅仅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客观地叙述，不透露任何情感。然而，有学者对小说进行价值判断，断定这是一部“黑色的道德寓言”：“罗马是真理的中心，同时又是骗子云集的地方；〔……〕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短小、严密，精彩绝伦”（Kermode 778）。在1968年版小说《公众形象》的封面上，斯帕克本人也指出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伦理道德故事”。那么，是否如她所言，这部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伦理道德启示呢？
新世纪以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迅速，如同贝克（William Baker）所言，“近十年来，聂珍钊先生和他的同事正在致力于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为充分、完备的学科”（14）。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公众形象》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Annabel）对伦理身份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和她最终的伦理抉择。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的错位令她深陷伦理困境，而她由最初不惜代价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演员的公众形象，到最终出于对于儿子的母爱选择了母亲的伦理身份，可见她自身伦理意识的觉醒：演员是安娜贝尔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尽管她对此公众形象的庇护令自己名利双收，也使得她差点身败名裂，而母亲身份的回归令她重获安宁与自由的生活。这部短小精悍的小说不仅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层面上蕴含着对读者的多重启迪。斯帕克试图用客观的叙述为世人提供某种道德规范，并产生一定的警醒作用。
一、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与认同危机
《公众形象》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贝尔具有多重伦理身份，不同的身份对于她的行为有着极大影响，导致了她的认同危机，并决定了她在面对困境时的最终抉择。她的伦理选择帮助她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伦理身份，并解决主要危机。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263-264）。在《公众形象》中，安娜贝尔拥有的伦理身份包括妻子、情人、母亲、演员。这些身份的建构过程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导致安娜贝尔产生认同危机。
对于安娜贝尔伦理身份复杂性的描写展示了斯帕克的小说特色，如同英国著名批评家里奇曼德所说的，“《公众形象》显示着斯帕克作品的一个“阴暗化”（darkening）阶段。她的小说体现了不确定性、混乱、不忠诚和暴力等等当代社会的普遍特征”（Richmond 106）。这其中涉及伦理道德的特征与安娜贝尔的多样化伦理身份息息相关。就婚姻伦理而言，安娜贝尔兼具妻子与婚外情人的身份，而这两重伦理身份之间存在永恒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它们的错位导致了伦理秩序的混乱。“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聂珍钊257）。作为弗雷德里克的妻子，安娜贝尔违背了婚姻伦理中的忠诚原则，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与丈夫之外的好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肉体的欢愉驱使她不断去追寻这种短暂的快乐，但是她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满足感和安全感，而是感到了无尽的虚无。作者以极为客观地方式描述了安娜贝尔的数次婚外出轨事件，没有任何情感的渲染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小说叙述到，除了与比利有过短暂的情人关系外，她还曾经跟一个学生有长达两个月的婚外恋，“那一年，她与一个学戏剧的严肃的美国学生有过私情。他在她出演的电影内扮演着一个不重要的角色”（Spark 12）①。这段恋情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她的丈夫很快对此有所觉察并产生怀疑。虽然斯帕克使用客观中立的非个性化叙事，并没有对此加以任何道德评判，读者仍然可以从后面的叙事中揣测出，这段关系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夫妻感情。斯帕克还提到安娜贝尔与电影制片人陆桂的婚外情，“按照本意，安娜贝尔答应为陆桂拍摄新的片子，但是她在几个月后才敲定此事。她还说她太累了，不想再与他上床”（34）。随后不久，安娜贝尔认为自己迟早会与陆桂产生“真正投入感情的婚外恋”（36）。可见，安娜贝尔并非纯粹地追求肉欲的满足，她有着情感上的强烈需求。在安娜贝尔身上，情与欲并不能截然分离。作为情感丰富的女性主体，仅仅限于身体的交流是远远不够的，纯粹的欲望满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虚空感，唯有丰盈的灵魂才能赋予欲望更深的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安娜贝尔对于自己的妻子身份无法产生认同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斯芬克斯因子起到了主导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聂珍钊 38）。安娜贝尔拥有多个情人的原因在于某些时候她的兽性因子在与人性因子的对抗中占据了一定的上风。也许是因为她处于身不由己的演艺界，耳闻目染一些不良风气，最终她违背道德标准，受制于原欲，纵情于感官的享乐。这反映了她当时薄弱的伦理意识。
在她试图解决认同危机的过程中，安娜贝尔的自由意志，甚至是自然意志表现强势，胜出并操纵了她的理性意志。“自然意志主要是人的原欲即力比多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人的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意志是人的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聂珍钊 42）。安娜贝尔的理性屈服于其欲望，因此她生活放纵，引发了诸多家庭矛盾。其事例证明，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泛滥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对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轻视，进而危及到婚姻和家庭的幸福。安娜贝尔对丈夫的背叛与他们不和睦的夫妻关系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自从她在演艺界成名后，她忙碌于工作，致力于进一步塑造更加完美的公众形象和屏幕形象，无暇与丈夫深入交流，忽略了对原本并不幸福、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呵护和关爱。“如果不是因为安娜贝尔在后来的一部电影中取得成功，他们现在已经分开了”（22）。斯帕克多次提及安娜贝尔的丈夫弗雷德里克频繁考虑分手的事情，“他决定要离开安娜贝尔”（28）。当他未能获得安娜贝尔主演的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时，他的愤怒再次表现出来，“他现在无时不刻在想着结束这段婚姻、取消这种公众形象，宣布它是空虚和毫无意义的”（29）。可见，弗雷德里克要比安娜贝尔更早预见到公众形象的虚伪性，以及要维系这种公众形象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安娜贝尔的认同危机不仅仅存在于妻子与婚外情人身份之间，而且也作用于她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在家庭内部，她承担的两种伦理身份——妻子和母亲——形成鲜明的对照。两种由血缘关系构筑的身份所折射出的成功和失败显示出她伦理身份的矛盾性，进一步体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安娜贝尔在性格方面的多面性。如果说她以婚外情人的伦理错位来对抗妻子的身份，那么在儿子出生之后，担负母亲伦理职责的安娜贝尔对于妻子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历了从背离到默认的过程。丈夫弗雷德里克最后的自杀终结了安娜贝尔的妻子身份。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现有伦理关系的消解。无可否认，母亲的身份给予了安娜贝尔极大的责任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作为母亲，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工作之余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投入于此，“这个名字叫做卡尔的婴儿是她生活的现实。他的存在带给她一种童年以后再也找不到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是安全可靠的”（35）。显然，儿子的降临使得安娜贝尔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她不仅仅作为妻子而存在。母亲的身份使得她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责任。新的伦理身份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带给她无限的乐趣，同时也带来甜蜜的牵挂。安娜贝尔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在小说中得到渲染和褒扬，体现了母爱的主题。这种伦理身份的建构为安娜贝尔带来正面的效应，让她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满足。因此，有学者评论她儿子“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着道德上的积极因子，代表了安娜贝尔的实际情况，同时提供给她一种可选的生活方式”（Whittaker 112）。这为她日后的伦理选择埋下了伏笔。
就职业身份而言，作为荧幕上闻名遐迩的“虎太太”，安娜贝尔是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演员，这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伦理身份，与她的公众形象密切相关。公众形象不仅包括主体外在的美好形象、优雅得体的举止、恰到好处的言辞，还有主流社会认同的幸福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与安娜贝尔日益成功的事业相辅相成，昭示着安娜贝尔是一个为众人艳羡的成功的符号。她已然成为一个象征物，承载着公众的心理期待。一旦公众形象破灭，将会给安娜贝尔的事业造成致命打击。刚进入影视界时，她“被要求扮演电影中的不重要角色，经常是同一类型角色”（8）。她的角色包括打字员、护士、小保姆等等。如果没有制片人陆桂的“慧眼识珠”，她可能一直默默无闻。陆桂发现她长相中的优点，设法美化她的眼睛，用夸张的手法在屏幕上为她塑造出有着像猫或老虎一样“大眼睛”的“虎太太”形象。除了屏幕上的形象，陆桂为安娜贝尔指派的秘书弗兰斯思珂（Francesca）也在极力提高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安娜贝尔获得良好的开端。与新闻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陆桂的秘书弗兰斯思珂为作为女演员的她做了有创意的出色报道，因此成功地推出了她与电影”（24）。她经常为安娜贝尔和她丈夫拍照，并且刊发出来。弗兰斯思珂甚至不惜制造假象，故意在照片和宣传中营造一种他们夫妻彼此恩爱的气氛，借此塑造安娜贝尔在事业和生活上都获得成功的公众形象。经过包装的安娜贝尔迅速走红，多次担任影片中的主角，获得“英国虎太太”的绰号，成为引人瞩目的明星。社会意义上的伦理身份奠定了安娜贝尔日益攀升的社会地位，也突出了她的公众形象。然而，公众形象几乎不太可能与真实的自我相融合。人性本身的复杂善变、多维立体决定了个体无法永远以光鲜亮丽的正面公众形象示人，虚假的人格面具不能掩盖真实的自我。一旦二者发生分裂，普罗大众会感觉受到欺骗。公共形象的坍塌带来的不仅是名利的丧失，更重要的是公信力和人格本身被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公众形象致使安娜贝陷入日后的伦理困境并面对艰难的抉择。
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相互交织并互为制约。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与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产生一定的矛盾。相较而言，母亲的伦理身份给她带来母性的满足感，而妻子的伦理身份是非常不成功的。在儿子出生之后，安娜贝尔只能把放在丈夫身上的原本就很少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儿子身上，这样势必淡化了他们之间本来就日渐分歧的关系。于是，以前就充满怨气的丈夫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设计圈套来加害安娜贝尔，以达到毁灭其公众形象的目的。此外，妻子的伦理身份并没有为安娜贝尔带来所期待的幸福和安定，对于婚姻和家庭的失望令她突破此伦理身份，从婚外情人这一伦理身份中寻找慰藉。因为不断地更换情人，她的这一伦理身份没能稳固地发展，而是处于变换和波动中。尽管婚外情人的身份严重影响了婚姻，这一身份为她疲惫和不幸的婚姻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震作用，让婚姻没有迅速瓦解。于她而言，演员的身份意味着她是公众人物，因此，她必须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而婚外情人的身份是个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部分真实的自我。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下，安娜贝尔作为婚外情人有悖于大众的期望，损害了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之间必须达成表面上的协调统一。安娜贝尔只能尽力找寻两者间的平衡点。权衡之后，她逐渐舍弃婚外情人的伦理身份，而选择守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全力扮演好演员的身份，因为它有助于她实现自我价值。当然，为了获得自由和更好地实现自我，演员的伦理身份最后被母亲的伦理身份所取代。这种母亲的伦理身份促使她为了儿子的利益而回归“更自然和真实的生活”（Kemp 119），因此“在伦理健康方面更加健全了”（Kemp 119）。
二、复杂的伦理两难处境
法国著名学者西苏（Helene Cixous）曾经指出，斯帕克“是无所不在、超然在外的，她避免进行道德说教”（205）。诚然，斯帕较少直接在作品中说教，但是她还是重视艺术作品的道德说教功能的。“她强调了创作的双重目的：在使人愉悦的同时，还应该起到教益的作用〔……〕”（戴鸿斌 90）恰如有论者指出的，《公众形象》的主人公安娜贝尔最后取得了“伦理上的重新觉醒”（Peter 119）。为了探究斯帕克是如何在看似超然客观的叙事下，通过安娜贝尔传递了复杂的伦理道德观，达到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首先必须关注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处境。
安娜贝尔的多重伦理身份带来了她性格特征和生活环境的复杂性，使她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各种伦理困境。她只能试图摆脱这些困境，以尽可能地去维护或恢复伦理秩序。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聂珍钊 258）。小说中，安娜贝尔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伦理两难处境，包括婚姻、事业、亲情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切都围绕着她的公众形象展开冲突。随着情节进程的推进，可以发现，对于安娜贝尔而言，无论婚姻、家庭，还是事业、功名，与公众形象密切相关的这一切都远不如她与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来得重要。公众形象的取舍是安娜贝尔从始至终面临的伦理两难。
安娜贝尔的伦理两难困境首先体现在她对于婚姻的态度中：究竟是继续维系婚姻还是选择放弃。正如聂珍钊指出的那样，“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268）。如果将就不美满的婚姻，她的生活不会有太大变故，还能在公众面前维系她一直以来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继续完美幸福的假象，获取更多的名利。然而她对于这种关系有些于心不甘，随之而来的负面情绪日渐加剧，生活质量也有所下降。如果放弃婚姻，她将摆脱伦理困境，获得个人自由。但是这将对于她的公众形象造成重创，对她的事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接着也会破坏她虽然不幸但还算是相对太平的生活。对于安娜贝尔而言，如何选择对她造成极大的困惑，无论哪种选择都难以令人满意，并会产生悲剧。这种伦理困境始终伴随她左右，直至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为他们悲剧性的婚姻画上句号。
尽管安娜贝尔的婚姻困境随着丈夫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她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脱离两难的困境，而是面临另一种更加艰辛的两难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的处境比以前的两难境地更加棘手，因为它的牵涉面更加广泛。这种两难是究竟保持公众形象以维系声誉，还是舍弃公共形象求得真相大白。这对她而言是个更大的挑战。保持公众形象意味着她可以维系表面的安宁与平静，这符合公众形象的利益诉求，但是她不得不接受所谓的朋友比利的敲诈勒索，这样她还必须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而如果舍弃公共形象，她可以大胆对抗无赖朋友比利，努力伸张正义，她丈夫自杀的原因也会真相大白，这符合她的伦理道德诉求，但是她的名声与事业必将遭受重创，陷入绝境。
最终，安娜贝尔面临着更为重大的两难处境，即维系公众形象还是守护母亲的伦理身份。如果选择维系公众形象，虽然她可以继续以往的生活，但是她将不得不屈从于比利的勒索，并耗费心机对新闻媒体和法院解释自己丈夫的自杀，只有她成功了，才能被制片人陆桂和广大的影迷所接纳，才能恢复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损的名誉，重新进入演艺圈，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选择母亲的伦理身份，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她可以寻找到完整的自我，无需受制于比利以及社会的舆论等等，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护了儿子，使他不受舆论的关注和牵累，从而拥有安宁的生活空间和优质的生活环境。从此意义上讲，她张扬和庇护了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因此实现了自己的伦理价值。然而，她将失去演员的工作和颇费心思赢来的一切名誉。
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蕴含的“潜在的道德力量”（Whittaker 115）。如同《伦理学核心术语》中所说的，“关爱这个概念被用于作为伦理道德叙述的基础”（Kuusela 11）。正是基于对儿子的关爱之情，安娜贝尔渴望远离是非，为儿子找到宁静的环境，维护她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因此是符合伦理的；然而，她的离开将留给外人无尽的猜想，加上新闻界可能的不实报道，可能会导致周围人的伦理混乱，破坏了正常的伦理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错误的。她是否从短暂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延续以往的生活模式，追求更加完美的事业，或者带着儿子彻底离开这个喧嚣的城市，重新开始，也许会是开始崭新的平静生活？如何解决困境还取决于她对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的定位：是否不顾社会的一切羁绊，达到追逐名利的目标？或者追求真正的自由，实现自己认可的人生价值，与儿子过上无拘无束但波澜不惊的安逸生活？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将导致部分利益的丧失。正是由于难以判断终极选择的利弊，安娜贝尔面临伦理两难时颇为踌躇。小说结尾处她登机前的心理活动体现了她对儿子与自由的感悟，“等待登机的顺序时，她同时感觉到自由和不自由。行李包的重负已经不在了；她觉得肚子里好像还很神奇地怀着孩子，但是她事实上并没有怀孕”（124）。显然，对她而言，自由是相对的，一方面，逃离了公众形象这个虚假的人格面具让她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出于对儿子的高度责任感，她又是感觉不自由的。
三、艰难的伦理选择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从人的本质的立场理解伦理选择，而且认为伦理选择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构成。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只要是选择，必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只要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选择，就必然增加选择的复杂性和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 267）。伴随着每一次伦理困境的出现，安娜贝尔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各种伦理选择。这些选择反映了斯帕克对于作品的教益作用的强调。在一次访谈中，她说：“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作家的工作就是这样吗：营造诚实的气氛，使人自知，还有制造荒谬和活泼轻快的普遍感觉，以此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社会的可笑的压迫”（Toynbee 74）。这体现了斯帕克“寓教于乐”的文学观。在《公众形象》中，安娜贝尔多次面临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伦理选择。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作品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以安娜贝尔的伦理选择为基础。她的各种选择推动着整部小说叙事进程的发展。小说最终的伦理选择解放了安娜贝尔，使她“经历了一场道德觉醒，决定置身于琐碎和堕落的事件之外”（Richmond 106）。
安娜贝尔最初面临的伦理选择就是是否继续保持妻子的伦理身份，妻子身份不仅仅关乎她个人的幸福，更是她塑造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在丈夫去世之前，安娜贝尔与他的矛盾冲突成为她是否选择离婚的关键。安娜贝尔刚结婚时，与丈夫的关系一般。当她在电影事业上略有成就时，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当初她小有名气时，她的婚姻濒临终结”（13）。他们彼此缺乏信任感，因此他们的婚姻充满了非理性意志——“主要指一切感情和行动的非理性驱动力”（聂珍钊 251）。在非理性意志的驱使下，他们不只是在感情上互相背叛，而且无视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肆意寻欢作乐。“非理性意志属于伦理学范畴，往往带有价值判断”（聂珍钊 251）。斯帕克客观描述他们的婚姻背叛，接着又浓墨详述他们婚姻关系的逐渐恶化，在看似不经意的书写中隐含了她本人的价值判断，警示读者以此为鉴。安娜贝尔在选择的困惑中摇摆不定。如果她选择中断婚姻，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家庭。她将失去事业和名誉。她和她的电影制片人一直在尽量塑造她家庭幸福的形象，以此博得更多观众对她的支持和关爱。如果离婚了，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势必给她的声誉和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如果她选择守护婚姻，她将不得不忍受着丈夫带来的种种困扰和伤害——他总是瞧不起她，“在她与男性朋友、特别是比利在一起时，她的丈夫时常用宽容的态度温和地暗示她的愚蠢”（9）；他不找工作，而是“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常常一整天都呆在他们肯辛顿的房子里。他的开销全部由她负责”（9）；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有一次，他过度保护着自己的尊严，冲着一个电影导演大发雷霆。她开始感到了不安”（11）。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婚姻危机四伏。在婚姻和公众形象之间，安娜贝尔选择了后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她选择维系名存实亡的婚姻，继续拥有妻子的伦理身份。但是，她与丈夫都分别拥有婚外情人，也就破坏了婚姻伦理中的契约精神。随着伦理规则和伦理秩序的被破坏，他们遭到了惩罚——婚姻以一种可悲的形式解体，验证了聂珍钊教授所说的:“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19）。
由于丈夫的自杀，安娜贝尔不得不设法应对这种局面，这带来了第二个伦理选择。在明知丈夫设计陷害自己的情况下，她选择以违心的谎言来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她的选择折射出她的心路历程和伦理价值观。当得知丈夫身亡的消息时，她非常震惊，似乎不能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把自杀的地点选在教堂附近，“选择跟一些殉教者死在同一地点？为什么呢？”（57）当她获知他跳窗自杀的具体时间点后就恍然大悟，确定丈夫在设计陷害她，“他叫人来参加那个可怕的狂欢会。他想让她双手染血，让她的公众形象染上血污〔……〕”（58）在打电话向秘书求助和勇敢面对媒体这两种想法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自己现在必须变成老虎”（58）。此后的各种表现充分显示了她坚强的性格特征：在遭受重大打击后，她迅速恢复过来。为了避免公众形象受到损害，她到医院见到丈夫遗体后，毅然决定在家举办记者招待会，并且在真实和谎言之间选择了后者。首先，她没有向媒体透露自己已经猜到丈夫自杀的真正原因，而是说，“我现在非常困惑。〔……〕我不相信他会自杀，永远不相信”（72）。安娜贝尔在新闻会上的选择暂时解决了她的形象危机，但是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她应对自如，她的撒谎行为本身违背了伦理规则，招致一连串不良后果。安娜贝尔原本以为凭借谎言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她始料不及的是，这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选择。
英国斯帕克研究学者佩奇认为，安娜贝尔的最终选择让她“通过反抗了总是试图利用她的男人的世界而实现了自我”（Page 67）。这个选择关乎如何应对他们共同的朋友比利的敲诈勒索。从最开始不惜以重金收买比利以维护公众形象到最后她彻底抛弃了完美的假面具恢复了母亲的伦理身份和回归真正的自我，可以看到安娜贝尔的伦理抉择彰显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比利在安娜贝尔丈夫去世后告诉她，“我先到这里的。我拿到了能拿到的所有文件。〔……〕我拿到了他自杀前的所有信件”（76）。安娜贝尔非常了解比利，猜到他会利用这些信件来要挟她。她看到信件之前又说，“比利，如果你就想要钱，我身上没有。你得等等，跟我律师处理这事。当然，我们会付钱的”（80）。这就是安娜贝尔最初的选择——用金钱满足比利的私欲，保证丈夫的信件内容不会泄露，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无原则的纵容，间接导致了比利的贪欲无限膨胀，不断开口敲诈。尽管他把所有信件原件交给安娜贝尔，他还继续利用复印件敲诈她的律师。安娜贝尔可以如同律师建议的，最后一次满足比利，付给封口费，并与他签下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防止他继续敲诈。但是，她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她在法庭上公开从比利那里买来的信件，指出丈夫的险恶用心。她有力地打击了比利，粉碎了他的阴谋，也昭示着正义的胜利。小说接近尾声时，她毅然离开法庭，抱着儿子直奔机场，踏上新的旅程。毫无疑问，她的揭露真相和不辞而别即将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表面看来，她将因此失去世俗名利、公众形象和演员的伦理身份，她先前为维护公众形象的一切努力也将前功尽弃。实际上，她展示了真实的自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羁绊，获得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她获得的回报。就此而言，西苏的如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小说中的“美德没有得到回报”（Cixous 208）。安娜贝尔的选择类似乔伊斯小说中的顿悟：“顿悟变成了现代诗歌和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标准形式，描写了对普通物体或场景的突然间的揭示”（Abrams 81）。此种伦理顿悟是她理性意志回归的最充分体现，因为她的舍弃表明她为儿子守护了母亲这个家庭伦理身份，同时象征着她对以比利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抗争，彰显了不妥协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因此，有论者认为斯帕克借助这部小说“讲述了真正的伦理道德意义上成长”（Kemp 120）。显然，对安娜贝尔而言，这是精神上的真正成长。
无可否认的是，“抽象的伦理价值体系还无法深入内心，润物无声。一旦它有了文学的形象思维的血肉，才有鲜活的生命力”（陆建德20）。英国女作家斯帕克正是借助小说《公众形象》，以主人公安娜贝尔公众形象的建构、发展和消亡为伦理主线，通过展示受制于外在公众形象的演员安娜贝尔的身份危机、伦理两难与伦理选择之路带给人类丰富的伦理思考和道德启迪，达到了文学的根本目的，“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17）。尽管斯帕克力图以客观化的非个性化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婚外情事件，她自始至终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道德评判，然而，从整个的叙事进程，尤其是从安娜贝尔最终的伦理选择中可以窥见作家的道德观：人类要勇于面对善恶之争，在自由与约束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基础，进而权衡利弊、大胆取舍。作为斯帕克得意之作的《公众形象》成为英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伦理道德的典范之作，它雄辩地说明：一个作家不管创作什么类型的作品都不应忽略伦理问题，诚如聂珍钊教授在访谈中所说的，“道德教诲是文学的基本功能” (qtd. in Ross 9)。《公众形象》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具有深刻的伦理启迪作用。
注解【Note】
①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是作者译自Muriel Spark, The Public Image (London: Macmillan, 1968)。以下的引文仅随文标出页码，不再详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Baker, William. “Fruitful Collabora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ese Academe.” TLS 31 July 2015. 14-15.
Byatt, A. S. “Empty Shell.” NS 14 June 1968, 807-08.
Cixous, Helene. “Grimacing Catholicism: Muriel Spark’s Macabre Farce (1) and Muriel Spark’s Latest Novel: The PublicImage (2).” Ed. Martin McQuillan. Trans. Christine Irizzary. Theorizing Muriel Spark. New York: Palgrave, 2002.
戴鸿斌：“英国女作家斯帕克的小说叙事理论初探”，《外语教学》4（2013）：90-93。
[Dai Hongbin. “A Tentative Probeinto Muriel Spark’s Narrative Theory in Fiction.” Foreign Teaching 2 (2014): 90-93.]
Fremantle, Anne. “In Its Brief, Spare Way, It Packs a Wallop.” Sunday Herald Traveler 1 December 1968, 4.
Kemp, Peter. Muriel Spark. London:Elek Books Limited, 1974.
Kermode, Frank. “Antimartyr.” Listener 13 June 1968, 778-779.
Kuusela, Oskari. Key Terms in Eth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 2017.
陆建德：“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文学评论》2（2014）: 18-20。
[Lu Jiande. “Ethics in Literature:Valuable Details.” Literature Review 2 (2014): 18-2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 Guide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Press, 2014.]
Page, Norman. Muriel Spark. London: Macmillan, 1990.
Richmond, Velma Bourgeois. Muriel Spark.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4.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Literature Studies 7.1 ( 2015): 7-14.
Spark, Muriel. The Public Image. London: Macmillan, 1968.
Stannard, Martin. Muriel Spark: The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Co., 2010.
Toynbee, Philip. “Twenty YearsAfter.” The Observer Color Magazine 7 Nov. 1971: 73-74.
Whittaker, Ruth. The Faith and Fiction of Muriel Spar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责任编辑：蒋文颖 审校：王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