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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 《延河》杂志第一代编辑的真实回忆
编者按
这是一篇难得的采访实录，也是《延河》第一代编辑的真实回忆（他们大多数已经去世），此文首发于1995年《延安文学》第5期，作者远村三十多年前曾在《延河》当诗歌编辑，有机会与老一辈编辑接触，被采访的人回忆相对放松、客观，加之第一人称的独白，时隔27年了，读起来，仍感亲切，仿佛故人犹在眼前，娓娓道来。多位老编辑们都谈到，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经验讲述出来，以期帮到年轻的编辑们。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文學陝軍”重推此文。知我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又将向何处去。赓续传统，继往开来，从延河而来的陕西文学生生不息。
《延河》之水从陕北来，它的源头是延安。我这样落笔，原因有二：其一，《延河》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陕西省作协的前身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西安分会的前身是西北文联，而西北文联的前身是陕甘宁边区文协，这里云集了大批来自延安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比如柯仲平、柳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他们都是协会的历届领导；其二，《延河》的编辑人员或为陕甘宁边区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或为从国统区奔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他们有很好的政治觉悟和文化艺术素养，奠定了《延河》能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跟《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构成中国权威期刊的鼎足之势。除了刊发像《创业史》《红日》和《百合花》等影响遍及全国的文学作品外，更为重要的是《延河》“岸边”聚集了一群可以大书特写的编辑。
有一件事，得先说一下：五十年代中期，中宣部召集五大区作协代表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周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胡采也在场，周扬说：“《延河》发了几篇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其中有个叫王愚的文章，比较公正、客观。”毛主席笑着用湖南口音说：“当然啰，《延河》里流出来的水，就是不一般嘛。”虽然时过境迁，但一直给《延河》畔上的老编辑们以鼓舞和鞭策，故记之。
【人物档案】
胡采（1913-2003），河北蠡县人，1938年在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任《西线》《西线文艺》主编，1940年赴延安，曾任《大众习作》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组组长、《群众文艺》主编。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国后历任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西北文艺》主编，西安市文化局局长，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党组书记、主席，兼任《延河》《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著有《主题、思想及其他》《从生活到艺术》《胡采文学评论选》等评论集。
【采访实录】
我实际上小学都没有毕业。在河北老家，最早接触到一些苏联文学，都是当时村里在外面上师专和高中的一些童年朋友提供的。真正开始文艺工作是“七·七”事变以后，抗战时期，我在山西“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工作，编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综合性刊物《西线》，还有一个是《西线文艺》，专门发表文艺作品。后来因为“新军事变”，战区长官阎锡山开始迫害进步人士，这两个刊物停办，有的人去了大后方，我去了延安。
四十年代初，我在延安大众读物社，主编《大众习作》，这是专门给初学写作者看的读物。一年后，我离开大众读物社，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柯仲平是协会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只好转移到乡下工作。1948年重返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办起了《群众文艺》这个刊物，我任主编，创刊号于1948年8月15日出版。解放后，我到了西安，1954年成立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我被选为分会副主席，主席是马健翎（后为柯仲平），副主席还有柳青、郑伯奇。《延河》是1956年4月创刊，我是8月份担任主编。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作协机关的工作上，编辑部的一些重大决策和会议我才参加，具体负责的是编辑部其他同志，你去采访一下他们，一定会知道很多。
【人物档案】
王丕祥（1926-2016），笔名沛翔，陕西绥德人，历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党支部书记，西北文艺工作团二团政治指导员、副团长，《延河》杂志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名誉主席。著有歌剧剧本《保卫村政权》《双报仇》等。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其长期从事出版工作荣誉证书。199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其“炎黄杯”优秀文学编辑奖、特别贡献奖。
我是1959年开始担任《延河》主编的。《延河》第一任主编是戈壁舟，副主编是魏钢焰，汤洛，第二任是胡采，我算是第三任了。我早年曾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所以对文艺格外爱好。组织上让我主持《延河》的工作，我尽心尽力，尽管历史风云变幻，我也曾因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挨批，文革期间，吃尽苦头，但我还是一直坚持到离休。你问《延河》为什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国人重视，关键是《延河》发了许多好作品，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对《延河》的支持和爱护。比如著名作家柳青把他的《创业史》放在《延河》发，而不给外面的刊物，还有王汶石、杜鹏程都把自己的作品先给《延河》。当然，编辑的思想素质和审稿眼光也很重要，比如吴强的《红日》和茹志鹃的《百合花》都是在外面转了好几圈，转到咱《延河》时，编辑们发现这两篇稿子不错，大家轮流传阅，一致认为好，最后跟作者去信，征得本人同意后刊在《延河》上，发出后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一年，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就评介了《百合花》等小说。创刊开始，柳青就一再强调，《延河》要出人才，出作品。我们也正是按这样的宗旨办刊，即便是反右之后的那种情形下，《延河》依然坚持这个方针。当时的作协主席胡采就提出要在《延河》栏目上设“新人集”，挖掘和扶助一些基层有实力的青年作者。特别是文革后，《陕西文艺》（《延河》在文革时期刊名）由我当主编，那时，许多作家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和权力。没有作家，要办好一份刊物，谈何容易。
正是在此情形下，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培养自己的创作队伍，动员编辑人员亲自奔赴农村、厂矿，深入到最基层，发现一些写作的好苗子。比如路遥，就是高彬和贺鸿钧去延川组稿时，看了延川县办的《山花》，有一篇小说《优胜红旗》（作者路遥），就带回来，大家觉得不错就发在《延河》，后来就通知路遥到《延河》来改稿，当编辑。路遥大学毕业，我和鸿钧亲自跑到延安大学去要人，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遥要到编辑部，还有汉中的王蓬，也是这个时期编辑组稿时发现的，后来就给当地宣传部门说情，王蓬由农村调到地区创研室。还有叶延滨、莫伸、梅绍静、王晓新都是这个时候的《延河》作者，还叫叶延滨和王晓新来《延河》当编辑。总之，我们一旦发现人才，就提供条件，创造环境，积极联络，只要他们写出好作品，及时去索稿。为此，我们一年开一次骨干作者会议和新作者会议，把这些作者请来，跟他们座谈，讨论作品。当然，要申明一点，编辑和刊物只能给作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阵地，而真正能够成大气候，那是作家本人坚定不移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坚持两个翅膀飞行的原则，在注重自己的写作队伍时，还重视培养自己的评论队伍。五十年代，《延河》组织评论文章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鸣不平，80年代，《延河》又率先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平反喊冤，这在当时都是惊动朝野的事情。总之，我以为当编辑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过去的岁月里，既要担政治风险，又要四处奔走，跟作家交朋友、谈稿子，风里，雨里，吃的苦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大家都有一样的信念，一样的情怀，《延河》之水不曾断流，是这些编辑和作家双重努力的结果。
我是不是已说得很多，就此打住吧。
【人物档案】
贺鸿钧(1928-2019)，笔名贺抒玉，陕西米脂人，1944年初调绥德分区文工团，1948年全团调延安，改名西北文艺工作团。在文工团期间，参加创作了十多个秧歌剧，1953年调入西北文联合作室，同年8月去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1955年结业后，回到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参加《延河》创刊筹备，始任小说组长，1959年任副主编。著有《女友集》《琴姐集》等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1988年，获全国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其“炎黄杯”优秀文学编辑奖、特别贡献奖。
【采访实录】
《延河》创刊时，我是小说组组长，1958年提升为专职编委，1959年起担任副主编，一干就是30年，从1956年创刊到1985年退休。在文革前，《延河》之所以能跟《人民文学》相提并论，关键是《延河》发了些有影响力的好作品。比如1956年4月《延河》创刊号上就发了王汶石的《少年突击队》、柳青的《王家父子》、李若冰的《宝成线上》、杜鹏程的《时代在召唤》、石鲁的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里的雄鹰》等。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吴强的《红日》、杨益言的《红岩》，都是经《延河》发表而走红全国的。我们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王宗元的《惠嫂》（后改拍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玉杲的《方采英的爱情》都是先在《延河》刊发，而后引起社会普遍重视的，同时全国有影响的诗人闻捷、李季、贺敬之，作家秦牧等都给《延河》写过稿。
《延河》创刊初期，前三期稿件柳青都要亲自审定，他们这些驻会作家提出《延河》要出作品，出人才。当《延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后，柳青、杜鹏程又提出不仅《延河》要出人才，出作品，编辑部也要出人才，出作品，鼓励编辑同志搞创作，轮流去基层体验生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作。1963年我的小说《红梅》在《人民文学》发表，柳青、杜鹏程见了就鼓励我，肯定我的进步，提出不足的地方要克服，所以，我后来写了一些短篇，也到基层体验生活。我写铜川煤矿一个救火女工的报告文学，一下子把这个人推向全国，成了英雄，周总理都接见过她。我写作品，重视情感作用，不写那种概念化的东西，所以好多文革时期的作品现在还可以看。台湾著名作家墨人曾在《青年日报》上评论我的小说，大陆评论家雷达、王愚等都有过文章评述我的创作。
总之，为了办刊物，我们这些编辑吃了不少苦头，挨批、下放、被审查、有的甚至打入牛棚，但大家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因此，我以为编辑的心是博大的，又是宽容的，是热情的，又是真诚的，是无私的，又是无畏的。好的编辑，看到有潜力的文学新人、优秀作品，只有欣喜和激动，为他们的出现、成就而感动、庆幸，而不是妒嫉。
【人物档案】
董得理 (1928-2000)，笔名董墨，陕西耀县人。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商厅干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群众文艺》、《西北文艺》编辑，西北文联秘书，《延河》杂志编辑组组长、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编审。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日落日出》，获陕西省作家协会505文学奖荣誉奖。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其长期从事出版工作荣誉证书。1988年，获全国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其“炎黄杯”优秀文学编辑奖、特别贡献奖。
【采访实录】
1956年《延河》创刊时我就在编辑部，当时，在诗歌组当编辑，玉杲是编辑部主任，胡征是副主任，主编是戈壁舟，后为胡采。1959年主编由王丕祥担任，贺鸿钧任副主编，我又到小说组。这时，柳青正在长安县写《创业史》，我就跑到长安皇甫村去约稿。当年《延河》从第4期到年底，一直连载他的《创业史》，我们编辑每次去，都将编辑部的意见告诉柳青。柳青问得很仔细，不仅要听取意见，还要问这些意见是谁提的。这期间，还发了王老九的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专号，杜鹏程、王汶石、马萧萧、魏钢焰的作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稿子缺，但大家都认真上班。1966年7月12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省委决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自1956年4月至1966年7月，《延河》共出版124期）。1970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撤销，绝大部分人员下放陕南、陕北、关中农村，或者去“五七干校”。1972年后陆续回到机关。我是年初回城的。1973年成立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办起刊物《陕西文艺》，实际都是原来作家和《延河》编辑部的人马。
一直到1979年才正式将《陕西文艺》恢复为《延河》，王丕祥任主编，贺鸿钧、我、还有玉杲任副主编。此时主要是没有作者队伍，编辑几乎跑遍了陕西各县去挖掘作者，组织稿件。陈忠实、路遥、莫伸、京夫等都是这个时期发现的。陈忠实、莫伸都已在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邹志安是我意外在咸阳地区艺术馆出的一本小册子中发现他的一篇散文不错，就将这篇作品在《延河》上发表，发表之后，又去信跟作者联系，以后他在《延河》发的就多了。路遥因《优胜红旗》在《延河》刊发，毕业后，王丕祥主编和鸿钧又去延安把路遥调来。总之，陕西这批目前的中年作家大都是这个时期在《延河》发表作品，或跟《延河》联系密切，有的干脆调入编辑部工作，如路遥、王晓新、白描等。
八十年代初期，正式出了“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推出莫伸、路遥、王晓新、邹志安、陈忠实、王蓬、贾平凹、李天芳、京夫的小说。《延河》的工作当时成了作协机关的工作重心，领导到会讲话，强调要发现作品，培养人才。“笔耕评论小组”由王愚挂帅，组织刘建军、畅广元、蒙万夫等大学教授评作者的作品，在《延河》发讨论会纪要。1984年又出了“北方抒情诗专号”，闻频专程到北京请艾青题辞。这期诗专号在全国影响很大，陕西一批诗人马林帆、程海等人的诗都在专号中出现。我们对陕西诗人的作品要求非常严，大家不满意的诗作，集中起来，改得大家满意才可发。毛锜诗不行，我说把你的诗拿回去，拿好的诗来。并对晓雷、闻频讲，这次诗专号绝不能上你们的诗。1984年后，玉杲病着，贺鸿钧身体不好，王丕祥还要管机关的事情，编辑部事务具体都要我去负责。这一年，在鲁迅文学院上学的王蓬路过西安，到编辑部来玩，提及鲁院云集了一批全国崭露头角的作者，我当即拍板，派白描去北京组稿，原则上每人要一篇作品。白描回来后，我和王愚又去，当时北京许多刊物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当《延河》的“鲁迅文学院学员作品专号”出刊后，许多人纷纷跑到鲁院要稿。1985年我离开编辑部时，已度过三十年编辑生涯。
我以为编辑工作是一件神圣而严肃的事情，作为编辑人员：（1）要对工作有激情，当你读到一篇好稿子，就像自己写了这篇作品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2）作为编辑，必须浏览广泛，经常了解文学和创作现状。不一定深入，但必须了解。（3）编辑培养不了作者，但编辑可以发现有前途的作者，发现优秀的稿子。比如路遥、白描在上学时就在《延河》发表作品，编辑部多次召他们来开会，并费大力气将他们调入作协。又比如陈忠实，1976年因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一篇小说受到清查，我们编辑部站出来替作者说话，才得以平息。（4）诚恳待人，对作者负责，尊重作者，认真看稿，稿子能用不能用，都应认真对待，该回信要回。（5）编辑要准确把握文艺动态和形势发展。比如玉杲有一位同学，不同意夏衍关于鲁迅的“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的争论中的观点，说北京可能不会有人发，我就对玉杲说，拿来，咱发。后来经胡采同意，我写了个编后记一并发表，当时在全国震动很大，各大学学者们教授们都十分惊讶，我对玉杲说，不用怕，出了乱子，我一人顶着。还有，贺鸿钧从南方回来，说她见到李季，李说秦兆阳帽子摘了，但他的文艺观点还未平反，我听后，觉得为什么不能平反，就嘱李小巴、陈贤忠各写了一篇文章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平反，当时在文艺界和上层都反响强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6）编辑要有奉献精神，要处理好个人与工作的关系。（7）编辑工作主要是看稿能力，要识货，尽量不要让好稿子漏掉。当然遗珠也是难免的，莫伸的《窗口》、王戈的《树上的鸟儿》都是从我们编辑的手中滑走，而在别的刊物发表后，在全国拿了大奖。
总之，我这大半辈子都干编辑工作，我在《延河》诗歌组、小说组和理论组都干过，以上所谈，也是自己几十年编辑工作的亲身体验和总结，以期对年轻一些的编辑有用。
【人物档案】
王绳武（1926-2017），笔名王生五。陕西绥德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鲁艺文工团、绥德分区文工团及西北文艺工作团团员、剧本创作组组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延河》副主编。剧本《白杨寨的早晨》（合著）获全国剧本奖。散文有《墙上挂着花衣服》《新套》等。
我是1959年去《延河》担任副主编的。在此之前，我是陕西省作协（当时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秘书长。刚到《延河》编辑部，王丕祥因“庐山会议”波及，离开编辑部下乡了，《延河》工作由我和贺鸿钧共同主持。当时的情形使许多作家搁笔，稿件十分少，政治形势严峻。所以，《延河》怎样办下去，让我们费尽心思。最终，我们还是坚持《延河》一贯的办刊方针：出作品，出人才。在版面上旗帜鲜明地辟出“新人集”（胡采提的）和“农村新歌”（我提出的，主要发诗歌）。这个时期，培养青年作者是《延河》的战略性任务，不断召开小说、诗歌青年作者座谈会，请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柳青到会讲话。文革开始，《延河》停办。70年初，全部编辑人员都下放了。我被下放到子长县王家坪。1973年恢复《延河》（改名《陕西文艺》），又遇上江青极左的文艺路线影响，我们编辑部采取抵制措施，文章中有江青字眼，有时我们也都删去了，大家都心领神会。1979年我调回作协机关任秘书长，平反“冤、假、错”案。
《创业史》第一部连载于《延河》杂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柳青当年不把自己的《创业史》给外面，而坚持给《延河》，一方面是对《延河》的支持和关心，另一方面是他想及时听到编辑对他作品的意见和反应，每发表一章，都要开座谈会，然后把编辑的意见交给他。我记得1960年底，柳青把他的《创业史》第二部一至七章交编辑部征求意见并希望发表，我们传阅后，给他提了些意见。我提出第二章——姚士杰发家创业的那一章，没写好，只交待了个过程，没有认真刻画人物，缺乏必要的细节描写，和别的章节不相称。他解释说：“长篇小说嘛，总要有一些交待过程的章节，不可能每一章都一样写呀。”我说：“那也不能悬殊太大呀！”当时董得理也在，他给柳青讲了年少时的一些阅历。几天之后，柳青把改好的稿子送来了，他高兴地说：“我把第二章改写了，这下可好了。”又接着说：“我回村里后，请了几个农民，开了个座谈会，他们给我详细地讲了旧社会怎样买地，怎样才能买好地，怎样写契约。得理讲的小红木箱里藏契约、念契约的细节我也用上了。”他又说：“我的稿子在《延河》发，你得给我讲真话，我可以听到真实意见，这对我非常有利啊。对的，我改；有分歧的，可以争论；不对的，我还要说服你们。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是好啊，我还有两次改清样的机会哩。”
我个人经历是这样的，解放前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工团工作，1947年后改为西北文艺创作团第二团，我曾经担任剧本创作组组长，与白龙合写的剧本《白杨寨的早晨》，1956年获全国剧本奖。1956年5月调入作协任副秘书长，8月份在《延河》上发小说《新房子的故事》，1958年写了全国种棉能手、全国劳模张秋香的报告文学等。
【人物档案】
路萌（1925-2010），原名姚懿珊，江苏睢宁县人，1948年奔赴延安。1949年分配到西北文艺工作团。建国后曾任《延河》小说组组长和常务编委。曾发表诗歌《试马》《专运线》等，散文《走访赵梦桃》等。1988年，获全国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采访实录】
我是1958年4月来《延河》的，开始是在诗歌组，当时诗歌组还有胡征临时看稿，很快又调小说组，组长是任士增和董得理。组员有我、张沼清、玉杲、李孑。我分管全国来稿，经常去外地组稿，还协助秘书处刘广英画刊头、写字、画版等。在上海组稿时看见《上海文艺》版面新颖，回来后就想将《延河》版面搞活些，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有时还要去印刷厂校对。当时中国作协西安分会辖西北五省的作家，在我编稿时，《延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发了许多作家的作品。省内有胡广深、霍如壁、峭石、蒋金彦等，西北有朱奇，本会作家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等。1963年开始，政局很不稳定，办刊物总是提心吊胆，任士增和董得理出去写作。我作为集稿人，实际上是小说组组长。1965年春天开始，几乎没有啥文学作品，全是转载两报一刊的文章，1966年停刊。紧接着“斗、批、改”。1970年初，作协牌子被砸了，房子交了，人都被赶到乡下。临别的时候，许多同志都哭了，望着自己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都很伤感，此去前途未卜，恐怕再也难圆文学梦了。但1972年秋天，从下放的人中调回30个人，成立了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开办《陕西文艺》（还是《延河》原班人马）。
当时，我任小说组组长，董得理任编辑部主任，诗歌组组长杨进宝，理论组有李星。这时大家依然坚持《延河》的办刊方向：出作品，出人才。小说组组员有：张文彬、刘敬贤、魏子旭。这时发现路遥、邹志安、王晓新、李凤杰、陈忠实、莫伸、贾平凹等人的作品，拿去发在刊物上。稍后些，还有李佩芝、周矢、王观胜、叶广芩、张虹、王蓬、王宝成等，总之陕西一大批中年作家都是那时《陕西文艺》的主要作者。在诗歌方面，商子秦、程海、渭水、梅绍静、李志清等都在《陕西文艺》发过诗。诗歌组还把沈奇、叶延滨、马林帆借来编辑部，当诗歌编辑。这个阶段，画版还是我的事情。对重点作者，编辑要将他们的创作情况登记在册，以便更好地联系作者，培养人才。一年开两次会，请作者来编辑部跟老作家们见面。后来，作协机关在此基础上办起读书班，加强了青年作者和作家、编辑的联系。编辑有时还向外推荐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像京夫的《手杖》、王观胜的《猎户星座》等都在全国拿奖。编辑部是作者的家，作者有困难，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比如榆林的朱合作在《延河》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我去榆林出差，对艺术馆负责人讲了他的情况，不久，朱合作便调进馆里工作。
我是1985年2月正式离开编辑部，在《延河》干了将近30年。
【人物档案】
任士增（1926-2013），曾用笔名力耘，陕西佳县人。历任《群众文艺》《西北文艺》编辑，《延河》小说组组长等，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组组长。著有小说《拦羊记》《高原彩凤》《家慈》《不平静的河流》等。
【采访实录】
我是1956年到《延河》当编辑的，在此之前曾任《群众文艺》和《西北文艺》编辑，1956年秋天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当时有艾青、张恨水等著名诗人作家讲课。1957年夏天，回到编辑部任小说散文组组长。我当时认为要当好编辑，自己不写东西，没有创作实践，要把握准作者来稿的脉是很困难的，就多次向上级提出编辑也应出去体验生活，搞写作。后来，编辑基本能轮流出去两三个月体验一下生活。我写了一些“陕北散记”发在《延河》上。《拦羊记》和《高原彩凤》这两篇小说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1963年作协成立创作组，我调作协机关，任创作组组长，当时的成员有王拙成、李小巴、周竞和我。
我在《延河》编辑部时，《延河》发了王汶石、杜鹏程等名家的不少作品，也有不少新人，如蒋金彦、霍如壁等人在《延河》发表处女作，当然，有口皆碑的茹志鹃的《百合花》也是这时发的。还有发表柳青《创业史》时，每发一章，编辑部都要开会讨论，提出各自的看法，我把编辑部意见汇总，送到长安，让柳青过目。柳青对编辑们的认真负责态度很感动。在困难时期，作协机关领导李若冰组织陕西师大毕业生去礼泉写社史，我亲自去辅导学生的具体写作，并将他们的作品在《延河》发表，后来编成单行本《烽火春秋》。
我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拦羊记》，报告文学《山秀珍》。90年代初，还在《延河》发表小说《家慈》，出版长篇小说《不平静的河流》等。总之，无论是当编辑，还是写作，都要有一颗赤热的心，对事业和工作要坚持不懈去努力。我就说这些吧，很多事情，时间太长，记不大清楚了。
【人物档案】
杨韦昕（1931- ），笔名韦昕，195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先后任职业务秘书、《延河》诗歌、理论批评组长、编辑部副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陕西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主任，省作协主席团顾问。出版短篇小说集《她在黎明里》《大唐纪事》，长篇小说《三棵青春树》和中篇小说《绳套 猫 流淌的爱》。短篇小说《人境》获1984年陕西文艺创作开拓奖。
【采访实录】
1954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成立，我是分会业务秘书，当时的分会工作量大，管辖西北五省的作家队伍。1957年反右开始，《延河》编辑部好几个人都被打成右派，需要加强刊物。王丕祥任《延河》主编，我调编辑部任诗歌组组长，在商县下放一年，回来后，又调评论组。文革后期，我任《陕西文艺》（《延河》在文革时期刊名）编辑部主任。1979年作协恢复，我调作协创联部工作。《延河》发行量虽然不很大，但因发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而享誉文坛。如王汶石《少年突击队》、柳青《创业史》、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王宗元的《惠嫂》、魏钢焰的《党的女儿赵梦桃》、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等，当然还有贺敬之的《回延安》，张贤亮的《大风歌》等。
《延河》在当时跟全国刊物比有两个特点：（1）开辟回忆延安时期的文章的栏目。（2）出版少数民族作家专号特辑。这是《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所没有的，是我们的特色。六十年代在评论组，包括编务，跑印厂、校对都干。编辑部气氛好，编辑们敬业精神强。总结当年工作，规定来年计划，大家畅所欲言，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编辑出去拿回来好的稿子，大家一起高兴，发现一个新作者，整个编辑部的气氛就不一样，好像自己写了一篇好稿。那时，运动多，经常有人下乡，在华县划了几十亩地给作协，编辑部人员也要经常去劳动，而且在割麦时节，一起上手，刊物照样要出。《延河》一贯关心青年作者，有口皆碑。当了20年编辑，至今没有编辑职称，也不是专业作家，将最年轻的时光献给了《延河》的编辑事业。现在想起来很值得回味，很有诗意。
【人物档案】
胡征（1917-2007），祖籍湖北大悟，生于河南罗山，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八路军115师团技术书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科长，延安《延市通讯》主编，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随军记者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创作组专业创作员、《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组长（编发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延河》编辑部主任、宝鸡师范学院教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所长。著有诗集《胡征诗选》，长诗《七月的战争》，诗论集《诗的美学》等，是七月派诗群中重要的一家。
【采访实录】
我是1956年11月7日进《延河》编辑部的。当时我上午刚从监狱放出来（因胡风问题），下午就去作协见到当时的秘书长王汶石，他把《延河》副主编汤洛找来，汤洛问我是搞创作还是当编辑。又说，咱们办了个《延河》杂志，两个主任，两个副主任，轮流坐阵，一班编稿，一班搞创作。你来担任一个主任，另一个是诗人玉杲，你先回家里安顿一下，明天来上班。就这样，我上午是囚犯，下午就成了主任（笑）。1957年，反右开始，取消了编辑部主任制度，留在编辑部，主要看诗、理论和小说，我和玉杲都成了大右派，都因张贤亮的《大风歌》在1957年7月号《延河》刊发，我还因在《解放军文艺》工作时发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所以，我在编辑部，劳动改造的活都由我来干。1958年大炼钢铁是我，去陕南也是我，北关掘墓建龙首村、搞机械也是我，我被劳动改造着，稍后又进“牛棚”，去五七干校。1969年把我送到陇县农村。1978年12月到宝鸡师院教书，1980年彻底平反，离开宝鸡，调到省社科院当研究员、所长。
实际上，当年我可以不来陕西的。1955年以前我在《解放军文艺》当小说组组长，王愿坚是我的部下。“胡风事件”我受到牵连，把我从部队清理出来。当时，北京中青社要我，武汉作协要我回去（我老家湖北）、四川作协要我回去（我曾在西南军区工作，《七月的战争》获1953年西南军区诗一等奖，贺龙和邓小平签发证书），但当时杜鹏程、魏钢焰极力劝我到陕西，说西安作协熟人多，当时主席柯仲平也是我的熟人，你来一定比北京和别的地方好些。后来，我就来了陕西，在西安分会搞专业创作，后到《延河》编辑部。
我从前总给人家写交待材料，还没有人让我谈个人的编辑体会，你算是第一人（笑）。当编辑要发现作品，培养人才，我在《解放军文艺》时，沈默君的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最早只是一个侦察员和一个姑娘的故事，从提纲、初稿、到发表，都是我参与策划的。还有王愿坚，我一再提醒他，军事题材是他一个正确的创作道路。在《延河》时，认真负责，对作者的作品提出意见，帮助修改后在刊物上发表的也不少。
我是将近80岁的老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这是我这辈子坎坷人生造成的，是劳动改造给了我强健的体魄，虽然蒙冤受屈几十载，但终在暮年重见天日，也是值得庆幸的事。1994年8月份，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省文联和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联合召开“胡征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感到很欣慰。
【人物档案】
黄桂华（1920-1998），曾用笔名黄藿、如华。曾任《西北文艺》编辑、《延河》诗歌组组长兼评论组组长，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联部副主任。先后发表诗歌、评论若干。
【采访实录】
1955年《延河》的筹备工作最早只有我一人，组稿、登记、复信、编稿都是我一人干。贺鸿钧回来，就由我俩搞；接着魏钢焰调来，明确为副主编；之后董得理、任士增调来，汤洛调来，《延河》就有了一个班子了。我当时兼诗歌、评论组组长。全国各地的来稿，都要经过柳青、王汶石这些作家审定。《延河》创刊号，还直接送请省委宣传部审查。当时，还有个朱文彦，由她将全部稿件认真抄一遍，然后才送印刷厂，基本上有一年时间。刘广英调来以后，负责排版，校对等。《延河》创刊几期，在全国声望巨大，柯仲平主席在会上讲作家们要把最好的稿子拿给《延河》，《延河》也要把全国最好的稿子拿来发。
《延河》还敢发一些刊物不敢发的作品，如《百合花》就是我去北京组稿时，从《解放军文艺》不用的稿件中发现，拿回来大家都觉得好，就在《延河》上发了，影响很大。当时，编辑的工作作风严谨，发现一篇好稿子，比自己写的还高兴。王德芳、徐剑铭的作品就是我在他们工厂的墙报上发现的，拿回来在我们《延河》上发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些名气的诗人。他的《谈谈我的生活和创作》，韩起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等文章都在全国产生影响。还有张贤亮，我们劝他不要发《大风歌》，让他回信解释一下《大风歌》象征着什么，怕一旦发了给作者惹麻烦，可张贤亮回复执意要发，我们就写了个编后记和他的诗及信一并刊出。结果，玉杲因此成为右派，张贤亮成为一个大右派。后来我去宁夏，见到张贤亮，跟他开玩笑说，当年我们想让你成为小右派，你却让自己成了个大右派，还是你高明。张贤亮一直在笑。文革以前，《延河》每年都要组织一期“兄弟民族文学专号”，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走向文坛。那时校对特别认真，运动不断头，编辑稍不慎，校错一个字，遇个运动就要上纲上线了。我是1949年川大毕业的，一直想搞创作，但一直没有机会，1979年从编辑部调到作协创联部搞读书班，许多作者由此在《延河》上发表作品。京夫、高建群、党永庵都是学员。而我自己至今都没有职称，但我还是很留恋年轻时的编辑工作，因为我把青春都奉献给了《延河》。
【人物档案】
玉杲（1919-1992），本名余念，四川芦山人。1938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在米脂、延安任教。建国后历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教研室主任，《延河》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职，著有诗集《大渡河之流》《红尘记》，长诗《方采英的爱情》等。1988年，获全国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
【董得理回忆】
在《延河》创刊之前，我和玉杲已经相识，但我对他并不了解。《延河》创刊后，虽然同在一个编辑部，他是编辑部主任，我是编辑组长，我只知道他是位诗人，边区来的老同志，其他一点也不了解。我选送给他审定的稿件，他总要否定掉一些，甚至把我认为不错的稿件也否定了。玉杲对稿件的意见，总是很简括，每次我都认真聆听，过后反复思考。就在日常的稿件往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对诗的了解、认识、甚至对整个文学的感悟有所深化、有所提高，我觉得，我不是遇上了一位好领导，而是遇上了一位好老师。后来，我读了他的长诗《大渡河之流》，深为感动。这部“史诗”（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当年对这部长诗的评价），是诗人玉杲在四十年代，他二十四、五岁时写的。即使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拿起来读，其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依然不减。我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1957年初，玉杲的新作叙事诗《方采英的爱情》在《延河》上发了，引起反响，北京文艺界，高层领导人也曾予以称赞，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给诗人带来了厄运，从此，诗人沉默了，他手中的笔被剥夺了，编辑部主任的职务也撤掉了。
运动过后，玉杲被安排在编辑部小说散文组担任复审，我被调为小说散文组组长，我们仍然朝夕相处，平日里他默默地坐在那里审读初选出来的稿件，不停地抽烟。初审编辑给作者的一些重要复信，由玉杲审定，他经常认真推敲，提笔修改，以求准确。五六十年代《延河》在全国影响很大，文艺界一直以为《延河》能看中稿子。其中玉杲花费的心血和努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的。后来，右派帽子摘了，编辑部让玉杲去农村走走看看，他回来后拿出一组短抒情诗，给土地和劳动者以赞美。不久，文革又一次使玉杲陷入困境，被下放。七十年代末，玉杲调回作协，任《延河》副主编。1992年，病倒了，这一病就没有起来。玉杲是陕西作协一代诗人作家中，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都很深的人之一。他19岁奔赴延安，曾在延安大学和西北人民大学任教。
【人物档案】
王愚（1931－2010），又名王倍愚，陕西旬阳人，历任《延河》杂志理论编辑、评论组组长，《小说评论》副主编、主编，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先后出版文艺评论集《王愚文学评论选》《人·生活·文学》《新时期小说论》(合著)《当代文学述林》以及评论、散文合集《也无风雨也无晴》《心斋絮谈》《落难人生》等。1985年获首届中国作协优秀编辑奖；1996年获陕西省作协505杯文学评论奖；1999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其“炎黄杯”优秀文学编辑奖、特别贡献奖。
【采访实录】
我是1956年起在《延河》当编辑，当时在理论组，除了看文艺理论来稿，因为任务不多，还兼看小说稿。记得当时的《延河》副主编魏钢焰去北京组稿，拿回的稿子中有吴强的《红日》初稿，据说是某些刊物的退稿，能用与否，他也把握不准。《红日》初稿到我手中，我看了开头几章，就被吸引住了，它不仅写了解放战争中有名的孟良崮战役，而且写了战争中的人，特别是敢于触及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复杂情感，敢于写敌人指挥员的精明强悍，这和当时流行的写法大不一样，是作家的一次创造性劳动。我看完后，立马签上我的意见：建议发表。经过领导同意，这部小说终于首次在《延河》上发表，我连夜写了个评论，认为这是建国以后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之一，与小说同期刊出。事后，《红日》不论是正式出版，还是改编成电影，都引起极大反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吴强何方人氏，吴强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了，他看了后，给魏钢焰写了封感谢信，以为是魏钢焰以笔名发的评论。不久，反右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也被卷了进去，蹉跎岁月竟达20余年，直到1985年，才彻底平反，去北京开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和吴强见面。
我当了近40年的编辑，现在也算是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虽然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被世人知晓，但编辑事业上确实成就甚微。我以为要把一个刊物办得鲜活、泼辣、有生气，确实很难。回想五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的《文学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发表《谈三里湾中的人物描写》和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文章，受到理论界权威人士蔡仪等人的好评，认为是“实足的中国自然主义典型观”，也受到周扬等领导同志好评。但反右开始后，便跟钱谷融、鲍昌一起被批成是“修正主义典型观”。在那样的年代，一个普通编辑，写了有个性的文章遭遇如此，要办好一份刊物有多么难，但《延河》能坚持下来，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称职的编辑，要具备许多条件，比如学识、眼光、魄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编辑应该有独立独到的眼光与审美，要有完整的人格。
1980年，组织“笔耕”文学研究组，共有11个成员，我、肖云儒、蒙万夫任组长，对西北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论和研究活动，先后对贾平凹、京夫等人的30多部中篇小说进行研讨，以推动陕西中篇创作进一步发展。1985年，《小说评论》创刊，我去任副主编，后任主编。
【人物档案】
高彬（1931- ），陕西米脂人，毕业于米脂中学，1946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在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演员，经历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1954年底，参与筹备成立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并先后在作协办公室、创联部、《延河》月刊社工作，曾任《延河》月刊小说组副组长。离休后，编辑出版了《王汶石文集》（四卷）、《王汶石纪念文集》、《王汶石图传》以及《王汶石诗词》（手迹集）等。
【采访实录】
我是文革以后到《延河》编辑部工作的。一直在编辑部小说组，当时不叫作协，叫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刊物也不叫《延河》，叫《陕西文艺》，但人员还是原来的，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作协，《延河》之名也更正过来，不叫《陕西文艺》了。我去编辑部那阵子，编辑们很忙，因为文革刚结束，稿件极少，大家就分头去各地办学习班，了解作者分布和创作情况。这样，经过几年努力，稿件便源源不断寄到编辑部来了。当时《延河》的编辑大都是这样的经历：奔向革命（延安）——解放进城（西安）——从事文艺工作。所以，北京和上海方面认为咱西安作协的人素质高。编辑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培养作者上，目前我们陕西有全国影响的作家，那时候都是《延河》的作者。每年总结，各大组都要汇报当年发现新人的情况，并请作者到编辑部来开会，编辑对作者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对作者关心负责，希望他们写出好作品，走向全国。
补遗：这篇文章就此打住，难免遗憾。除了以上13位《延河》的老编辑外，还有魏钢焰、汤洛、张文彬、刘广英、戈壁舟、安旗等人，他们都曾在《延河》工作过。为《延河》之水源远流长，献出了他们最美的青春年华，甚至是一生的光阴。因为时间的原因，有的已经过世，无法相问，有的不在西安，一时难以见到，只能空缺。特别是刘广英，他在《延河》干了40多年，一直在编辑部做文书工作，登记来稿、校对、画版、筹备会议，直至1994年秋才离开岗位。我去采访他，他说自己一生的愿望是当正式编辑，但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关于编辑方面的事，自己实在没法说。他坚持不让我写他。我在《延河》当编辑时，他搞校对，与他一起共事五年，目睹了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此处提上一笔。
原载1995年《延安文学》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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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學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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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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