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无罪之人为什么会在“里面”认罪？

        鸿茅药酒事件还在进一步发酵，中央主流媒体也不断在追问案内案外的许多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根据报道披露，涉案受到拘押的当事人已经离开看守所，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他说自己是无罪的。不过，在此之前，在看守所里面，他却一直是认罪的，并且还让他的律师今后做“有罪辩护”。这使很多人感到奇怪和疑惑。于是，我又想起了那本讨论自白心理的书，又觉得那篇放了很久的旧文可以拿出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了。

现如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已经难得让人持有一份闲心，去享受阅读与写作的那种乐趣了。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里，整天忙碌，能够静心、持续地研读一部学术性著作并静静地思索一番，那近乎成了一种奢望甚至是奢侈之事，常常令人向往和羡慕不已。

 前不久，我意外获得了一段稍稍悠闲的时间，便急切地开始了这样一种新的体验和享受。

 一开始想到的，便是要重读日本心理学家浜田寿美男教授写的一部书。我不仅一气将它读完，并且再次被作者独到的见解所撼动，忍不住又在遇到那些还在“独立思考”的同行或者学生时，竭力地向他们推荐。

 这部名为《自白的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1版)的书，想要探寻和回答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辜者为什么会承认他们自己有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没有受到直接刑讯逼供的情况之下，无罪之人，为什么也会出现有罪的“自白”?

网络书店在介绍这部并非“巨著”的小册子著作时说:此书“紧密结合甲山案件等四例具体案件，仔细分析审讯过程，阐明自白的心理机制问题。无辜的人为什么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虚假的自白……无辜的人不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而是根据想像编造出虚假的作案故事，于是其中必然会有漏洞。那么，虚假故事的破绽在哪里呢?作者在本书举出具体案例，详细说明了解读自白的笔录的方法。”

说真的，作为刑事法学者，我也时常受困于无罪之人为什么总会作出有罪的供述。这起先应该是从已经“招供”，但事后又被确证为无罪之人那里引来的疑问。

浜田教授告诉我们，当那些因为自己不实的“自白”而招致“冤屈”的人，最终有幸走出囚室的时候，多半会遭遇人们多少带着些许责备但又绝对是饱含同情之心的种种问询。可“自白”者们给出的回答，却总是那句似曾相识的短语:“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含糊其辞，给人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人们也许大都以为，一定是那些难以举证言明的刑讯拷问或者变相刑讯在作祟——这当然也是一种不能绝对排除的客观存在。

不过，作为日本著名心理学家的浜田教授却反复地告诉我们，即使是在不存在任何刑讯逼供的场合，审讯的“场压力”也足以使绝大多数的受讯者变得极其“软弱”和不堪一击。他用诸多的实证事例告诉读者，无辜的人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体验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远远超出我们一般人的通常想像。

或许，在现实的痛苦与遥远的悲剧之间，受讯者常常会采用虚假“自白”的方式去尽力躲避更为“现实”的痛苦——因为无辜者对于未来可能到来的更大灾难(比如说被法庭宣告犯罪成立并且科处重刑)常常缺乏“现实感”，甚至信赖“中立”的法官能够明察秋毫，发现他们有罪“自白”之中的种种破绽。正因为他们“没有干过那事”，所以，真正的无辜者，才会整天天真地想着“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这或许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也是人人都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得到的人性所在!

为了呵护人性而又不至于使类似的悲剧过多重演，浜田教授以典型的事例为依托，层层推开，深入浅出，最终开出了一连串有用的“药方”，也提示我们的司法者，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要特别注重对证人证言与某些物证的“不可靠性”和“非关联性”细节进行审查和判别，应当进一步弱化审讯过程中的强制性，不断扩大会见沟通权的现实路径等。他所提出的若干富有创见的建议，读来真的颇有启迪。

人性难免会有弱点，如何通过改善制度环境、调整诉讼构造，使这样的弱点不至于在刑事司法的环境下演化为一种人间的悲剧(冤假错案)?浜田教授向人们尤其是司法工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常常在想，浜田教授一定是在这个课题的调研中接触到了诸多可怜的“无辜者”，他的心情也一定时常会是十分的沉重并带着痛楚。人们或许应该能够理解这样一位善良的心理学家的良苦用心，当然也应当更多地去秉持善意和关照人性。当面对法庭上改口“翻供”的被告人时，似乎也应当更多一些平和的心态，要以更为从容、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审视细节、发现矛盾和指出破绽。

 我们需要痛思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无辜者的有罪“自白”，真正走出有罪推定的思想藩篱，使刑事司法成为政治开明、法治进步和社会和谐的推动力和助跑器。

来源：法眼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