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瘫诗人”余秀华在告诉世界“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后，摘掉了别人的偏见。
“矿工诗人”陈年喜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把岩层一次次炸裂，终于走出矿洞。
“外卖诗人”王计兵用“双脚锤击大地”，在人间不断淬火，以肉身延展了生命的意义。
这些于草莽间生长的人，或许可以统称为"野生诗人"。在“诗人”这个身份之外，他们是山野的放羊人、城市的快递员，他们是盲人按摩师、油漆工、菜农、泵房女工、小镇青年、历史老师……
似乎，他们是人微言轻的，但在互联网上，有媒体估计，这个群体人数已超过100万人。
单在快手平台上，就有60万人正在写诗。近日，快手联合单读从中挑选出217首诗歌，结成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单读团队说，他们并不在意诗者的身份、地域、职业之别，只想呈现平等。
这些诗人终会携带自己的作品，让诗意从生活的裂缝中溢出来，抵达乃至超越现实，并以其丰饶和广阔的表达成为这个时代别样的、不容略过的证言。
近日，红星新文化采访了几位“野生诗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与诗歌。
周长峰，受访者供图
周长峰：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的同名诗出自苗族青年周长峰，笔名长风。他今年34岁，在贵州毕节的一所中学做历史老师。“我喜欢跟学生打交道。”周长峰说他执教十年，中途曾短暂地入教育局工作，但很快又退回学校。这份持守，或迂腐，在他前女友看来，或许是不求上进的证明。
去年，他结束这段相识十年、相恋六年的感情后，走入公园，撞见一丛桃树。三月的桃花招引他举起相机。在镜头里，他发现了春天。于是，写了那句：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他当时想发个朋友圈。但又取消了发布，因为这个句子涌动的强烈的诗意，促使他想要完成一首诗：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在一朵桃红之上，提取甜蜜
让生活破土而出浓浓的诗
即便，故人远走
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名字，成为另一个人的心事
即使，隔夜的花朵被清风数
落荒芜的笔头，在深夜的酒后
无法描绘出春天的另一个缘由
只需编织更多的一些时间
坐等清风，在某个寂静的午后
和岁月，结伴而游
一年后，这首诗被编辑选中，并成为诗集标题。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前女友，说“这个作品有你的功劳”。手机那头却是长久的沉默。
其实他之前考上了公务员，最终选择了当老师。当老师自由一些，尤其是寒暑假里，他可以出去走走。他想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带着相机和正朝他赶来的诗。
在与红星新文化记者的对谈中，相机是他的高频词。他对摄影的偏爱，大抵源自他的父亲。幼年时，他跟外婆长大，及至上了小学，仍不懂汉语拼音。是父亲一笔一划地教他，他才得以闯入汉语的世界，并在多年后用诗来回馈父爱。
当然，他并不讳言曾经埋怨过父母及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命运。石棉瓦作屋顶的土墙房，挡不住恶意的雨。穷困像一种病毒，植入并培育了他的自卑情节，长大后才得以释然。如今，他深深感激热爱摄影和艺术的父亲。尽管他只是一个农民。
周长峰动情地回忆自己摆弄父亲的黑白胶片相机，以及在暗房看父亲用药水令胶片显形成照片的场景。这不啻于一种魔法。多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相机，效仿父亲摄取生活及故乡的诗意，图文并茂地发在快手上。
周长峰，受访者供图
他供职的中学，早些年尚在城郊，相对荒僻；随着时代更迭进化，学校被动地成为市属学校。与此相应的，给予他旷野、泥土、牛与父亲的记忆的乡村，却逐步消逝。他说，他有时候只能在家乡的旧墟中寻到记忆的残影，并由此唤醒自己正在进行的诗：
那年我行走于苗岭的深处
只有风和我一起在赶路
黄土地上，已经挂满了秋天
傍晚时分，一缕炊烟在远山哽咽；
父亲依然还是那个能够和山野
一交流就是一天的人
他和他的老牛一样
一生都不肯从村庄里出走
……
这类诗属于他的“故土情”系列。未来，他会如普鲁斯特般，用诗歌再现他的“似水年华”。
对谈最后，他希望外界将镜头对准诗集里的其他人。“我比起很多人还是幸运得多。”他坦言自己是个普通人，做普通工作，赚普通的钱，没有野心和世俗的抱负，只想用相机和诗歌，记录或留住生活。因为生活总在不停地逝去，正如他记忆中的那个女孩，总是一张干净的纯真的笑容。
他说，他一直记得她的笑。尽管碍于现实的阻力，他们不得已分开，但他仍想用自己的方式，用一组“欠你的情书”诗歌系列，纪念曾经那段珍贵的爱情。
任嘲我：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
现年35岁的任嘲我，或许就是周长峰认为外界应该关注的对象。他是一名典型的小镇青年，身上有“历史”的味道。这种“历史”稍不留意就会沦为统计档案的数字“1”。庆幸的是，诗歌将他拽出来，“历史”得以浮现。
任嘲我自幼家贫。父母是农民，仰赖几亩薄产维持生计。他们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在衣食上却从不肯让儿子受累。起初，任嘲我上进求学；很快又为环境同化：贪玩、打牌、逃课，乃至到初一读书月余，便辍学在家，成了游手好闲的街溜子。
父母无奈地表示，路你自己选，将来不怨我们就行。多年后，当失业的任嘲我，蹲在灶火前，将刚写的诗焚成灰烬时，他只能怪自己年轻，过早地屈从于环境塑造出来的命运。
他在村里捡垃圾，割车前子，偶尔赌牌，眼见要成年了，便出去打工。他辗转于长春、哈尔滨多处工地，可自小娇惯出来的皮肉受不住钢筋水泥的苦，几次退回老家，也因此招来村里的群嘲。“嘲我”的笔名便来源于此。
十九岁，他随老舅去山西某桥梁工程打工，赌气似的干够两年，带着积蓄回乡，推翻土泥墙，盖了砖瓦房，娶妻生女。本想养猪致富，结果惹来一身债，还在盖猪圈顶棚时，摔下来，伤了身，从此受不住重活。不久，养殖业背兴，他卖了猪和妻子南下昆明，又误入“直销组织”，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生活还得继续，他入行旅游赚辛苦钱，妻子跑两个商场卖衣服。到2015年，两人返乡，至此人生陷入了“打工与失业”的循环，直到今天。
任嘲我和他妻子，受访者供图
“就是苦了我老婆，跟着我尽受苦了。”任嘲我说，他在一首短诗中，透露妻子有高血压：
妻子看上去像是打不倒的小强
只有我知道是贫穷使她不敢脆弱
她在工作中强忍着眩晕的折磨
血压像过山车一样起落
妻子如此，他自己也因早年的跌跤和苦力，落下病根，没法跑外卖送快递。他们的身体与学历，只能在零工堆里挣扎求存。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父母总觉得，你写那玩意儿干啥，又换不来钱粮。妻子倒不反对，前提是必须做完手里的营生。于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成了他安顿诗歌的佳期。至少，写诗远胜赌牌。
我把一天十三个小时卖给工厂
换回来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
仿佛让我抵押了尊严
又帮我赎回了尊严……
谈及这首诗，他说，这是去年他和妻子去常州一家汽车线束厂打工时所写。厂里的老板和班长动辄骂人，叱人为垃圾，还变着法地扣钱。为了生计，工友们一忍再忍。有一次，他和妻子共被扣了一千三，顶得上一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了。他像一头犟牛，最终靠抗争，争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薪酬。
说到未来，任嘲我对红星新文化记者说，“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随遇而安，或许是他人生历史上唯一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充满想象，或许他可以凭借诗歌带来的慰藉，开启另一段崭新的生活。
郑国辉，受访者供图
郑国辉：我用左手和土掉渣的语言写诗
与任嘲我同在吉林榆树的诗人，郑国辉，今年六十有四。他毫不忌讳地说，希望死后有一本自己的诗集放进骨灰盒。“我来的时候，是躺着来的。我走的时候，也是躺着走的，随手还带一本诗集——我就没白来这个世界。”
1980年，郑国辉高中毕业。次年，他到一家集体饭店当收款员。一年半后，接母亲的班，在国营饭店做保管员。1985年，他被调到国营副食店当营业员，直到退休。
退休释放出来的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追求旧梦——他使用左手，一笔一划地雕刻汉字，倒不是吃力，而是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真诚。
之所以是左手，而非右手，这源于一场医疗事故。郑国辉两岁时打针，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右半身子受此牵累，无法自如伸展。
或许是身体的这份凝重，把他的语言推向一种轻快，乃至极简的通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土掉渣的话，“去写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诗，甚至一个大字也不识的人，你给他念了，他频频点头，这才叫诗。”
诚如他写母亲的这首诗，诗名《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那天中午回家
见母亲就歪躺在沙发上午睡
身上什么御寒的也没有
我找到一件衣服
小小心心地捂上
可还是把母亲弄醒了
我这个生气啊
真恨不得使劲打自己几下子
为什么啊为什么
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给我盖被子时
那个轻
那个柔
它过于直白，近似口语。但细细吟咏，又能照见这个生活即景中所敛藏的对爱的凝视与洞察。
郑国辉，受访者供图
郑国辉在接受红星新文化采访时，多次强调，不要过多着墨于他的“病”。从小到大，他受尽各种查问、厌恶、鄙夷和怜悯的打量。这是他一生的痛；但他从不为之写诗，也很少向人透露。因为他不愿意以“病”邀名，更不愿意因“病”而影响旁人对他诗作的评价。
早些年，他在副食店忙上忙下，起早贪黑，不得闲暇。从不会喝酒，到泡在酒缸，虽是工作所需，却剥夺了他的思绪和手指，以致于无法写诗。只能偶尔躲进仓库看书，聊以自慰。
退休后短短六七年，他报复似的写下三千多首诗。诗凿开了一个平行空间，让他安放中年和晚年。家人对他的支持，更是让他频频表态：“我太幸福了。”
在一首《爷爷和孙女》的诗中，他这样写：
爷爷
你整天在纸上勾勾抹抹
是写诗吗？
孩子
爷爷是想
看看能不能从这上面飞起来
郑国辉想从诗上起飞，这是他花甲之年最大的心愿。
曹会双，受访者供图
曹会双：写得好不好都被笑话的工厂女工
曹会双称得上是快手乃至现世最虔诚的作诗者。近三十年，她写有300多万字作品，日记350多本，读书笔记440多本，单单在快手上便发布了1000多首诗。
这些数字仿佛一组生命棱面，拼接成一个立体又直观的诗人形象。但这个形象并非诞生于书房，而是于轰鸣的机器运转、琐碎的家庭空间以及密布冷嘲热讽、飞短流长的人际社会的夹缝中，用一行行字垒砌出来的。
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证，曹会双用三十年时间跻身山东作家协会，才坦然地接受自己“诗人”的身份。
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山东莱芜某钢铁集团矿山公司的泵房女工，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将带水的铁精粉运输到下一个工厂进行过滤干化，再送回莱芜某钢厂。这份工作承继自她的父亲。学徒一年，方才出师。稍得闲暇，她便钻到角落，或是读诗，或是写诗。
她曾写过一首诗《在路上》，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命运辜负我天经地义
我辜负自己是失职
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
日子不过是因时制宜
命运何以辜负这样一位女工诗人？曹会双向红星新文化解释道，在她们厂，女工比较多，某些女同事眼红她成了车间通讯员，频繁写稿，以及在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总是明里暗里地挑事、扯谎、贬低或“告状”。她写得不好，她们笑话她；写得好了，还是笑话她。她身陷其中，“一直就摆脱不了这种处境。”
就连同单位的对象（她笑着说，在她们那儿习惯把丈夫称作对象），开始觉得她写通讯稿是受领导器重；后来转向文艺稿，对象便劝她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还生闲气。曹会双反驳道：“我都是在工作干好，家务做好，孩子的功课辅导好的前提下，才去创作的。难道就这么平庸地过一辈子，连个追求都不能有吗？我只是写作，又不是出去干什么坏事！”
丈夫不再说什么。后来，她花十个月工资买电脑时，丈夫先是埋怨了两句，最后还是支持了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个名堂，证明这钱花得值。
曹会双，受访者供图
之后，她闯入诗歌论坛，结识文学前辈，读《红楼梦》、茨维塔耶娃和狄金森，模仿张晓风等人的笔触，不断精进创作，直至锤炼出自己引以为傲的风格。
没上大学是她的遗憾。她便自学，读了大专，又读本科，终于拿到毕业证。诚如她在诗作中所写，辜负自己是一种失职。她以过人的坚毅和决心闯入文学的领地，发表乃至获奖，以致于让人不得不相信“命中注定”这回事。
五十岁退休后，她走出了那片泥沼，游弋于诗歌之海。尽管有时会遇到某种潜规则的限制，顿生怀才不遇之感，但她明白不能苛责环境的清澈公平。“不管外界如何，先写好再说。”这是她对抗俗世的信条。作品自会证明一切。
选入诗集的一首作品《父亲的矿山》，写于去年六月：
父亲用一生的茬茬经历
囤积了一座丰富的经验矿山
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坚韧的矿石
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一级级破碎后
用思索磨选出领悟的铁精粉
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或钴的精粉
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市场价值
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这种抒情的现实，或现实的抒情，大抵是她诗作风格的代表。一种勃发的生命力穿透冰冷的钢铁，将人生的触角探到词语之外。
当然，她不会因为诗歌的抱负而放弃现世的责任。她笑着说，下一步要帮儿子成家，更确切地说是买房。至于诗歌，她早已踏上自己的路，从此便风雨无阻了。
尾声：还有他们……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一些野生诗人早已进入公众的视线。去年，王计兵送外卖之余，以一首《赶时间的人》火爆全网，很快就出版了同名诗集，并即将出版第二本。
河南农妇韩仕梅为了挣钱还债、盖房、养儿女，除了种地，还跑到工地上扛水泥，捆钢筋，为逃离包办婚姻的苦闷，她在快手上写诗，因杰出的诗作被广泛关注，一度登上联合国演讲台。
农民工杨成军因写诗走上电视台，在《辽宁卫视》《中国达人秀》上动情地朗读自己的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放羊诗人李松山在这本诗集中的诗歌数量居首。幼时，他患脑膜炎落下残疾，此后便在山野间牧羊。2020年，他荣获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诗人奖”。读他的诗，很难不动怀，就像那首《清明祭》：
砍去上边的矮构树，
用铁锹把垮掉的豁口重新培上新土。
火池也清理了一遍。
五年了我一直感觉你没有离开，
还是那个满头白发
古板的小老头儿。
现在你偎着爷爷奶奶，
你们是不是也经常唠叨庄稼和我们？
用高出语言的另一种方式。
现在好了，父亲。
高血压和尿毒症再也撬不动你的身体。
你也不必为忌口而烦恼。
母亲的身体还算硬朗，
也学会了用微信。
纸钱的烟缓缓上升，
和山边的云朵站在了一起。
他质朴、明朗的口语，嫁接日常又随时准备穿越日常，在克制与勃发间悠然抵达深邃且引人共鸣的慈悲境界。
王计兵、李松山、韩仕梅……这些野生诗人的语言，或粗粝，或端谨，或浅白，或沉郁，并非完美无缺，有的甚至略显拘泥，使用烂俗的意象抒情。但这二百多首诗，无一例外都扎根于土地和心脏，它们从泥泞中破土而出，从肉身中飞扬向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野生诗人就是在用诗歌，重新发明所有人都可依赖和触摸的春天。
撰文丨李瑞峰 编辑丨李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